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共知，乾隆皇帝是以御制诗和到处题写的书法数量之多著称。如果将他作为王子、皇帝和太上皇时所写的诗全部统计起来，大约有四万多首[56]。即使以其年龄计算，几乎一天要写一、二首。这其中有大量吟咏瓷器的诗，包括赞美宋代传世的官、哥、汝、定、钧窑的瓷器之美，而且这些诗多被题刻在宋瓷的器底，以期长留于世，显示他作为圣君明主的博雅见识和风范。除此之外，一些题写于专门为他烧制的瓷器上的诗作，直接寄寓他当时的情感和治世理想，其中书写在粉彩瓷挂瓶上的诗作尤为瞩目。其特定的装饰特征和文化意义都很值得关注。
粉彩挂瓶是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的瓷器品种。这些挂瓶有的挂于他出行的车轿内，有的挂于他自己的书房中（图3.11）。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宫中档案记载：“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等交洋彩挂屏（瓶）二件，传旨，着金绦子安挂在轿上、车上托床上，插花用，钦此。于本月二十八日司库白世秀将洋漆（彩）挂瓶二件拴得绦子，安挂在轿内讫”[57]。此外，乾隆十一年六月清宫档案中还记载：“十四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轿瓶一件、青花白地双管蹲一件（随木座），传旨，此轿瓶样款不要佛□□大，做挂瓶六件，交荷香箭柱上挂四件，屋内檐柱上挂二件。要锦上添花荷花留空堂写诗……”[58]。同年十一月二十六由“江西烧造得洋彩红地锦上添花莲花挂瓶大小二对、洋彩黄地锦上添花莲花小挂瓶一对”被呈览后，“俱交圆明园总管收贮，俟房得时，著造办处人拴挂安设”[59]。这些挂瓶的制作、设置都要经过皇帝过目，并体现皇帝的旨意和意志，表现出它与乾隆皇帝日常生活的紧密关系。
图3.11 故宫养心殿西侧三希堂。三希堂匾额为乾隆皇帝亲自题写，其墙壁上悬挂的壁瓶也能为我们感受当时的情境。
有人认为，挂瓶的起源与佛寺中的僧人有关，但已无从考证。不过可以看出，挂瓶有两个特点，一是小巧，插花以一两支为宜，显得清雅静寂；二是灵活，挂在墙壁之上，不会占据实用空间。挂瓶的插花具有很大的灵活机动性，随意采撷，随意插置，形式上没有复杂的程式规矩，更多地以此表明一种心迹。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谈到书斋布置时说：“壁间当可悬壁瓶一，四时插花”[60]。此外谈及床时又说：“床内后柱上钉铜钩二，用挂壁瓶，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61]。可见，挂瓶可以随意采集山花野卉，既有清新室内的作用，也有涤净身心的功能。对于修养身心的文人雅士来说，花卉蕴藉着烂漫盎然的春色生机，而对于清心自处的佛家来说，又是纤尘不染的象征。正如乾隆皇帝一首咏挂瓶诗中所说：“大邑冰瓷巧就模，撷芳随处贮琼敷。邮程水陆延群玉，风月三千获蕊珠。不是文殊命童子，定为长吉背奚奴。一尘不染诸缘静，岂识寻常有苑枯”[62]。
乾隆官窑挂瓶大多以粉彩色地开光形式装饰，开光之内彩绘花卉或山水纹饰，并多题写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无论纹饰或御制诗，在各种颜色的色地衬托下，更显出艳丽奢华中潜在的书卷气。乾隆八年六月唐英进奉的瓷器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轿内挂瓶，如“……汝釉鱼子纹诗意轿瓶二件、洋彩黄地锦上添花诗意杏元轿瓶二件、洋彩翠地锦上添花诗意变耳轿瓶二件、洋彩黄地诗意海棠轿瓶二件、洋彩红地锦上添花诗意三多宝月轿瓶二件、洋彩红地锦上添花诗意衍庆轿瓶二件、洋彩翠地锦上添花诗意双喜轿瓶二件……”[63]。
乾隆皇帝车轿中的挂瓶，有时则作为特殊的烧造任务传达至九江关，以满足皇帝个人临时的需要。乾隆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唐英从景德镇返回九江关，二十中途遇到从京城赶回的家人，并给唐英带来了皇帝亲笔书写的御制诗一首和烧造轿瓶的谕旨，要求唐英自己设计轿瓶的式样和花样，并将题写的这首御制诗转置瓶上。唐英接到谕旨后，立即折返景德镇御窑厂，此时御窑厂已经完成了一年的生产任务，处于休假期，每作只留下一二十名工匠整理没有完工的瓷器胚胎。唐英召回了众多能工巧匠，与当时御窑厂督陶助理老格一起认真督造。唐英随后的奏折写道：“仰赖皇上洪福，天气轻暖，人情踊跃，坯胎窑火，设色书画种种顺遂，轿瓶之样不一，奴才遵将睿藻敬安瓶上，字分四种，与瓶式配合，以避雷同，谨先成六对进呈。”[64]六对挂瓶的制作并不是很大的生产任务，但这个任务也足以引起唐英的重视，以致要立即重返御厂，重新召集各个工序的优秀工匠，保证挂瓶的精致完美。
这说明乾隆皇帝对车轿中挂有饰瓶十分关注，甚至经常临时指定唐英立即烧造，及时配饰在车轿中，伴己出行。据文献记载，乾隆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唐英接到养心殿造办处的来文，命他“照从前烧造过的挂瓶式样将此诗写上，烧造数件送赴来京”。随文还附有御制诗一首：“衡皋掇菁藻，氈室伴清嘉。却喜多凤韵，偏宜对月华。参来红艳伙，映处绿丛斜。还似文轩侧，微吟倚碧纱。”[65]这首御制诗体现了高宗皇帝乘轿吟咏瓷瓶的情景，抒发了自己在路途中轻松采集花卉的心情，可谓纯朴自然，轻松率意。在其他“咏挂瓶”的御制诗中，结合挂瓶插花的特点，随意书写路途上轻松惬意的心怀，正所谓“随行供啸咏，沿路撷芳华。挂处轻车称，簪来野卉斜”[66]。皇帝车轿内的挂瓶（图3.12）插着随时随地采撷来的花卉，不仅提高了皇帝吟咏诗句的兴致，更使披有毡毯的车轿内充溢着芳香自然之气。(www.xing528.com)
图3.12 清乾隆锦上添花粉彩开光墨彩御制诗文轿瓶
乾隆皇帝在御制诗中说：“官汝称名品，新瓶制更嘉。”[67]即是说，宋代官汝瓷器虽已著称于世，但是当代御窑制作的瓷器也值得嘉赏。的确，乾隆时代的制瓷和装饰工艺都自有一番新意，因此乾隆皇帝对其统治时期的瓷器制作非常自信。他对瓷器的欣赏品位极为丰富，并时刻将新瓷与古雅的旧瓷相对比，虽然工艺和艺术效果都很不同，但同样具有值得品味的审美意趣。另一首咏挂瓶的御制诗中这样写道：“依然胆椎式，却异官汝珍。动絜路搴秀，静悬屋盎春。制惟日趋巧，道不易还淳。红紫随时阅，何曾著点尘。”[68]无论是当代色彩艳丽的挂瓶，还是唐宋古朴素雅的青瓷，都能让他体味到淳朴清新的韵致，从而深感畅怀和释然。乾隆皇帝这种欣赏瓷器的视角或许受到明代文人品鉴思想的影响，如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和曹昭的《格古要论》。总之，高宗皇帝从养身的角度看待这些器物为他带来的情趣。器物的形式已经被自我随意自适的性情所充盈，所以他在诗中随时都表达出以物遣怀的处世态度，或者表明一种人生哲理，或者诉说一种释然的心境。
挂瓶在精美的纹饰中融入了皇帝的诗文，增添了人文色彩，还有重要的心理暗示作用，以及文化上的自信，充满了皇帝俯瞰世间的心怀，及其细腻的审美情趣，从而这种粉彩挂瓶成为乾隆时期非常独特的瓷器品种。虽然乾隆以后，也有挂瓶制作，但只是单纯器物，不再具有特定的精神载体作用了。
除粉彩挂瓶以外，其他粉彩瓷器上也常出现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同样表达了皇帝对古今瓷器装饰式样的品位以及引申出的修身治世的理想。例如在一首“斗彩及粉彩鸡缸”诗中写道：
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殷周鼎彝世颇多，坚脆之质于焉辨。坚朴脆巧久暂分，立德践行义可说。朱明去此弗甚远，宣成雅物时犹见。寒芝秀彩总称珍，就中鸡缸最为冠。牡丹丽日春正和，牝鸡逐队雄鸡绚。金尾铁距首昂藏，怒势如听贾昌唤。良工物态肖无遗，趋华风气随时变。我独警心在齐诗，不敢耽安兴以晏。[69]
乾隆皇帝既赞赏了唐宋以至商周器物的质朴醇厚，又赞美明代宣德青花和成化鸡缸杯的秀雅风致，最后谈到本朝瓷器装饰的华美精致，指出瓷器装饰随时代而变化，并提醒自己不要沉溺于器物的玩赏。这种对瓷器的品鉴以及借物抒怀几乎贯穿了他大多数有关瓷器的御制诗中，从而乾隆皇帝的诗词也为乾隆时期粉彩艺术增添了独特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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