雍正、乾隆时期粉彩艺术的高峰及发展隐忧

18世纪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艺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其完备的工艺、丰富多彩的器物式样、严谨合理的组织管理模式，都可堪称典范。因此，雍正、乾隆时期的宫廷粉彩艺术反映了清代鼎盛时期皇家控制下的最高制瓷水平和精致华美的艺术风格。这一时期，粉彩瓷器生产的基础性工艺得以确立，留下了很多粉彩艺术经典形式，直到如今，这些工艺和艺术形式仍然在发挥着很大作用。

如果细加分析，可以说雍正瓷器以淡雅秀丽著称，高雅中透着疏朗，纹饰精致，色彩不尚俗艳，更以简洁的器形和清雅色彩突出瓷器的质地。但到了乾隆朝，瓷器一改前朝风格，突出奇巧的造型，且崇尚繁密的纹饰和雕琢的做工，色彩又极为艳丽，可谓在装饰上无所不用其极。这也反映出两朝皇帝在审美情趣上的不同追求，同时也表现他们不同的个性和修养。雍正继位时已经四十五岁，而且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经历了非常残酷的斗争，即使在继承皇位后，同样要面对来自各种政治势力的攻击。在国家治理方面，他要面对的是康熙后期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例如吏治的腐化和经济的衰退等。在他统治时期，通过一系列的改革，逐渐使社会经济发展步入一个平稳的轨道。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冷静的头脑，就无法控制复杂的局面。所以在雍正的宫廷生活中，需要一种相对简洁淡雅的环境调适自己的身心。雍正皇帝的心境能够从他的《悦心集》序言中得到体现：

朕生平澹泊为怀，恬静自好，乐天知命，随境养和，前居藩邸时，虽身处繁华。而寤寐之中，自觉清远闲旷，超然尘俗之外，然不好放逸身心。批阅经史之余，旁及百家小集。其有寄兴萧闲，寓怀超脱者，佳章好句，散见简编，或如皓月当空，或如凉风解暑，或如时花照眼，或如好鸟鸣林，或如泉响空山，或如钟清午夜，均足以清除结滞。浣涤烦器，令人心旷神怡，无机畅适。因随意采录若干则，置诸几案间，以备观览^[74]。

这段话能让我们想象到，雍正粉彩瓷在纯净的白胎上彩绘清雅的花鸟、山水纹饰，然后陈设于桌案之上，随时观赏。或作为饮茶的器具，伴随茗香而品味。雍正皇帝是否将清雅的粉彩瓷器也作为“佳章好句”，随时赏心悦目呢。无论如何，雍正粉彩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成为这一时期的典范。(www.xing528.com)

与他父亲雍正皇帝不同，乾隆皇帝无须面对继承皇位的激烈争夺，而且他继承的是各项事业都处于蒸蒸日上的帝国，在政治、经济上各项管理制度都相对稳定。此外，乾隆皇帝继位时只有25岁，可以说正处于志得意满之时。继位后，乾隆表现出各方面的才干和一种骄傲的心态，通过华丽的器物展示出来，同时也体现了在他统治下国家出现的强盛和繁荣面貌，因此乾隆时期的瓷器制作带有奢华的品位。清代宫廷粉彩瓷器主要是满足宫廷生活日用、陈设或者其他需要，因此有着特定的情境作依托。从这一角度分析乾隆时期的粉彩工艺和粉彩瓷器，无疑也是成功的典范。对于一个处于帝国鼎盛时期的宫廷来说，各种材质器物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本杰明·艾尔曼说：“到1766时，乾隆帝已将圆明园变成一个集园艺、亭阁、书画、玻璃制品、瓷器、家具于一体的珍宝聚集地，它的艺术性和技术性都达到了最高水准。”^[75]这里的叙述还没有包括各种珐琅器物、玉器、各式钟表等等。如果我们能身临其境，也许对任何巧妙设计和做工，就都不会奇怪了。尤其是此时的乾隆时期粉彩工艺融合、借鉴和模仿了几乎所有宫廷手工艺品的装饰形式，从而融入宫廷整体氛围。在那样一个琳琅满目、堆金积玉的宫廷环境，能够突出陶瓷工艺自身可能达到的艺术表现力，就这一点来看，乾隆粉彩在整个陶瓷历史发展中具有十分鲜明的独特性。

然而，粉彩艺术在乾隆时期达到高峰的同时，也并非没有隐忧。可谓极盛之时，却也显露出衰落的征兆。而它也浮现于当时社会背景之中。乾隆时期的文治武功学术都达到极盛之时，衰落的征兆隐隐显现。乾隆中晚期后，整个社会变得穷极奢侈，沉浸于表面上的富丽堂皇，却隐含着不思进取和暮气沉沉。此时，士人学子受到清政府对异族的思想钤制政策影响，大都明哲保身，藏在故纸堆中，与世无患，与世无争。因此，学术上大兴考据之学，文人学士崇尚鸿博，旁征博引，而埋在故纸堆中，无益于思想的发挥和创新。这种情形也正如清中期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所揭露的现象，读书人将精力耗费在僵化的科举和八股之中，不能自拔。无独有偶，乾隆中期后，官窑瓷器的发展也相仿佛，粉彩艺术达到堆砌繁缛、细腻雕琢、浮华艳丽的极致，同时也因缺乏自然和生动而僵化，最终与艺术的本质背道而驰了。

《匋雅》说：“乾隆初年，去雍未远，倡条冶业，不乏奇丽直观，中叶以后，深厚固不如康熙，美丽也不及雍正，惟以不惜工本之故，犹是以容与中流。”^[76]这多少反映了乾隆中晚期以后官窑制瓷的发展趋势。日渐稳定的工艺使产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也会无形中“固化”产品的已有风格和形式，试图对其工艺技法和艺术形式的超越也就愈发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容易产生创作的困惑和对技术的迷恋。显然，在这种困惑面前需要的是极为个性化的突破，这样才能取得创新。但是，当生产限制在既定的工艺程序和产品式样的规则之内，久而久之，技艺的运用就将成为惯性的机械一样的行为，于是产品生产成为单纯技术的炫耀和形式的重叠。正如陈进海先生指出：“制瓷技艺发展到乾隆时期，可谓达到极限，其他任何百工之技均可模仿，以至乱真，从而走向玩弄和炫耀的极端。……这除了显示出技艺的高超之外，很难让人感受更多的艺术美感，从而必然走向脱离瓷器固有特征的歧途”^[77]。这种矛盾已很难突破，工匠个体被生产体制约束，成为无法改变的固化关系。因此，雍乾时期所建立的一整套稳定的生产管理制度和固定的宫廷御用瓷器风格，虽然对御窑厂生产管理和制瓷工艺水平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却不利于工匠在陶瓷生产中发挥个人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