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的粉彩工艺与艺术风格的繁盛

相对来看，雍正朝时间短，但粉彩瓷器少而精，乾隆朝时间长，所以产品多则盛，这一精一盛共同构成18世纪粉彩艺术发展的高峰。如果仔细观察就可看出，两个时期粉彩艺术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原因既有两位皇帝在个人气质和艺术品位上的不同，谁都精美，却又有不同时期国势和文化的各自影响所致，还可从粉彩工艺内在的发展趋势看出这些变化的轨迹。进入乾隆时期，清代制瓷工艺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熟，无论是装饰技艺，还是造型形态，几乎在工艺上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可谓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此前在雍正十三年，唐英已在《陶成纪事碑记》中，进行了初步总结。他记述御窑厂烧造的各色瓷器“款项甚多，不能备载”，大概开列就有57种之多，可见其一斑。这里仅举与粉彩瓷器相关之一则，“仿西洋雕铸像生器皿、五供、盘碟、瓶、合等项，画之渲染，亦仿西洋笔意”^[33]。当时的唐英作为御厂窑务协理，他的记述清晰明确而可信。这些记述反映出从雍正到乾隆时期，御窑厂生产的过渡是建立在完备的工艺基础之上的，而且乾隆元年唐英从原来的御窑厂协理升任监理，更能保证在具体生产的管理制度上前后的延续。乾隆时期的大多数工艺技法和装饰手段应是雍正时期的传承，如一些借鉴西洋纹饰和“仿西洋笔意”的粉彩装饰，其式样、技法，实际在雍正时期就已经出现，只是不多，而在乾隆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扬和长时间延用，从而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

乾隆时期景德镇整个制瓷业达到繁盛。此种盛况在同时代成书的朱琰《陶说》中已有翔实记述。其卷一“说今：饶州窑”中，详述当时景德镇所生产的各种仿古礼器、文房、养花、烧香、闺房、斗茶以及其他生活器具，可谓品类繁盛，实难枚举。接下来作者对瓷器的式样和装饰特点有以下描述：

“其规范，则定、汝、官、哥、宣德、成化、嘉靖、佛朗之好样，萃于一窑。其彩色，则霁红、矾红、霁青、粉青、冬青、紫绿、金银、漆黑、杂彩、随宜而施。其器品，则规之万之，廉之挫之，或崇或卑，或侈或弇，或素或采，或堆或锥，又有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其画染，则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规抚名家，各有元本。于是乎戗金、镂银、琢石、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近代一技之工，如陆子刚治玉，吕爱山治金，朱碧山治银，鲍天成治犀，赵良璧治锡，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濮仲谦雕竹，姜千里螺甸，杨埙倭漆，今皆聚于陶之一工，以之洩造化之秘，以之佐文明之瑞。有陶以来，于兹极盛。此无他，人心优裕，人力宽闲，地产物华，应运而起，有必然矣。”^[34](www.xing528.com)

上述记录较为清晰地总结了乾隆时期粉彩瓷器形成鲜明特色的客观基础。

可以看出，乾隆官窑粉彩瓷器在工艺上继承了雍正朝已有的成就，还借鉴或模仿了其他工艺的艺术形式，经不断发展，形成特有的繁缛工巧的艺术面貌。显然，这种艺术面貌与当时政治、经济都处于清代盛世，而在艺术上追求尽善尽美的时尚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时，也不能忽视乾隆皇帝本人审美趣味的导向作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唐英以其杰出的才干和丰富的经验，在雍正、乾隆两朝长期作为十分尽职的御窑厂督陶官，取得生产管理和艺术创作方面的举世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