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起，皖南佃仆制研究就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史料和方法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20世纪90年代以降，相关研究突破单一的土地关系角度，从社会史、法制史等多种角度展开论述，如经君健从法律身份角度、陈柯云从主仆诉讼角度、臼井佐知子从家族关系角度、中岛乐章从民间纠纷角度，以不同的侧面展示纷繁复杂的历史内涵。[184]在诸多论文中，关注清代官方开豁世仆令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傅衣凌早在1947年发表的《伴当小考》[185]，该文着力考证伴当的来历，并对伴当单独留存于徽州府的原因加以推测。寺田隆信1959年发表《关于雍正帝的除豁贱民令》，认为雍正除豁过程只是停留在户籍方面，大部分贱民继续受到歧视。[186]叶显恩1983年出版《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结合开豁法令的实施状况，论述了徽州佃仆制的衰落过程。[187]经君健在1993年出版的专著中，分析雍正至道光年间的五次开豁令，厘清官方认定佃仆法律身份标志的变化。[188]此后，陈柯云介绍“乾隆三十年休宁汪、胡互控案”和“乾隆三十九年祁门王璐控查云寿不服应役案”的原委，展示雍正开豁令在地方的实施情况。[189]王振忠利用收集到的《钦定三府世仆案卷》抄本，将围绕雍正开豁谕旨展开的婺源大、小姓纷争，置于长时段区域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加以探讨。[190]Anders Hansson、卞利和韩秀桃分别对雍正开豁令在皖南的实施情况作了介绍，并讨论国家法与基层社会的关系。[191]
以上研究虽然默认徽州、宁国二府贱民的同质性，但行文论述中仍以徽州文献为主，对宁国府往往一笔带过。就以往发掘的文献而言，除官方律令外，直接关涉宁国世仆的材料并不多。需要指出，张研、毛立平在讨论清代佃农家庭的生计时，利用过民国《旌德板桥汪三晖堂家乘》中的世仆文献，这是材料上的一个突破。[192]实际上，在现存宁国府的乡土文献中，尚存有为数可观的世仆资料，包括一些颇有价值的契约、佃仆条规和主仆诉讼案卷，对学界理解宁国世仆的历史面貌颇有助益。(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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