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宁国府被裁撤，结束了历史使命，但民间继续沿用这一称呼。宣城湾沚镇的民众，径称县城为“府里”。[352]泾县作家吴组缃创作的乡土小说《山洪》中，仍使用“宁国府”这一历史名称。[353]归国广东华侨邝氏兄弟，以其先祖封宣城侯，妄信其说而前往垦殖，也属地域认同的另类表达。[354]不过，宁国府人的地域认同远远不及徽州人那般执着，这就涉及两地之间的差异。
客观地说，徽宁二府与周遭地区相比固然具有相似性，但两地在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差异，这是两地数百年间实力升降的决定性因素。徽州山区具有“四塞之形”的特征，是天然的避难场所，从东晋南朝至抗日战争时期，“远方游宦与夫寓公之避地而来者，皆视徽为乐土”[355]。郑力民推测徽州自南宋开始社会、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明代中期完成对文化的整合。[356]熊远报强调自然环境对整合徽州文化的作用，指出徽州文化的相对聚合性增强徽州人的整体认同感。[357]与徽州不同的是，宁国府的地缘呈开放性，是南北冲突与融合的前线，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均衡。早在宋代，宁国知府杜范就为江北流民感到头疼：“江北之人，流徒失业，而遂嫁祸于江南也。”[358]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清末民国，尤其以太平天国战乱为甚。历史上一波又一波的战乱及移民活动，使得当地的方言呈现出“近乎玻璃马赛克状的分布”[359]。总之，徽州在明代中期完成地域整合，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徽商之崛起，以及徽州整体实力的跃升，这皆是宁国府无法匹及的。(www.xing528.com)
传统中国的地域文化及其差异，衍生形态、范围各异的地域观念和文化认同。从江南、安徽其他地区的角度来看，“徽宁”自有其一体性；就徽宁人自身的视角而言，两地又有所差异。可以肯定，从唐宋的“宣歙”到明清的“徽宁”，名称排序的微妙变化折射出两地的实力转换历程。理解历史上徽宁二府复杂的府际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对于“大徽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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