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氏修谱取慎终追远之意，但时代越早则文献越少。成化年间的方氏族人称：“尝于正统间会修图谱，而因源流未备，支派未悉”[143]，只好推迟修谱。康熙修谱时再次陷入这种尴尬境地：“明嘉靖间虽有旧谱可考，然历年既多，简帙遗失，异同相竞，后起莫载。”[144]实际上，谱牒资料的缺乏与世系修撰之迫切，反而给家史编纂提供了施展空间。成化谱序对这种附会手段说得直接：“群相修饰而润色之，纪载之，悉图传之详，共成完璧焉。”[145]可见明代中后期是塑造宗族历史的绝佳时期。根据时代之变化来修改前代谱序，应是较普遍的现象，康熙谱《凡例》即认为删改很有必要：“旧序成式当遵者，犹必删辑而录之。”[146]
方氏族人既有意攀附方元荡，又要突出“方德让家”主角方德的地位，需要将方元荡与方德扯上关系，那么两人在世系中如何配搭呢？乾隆县志提及方德与方元荡的承继关系，“唐方将军元荡祖博士德居此”，即方德为方元荡之祖。从时间上看，方德早于方元荡，反而不是旌德方氏始迁祖。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原因在于方元荡很早纳入谱系，其事迹影响力和可信度大大高于“方德让家”传说。成化《旌德方氏宗谱原引》表明，旌德方氏自晋代方法立迁入三溪为始，因方元荡为旌德人物之首，故推方元荡为始迁祖，其时并无方德。方德作为明代中后期才出现的“后起之秀”，却又安插于方元荡之前，乃是考虑到传说的时间属性，以便将两人事迹在世系上实现有效关联。
出于功利目的编排的谱系，自然有不少差错。从谱系上看，方德所处的唐宝应年间与方元荡所处的元和年间只相差四五十年，何以两人的世系竟然相差五代？为了构建地方形象，以适应子虚乌有的传说，康熙谱纂修者不得不试图理清早已混沌的谱系，但还是出现大量破绽，并造成谱系的混乱。康熙谱的毛笔字修改版，即是一次典型的纠正和修缮。至于具体的细节错误，仅该谱卷四《方氏历代统宗世系纪》即有不少毛笔字修改和批判记录，检出几则列出：
误一世，此文涉即辩公字，唤文涉，何能为子？（注：十二世辩公与十三世文涉公之间夹注）
照真应庙谱，千期子即相，误录又一世。（注：四十八世千期公、四十九世时公和五十世相公之间眉批）
翙公子名津云，何能津为子、云为孙？一名改作二世，又一误录一世。（注：五十五世翙公、五十六世津公和五十七世云公间眉批）
由此可见，谱系编撰者为攀附远祖而拉长世系，以致谬误甚多。又如康熙谱涉及方镇的材料称：“时隋恭帝政乱，盗贼蜂起，唐公李渊召募天下义兵，以安其祚。公率乡兵应募，始克藿邑，归关中，秦王李世民收之以备僚属。唐武德年间，降李密，克武周，破世充，擒建德、萧铣等，累功拜神策将军。”[147]这位世系排在第131世的方镇活动于隋末唐初，时间比第128世方德还早，显然不可能。
旌德方氏的世系随修谱活动的持续而日臻完善，在民国谱中已有不少漏洞被堵住。前揭方镇的事迹得到削正：“镇，字安侯，华公长子。唐时累立军功，官拜左神策将军，世袭封爵。”[148]在康熙谱《方氏历代统宗世系纪》“方德”一栏上有毛笔字眉批：“（注意）智公子得，遗下七世；再遗公子德。何能智公子又照德仁之德？兹［？］谱时［？］因为该得、德不分，丢去七代，注意查。”可见“得”与“德”的人名混淆，造成了世系谬误。在民国谱中，所谓的“丢去七代”被找到了。辑录两谱的相关部分：(www.xing528.com)
表13 旌德方氏前后世系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民国谱第14世方得至第20世方遗，正是所谓“丢去七代”。至于如何找回丢掉的世系，谱牒编撰者们最关心的并非事实本身，而是尽量理顺世系脉络，以促进族人的认同。经过若干次家史的编纂，旌德方氏的世系脉络形成一套完整的表达方式，自远祖方雷、方储以降，分别以方德、方元荡为世系节点，最后衍生为三派，统合了旌德方氏各分支。
需要指出的是，旌德方氏的世系编撰行为，代表族内部分支派利益的精英人物之思维活动，未必完全具有宗族一致性。华坦方氏在乾隆年间即奉方叔为始祖，在世系上逐渐与隐龙方氏发生不少龃龉。[149]不仅如此，“方德让家”传说未必是旌德方氏的共识，华坦方氏的先祖世系虽然照抄统谱，但该支似未完全承认方德的地位，“法立公居太平之麻城乡，八传至元荡公，是为旌德方氏始祖，十二传至璇公，是为华坦始祖”[150]，以“方法立—方元荡—方璇”为世系脉络，竟然回避了方德。
旌德方氏通过历代家谱的反复修缮，将方元荡、方德相继纳入世系，在求实际与慕虚荣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经过方氏族人的增修和附益，理顺了方德与方元荡的世系，体现出纂修人不断修改、衍化并最终固定传说的思维痕迹，表明方氏宗族形象塑造的动态过程。但旌德方氏各支派的动机和利益未必完全一致，在追溯始祖、承认方德地位等方面，华坦方氏作为旌德方氏的后起之秀，敢于在支谱中发出不同声音，反映出宗族统合的复杂性。
图13 旌德方氏世系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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