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国府志》的纂修过程中，南陵生员为何上书，鲁铨为何要维持现状？洪亮吉与鲁铨之间的冲突，看似是学者文人与地方官员的理念碰撞甚或意气之争，但是其背后却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南陵与泾县的排序之争，其根源在于两县的综合实力发生了转换。这大体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单就赋役的角度审视宁国府内各县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实力，将南陵排在泾县之前的做法大体符合明代的实际。按照传统农耕社会以地利优先的准则，南陵的务农条件比泾县优越，承担的赋役亦较泾县为重。嘉靖《宁国府志》作为宁国府现存最早方志，据各县里数、人口数之多寡，将南陵排在泾县之前。[30]万历《宁国府志》沿袭这一排序，符合明代人对各县实力的评判。[31]由此可知，宁国府下属各县的经济实力和承担赋役存在显著差异，各县的政治地位亦有不同，主要表现为官方志书中的排序。
就明代中后期的情况而言，嘉靖府志对各县赋役作了描述，“六县惟南陵养马”[32]，南陵独受马政之害，还承担繁重的赋役、接待任务。明代泾县官绅张应泰认为南陵“已代各邑遍受敝”，对该县赋役偏重表示了同情。[33]未刊刻的嘉靖《南陵县志》收录一则颇有意味的序言：“考南陵宁郡属邑，较之宣城不及者十之七，较之泾、旌、宁、太四邑过者十之五。里以百计，编户联比，而十倍之；赋税匝地，而百倍之。山川之概有胜，民生之需有出。名宦之遗馥，乡贤之懿德，世未乏焉。然而志无完书。”[34]就人口和赋税等重要指标而论，南陵在府内的地位仅次于宣城，居然没有一部完整的志书，与实力不太相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中后期的南陵人基于地方实力，期待在宁国府内获得相应的政治、文化地位。
第二阶段，随着清代以降泾县综合实力的上升，依照传统格局编排的县域地位，其均衡性逐渐受到挑战，这就牵涉社会、经济、文教等综合因素。
其一，各县经济实力发生了巨大变化。自明代中后期以降，宁国府南部山区形成外出经商的社会风气，泾县商人逐渐发展为宁国商人的中坚力量。经商风气较盛的区域，对文教事业的投入相应更多，无论参与地方建设还是府内公共事务，商人施展能力的空间越来越大。嘉庆年间的宁国府文庙重修工程，由泾县黄田朱氏族人担任，用银七千多两。[35]宁国府试院于乾隆、道光年间两次重修，所费白金合计一万多两，皆出自商人之手。[36]
其二，泾县在科举文教上一直保持对南陵的优势。泾县与南陵的科举成就在明代已经相差明显，据嘉靖府志统计，南陵共有举人19名，其中进士3名；泾县的举人多达40名，其中进士19名，可见两县的举人、进士数量显然不是同一水平。[37]据万历府志载，南陵文风“视宣、泾少让”[38]，然而两县在明代的文教差距持续扩大，南陵的乡举人数为30人，泾县则以66人高居宁国府榜首；南陵的岁贡为112人，泾县则为118人。[39]迄于明末，南陵进士数量增长到11人，泾县达到42人。[40]此外，明代南陵的乡举合计46人，泾县则有99人。[41]泾县朱氏谱载：“旧谱修于嘉靖，时泾邑东路各都风气犹未开也。嗣是文风丕振，科第接踵以起，彬彬乎家有弦歌，而古学优长者，郢曲阳春，类多雅奏。”[42]可知自嘉靖以降，该族乃至泾县地方的科举文风发生了丕变。入清以后，文举的县域差异维持不变，迄至嘉庆年间，南陵进士10人，泾县高达28人。[43]在武举方面，府志称“宁郡前朝武闱独盛于南、泾二邑”，实际上明代泾县武举人数远远超过南陵，南陵有武进士5人，而泾县为24人。至清嘉庆年间，南陵有武进士4人，泾县则有12人；泾县有武乡举68人，亦多于南陵的42人。[44]就宁国府的整体情况而言，明清泾县文举的实力仅次于宣城，武举实力在明代为魁首，清代则仅次于旌德。可见无论是文举或武举，泾县都保持对南陵的优势。
泾县与南陵虽属毗邻县份，但透过一些文字描述，可以感受两县自明代中后期以降的地域文化差异。据嘉靖方志载，泾县人以“士善文章取科第”出名，而南陵“弦诵鲜闻”，文化氛围并不浓厚。[45]宁国府作为阳明学讲会的重要基地，学者名流云集，拓展地方知识人的思维观念和文化意识，对地方文教亦有积极效应。不过，宁国府阳明学讲会的空间差异明显，以泾县、宣城和太平三县为盛，近在咫尺的南陵却显得落寞。[46]康熙宁国知府佟赋伟也指出，南陵士绅向来低调，“前朝各社大兴之时，陵人声援绝不相涉也”，其参政意识和合作精神并不强烈，在阳明学讲会中默默无闻；泾县则是另外一番风气，“明时科第之多，几与宣［城］埒，讲学亦相应和，至今民间无少长礼读书，士皆加于人一等，亦美俗也”[47]。当然，明末清初泾县官绅赵善增说过：“曩虽人文骏发，科第蝉联。迩来文运否塞，自万历壬辰以至于今，通籍甲榜者仅四五人。”[48]可见泾县科举在明末的发展亦非一帆风顺。但就整体而言，明代至清初泾县文化风气胜于南陵当属无疑。(www.xing528.com)
清代以降，泾县继续保持对南陵的文化优势。洪亮吉对乾隆以降宁国府科举不振的情况作了概括：“自乾隆中叶后，宛陵、春谷，秦汉以来素号文薮者，至是实学渐稀，文采渐落，科第亦渐不振。”[49]“宛陵”“春谷”的地理或文学概念较泛，此处应该理解为宣城、南陵两县。早在康熙年间，地方名士施闰章评价南陵文风与建县历史相背离的尴尬：“县之来最古，未闻有文学之士卓然特著于册者。”[50]乾隆宣城知县吴飞九认为，宣城当地科举之风有减弱的趋势：“宣故江南之名邑也，或以为前此毋论，即明以来科甲之盛甲于南邦。迄国初，鼎甲翰苑，联镳而起。今之少逊。”[51]可见与南部山区相比，清中期以来宣城、南陵两县的人文风气与鱼米之乡的优越环境不太匹配。咸丰年间的安徽学政邵亨豫认为，“宁郡文风，宣、泾、旌皆优”[52]，亦未提及南陵。西乡何氏素称南陵望族，道光十八年（1838）官员何彤文返乡视察，发现“近年来岁科试不进一人”[53]。
由此可以推论，泾县自明代以来在科考、阳明学讲会等方面成绩斐然，相对于南陵的文化优势一直维持至清代。就宁国府整体而言，随着南部丘陵山地文教实力的上升，与此对应的是北部平原圩区文教的衰微。
第三阶段，伴随着泾县与南陵之间的实力转换，引发南陵知识人的群体性焦虑，主动采取了一些举措。康熙年间南陵争取学额分配的上书之举，即是针对地域竞争之压力而实施的改良行为。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江南督学林之浚在“为循例请广入学之额以崇文教事”奏折中，引用宁国知府佟赋伟、南陵县学生员刘景等人呈文，希望据各县赋税之多寡来确定入学额数：“宁郡六邑，首宣城，次南陵，次泾县。查南陵额征赋税四万有奇，泾县仅二万六千两。泾县同宣城为大学，而南陵抑为中学。每遇岁科，应童子试者，南陵亦数浮于泾。数多额少，乞题改为大学等情。”由于南陵和泾县的赋税和学额差异甚大，引起林之浚的重视。经安徽布政使年希尧调查，得出“南邑钱粮较泾将倍，而人文亦盛于泾”的结论，据此引用康熙四十八年河南陕州、叶县以粮赋多于信阳而增入学额数之例，希望将南陵县学升为大学。经过一番行政运作，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二月获得批准，学额由16名升至20名。[54]
在这场扩大南陵学额的政治运作中，宁国知府佟赋伟和南陵名绅刘楷、刘景发挥了重要作用。佟赋伟在《新定南陵县大学碑记》中，详细揭示这场行动的社会背景。他首先注意到，“学校规模多采胜国”，是为科举方面“清循明制”的结果。[55]他接着介绍行动的缘起及关键人物：“余来守宛陵，属邑有六，而南陵居次，人文财赋，实为望县。顾宣与泾皆大学，而陵为中学。一日，与故光禄蘧庵刘公相见，公慨然曰：某于此，屡与乡人请督学诸公入告，未之行也。惟公一言以为重。余颔之。阅十年，所会莆阳林公之浚来视学，余力为请。”[56]其中“光禄蘧庵刘公”即为刘楷，他出身于官宦世家，曾祖父刘有源是明末名宦，他本人是康熙朝进士，曾官至光禄寺卿，南陵知县宋廷佐在《新定大学碑记》赞扬刘楷等人对县学升格作出的贡献。[57]
然而，南陵县学改属大学所取得的成效非常有限。康熙二十八年（1689）定额如下：府学25名，大学20名，中学16名，小学12名。至康熙五十七年，南陵县学由中学升为大学，学额与宣城、泾县相埒，可惜这一格局并未持久。六年后，国家再度调整了文教政策。雍正二年（1724）出台新规：“人文最盛之地，大学照府学，中学照大学，小学照中学。”[58]由于所谓“人文最盛之地”的标准模糊，颇具政治操作性，学额又是极度稀缺的文化资源，势必引起各地的争夺。大概受限于经济实力以及缺乏领袖人物，南陵人已没有康熙年间的热情。与此相反，泾县人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胡蛟龄撰《升郡学碑记》详载这一经历。雍正新规颁布后，泾县绅士群集于明伦堂商议，翟思成主动请缨，最终为泾县争取5个名额，并出钱购置学田，展示泾县士绅争取文教资源的实力。[59]与泾县绅商相似，同属南部山区的太平县亦忙于将中学升为大学。太平人谭宗缵即为典型人物，据说当地“官吏皆不善承辩，宗缵访之各属，极力襄其成，至今颂之”[60]。
雍正学额新规颁布后，历经复杂的利益分配。当年安徽全省只有广德州和宣城、泾县、凤阳、怀宁、桐城五县获得参照府学额的资格，各取进童生25名。[61]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南陵县学也借此良机再次升格。雍正学额新规重新划分宁国府的学额等级，在泾县和宣城升为参照府学资格的同时，南陵再次沦为与其他几县相等的地位，其中宁国县乃“居深山中，占毕之家尽寒畯”[62]的科举弱县，这实际上宣告康熙年间南陵学额升格行动之失败，至少使其成果大打折扣。此后，南陵的学额始终比泾县低一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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