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诉讼双方的实力升降
清代以降泾县的经商风气发育程度较高，茂林、铜山、南容等地的经商风气一直维持到民国。[285]互控案的双方居于泾县西南乡。《安徽省泾县地名录》[286]显示：原告所居南容乡南容村，有152户，634人；被告居住的荀村坑（或称荀冲坑）位于南容乡新景村，有27户，111人；顷田李氏支派居于陈村镇桃东村，有170户，816人。由20世纪80年代的人口基数逆推，可见南容李氏与顷田李氏的力量不相上下，被告一族则势单力薄。现在荀村坑的人口规模偏小，除了受战乱影响，还有两种可能：一是位于山地，生态压力较大而发生外迁行为；二是考虑到官府最后将被告田产改拨到南容李氏所在的永定都，可能继续受到原告的压制，造成人口的衰减。
南容李氏的明代始祖李春辉，在饶州做官时收买李珠宝为世仆。谱载李宗权“做官饶州府守备”[287]，可能即为李春辉本人。李氏拥有世仆的规模应该不小，雍正六年李珠宝出户案得到官方认可，勒令世仆出具甘结认状。嘉庆十四年的李毛出户逃役案，立有认字可据。这两次出户事件的结果，都符合南容李氏的利益诉求。至民国间，尚有吕姓世仆数人。[288]
在道光年间捐修省志的名单中，李春辉户原定出银十两，结果为“不出”[289]，显示该族在嘉、道间存在一定的实力衰退，可能与严酷的地域竞争环境有关。发轫于太平县的李氏宗族，因户大人稠，明代以来纷纷迁居外地，“族衍数郡，如太平之美溪、赐田，青之上章、徽埂，泾之竺田、顷田，贵池之源头诸族”[290]，散居宁国、徽州、池州三府交界数县。该族将太平县的祖墓及产业托管于广仁寺，明万历间发生僧人盗卖给太平翟氏之案，清顺治间又发生翟氏侵入立碑事件。由于李氏的力量过于分散，与太平翟氏的斗争中没有占到优势。有人总结道：“此虽翟氏之枭贪可恨，亦李氏子姓有以开之也。”[291]这与李氏一族内部异见纷呈有关，族姓实力的内耗导致无法整合为强有力的联宗组织。
在道光间的这场官司中，顷田李氏与南容李氏似有不团结的迹象。其一，宁国府受理案件后，南容李氏试图借助联宗的力量加以斡旋，但咫尺之隔的顷田李氏没有给予支持，反而由远在太平县的李馥等人出面禀文，因审判完毕而被拒绝受理，没有发挥功效。其二，这场诉讼中出现受贿户首和私卖谱牒的顷田李氏族人，户首李大位不仅接纳被告改投税粮的请求，还直接帮助购买李氏谱牒，让被告得以诡称“与顷田同宗共谱”，对被告的攀附、改投行为起了关键作用。
与原告相比，被告的实力蒸蒸日上，拥有打官司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被告解释转投是“因家道殷实”，暗示背景雄厚，“久与县中潘、翟、查、吴各大姓联姻”，显然并非一般穷苦世仆。在诉讼中“添砌差役嚇诈的话，希图耸准”，精于控案，除了可能得到讼师的帮助，还与“聚族两朝，丁男半百，农工商贾，各有专业”的实力分不开。陈柯云的研究表明，徽州佃仆的经济实力及其在控案中的诉讼策略，与其有机会外出佣工、经商有关。[292]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和诉讼经验之增长，诉讼应对愈发周密，得以践行更多的出户方式。被告的举动刺激甚至鼓动了南容李氏其他世仆，道光十八年清明扫墓时，李珠宝后裔李淦等人“均效兰尤，唤不应使”，加剧了南容李氏的诉讼压力。
明清时期皖南宗族变迁呈现多元化的现象，在宗族组织总体趋于强化和扩大的大背景下，也有部分宗族在地域竞争中走向分化和衰微。地跨数县的李氏族群，在与太平翟氏的竞争中没有发展为严密的联宗组织，内部甚至存在争斗，为小姓摆脱其控制撬开一道闸口。李兰生一族历经多次失败后，依靠自身实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摆脱了控制，亦可见出户的门槛之高。
2．赋役、户籍与身份等级
前文已经指出，“户籍”是确认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拥有户籍的人在向政府履行一定义务的前提下，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鉴于基层组织往往变成大族压迫小姓的工具，所以争取设置独立的都图保甲组织，成为摆脱大姓控制的斗争方式，是主仆斗争的焦点。早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泾县冠盖乡十二都的附丁向官府吁请立户，在震山乡增设下辖怀恩都，以帮助小姓独立纳税。[293]这种特定的都图可能是并无统一地理空间的户籍体系。类似的还有江西宁州、宜春和分宜等地为客民设置的新都图。[294](www.xing528.com)
被告李兰生一族入籍永宁都，应该与雍正十年（1732）泾县世仆葛遇等人京控一案直接相关。本章第五节已经指出，这场官司的意义在于为此增设了永盛都。在乾隆年间，永盛都改名为永宁都。[295]原告在禀文中指出，泾县设立永宁都是考虑“各巨姓都图不准仆户寄附”，表因是为仆户当差提供方便。换而言之，国家利用世仆出户这种“编户齐民”的政策，从大族手中夺取了享有世仆的部分权益。不过，世仆虽然获得直接向国家纳税服役的机会，未必立即摆脱大姓的控制，仍需要越过种种人为设置的障碍。严格按照身份等级划定的都图，可以预料仍然会继续遭受社会歧视。嘉庆间撰修府县志书的乐输题名，是一次各都图大族的集体展示，捐输银两成为良民身份的重要标志。泾县冠盖乡的永定、思齐、花林、茂林等四都参与捐输，唯独新设置的永宁都无捐输名单，除了经济实力较弱，更可能因遭到排挤而丧失了捐输资格。[296]前揭康熙间设置的怀恩都，到雍正时已经废弃二图，人口流失严重。该都居民或如被告一样，为逃避民众对有世仆标记之都图的歧视，把税粮转投到其他都图，导致里甲制的不稳定。
在本案中，为解释改拨粮税的原因，被告向官府直陈他们深深的顾虑：“因永宁都旧传是仆户都分，监生们祖上久经迁居出户，监生李兰生已经报捐，与小的李世遂们久与县中潘、翟、查、吴各大姓联姻，不甘仍担仆户名目。”官方对此表示同情，“李兰生等控词失实，本有不合，姑念因被李和中等指称世仆不甘，且恐仍归永宁立户，难免仆户名目，因而情急砌词上控”，最后放弃对其欺瞒行为的惩罚。由此可见，“相传皆系仆户”的舆论压力，给被告一族留下很深的心理阴影，采取联姻、捐监和购买谱牒的手段，锲而不舍地践行改投行为，皆为抹去原有的身份印迹，重塑族姓的社会身份。
3．地方纷争与身份制度之松动
对南容李氏主仆诉讼案的分析，还需结合国家政策的大背景与皖南地区之具体实践加以考察。以下将以宫藏档案为主，串联本案与周边区域相关事件的因果关系。雍正开豁世仆令颁布以来，逐渐形成两条判定世仆的标准：一是有无卖身文契；二为是否受到豢养，以是否“种田主之田，葬田主之山，居田主之屋”为准。乾隆三十四年，安徽按察使暻善奏文提出，主仆名分以卖身文契为断，至于葬山、佃田之人可以给价退佃，以缓和对立和诉讼。[297]在乾隆四十五年泾县翟氏与汪氏的主仆之争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审判标准之差异，表明政策实践的游移不定。汪进修的父亲汪浩与翟绳祖邻村居住，“翟祖乐等从前曾经把压良为仆，与我家结讼成仇”，两家因坟墓问题发生争执，汪氏房屋、财产被翟家焚烧抢掳，安徽官方先是重罚翟氏，但又受到主仆身份的影响予以从轻处理。在汪进修的持续控争下，中央政府对该案作了重新定性，并处罚一批地方官员。[298]
乾隆四十八年太平县盛尚令违例捐监一案，进一步表现出官方态度的慎重。盛姓原系胡姓仆人，在雍正五年“经县详准”予以开豁出户。乾隆四十四年，盛尚令为其子盛一品捐监。根据乾隆三十六年定例规定，“凡改业为良之人，下逮四世，始准报捐应试”，而盛氏是三世报捐，原主后裔胡鲲池遂与之争讼。审理结果是取消报捐，并将胡鲲池“革去生员，仍折责三十板”。[299]这反映出乾隆三十六年定例的政策影响力，给报捐设置了较高门槛，同时表明官方对此类争讼行为的厌恶，暗示身份等级的实际松弛。与之相似的是，嘉庆十四年宁国县柳姓捐监，有人以其曾为世仆为由上控，官方审理时提出“以有无身契、是否服役为断”[300]的新准则，成为清代世仆开豁史上的重大进步。不过其中“主家放出三代后所生子孙方准捐考”等不合理规定，仍反映官方政策的模糊和折衷。[301]
嘉庆二十二年发生宁国县民俞祥松打死佃户何狗儿一案，佃主口供称：“监生家有田三亩，何狗儿与邵童儿、邵光元三人佃种，言定每年包还租谷三百一十斤。何狗儿们与监生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官方即根据“查农民佃户素无主仆名分者例以凡人科断”的方式处理。[302]这里虽存在佃农与世仆之别，但表明身份等级依然是官方审理的重要考虑。
道光初年徽州祁门县世仆周容法殴死家主李应芳一案，对本案的审理应起到较重要的影响。该案双方并无卖身文契，按照嘉庆十四年条例皆为良民，但周容法在开豁令下达后仍然照常供役，给官方出了难题。安徽巡抚于道光五年奏称：“若无卖身文契，又非朝夕服役、受其豢养，虽佃大户之田，葬大户之山，住大户之屋，非实有主仆名分者，应请除其贱籍，一体开豁为良，彼此有犯，并同凡论。”[303]明确提出完全以卖身文契和朝夕服役为标准，为世仆出户提供最有利的政策，此后官方对相关诉讼的态度也逐渐明朗。
综而述之，贯穿以上各种案件中的主线，在反映人身依附关系松动的同时，表明国家对于这一现象的渐进性认知。在本案中，可见官方对身份等级并不小题大做，仅当作审判技巧的工具，更关心与官方利益切合的赋役问题。从力求维持身份等级的稳定，到倾向于维持赋役的均衡，折射国家政策的功利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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