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宁二郡，聚族而居，支分派衍，尤多著姓。”[236]传统徽州府和宁国府同属宗族社会，著姓大族比比皆是，社会结构高度相似。泾县赵青藜给绩溪胡氏谱牒作序称：“吾徽宁多聚族居，犹有古遗风。”[237]宗祠作为维系宗族团结的纽带，在徽宁二府受到极大的重视。泾县学者朱珔说：“我宣歙间，每大姓皆有祠堂。”[238]又曰：“宣歙俗最重祠堂，往往合宗而构。”[239]康熙太平知县陈九升说：“宣歙俗最重祠堂，宗祠外多建支祠，往往合支而构。”[240]祖籍宣城的南京人梅曾亮发现：“徽宁之俗，尤于宗祠为兢兢。”[241]道光年间，太平人项文涛也说：“宣歙俗尚祠堂，宗祠外多建支祠，祀其分派之祖。”[242]包括宗祠和支祠在内的祠堂，作为宗族精神象征的职能，在徽宁二府得到相当程度的发挥。祖先坟茔也得以保存完整，“新安、宛陵著姓多聚处，坟茔祠宇，累朝弗替”[243]。此外，谱牒亦是聚族而居的重要文化载体。宁国县名士周赟给毗邻的绩溪某族谱牒题字，对两地的修谱文化表示认可：“宣歙大族，聚族而居，类皆冠山带水，灵淑所钟，故巨族莫不有谱，即莫不有十景诗焉。”[244]
明代旌德商人的兴起，与当地作为徽州通往北方的交通要道相关，络绎不绝的徽州同族商人对旌德经商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徽宁两地的宗族迁徙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主要表现为徽州移民向宁国府迁徙。明代宣城梅鼎祚说：“宣歙地相错如绣，歙土狭不任耕，故多趋化居而迁，即迁吾宣者，阮氏、孙氏称最久，且著世相为昏［婚］姻。”[245]泾县宣阳都汪珊的始祖葬于徽州，他邀请族众清理墓塘，其祖先应属徽州籍。[246]泾县朱氏自徽州婺源县迁出，遂以朱熹后裔自居。[247]同邑唐氏、胡氏、檀岭王氏宗族的祖籍亦皆为徽州婺源县。[248]泾北童氏也号称自徽州迁入。[249]亦有一些徽州宗族自宁国府迁入，如祁门谭氏宗族于乾隆年间自旌德迁来。[250]人口的流动与迁徙，推动徽式建筑文化的传播。泾县徐氏村落图表明，徐氏宗祠和住宅受徽式建筑风格的显著影响。[251]借助现代摄影术可知，旌德庙首吕氏村落风景与徽州别无二致。
图17 民国年间旌德庙首村摄影图
资料来源：吕朝熙编订《旌德吕氏续印宗谱》第二册扉页，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徽宁两地民间交流的频繁，对民俗信仰、民风民俗的整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上一节指出，徽州乡土神汪华信仰随徽州汪氏移民及交通路线上的其他人群传入宁国府。徽宁二府的风俗礼仪也有几分相似：“徽宁旧俗，多惑于形家言，有数世不克葬其亲者。”[252]绩溪南关许氏《惇叙堂家礼》提到：“丧事在宣歙间有三大非礼”，“徽宁恶俗有祠堂捐钱配享之例”[253]，将两地陋俗视为一体。泾县胡承谱说：“我徽宁乡俗，娶妇之家亲朋宴集多朝，名曰暖房，又曰炒新。”[254]太平李应源有感于“时徽宁风尚，多惑于形家者言”[255]，专门作书辨证。
徽宁二府风俗文化之自然流通，尤其表现为旌德与绩溪的密切联系。许承尧以女人服饰为例，分析徽州内部的风俗流行差异：“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而歙、休较侈。”[256]若论实际里程，绩溪大部分区域还是与歙县相近，“绩近宁国”当是别有意蕴。笔者推测，绩溪县与宁国府南部同属丘陵山地，行政区划上可谓犬牙交错，地缘相近且民间交往密切，绩溪人北上外出经商、购买粮食亦取道于此，当地以盛产“丝、木材、茶、竹”[257]为大宗，其产业结构与宁国府相邻地区高度相似，进一步造成了徽州其他地区居民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绩溪的社会经济落后于歙休盆地，其经商规模远远不如休宁、歙县的豪商巨贾，而与稍微滞后的宁国府地区更为相似。绩溪与宁国县有崇山峻岭阻隔，民间交往频度不高，但与旌德保持密切地理关联，因此不妨这样理解：至少在歙县人看来，绩溪与旌德的风俗较为接近。[258]民间交往的频繁，使得旌德染上些许徽州色彩，成为旌德“向徽”心理的历史渊源之一。
自唐代以降，徽宁（宣歙）常被外界视为一个文化整体。乾隆元年（1736），徽州休宁潘伟为旌德方学成的文集撰写的序言中提到：“宣歙江南大郡，击橛相闻，阡陌交通，山水、风俗、物产亦略相近。”[259]光绪年间，义宁陈宝箴作序称：“泾县朱兰坡先生崛起徽宁，与姚李两先生标帜相望。”[260]此处将泾县朱珔与桐城姚鼐、阳湖李兆洛相提并论，并自然地将地缘和人文相近的“徽宁”当成一个整体。徽宁二府在经商风气、聚落形态、宗族活动、民间信仰、民风民俗等方面的相似性，一定程度上表明两地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之同质性。
2．“徽宁商帮”的概念及其内涵
文献中最早将“徽宁”或“宣歙”视为经商群体，可能出现于明代中后期。据张瀚《松窗梦语》记载：“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休、歙尤伙，故贾人几遍天下。”[261]在他笔下，整个皖南区域都是商贾辈出之域，这到底是客观描述还是笼统概括不得而知。差相同时的章潢，用这样的口气介绍宣歙地区：“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唱棹转毂，以游万货之所都而握其奇赢，故其地内啬而外侈。”[262]总体而言，明中后期的宁国商人在商界已经崭露头角。
入清以后的“徽宁”或“宣歙”，可能渐渐实指以徽宁两府为主体的皖南区域人群、商人。[263]康熙绩溪知县高孝本有诗吟咏：“宣歙多商贾，舟车遍南北。”[264]商业会馆中一般将两地相提并论，如“江以南土率瘠，宣歙尤多商”[265]，“宣歙多山，荦确而少田，商贾于外者什七八”[266]。乾隆安徽巡抚裴宗锡奏称：“惟宁国、徽州二府，地居偏僻，臣未经亲到。该二处民人，多以贸易为生，在通省中较为殷富。”[267]乾隆年间安吉州的砖瓦业，“各乡俱有业此者，皆徽宁及江右人”[268]。光绪初年，庐江县“凡食用之物，多山陕、徽宁之人开设铺号”[269]。安庆府桐城县是徽宁商人的聚集地，尤以桐积乡的“徽宁商贾最多”[270]。旌德商人汪士然在桐城县新安渡（今新渡镇新安渡村）建长桥，“新安渡”的得名应与徽商相关，可见在当地经营的徽宁商人不在少数。[271]庐州府庐江县的铺号，多为徽宁商人开设。[272]苏州安徽会馆昭忠祠的房租钱五百余千，管理方式系“访定徽宁人在苏铺业殷实几家分派公存”[273]。
清末刘师培说：“皖南多山，溪涧潆洄，水流漂急，沟浍之间，盈涸不时。农民终岁勤劬，而限于地利，不克自给其身家。由是舍农而商，逐什一之利，散居东南各省。”○10皖南作为具有经商传统的区域，应是时人的一般性认知。在清末民初对华调查中，日本人将商人组织根据地域色彩归纳为相应的“商帮”。所谓“徽宁商帮”的提法亦出自于日人调查，但最初被曲解文字表意，误认为是安徽商贾与江宁府商贾的合称。○1根岸佶以上海徽宁思恭堂为例，界定“徽宁商帮”的概念，认为徽州、宁国两府商人由于地理和历史之亲缘而合为一帮，以“徽宁”并称，但“宁国府人免不了成为其附庸”。[274](www.xing528.com)
宁国商人到底有没有受到徽商直接影响，民间信仰和宗族关系或许是考察两地商人结合程度的侧面，前文已对汪华信仰在徽宁地区的传播作了考证。实际上不仅仅如此，歙县许承尧介绍徽州五猖神信仰时说：“大概徽宁人行商远贾者多，五猖之祀，以资捍御，亦犹军行，冀无往不利耳。”[275]可见徽州五猖神对行商远贾的庇佑功能，影响到宁国商人的奉祀行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泾县旅汉商人在汉口修建琴溪书院当作同乡会馆，道光年间择地重建，学者朱珔有此介绍：
殷赈之区，起邸舍而以书院名，何也？祀我徽国文公也。祀文公，何也？劝学也。文公本新安，隶籍建安，而泾之人祀之，何也？新安属皖省，与宛郡接壤，风声之树，迩者宜先。且余族徙泾，实公旁支，祀之诚协也。移祀汉口，何也？文公道德被寰寓，随处可仰，而泾人之侨寓于汉者最多也。[276]
由于琴溪书院祭祀徽州文化名人朱熹而非宁国府乡贤，朱珔专门做出说明。修建琴溪书院的泾县朱氏，毫不顾忌地攀附徽州朱氏，除了实际利益需要，似可见宁国商人试图贴近徽商信仰世界的努力。与汉口琴溪书院相似的是，泾县商人朱武沛旅居湖南常德，乾隆年间创立泾县义冢、紫阳堂，[277]这也是彰显他为徽州朱氏后裔的手法。
旌德汪氏艳羡“新安人士工贸易，以走海内者如市”[278]的盛况，不可避免受到汪氏同族徽商的影响。泾县胡朴安说得更直接：“自通海以来，宁、广商业崛起，吾族商业随徽商而衰落。”[279]不可否认，徽宁两地的密切联系，在经商思维扩散和实际商业运作方面肯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宁国商人是否一定附属于徽商呢？实际情形可能更为复杂。从现存文献中，可以找到许多与徽商合作或竞争的事迹。歙县汪鉴臣为受雇于湾沚徽商鲍氏的旌德方瞻美作传称赞：“翁自离塾，即贾于湾沚，其主人则余之同乡程氏也。翁司出纳，事无巨细，皆取决焉，善居积，屡获盈余……大江南北以至于荆楚，罔不知翁名。”[280]作为受雇于徽商的宁国商人，其人深孚主家之望。同样的事迹还发生在太平人陈务烈的身上，他早年为徽商打工，“年十九为徽商经理茶叶”，发家后“设质库于皖城，创公司于沪渎”[281]，相继在安庆和上海开设传统店铺和现代化公司。在与徽商的竞争中，宁国商人也有不俗的成绩。泾县人朱华与徽州棉商竞争于江南田谬塘，“夙夜研剖，遂悉窳要，来者山积，顷刻竟，不爽铢黍，新安人膺服，自后群从藉师资焉”[282]，最终站稳脚跟，并获得徽商的支持。皖北虹架桥有徽商葛姓开设油坊，经营不善难以为继，被太平人崔浚受顶后即面目一新。[283]
徽宁两地商人之间的互助行为也很常见。明末清初的旌德隐龙商人方启，于康熙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遇一商人：“口称徽商，途顾［雇］担夫遭拐逃，行李无存，因乞盘费，翁延归，为之饮食，送钱一千”[284]，帮助解决燃眉之急。同属隐龙的方家仕在芜湖经商，“徽属人之议建会馆于芜湖也，亦翁赞成之，其址邻翁业，翁让便之，而为之度划，规模制度皆出翁手，迄今徽属人犹称述云”[285]。乾嘉年间，旌德商人汪承泽侨寓苏北，“与歙县黄某善”，屡屡施以救济。[286]太平商人郑瑞崚往淮安经商，“有徽商同船病故，货数千金，为踪迹其家交收”[287]，替萍水相逢的徽商处理后事。太平崔永晚年侨居徐州府，“郡故多宣歙人，每有争辄诣永，剖曲直，各输其情而去”[288]，充任当地徽宁商人之间的调停者。借此文献材料之一端，可见徽宁商人的实际关系之盘根错节，绝非简单的依附关系。
商人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团结更多的商人群体有利于维护自身的最大化利益。所谓“徽宁商帮”的出现，正是符合这一内在利益驱动力的表征。对“徽宁商帮”的考察，有助于理解明清地域商帮之间的竞合关系，正确看待小商帮与大商帮的关联度。
3．“徽宁”与周边的地域比较
本书导言提及的徽州人“季福”，将“徽宁”与“应凤”“苏松”视为对等的地域实体，由此可将“徽宁”分别与江南、安徽其他地域做一比较。先看“徽宁”与江南的地域关系。一方面，江南是徽宁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地缘和人文方面的关系极密切，徽宁人对江南并不排斥。自康熙分江南省后，安徽与江苏可谓藕断丝连。时人有这样的认知：“吴与皖，江上下之分也。今制虽设二抚臣，而内隶户部，外建提督，则并称江南。生长于吴而仕宦于皖，盖犹之一乡也。”[289]乾隆元年（1736），尚书杨名时奏称：“江苏、安徽虽各设学政、巡抚，而历来乡试合为一省。”[290]皖苏科举迄于清末仍未分开，咸同战乱时南京陷落，苏皖士子一度借浙闱乡试。[291]嘉庆《宁国府志》论述各县的经度，认为当地“要皆在京师之东，省城之西耳”[292]，当知此处省城当指南京而非安庆，足见嘉庆年间的方志编撰者，仍然对江南省有所认同。实际上，皖苏民间对江南省的认同更为悠远，迄于清末同治年间，仍一些人写上诸如“江南安徽六安州”之类的籍贯。[293]因此，“季福”大谈江南省的人文差异并不意外。徽宁人对行政改属江浙有一定的心理适应能力，咸丰年间徽州人王茂荫上奏称：“唯徽郡僻，与浙省相错，处万山之中，距庐最远。陆路既极崎岖，水路又不与江通。”[294]鉴于徽州与浙江的密切关系，徽州暂划浙江的建议得到朝廷采纳。
另一方面，徽宁人渐渐具有安徽人的意识。清代江南分省以降，安徽人的意识逐渐增长。乾隆年间，祖籍徽州的广德人王云鹤在湖州南浔镇经商，范燦称赞他的声誉：“先生为我安徽之属邑人，属邑有斯人，是可以为吾省光，并可以为国家扶名教。”[295]这就明确表达出省籍身份的意识。出生于浙江的徽州人黄宾虹更是典型，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交叉使用“宣歙”“徽宁”等地域概念与“江浙”相抗衡。在他看来，“徽宁古之宣歙，文人学士收藏善备，赏识高深，已超江浙而上……近拟集敝藏宣歙书画家传，自元明至近代，不下百余人”[296]。给曹一尘的信中，他承认“宣歙文献，卓绝环宇，屡经兵燹，散佚已多”[297]。给鲍君白的信中，惋惜地写道：“家乡宣歙文化，不亚江浙二省，且或过之，所惜未能团结精神，光大前哲学术。”[298]他认为“宣歙古来文艺已足模楷宇宙，今当如何为青年提倡先路，谅系乡里同志诸君所热忱”[299]。有鉴于“徽宁画者散居四方”[300]、“宣歙文化书史散佚，殊为可惜”[301]的现状，他拟编纂宣歙书画家传记，“徽宁古之宣歙，文人学士收藏善备，赏识高深，已超江浙而上”[302]，这些表述无不彰显他强烈的地域观念。
随着人群往来的密切，区域间联系得到加强，人们对于地域差异的认知愈发清晰，江南人亦对“徽宁”发表过一些看法。咸同战乱期间旅居徽州的南京人汪士铎，结合亲身体会和舆地知识，综合评价各省民性的差异，将各地居民按照所居环境、生活习惯等方式予以区分，笼统介绍各区域的人文地理。他说：“四不像而不文不武，一无所用者，宣、歙、池、严、衢、饶州也。”[303]徽宁二府及其周遭的皖浙赣交界之地，这片区域的民性十分接近。这种认知在章太炎的《訄书》中得到印证，他从方言的角度作了论证：“东南之地，独徽州、宁国处高原，为一种。厥附属者，浙江衢州、金华、严州，江西广信、饶州也。”[304]将徽宁二府视作方言共同体，并认为浙赣周遭区域附属之，其地理范围与汪士铎略有不同。章太炎的方言观并非空穴来风，胡适也说：“大概徽州和浙东同一个语言系统，浙江的水源是从徽州来的关系。”[305]徽宁人士亦注意两地方言的比较，泾县地方志书认为，“泾人口齿视休、歙较清”[306]，将徽州方言视作宁国府方言的地域参照面。现代方言学者对徽宁方言也有一些讨论。[307]
再从安徽其他区域看“徽宁”。清代官员贞谦指出安徽的特点：“至于民情之别，又有南北之殊。皖南如徽、宁、池、太，向来人稠地狭，民俗驯良，田土不足耕桑，仕商居其大半。今虽屡遭蹂躏，十室九空，若得四海升平，各复本业，贤有司加以拊循之，似不难于完复。皖北由安庆而庐、凤，风气渐强。至颍、亳、寿一带，以及豫之南、汝、光等处，本属渔盐之地，又尚刚劲之风，客民游匪杂处，其中贪利轻生，恃强好杀，所以例有专条，凡于此数郡县中，盗贼械斗之案从重科罪，此由来积习已久，非自今日始也。”[308]他对省内差异及人文作了概述，将安徽分为三片区域，皖南为独立一区，社会秩序的恢复能力较强。咸同战后扬州城内的安徽会馆，皖人围绕供奉何种地方神发生争执：“皖南商人欲供朱子，皖北商人欲供包孝肃，相争不已，无可解结，乃于正中供历代先贤位。”[309]这里又可分出皖南、皖北两片认同区域。
历史上安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重心，有一个自北向南逐渐转移的过程。[310]随着明清区域经济格局的转变，作为整体的“徽宁”之人文实力得以彰显。光绪安徽巡抚冯煦的奏折称：“矧皖省襟带江淮，苞络灊霍，夙为人文渊薮。国朝右文，皖才尤盛。性理若宣城施闰章、婺源汪黻，考据若婺源江永、休宁戴震、凌廷堪、绩溪胡培翬、黟俞正燮、当涂徐文靖，词章若桐城方苞、姚鼐、泾朱珔、包世臣，算术若宣城梅文鼎暨其孙谷成、歙汪耒。”[311]上述15人中，徽州7人，宁国5人，合计达12人，足觇徽宁二府人文分量之重，是为徽宁人赖以为傲的资本，进一步加强他们与安徽省内其他区域有所差异的特殊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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