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在信中罗列府志底本的十条谬误，对鲁铨的改动之举逐条批驳，第一条就涉及宁国府内各县的排序：
一则府县次序。本朝宪纲与前代不同。宣城附郭下即次以南陵者，元、明两代之宪纲也；宣城下即次以泾县者，本朝之宪纲也。元、明之宪纲以元、明二史《地理志》为据，本朝之宪纲以本朝《大一统志》为据（若康熙中，府志以及吏胥文移案牍，尚沿胜朝旧例，未经改正者），固截然不紊者也。今以南陵县生员一诉呈，遽移南陵在泾县上矣。是曲畏刁生之健讼，不难移昭代之章程，此未喻者一也。[14]
关于泾县和南陵的排序，洪氏认为将南陵置于前是“元、明之宪纲”，以《地理志》为据，将泾县置于前乃“本朝之宪纲”，以《大一统志》为据，新修府志体例应跟上时代。经他打听，发生这一变故的主要诱因，居然仅是某南陵生员上书所致，心中自然增添不少反感。那么，洪氏的辩论是否言之有据？历代史志对各县的排序如下：
表16 历代史志对宁国府各县的排序
这大体出自三个知识系统：一是带有浓郁意识形态的国修史志，包括历朝地理志、通志、一统志等；二是以地方性知识为主的明清宁国府志；三是乐史、顾祖禹、洪亮吉等舆地学者的私家著述。三个系统的舆地知识相互交叉，沿袭中有所变动。具体到宁国府各县的排序，可分为三种组合方式。就延续性来看，A的优势非常明显，元代和自明嘉靖以降的资料中，一般认为南陵排在泾县之前。就形成时间来看，B的出现时间最早，但历史延续性远不如A。而C完全有别于前两者，仅出现于明代中期和清末以降。
本节关注A与B的对立，南陵与泾县的排序置于洪氏所列十条谬误之首，或可表明在他心中的重要性，在此有必要简析洪亮吉的舆地学知识体系。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馆初开，年方二十八岁的洪亮吉就受聘为安徽省局主事。此后他多次进京赶考，经济困窘促使他参与四库馆的校雠工作。洪亮吉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并充任国史馆纂修官。[15]这些独特的经历，使洪氏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宫藏地图和舆地书籍。他热衷对卷帙浩繁的官方志书做些私人性质的知识普及活动，客游陕西、河南等地期间，他以《大清一统志》为蓝本，独力整理和编撰五十卷《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该书大约完成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嘉庆八年（1803）付梓刊印。[16]此后该书易名《大清一统志辑要》出版，彰显私撰舆地著作与官方知识体系的内在联系。[17]《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自序称：“大一统之书，内三馆所绘。秘图则流传匪易，鸿编则家有为难。非寻檃栝之方，惧启津涯之叹。臣遭逢圣世，得预儒流，四及计借［偕］，再膺里选。九州历八，亲探禹穴之书；四部窥全，曾写兰台之字。粗知湛浊，稍别方舆，阅以岁年，撰成此志。”[18]可见洪亮吉不仅对清代舆地颇有研究，还钟情于推广一统志蕴涵的官方知识体系。
理解洪亮吉的舆地知识背景，有助于分析他的提问方式和思维动机。洪氏注意到康熙《宁国府志》乃至吏胥文移案牍“尚沿胜朝旧例”的问题，却将之视作特例，这种判断依据可能来自对省志的研判。康熙《江南通志》将南陵排在泾县之前，乾隆《江南通志》则调换两县的位置，这一转换过程与《大清一统志》的兴修几乎同步，表明省级通志与国家统志的知识承继关系。由此，他认为府志有必要向国家统志靠拢，即嘉庆《宁国府志》应以康熙、乾隆《大清一统志》为参考。然而他没有提及的是，乾隆《宁国府志》仍沿袭康熙《宁国府志》，可见地方志书并未完全吸收国家统志的规则。并且，所谓“元、明二史《地理志》为据”的判断未必确切，至少嘉靖《宁国县志》“以遵时制”[19]，采纳《大明一统志》的标准。但洪氏不关心这些反例，仅将排序之争归结为南陵生员上书所致。如果这不是他对地方文献的忽视，那么就是一种辩论策略。可见洪氏尽管具备深厚的舆地学素养，又熟稔官方志书编纂工作，但在具体执行时仍面临一些解释困境。(www.xing528.com)
洪亮吉在嘉庆十二年初与鲁铨发生了冲突，仍三赴宁国府修志，坚守不尸位素餐的儒家人格理念，当然亦可能存在经济困难。只是在府志告竣之时，他唯有临行前的落寞，毫无乐趣可言。[20]在给好友胡世琦的信中，洪氏表露内心的抑郁：“急欲抵贵郡者，了文史之案，免素餐之讥。但空斋兀兀，绝少燕朋；深阁迢迢，并无巢燕。短狐射影，来自鸠兹；妖禽颤声，半出鹊岸。泮林之枭未变，蒙楚之葛堪怜。”[21]胡世琦是泾县举人，在府志局担任“分校”一职。[22]与上一年不同的是，高朋满座、把酒言欢的场景早已褪去，只剩下含沙射影之声。“鸠兹”为芜湖古称，“鹊岸”系芜湖附近古地名，此处向胡世琦明示，他的悲惨心境皆由常驻芜湖的鲁铨从中作梗所致。
泾县人认为洪志是该县有清以降质量最佳的方志：“盖北江先生以旷代鸿儒，际乾嘉之盛，旁搜远绍，悉有据依，一时分纂诸人，又皆吾乡硕彦，故条理之详，考证之密，为以前诸志所不逮。”[23]对洪亮吉的学识、人品和修养颇加推崇，洪序也被放在嘉庆《泾县志》卷首头篇。与此相反，在嘉庆《宁国府志》中，他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洪亮吉发现精心考证的府志舆地内容竟然大半遭到修改，愤慨之下，直斥鲁铨行为之恶劣：“执笔者既以不狂为狂，主修者亦遂将错就错，是同事欲泄一时之私忿，竟忘其为六属之官书。”在给鲁铨的信末写道：“他日告竣之时，尚望于编纂内削去贱名，何敢于弁首中复加拙序。倘以为微劳可录，片善必登，即希将鄙人此书及与同事诸君书附入卷末，备刍荛之献可矣。”[24]他旗帜鲜明地与鲁铨决裂，因而提出对方无法接受的要求。洪氏虽无法阻止篡改行为，却可以消极怠工拒绝作序甚至威胁削名，并给编纂同仁写信以争取支持，在给编纂成员胡世琦的信中，就详细列出府志的数处谬误。[25]
围绕泾县、南陵的排序争议，洪亮吉的坚持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尊崇《大清一统志》，希望推广国家统志的知识体系；二是泾县修志期间的美好经历，或许影响他的判断。不过，博弈的最终结果仍然是维持现状，除了受到鲁铨的干预，应该与各县在府志局的话语权强弱有关。在嘉庆《宁国府志》的纂修人员中，担任“采访”的南陵人有6位，泾县人只有4位；“六县董事”中的南陵人为6位，泾县人仅2位。需要指出，南陵人担任这两项关键性岗位的人数皆为各县之首。[26]与此同时，还有南陵生员的上书，这都会影响到鲁铨的决断。
针对洪亮吉的抗诉，鲁铨有所回应。嘉庆十三年（1808）四月，他以分巡安徽宁池太广兵备道名义颁布题为“为晓谕宁郡志稿巳成，仍留辨证、补遗两待续刻事”[27]的告示，算是卸任宁国知府后的正式答复。由此可见，围绕府志修纂的争议已经扩大化，给地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迫使鲁铨动用行政力量加以整肃。告示开头充分肯定修志之政治正确性，随后介绍府志的开雕、印刷等具体事务，最后委婉地做出辩解，此外还顺带提出改良办法。不过，随着他的正式调离，府志刻印和补充缺漏之事搁浅，对此他当然心知肚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鲁铨为顺应地方舆论所作的姿态性回应，并以官方告示的形式收入府志之首。
最终刊印出来的府志《凡例》，发展为一个容纳各方诉求的杂糅体，其中既有洪亮吉的修纂思路，也有鲁铨坚持的观点。《凡例》开头规定：“编纂体例虽变，而旧志所载，不敢意为去取，仍修录以存故实。”这应是洪氏锐意革新方志思想的体现。关于行文的规定：“方志行款向无定式。是书缮写，一以乾隆元年《江南通志》为准。”考察乾隆《江南通志》与《大清一统志》的内在联系，可知亦系洪氏意图。然而，有部分凡例是为回应洪氏的质疑：“六县宪纲，《一统志》列泾县于宣城之次，《江南通志》及旧志则以宣、南、泾、宁、旌、太为序。盖视丁、地多寡而次第之。今仍其旧。”此处将各县排序与丁、地多寡相挂钩，点出排序的内在规则，属于鲁铨一方的观点。不过，这一表述存在错误，结合各县的实力对比，可见未必全然如此：康熙《江南通志》将南陵排在泾县之前，但乾隆《江南通志》已经更改了顺序；宁国排在旌德之前，但其里数一度低于旌德。《凡例》末尾一段，简直是鲁铨告示的翻版：“是书成非一手，期以二年，难免罣漏之讥，惧有踳驳之类。故《杂志》一门，先辑《纪闻》。《旧志源流》二条，留补遗以备续增，留辩证以待厘正。缓以时日，再行续刊。”[28]
与嘉庆《泾县志》之迅速刊刻不同，府志迟至嘉庆二十年（1815）才出版。这八年间一共历经鲁铨、钟英、欧阳衡等三任知府，其时当事人洪亮吉已去世，鲁铨早已调任他乡。嘉庆《宁国府志》中的矛盾与调和痕迹，可以视作双方斗争与妥协的产物。与《泾县志》中高调写序、署名的方式相比，洪亮吉未给府志作序，府志亦未点明他的主纂身份，仅在卷首《重修职名》将他与凌廷堪列于众人之首，各卷纂修者姓名亦分别列出。后世有不知内情者，误将这一异常现象视为榜样：“光绪△年江阴缪筱珊太史荃孙等修《畿辅通志》，每人撰稿即列入每卷之中。初以为体例甚善，可为后来修志之法。继阅嘉庆廿年十二月阳湖洪稚存太史亮吉所修《宁国府志》已是如此，缪太史稍变其例，大旨固如是也。”[29]实际上，嘉庆《宁国府志》未注明主纂的行为十分罕见，所谓列出分卷纂者姓名的做法，亦异于当时惯例。后世学者不察，出于对洪亮吉的景仰，以致有此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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