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雍正开豁世仆令的历史定位，史家吕思勉对此有适当评价：“近代削除阶级，当以清雍正时为最多……然此等贱民，虽见放免，在民间仍未能皆以平等待之也。”[273]雍正年间官方开豁令的颁布，为世仆出户提供了政策支持，但激起世家大族的不满，个别的世仆出户行为，很容易被大姓所压制。一些有实力整合内部资源并走向联合抗争的世仆人家，在斗争中互相援引，增加了出户的机会。官方为成功出户的世仆单独设立都图，但民众的歧视心理和一些遗存的劳役，促使他们进一步地抗争，借助转投税粮、通谱、捐纳等多元方式，逐渐在官司诉讼中占据有利地位，涂抹了世仆后裔的痕迹，最终完成身份的重塑，从而满足现实生存的迫切需要。此外，战乱是影响主仆关系的重要转捩点，时代变迁促使一部分大户放弃对世仆的社会控制。但若对大户的依附性没有改变，则世仆服役现象还会延续下来。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佃仆制度中的大小姓问题，至今仍部分地残存于徽州当地人的思维中，不经意间还会勾起不愉快的群体心理记忆。《我之小史》整理后记中小心翼翼的交代，透露出这样生动的规则：历史是活在现实中的，记忆与现实之间只隔着一点文字。宁国世仆群体的变迁历程，与珠三角被视为“蛋”的沙田居民之命运颇有几分相似。[274]
纵观大小姓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单向压迫，既不似扩展型的亲属关系，也不完全是阶级对立的社会等级。世仆制度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主导因素是大小姓之间构成了互补关系。小姓对大姓的经济依赖，使其在社会地位上需要让渡部分权利，形成不平等的尊卑等级。宁国府和徽州府作为佃仆制保留比较完整的区域，地缘和人文相近，社会文化和经济形态相似，具备延续佃仆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两府贱民也显现一些共性，出户斗争时间相当，出户方式相互关联，成为主仆诉讼案件的焦点所在。世仆本身实力的提升，拥有了与主家打官司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世家大族的厚重基础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抬升了世仆出户所需的门槛。(www.xing528.com)
皖南佃仆制研究是考察传统社会佃仆制的重要节点，徽州佃仆制研究更是其中的亮点之所在。学界在讨论徽州佃仆制的时候，容易受行政区隔的限制，忽略了徽州周缘地区的资料。本节通过梳理宁国府乡土文献中的世仆资料，对其自宋至清的演变历程作了描述和分析，考察世仆的形成过程、主要原因、成分来源、家庭结构、主仆关系、居住形态和产权归属等状况，在此基础上勾勒宁国世仆生活实态和开豁出户的历史脉络，并从地缘和人文的角度与徽州作了横向比较，有利于加深对皖南佃仆制与传统社会变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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