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旌德方氏的家史，第四章第二节已有详细个案。该族三大派历经分化，形成众多分支别派，“蔓延散处，若城若乡二十余族矣”[362]。如方伯成沿着县城孔道顺流而下十余里定居，衍为板山派。[363]方鹏翔以农事开业，传数世而人文蔚起，很快就发展为人文蔚盛的厚儒派。[364]方奇与方新兄弟二人前往龙山下垦荒，消除虎患后定居下来，形成了有东、西门之分的水西派。[365]
旌德方氏各支派发展迅速，但也出现令他们感到忧虑的问题，“特虑世远年湮，容有非类而冒宗，有同宗而秦越视之者”[366]。面对宗支散杂和地域竞争的压力，旌德方氏在宗族整合上作出不少努力，尤以实力雄厚的方璇派华坦方氏和方盈派隐龙方氏尚文坊支出力为勤，其努力体现在家谱编撰和宗祠兴修两方面。
其一，编撰统宗谱。明代旌德方氏分别于景泰、成化、嘉靖年间三次修谱，此后久未修谱。[367]康熙年间，隐龙方氏发起倡修统谱，方氏居旌三十派的代表齐集于旌德县城，在梓山下的隐龙尚文坊支祠设立统局，耗费四年时间修撰统谱。[368]旌德方氏统宗的决心得到体现，主事者方安国由衷地称赞“且有不念旧恶气量，乃固请相与修辑”[369]的融洽局面。在修谱过程中，尚文坊支不仅提供了场所，而且还有士绅方安国、方良珍等人的参与，“首创弘图”[370]，其中“弘图”被续谱者改为意义更为明显的“谱事”。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旌德方氏统修宗谱》（以下简称“康熙谱”）修成。
其二，兴修统宗祠。歙淳方氏合修柳山真应庙统宗祠，对于旌德方氏而言是极大的刺激和示范，“纮公合徽郡而建祀于歙邑，我伯源公尝己出赀而奉其祀，已而元荡公之合祠未建，于礼则为缺，于义则未安”[371]，在这种情况下，择通衢胜地修建方氏统宗祠便成为现实需求。华坦方氏发挥了很大作用，商人方普在创建旌德方氏祖庙和整理华坦支派家谱方面出力甚多，未竟的事业由其子方廷禄奉遗命完成。[372]尚文坊等十八个支派欲为唐代始祖方元荡建祠，但耗费三十年而未成，来自华坦方氏的商人方璧，建议选址城东梓山之下，并出赀助修，于乾隆五年（1740）顺利开工。两年后的乾隆七年，旌德方氏统宗祠也顺利建成。[373]
旌德方氏为维系宗族团结和加强控制，出台了一些鼓励和制约规则，这与徽州宗族内部的控制方式颇为相似。[374]康熙谱刊载了续谱人员的姓名，以激励族人的参与热情，希望能感召继起者。[375]编修者首次议定行派，要求挨次取名，本派若不遵守，罚米五石入众祭祖，以加强宗族制约。[376]
自雍正己酉年（1729）起，旌德方氏执行严格的会谱活动，加强了宗族控制。康熙谱卷首残留有十四枚会谱关防，多为红色长条式样，除部分残损外，基本保存了原貌。关防的延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年（1729—1859），折射出会谱的执行力度。首枚图记系雍正己酉年四月初十日会谱后的决议：“每经十年一会，约于三月十五日齐集敦睦堂。如一部不到，公议罚银五两，以为祭祖之资。自会之后，如无此印，即系假谱，检出不用。”此时方氏统宗祠尚未建成，敦睦堂可能系尚文坊支祠堂。以下分别为乾隆至咸丰年间的会谱戳记，包括乾隆四年（1739）、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缺］、嘉庆四年（1799）、［中缺］、嘉庆二十四年（1819）、道光九年（1829）、道光十九年（1839）、道光二十九年（1849），最后一枚是太平军扰徽前夕的咸丰九年（1859）。其余的几枚关防，涉及宗族会谱的实际制约状况。如其中一枚墨色图记，系对外迁支派屡会不到的处罚决议：“夜字号谱因居宁邑，屡会未到，各谱已注空号。己丑携会，照例议罚外，又演戏。公议仍作真正宗谱流传。”据康熙《宁国县志》载，旌德方氏后裔方壶隐居宁国瓦陶岭之上，其后代择岭而家，号五岭方氏。后有方泽迁居岭下，遂更其里曰泽夏。[377]又华坦方氏有数支迁往旌德，其中有方长尧在宁国县经商[378]，可能即是相关支派。(www.xing528.com)
根据统计，统宗族谱共七十六部，内除注销、废讫、被火、空号，实存七十部。除未领空号外，家谱在保存过程中可能遭遇水火之灾，这些损耗造成实际持有谱牒数目的减少，而部分持谱族人的生活困窘、假冒宗支和地域竞争的实际需求，又促成私卖谱牒的行为屡禁不止，方氏宗族对此有几例处罚案例。在1759年会验中，查出玉井派方崇兴所执露字号、通分所执巨字号俱被其子方楷、方一佑私卖掉，遂将方崇兴一支照例逐出，并处以罚银和没收家谱。事隔五十年后的1809年会验，又查出村口派方富美私卖出云字号谱四本，考虑到其“孤立一人，立锥无地”，按照处罚方崇兴成例，将其逐出祠堂并注销谱名。1859年会谱，“查得合同派署字号内有伍、陆、壹拾卷肆本涂改甚多，本不加戳，姑念愚误，从轻议罚”[379]。尽管会谱活动一直在延续，但修统宗谱的行为难以维系。康熙年间方中矩说过：“凡属宗盟，固世远而难稽，涣散而莫统矣。”[380]明嘉靖年间修撰统谱以后，直到1698年才得以续修康熙方氏统谱。根据光绪华坦支谱中“统宗谱牒自康熙三十七年续修，历今百有余载”[381]的记载可推知，康熙谱是旌德方氏最后的统谱。
考察旌德方氏统谱难以维系的因素，除了实际修撰操作过程的困难，还在于各支派实力的发生变化，导致支派意识的凸显，从而影响旌德方氏的整体认同。伴随明代中后期山区的开发进程，各派发展情况出现差异，如隐龙、玉井、尚文坊等支，“特达者非一人，潜修者非一士”[382]，支派发展可谓迅速。至康熙年间，旌德方氏三大派之间的实力可谓悬殊。方盛派人口最少，人丁不旺；方盈派人口最多，除占据方氏地望隐龙之外，“延蔓于旌之城坊乡井”[383]，迁入县城的尚文坊支占据了经济和文化优势；方璇派实力在两派之间，其迁外人口占据相当比重，尤其以华坦支为典型。[384]方氏各支派中有实力者，各因其居址修葺之便建立分祠，“三派派各立祠，隐龙两祠，玉井一，华坦一，梓山支祠一”，其中华坦属方璇派，隐龙、玉井和梓山（即尚文坊）属方盈派，至少以上四个方氏支派已有相当程度的支派意识。顺治年间建设的隐龙满公分祠堂，其颇费周折的命名过程，展现出更为细致的支派意识：“我族自伯源公始迁隐龙，不曰伯源公何也，以伯源公后调公、萃公分为两村，各有祠也。不曰萃公又何也，以萃公之下、满公之上分支于十五都也。”[385]隐龙分建两祠，原因在于其内部又分为上方、下方两支，各以方调、方萃为支祠始祖。
且以华坦方氏作为观察支派意识凸显的例子。康熙年间方璇派旅外者，绝大多数属华坦支派，此势在后来进一步加强。至光绪年间，方璇派居地一共有23处，其中县内5处系属其他小支；迁往外地者皆为华坦支。其迁省内8处，分布于宣城、繁昌、六安、宁国等地；迁省外10处，分布于江苏、浙江、河南、山东等省。[386]华坦方氏在明代“未尝有招游城市、轻谒官府者”[387]，尚未养成经商风气。清初以来，旅外经商者渐多，如方懋学“弃业就贾，而家道鼎盛，阡陌堂构，焕然一新”[388]，树立了良好的经商典范。方懋学之子方振元读书不成，步入后尘。[389]方蛟在浙江桐乡贸易，在当地创建了宣桐义园。[390]方长尧弃儒就贾，经商宁国县，获得了士人认同，与宣城名士施闰章交好。[391]由此可见，良好的经济基础，有助于支派宗祠的建设；旌德方氏统宗谱难以为继，又给华坦方氏支派意识的崛起创造了契机。元代方惟昌作为华坦方氏的发祥之祖，其墓地被当作凝聚支派意识的场所，“先生后裔思先生之德勿衰，复建支祠以祀先生”。经过一系列努力，华坦方氏形成了“合建宗祠，因输田以为寝室，而方氏族日益昌”的良性局面。[392]商人方懋学的孙子方璧，在康熙三十年（1691）建造宗祠的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393]乾隆年间的方学成，参与修撰过乾隆《宁国府志》，在其著作中收录《华南先德述》[394]一文，系统地梳理了华坦方氏的历史渊源。道光华坦支谱的修撰，是华坦方氏支派意识形成的标志，“故从前方氏宗谱均合旌德方姓为一，华坦之别有谱，倡修于道光初年也”[395]。在光绪谱中，华坦方氏对旌德方氏统宗谱难以持续的现状感到失望，希望通过增修女行次的方式，来加强其支派内部的整合意图。[396]依此类推，旌德方氏其他支派大多如此。
由此可见，地域竞争的压力和歙淳方氏合修柳山真应庙统宗祠的示范效应，刺激了旌德方氏的统宗需求。在有实力支派的支持下，通过康熙年间重修家谱和乾隆年间兴建统宗祠来整合宗族，雍正年间确立的每十年会谱一次的规定也得到严格遵循，直到太平天国战乱到来为止。但随着旌德方氏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促成支派意识的凸显，加上统谱难以维系，又影响了方氏宗族的整体认同感。宗族整合的聚合性和支派意识的离散性，两种力量在消长中达到有机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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