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从宏观角度梳理宁国府与徽州府的府际关系。考虑到光绪二年（1876）芜湖开埠后发展为新的皖南区域中心[206]，笔者主要探讨此前的皖南区域中心之转换过程。
1．“一府六县”的行政格局
徽州、宁国二府的行政格局具有相似性。第二章开头指出，宁国府在乾道二年（1166）由宣州升格，历史长达七百五十年（1162—1912）。其中“一府六县”的格局形成于宋初，作为府级政区实际存在了九百三十三年（979—1912）。
徽州府与宁国府的格局相似，时间更为悠久。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孙吴政权从丹阳郡中析出新都郡，是为徽州之雏形。晋太康元年（280）灭吴，改为新安郡，此后历经分合，至隋开皇九年（589）罢。开皇十一年（591）置歙州，至唐大历五年（770），领黟、歙、祁门、休宁、婺源、绩溪六县，初步形成“一府六县”格局。北宋宣和三年（1121）改称徽州府，至民国元年废府。[207]徽州府存在了七百九十一年（1121—1912），其“一府六县”的格局长达一千一百四十二年（770—1912）。
2．从“宣歙”到“徽宁”
结合政区沿革可知，两地自唐代冠以“宣州”“歙州”，统称为“宣歙”；宋代以降分别以“宁国”“徽州”取而代之，至明代起统称为“徽宁”。
“宣歙”之名始于唐代。唐前期，宣州、歙州分隶江南西道、江南东道。乾元元年（758）置浙西观察处置使，兼领宣、歙、饶三州。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拆分江南东、西道为浙东、浙西、宣歙三道，宣歙道统领宣、歙、饶三州，治宣州。后饶州改属，宣歙道统领宣、歙及由宣州析置的池州等三州。[208]大致包括今皖南的区域被统合为一个观察使辖区，以“宣歙”冠名的行政实体正式形成。
徽州地方（新都郡）虽自宣州（丹阳郡）析出，但两地的异质性甚至被夸大。据《隋书》载，宣城被认为是江南的组成部分，“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骈］凑”，算是对宣城经济实力的肯定；歙州却与江西归为一区，“其俗又颇同豫章”，可能与其位置僻远、经济落后有关。[209]由于宣歙地理相连，有唇齿相依之势，在唐代整合为一体化的军事区。[210]军事地位的上升，使得宣歙在行政上再次发生关联，进而被视为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整体，二地的区域性质逐渐合流。唐代设立观察使以整合宣州与歙州，一方面考虑两地在军事上互为屏障，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认识到两地的特殊位置，与江南、江淮、江西犬牙交错，是控制太湖平原的战略要地。五代时南唐建都金陵，宣州的军事地位进一步凸显。北宋方腊起义和南宋都城迁杭，无疑在加重宣州（宁国府）军事筹码的同时，也提升歙州（徽州府）的地缘价值。
关于宣歙的人文特征，张伟然认为这片区域在唐人意念中作为江南的边缘地区，是与两浙地区相对称的区域实体，不过他仍然将“宣歙”纳入“江南”的范畴。[211]宋代人对宣歙与江南的认知有所变化，文谠在注韩愈《送杨仪之支使归湖南序》时称：“宣州距江南不远。”[212]在《太平寰宇记》中，宣州被视作与江南地区相似的地方，“大抵人性风俗与两浙相类”，歙州的风俗则“同宣州”。[213]可见时人对宣歙与江南之差异的认知虽然模糊，但已有所区分。而在宋、元乡土文人的眼中，宣歙风土文化的相似性得到强调。宣城诗人梅尧臣认为：“新安固与吾乡邻，山水清绝殊可拟。”[214]他赞赏家乡的风物，还写下“吾乡虽处远，佳味颇相宜。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之句。该诗引起元代徽州人方回的共鸣，在其著作中收录梅尧臣的诗，并写下批语：“此鳖狸一联，宣州风土，歙州亦然。髙庙尝问歙味，汪龙溪彦章举此句以对，今人能传诵之，而不知其为圣俞诗也。”[215]直到现在，“火腿炖甲鱼”（以马蹄鳖为原料）、“红烧果子狸”依然是徽州名菜。[216]梅尧臣又有描写山区生产生活场景的诗歌：“斫漆髙崖畔，千筒不一盈。野粮收橡子，山屋照松明。只见树堪种，曾无田可耕。”方回对此评论道：“此宣州山中民俗，唯歙亦然。”[217]可以这样推测，在明代大规模山区开发到来前，由于地理环境之限制，宣歙的接壤区域经济较为落后，人们对这片区域地理、文化界线的认知较浅，由此产生一些模糊的看法。(www.xing528.com)
唐代以降，时人的印象虽然不大清晰，但以宣歙观察使的设置为准，可知宣州已与江南有所差异，连带使宣歙逐渐被视作一个有别于江南的地域整体。于是，宣歙在完成一体化过程的同时，既确立宣州的领导地位，又与江南发生了人文分化。此后这一现象继续得到强化，只是自明代起，其名称发生了变化，出现新一轮地域关系的调整。
“徽宁”二字联署源自明代，与明代中后期东南地区的倭乱等社会紧张局势相关。[218]嘉靖三十四年（1555）设兵备道，辖安徽宁池太广六属，治广德，旋罢。隆庆六年（1572）复设，改为兵备徽宁道，先后驻旌德、池州。万历四十二年（1614）分设徽安道、宁太道。崇祯四年（1631）改徽安道为徽宁道，辖徽州、宁国、广德二府一州。[219]明清鼎革后，这一军事设置得到延续。顺治二年设分巡徽宁道，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裁，改属江安十府储粮道。[220]雍正十一年（1734），改属安徽宁池太广道。咸丰五年（1855），为应对太平天国战乱，将安徽宁池太广道改名徽宁池太广道，其间曾划到浙江巡抚辖下。咸同战后复属徽宁池太广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属皖南道。[221]
从唐宋的“宣歙”演化到明清的“徽宁”，两地名称的排序转换，折射皖南区域行政中心的嬗变。唐宋及其以前，宣州的经济富庶，土地、人口、物产均高于徽州，一直承载作为皖南地区行政中心的职能。在经济上，宣歙作为唐代江南八道之一，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财赋重地，其经济之富庶可以想见。[222]《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表明，宣州的物产比歙州丰富。[223]宣为上州，歙为下州，宣城经济强于歙州，如元稹所言：“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224]据《元和国计簿》载：“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225]在文化上，自南朝谢朓《谢宣城集》问世以降，唐代李白、韩愈、杜牧等大诗人先后游历于此，提升了宣城的文化品位，敬亭山作为“江南诗山”的文化效应得以彰显。
自元、明以降，随着徽商的兴起，徽州经济、文教诸方面实力的攀升，区域格局为之一变，徽州府开始取代宁国府，发展为本区域的领头军。[226]从“宣歙”到“徽宁”的词语转换，反映两地实力之升降。
这是一种渐进式的此消彼长，历代私家撰述和国家统志对徽宁二府的排序，或可从侧面反映两地实力转换之过程。《太平寰宇记》显示，宋代同属江南西道的宣州被排在歙州前，不过其记载没有后者详尽。[227]至《大明一统志》，宁国府仍然被置于徽州府前，其相关记载有16叶，略少于徽州府的21叶。[228]这一局面康熙《大清一统志》被彻底扭转，该志不仅将徽州府排在宁国府之前，而且其内容丰富性大增，卷数三倍于宁国府。[229]至乾隆《大清一统志》，虽然两府所占卷数得到均衡，但徽州府排在宁国府之前已成定局。[230]一般而言，明清徽州人偏爱使用“徽宁”，宁国府人偏爱于“宣歙”。清代泾县学者朱珔即为典型，其著作坚持使用“宣歙”一词。[231]当然，文人有好古的习惯，不少人将“宣歙”与“徽宁”视为意义对等的概念，如下文将要述及的徽州人黄宾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明代以降徽州的崛起，“徽宁”一词逐渐取代“宣歙”，成为更明确的习惯性表达。
入清以后，徽州府相较于宁国府的地域优势充分显现，咸同战乱对二府冲击力度的差异进一步强化时人的认知。江苏丹徒举人陈克劬在光绪二年（1876）受龚自宏侍郎之邀，协助视学安徽，对兵燹后的徽宁二府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在他看来，“宁国旧称文物之邦，自兵燹后，考童几不满额数，试卷可观者亦甚寥寥”，该府曾位居皖省科考的前列，实力仅次于徽州府和安庆府，但兵燹后的落败与昔日的辉煌形成巨大反差，让他“殊为扫兴”。途经宁国府经济、人文最盛的泾县时，发现当地“屡经兵燹，人民多未复业，居室甚属寥寥”，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但陈克劬一入徽州境内，即发现迥异于前者的气象：“虽兵燹之余，而人民繁庶，试院亦爽垲，视宁国气象殊矣……徽歙同城，而府城包县城之内，试院又在府城之内，肩舆越两城始达，一路颇觇繁富气象。”与破败不堪的宁国府相比，不啻有着天壤之别。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徽州西南属鄱阳湖流域的祁门、婺源二县，更让来自科举强省江苏的陈克劬刮目相看：“徽郡文风以祁门、婺源为胜，而婺源尤有根柢，其佳处为吾省所不及，山川灵秀所钟于兹，信矣。”[232]陈克劬的观察与当时安徽学政祁世长的统计相符，据称徽州府“惟婺源一县文童五千余人，其余亦只数百人、百余人不等”，婺源又明显好于其他县份；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宁国府应试文童只区区千余人，其中泾县一县即有五百余人，更可见其他县份文化之凋零。[233]
纵观行政沿革的历史，宁国府虽然继承皖南最早的区域中心之基础，但其政区疆域不断为周遭区域蚕食而萎缩，一直没有完成经济的一体化，导致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整合没有成功。太平天国战后，宁国府土著遭受重创，迁入的移民占据优势，地方基层社会重新洗牌，区域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34]民国以降，原宁国府属地的行政区划调整极为频繁，至1980年以宣城为中心重新设立地级单位，但仍面临下属县市被周边地域吸引的窘境。[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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