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内外瓷器专家和学者们曾对粉彩瓷做过较多的专题研究和集中讨论。内容或是追溯和推测粉彩工艺的产生时间,考证和归纳粉彩的概念,或是品评和总结粉彩瓷的艺术特征,以期能与珐琅彩、洋彩加以区分或归为一类。应该说,这些学术研讨和争论对我们清晰理解粉彩工艺和艺术的特征,并最终确立粉彩这一特殊品类都具有很大帮助。今天,粉彩已经成为公认的、通用的名称和词汇。总体看,中外学者的基本观点可以分成两类。大部分中国学者认为粉彩瓷器是中国彩瓷中的独特品种,是杰出的工艺成果,并指出:“在清宫档案中,彩瓷只有三大类即瓷胎画珐琅、洋彩和五彩。凡加用洋彩仿西洋画法,或摹绘西洋纹饰的瓷器,均称‘洋彩’,其他彩瓷除珐琅彩外皆称‘五彩’(含粉彩、斗彩)。现代的古陶瓷科学工作者,他们做出进一步研究,从工艺美术角度分析,结合工艺制作特点,将中国明清两代的彩瓷划分为珐琅彩、粉彩(含洋彩)、五彩、斗彩等”[1]。而大部分西方学者则将粉红发色为主的釉上彩瓷统为‘Famille Rose’[2],并且指出中国术语十分含糊,四个常用术语——粉彩、软彩、洋彩和珐琅彩显示出不同作者对其中一个名称的偏爱,或是使用不同名称表明彩绘技法中微妙的差别,而这些中国术语的意思差不多是可以互换的[3]。显然,以上两种不同的观点所得结论虽有很大差异,但都是以相同的工艺材料和器物为基础进行研究的结果。前者肯定了粉彩的独特性,偏重和强调各类釉上彩瓷的工艺文化差别;而后者基于材料和工艺的一致性,认为粉彩与珐琅彩等应该同属一个类别。
如果我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大观察问题的视角,既深入研究其工艺技法,又进一步考察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现象,或许会对粉彩瓷艺术的深层文化意义产生较深刻和实际的认识。从工艺学角度观察,可以追溯并还原粉彩在材料和工艺方面的本质特性,进而对粉彩的产生时间和发展过程有明确的认知。但是,单纯的工艺学研究又难以表述粉彩在中外交流和历史方面的文化关联性,也无法揭示其深刻的人文内涵。因此,本文在回顾粉彩工艺的产生和发展之后,将其放入特有的文化情境中加以考察并论证。或者说透过工艺研究,明确其自身独有的形态特征,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丰富文化内容,并找出粉彩艺术上的创新规律。
今天,人们已经公认粉彩工艺在康熙(1662—1722年)晚期出现,雍正以后得到全面发展,成为一种重要和新型的装饰工艺,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装饰工艺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中外文化有机交融的客观事实,以及陶瓷艺术由此进一步得到更新的一般规律。应该看到,康熙晚期景德镇御窑厂出现粉彩工艺的时候,正是中西科技、文化和商业频繁交流的特殊时期。此时,工艺和艺术的交流仅限于宫廷所专有,而一些制作精细的西方工艺品因新奇而被统治者关注和向往,并为满足皇帝本人的兴趣而被引入。其中来自于西方的画珐琅工艺即是典型范例。因此,当时清宫引入金银铜胎、玻璃胎画珐琅和独特的瓷胎画珐琅工艺技术,都只是限制在宫廷造办处珐琅作生产,仅为皇家使用,且都有御制款识,说明这些器物代表着宫廷至高权力的尊贵性。而这种新兴的来自异域的画珐琅技艺,也带来了宫廷专有的审美理念和价值取向,表现出最高统治者对新技术、新器物的控制欲,并形成新的审美导向。至于康熙晚期宫廷画珐琅工艺究竟如何转移到景德镇御窑厂,并且与景德镇原有的五彩工艺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的粉彩工艺,目前似乎还无人进行准确的考证。此外,由于康熙粉彩与同时期的珐琅彩和五彩相比较,其工艺和艺术特征并不突出,从而也阻碍了对粉彩工艺产生时间的准确认定。雍正以后情形则完全不同。文献表明,雍正时期宫廷画珐琅技术已经有计划地传入到景德镇御窑厂,使这种新技术在景德镇有了全新的面貌。也许这种新工艺是源自模仿西洋珐琅画法的缘故,所以当时被称为洋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和讨论的粉彩瓷。到乾隆时期,宫廷画珐琅技术与景德镇御窑厂的粉彩工艺并行发展愈加明显。当乾隆晚期宫廷珐琅彩瓷停止制作以后,景德镇御窑厂粉彩瓷却日益兴盛,其艺术形式成为宫廷专有品类,并取代了珐琅彩瓷的显赫地位。嘉庆、道光以后,御窑厂粉彩瓷作为常规性产品,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其名称还往往将“洋彩”与“珐琅”并置称谓,称为“洋彩珐琅”。这显示出此时粉彩瓷已经成为高贵的象征物。显然,粉彩工艺的上述发展,实际上也是珐琅彩艺术和审美取向的延展。在这一过程中,无论粉彩工艺技术还是产品性质都随着不同的历史阶段而得到价值扩展。
雍正时期,御窑厂的粉彩工艺除了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之外,还迅速传播到民窑,从而促使民间彩瓷以一种新颖的形式得到拓展,其表现形式也愈加丰富和多样。虽然民间粉彩与御窑厂的粉彩在工艺上相同,但由于供应对象和使用环境不同,所以产品的艺术风格必然有所区别,艺术形式也有所不同。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皇权的衰亡,大众民主自由的觉醒,宫廷作为博物馆来开放,文化意识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人们对以往封闭的宫廷器物包括各种彩瓷有了新的接触和鉴赏。并且在新的文化观念基础之上,重新审视原有宫廷文化。此时出现的以“粉彩”取代“洋彩”的称谓,也许正是这种文化观念转化的体现,也是文化研究之必然。此外还应看到,清代粉彩瓷器曾经出现官窑和民窑两种不同形式和相应的管理组织,而不同的管理体制必然造成工艺水平和艺术特征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具体如何,以及在工艺制作上有何反映,都是有待认真解答的问题。
民国后的粉彩瓷生产极为普遍,尤其是粉彩艺人们不再受清代官窑风格的束缚,粉彩工艺也就成为彩绘艺人突显个人艺术追求的有效技艺,从而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有了崭新的面貌。总而言之,我们从粉彩工艺整个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无论是生产还是创作,都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人文情境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将揭示随着文化情境的改变,粉彩工艺是如何发展和演化的,以及粉彩艺术将呈现出什么样的不同特征,从而显露鲜明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特色。(www.xing528.com)
粉彩瓷器的生产从清代康熙晚期开始,历经雍、乾时期的兴盛,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普及,直至今天都盛行不衰。虽然其工艺水平与艺术表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起有伏,但其基本工艺一直相对稳定,不断得到传承,至今仍保持活力,并显示出很强的艺术生命。可以认为,在清代彩瓷中,粉彩瓷无疑是一朵艺术奇葩,对后世影响极大,甚至引导了世界瓷器艺术的发展取向。无论是官窑生产的皇家御用粉彩瓷,还是民间生产的向国内外陶瓷市场销售的粉彩瓷,在清代陶瓷产业中都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不禁要问:清代粉彩瓷器产量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广泛,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的呢?难道这是一种彩瓷工艺的自然传承与发展吗?还是特定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审美品位所决定的,抑或中外文化交流之中偶然与必然的产物,以至还可以归结为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所决定的呢?如果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那么它们又是怎样具体地促成了粉彩工艺的发展以及粉彩瓷艺术风格的演变呢?尤其是决定粉彩工艺和艺术风格演变的各种具体环境中的人,包括粉彩瓷器创造者、生产者和使用者,更应成为本文研究的关键。清代宫廷御用粉彩瓷明显受到当时统治者和宫廷文化的直接影响。清代御窑厂生产的大量粉彩瓷在技艺上堪称精致典范,作为宫廷日用生活器物,或作为宫廷陈设器,仅为帝王私人使用和欣赏,必然从中传达了特定时期宫廷文化的独特趣味,甚至体现了每位帝王个人的不同情感。而民间粉彩瓷生产动力显然来源于市场需求,来自于广大消费者对上层文化的获取欲望。他们借助对精致粉彩瓷的占有,提升其外在的身份,从而得到人和社会的认同,在内心上得到精神的满足。
本文还想通过深入分析,尽可能揭示粉彩瓷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使用者和消费者的审美理想是如何影响了粉彩工艺和粉彩艺术的发展的,进而展现陶瓷艺术制品除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之外,还作为反映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所具有的精神文化载体作用。此外,还应看到,粉彩工艺最初是受到17世纪欧洲铜胎珐琅以及玻璃制造工艺的影响而产生的,反过来粉彩瓷器作为重要的外销瓷又大量出口到欧美各国,而且对18世纪的欧洲制瓷业以致当时的贵族文化产生明显而又深刻的影响。因此,无论从粉彩工艺角度的研究,还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的考察,对全面展现粉彩的文化特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粉彩瓷器所以成为清代以来一直盛行的手工艺术品,而且至今仍为人们所普遍喜爱,主要原因应是粉彩艺术的装饰风貌,及其多种多样的装饰形式、装饰题材和器型种类等。那么,这些因素在整个粉彩发展历史中,是如何形成和变化,这些变化与各时期政治文化、生活习俗又有何种关系,如何透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审美的层面,总结和审视粉彩艺术的发展规律,这将构成本书关注和论述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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