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指出，谱牒在地方史的研究中不能只以其所记述事实是否可信来评价，应考虑有关历代祖先故事形成和流变过程所包含的历史背景，把宗族文本放到当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解释。[151]旌德方氏将方元荡编入世系并塑造出“方德让家”传说，其背后意图和动机何在？需将其置于所处地域环境中予以考察。
一是历史基础，旌德方氏作为地方大族的悠久影响力，为其抢占文化资源提供了凭依。据正德十三年（1518）朱文质《旌川西溪朱氏族谱序》引宋代《旌川志》云：“右族有四焉，居东者鲍，而西者汪也，居南者方，而北则吾朱也。”[152]可知方氏为旌德四大族之一。元代时，方氏被视作“族绵百世云礽盛，秀萃一门山水雄”[153]的大族。万历年间，旌德一都以隐龙方氏与白沙程氏为盛：“东程氏、西方氏，民居各千。”[154]总之，“方氏以贵盛世家，是溯其来也远矣”[155]，“其先世之登仕版、居显宦者接踵相望”[156]，足见方氏在当地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旌德方氏与县内各大族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隐龙方氏与金鳌江氏的关系即为典型。隐龙方氏某女嫁给金鳌江氏族人，方氏族人在新春谒祖时便道过存，必至金鳌江氏宗祠拜年，日久遂相沿成例，“从明至今，历数百年，亲谊不断，足称佳话”。有趣的是，隐龙村盛产水果，“行人擅摘者必罚，惟我江姓可任饱啖”，可见金鳌江氏与隐龙方氏的关系非同寻常。[157]咸丰年间，隐龙方德薰逃难至江西，肄业于鹅湖书院，受到江村名士江韵涛的赏识，“遂与订师友交”[158]，亦是两族精英人物交往的一段佳话。
二是物质条件，旌德方氏的经济实力雄厚，是开展宗族建设的经济保障。早在南宋初期，当地就出现一位大地主方显忠，拥有五十余家佃仆。他创建的堂宇仓厩有三十余间，购买大量田塘、桑枣园，以及分布于本县、绩溪县的八所庄屋，另在本县南街购置店屋数十余间，每年租谷达一万八千余筹。[159]明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方氏族人投身商海。居于县城的隐龙派尚文坊支，其经济实力一度胜过隐龙本村大宗，甚至对隐龙方氏发起的宗族整合构成挑战。方懋生经商于明末，方科生督率诸子经营宣城、宁国之间，“创兴之业，远过前模”。方启于明末清初经商芜湖，有帮助落难徽商之举。[160]方轺顺治年间曾“至云南，过交趾国”[161]。方亮生“务生居贾”，置有田产基址[162]。玉井派也有一些经商行为，方一朝“贸易江湖”，方尚衡“农耕并贸易自任”。[163]方富出走江西，“欲觅乡人店习贸易”[164]，方济长期在日本从事贸易活动[165]。由此可见，除了在本地兼营农商，方氏族人外出懋迁的足迹遍及宁国府、芜湖、江西、云南等地，甚或交趾、日本等国，活动范围可谓广袤，商业活动呈现欣欣向荣之局面。商人实力的提升为宗族良性发展提供经济保障，有利于方氏宗族对地方影响力的追求。
三是地域竞争，推动了宗族的塑造和整合。在地域主导权尚未明确之际，宗族整合有助于提升地域竞争力。旌德饶氏谱牒中有一段感慨之辞：
迁徙之后，既获安土，而居城中如张、黄、郭、吕，城外如饶、姚、周、汪诸巨姓，棋置罗列，地广人稠，诸姓欲各构家庙为血食计。倘仍前庙宇湫隘，非所以上光世泽，下启人文也。嘉靖间，卜基于东麓之阳，式廓增休。[166]
这里明确指出，旌德各大姓自嘉靖年间开始，即掀起一股兴修家庙的社会浪潮，这一现象与地域竞争的社会背景相互耦合。与之比照而观的是，与隐龙方氏毗连的徽州绩溪县七都旺川，明清鼎革时期的地方社会主导权尚不明确，大族地域竞争也加速了宗族整合和形象塑造。[167]
旌德西乡江村以南数里有一座胜因寺，以该寺命名的村落至今尚存。[168]该寺始建于北宋治平年间，宋代名僧法昭在此出家，万历年间重建。[169]乡绅江希曾称，方元荡葬于胜因寺。[170]此乃江希曾记忆之误，前文指出方氏族人认定方元荡陵墓在江村以北的庙首境内，对比县志可知此处当为唐观察使方台之墓。[171]据方氏谱牒介绍，方台墓地旁原有一座延寿寺。景泰四年（1453）王瑄序中提及，在北宋灭南唐的开宝七年（974），方台之子方融、方岘“以白地、金沙冲田五百亩，舍充延寿寺庄园，而碑名见存，则谱系之真无疑矣”[172]，暗示方氏曾施舍大量田产给延寿寺，该寺应是方氏家庙。民国谱的始祖世系也有意宣扬方融的事迹，“偕诸弟捐资重建延寿寺院，共施白地、金沙冲等处田园五百余亩，竹园地二十亩，以永香灯，乡人肖像于院祀之，勒在贞泯”[173]。这段话指明延寿寺是方氏香火庙，并暗合与方台有关的历史资源。此外，延寿寺或有“延寿院”之称，民国谱引用嘉靖间赵仕道序言称：“且观水西旧谱之载，鼎建延寿院，实元荡公九世孙，伯玉公之一脉也。”[174]该序未收入康熙谱，可信度值得怀疑，不过仍有证明胜因寺前身为方氏家庙的指向性。(www.xing528.com)
图14 胜因寺水井遗址
照片来源：2014年10月17日摄于旌德县白地镇胜因寺。
在民国谱中，方氏族人这样解释延寿寺与胜因寺的继承关系：“宋治平二年（1065），他姓以庙改建胜因寺于公墓前。”[175]即在方融捐田不到一百年时，方氏受到其他大族的排挤，被迫放弃对延寿寺这座“庙”的所有权，改建后重新取名为更具有公共意义的“寺”，完成从家庙到寺院的转换。实际上，所谓方台等人的事迹存在明显纰漏，康熙谱中第四世方台之弟方燕的活动年代为景德三年（1006），竟然晚于第五世方融，民国谱中又改为景福三年（894），但又载其在宝元元年（1038）仍活跃于政界。方氏族人之所以编撰祖先与这座寺庙的关系，除了从方元荡诰敕、墓地以外的角度证明其族源之悠久，更重要的是借此强调宗族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尤其以北宋年间地域竞争之失利为最，暗示最大的威胁来自周边大族的觊觎。由此可见，适时唤醒族人对于宗族受挫历史的集体记忆，有利于加强宗族凝聚力，并推动宗族的形象塑造。
四是国家政策，地方宗族的塑造和整合与之相关。据方元荡、方德纳入世系的时间顺序，可知方元荡早在明代中期即编入方氏世系，这一宗族实践早于国家政策的出台，与井上彻对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宗族形成的研究结论相吻合。[176]“方德让家”传说的形成，则与嘉靖“大礼议”后宗族活动的兴起密切相关。嘉靖十五年（1536）“大礼议”最终导向家庙制度的改革，放宽了官民祭祖的规定。对于旌德方氏而言，国家政策的松动推动宗族谱系编撰之活跃。这也印证黄国信等对徽州程氏谱系的研究，即时间越后谱系越清晰，但与事实上的宗族传承历程产生越来越大的距离。[177]自明代中后期以降，据时代发展不断更新、调适世系乃是全国性的现象，这在旌德家谱修撰行为中具有普遍性。[178]
此外，隐龙村有一口义井，嘉靖年间获得官方认定，是旌德方氏宗族统合得到官方肯定的重要标志。《隐龙山记》载有一则故事：“又别有井泉，聚族咸汲，饮者多寿。嘉靖间，邑令李公銮谓其‘人无二姓，里同一井’，以义井名之。”[179]查询县志可知，县令李銮是汝阳人，正德十三年（1518）到任，后调任泾县[180]，时间与施闰章的记载大致吻合。“义井”又被称为“方家井”，最早的记载可能就出自万历县志[181]。嘉庆府志有详细描述，并引用施闰章的《方氏义井诗》[182]。于是，义井顺理成章地变成隐龙八景之一[183]。可以推论，旌德方氏在明代中后期以降维持着符合儒家礼制的宗族运作形态，并成为地方大族的典范，来自官方的嘉奖进一步强化旌德方氏的宗族认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