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二年（1807）二月，《宁国府志》主纂洪亮吉给宁国知府鲁铨写了封措辞严厉的长信，开头这样写道：
不晤足下者，越一年矣。此回仆抵宣城，志事已刊至十分之四。闻底本皆自芜湖发来，改窜处极多，未知尽足下所定否？窃有未喻者数事，敢更质焉！[5]
分析这段怒气冲冲的质问之前，有必要对洪亮吉的经历略作介绍。据年谱载，他自新疆遇赦返乡后，先后受旌德、扬州等地书院讲席之职。嘉庆十年（1805）三月，受泾县知县李德淦之聘，任《泾县志》主纂，“与县人赵舍人良澍、广文绍祖、左明经煊、朱广文煐等订定志例，酬酢往还无间”[6]。他与泾县士绅配合得力，有诗为证：“我来泾川已三月，儒流幸有赵左陈。”[7]此处即赵绍祖、左煊和陈宝泉。因修纂之需，他先后六次奔赴泾县，至嘉庆十一年（1806）十一月顺利完成任务。(www.xing528.com)
差相同时，嘉庆《宁国府志》修纂工作也正式启动。原计划聘凌廷堪主事，“以目疾辞，乃延洪稚存先生主之”[8]。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凌廷堪与洪亮吉同为河南巡抚幕僚，私交甚好，这可能是凌氏改荐他的原因。[9]当时，洪亮吉已将个人兴趣转移到方志编纂，并且担任过旌德洋川书院讲席，正在编修嘉庆《泾县志》，对宁国府风土人情已有较深了解。因此，嘉庆十一年二月宁国知府鲁铨出面邀请时，他便应允。此时《泾县志》尚未完稿，于是命长子洪饴孙赴泾县编校，留守府志局与同仁订定条例。洪氏在闲暇时刻访问敬亭、南湖等地方名胜，并和鲁铨等官绅酬酢往来。在写给鲁铨的诗中，有“群仙高会今三度”之句，并自注道：“余与太守同年同门，然把晤甚少。惟己未岁太守谒选入都，会饮二次，及此而三耳。”[10]可见两人虽是科举同年，此前交往并不密切。编修府志的因缘际会，双方会晤渐多。他在给宣城名士张炯[11]的信中称：“此间太守极贤。然局中同事诸君极多，亦或各存意见，他日体例恐未能画一耳。”[12]在高度评价鲁铨的同时，对府志局人事关系之复杂表达一丝隐忧。洪亮吉一生历经坎坷，对官场人事十分敏感。尽管如此，他还是踌躇满志地附上“与志事相关”的草稿。不过，此后的经历表明，他所担忧的局面逐渐坐实，矛盾的源头却直指原本十分看好的鲁铨。
开头这封带有挑衅意味的信大致写于嘉庆十二年初春。其时洪亮吉从家乡赶往宁国府，发现府志已完成十分之四，篡改谬误之处比比皆是。由于鲁铨时摄安徽宁池太广兵备道，常驻芜湖，经他修改的府志底本皆由芜湖发往宣城刻印。[13]这一绕开主纂的非礼之举，令洪氏极为恼火，决心把潜藏内心的怒气转变为公开的对抗，于是便有这封《志事将竣与宁国太守及诸同事书》，最终还收入文集，将两人的冲突公诸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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