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作为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组织，备受学界瞩目。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降学术视角的下移，明清社会史领域在宗族建构学说的影响下，超越传统宗族研究的局限性。濑川昌久较早涉足相关领域，探寻香港农村族谱编纂背后的历史意识。[68]刘志伟揭示沙湾何氏宗族重构祖先谱系的现象，此后又和科大卫从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宗族活动。[69]钱杭认为联宗组织不是纯粹的血缘组织，而是松散的地缘性同姓网络。[70]刘经富和徐斌的研究支持这一推论在长江中游地区的适用性。[71]常建华对此评论道：“宗族的形成发展也与移民、开发联系在一起，祖先传说的故事结合地方社会才能深刻理解。解析祖先故事成为宗族研究的重要途径，族谱世系的早期部分也焕发出新的资料价值。”[72]
徽州作为传统宗族社会的典型区域，关涉宗族形象与谱系建构的研究比比皆是。[73]冯尔康以明代《新安萧江宗谱》为例，对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的通病加以分析。[74]臼井佐知子以徽州文书为例，讨论明清宗族与宗教的关系。[75]黄国信、温春来梳理新安程氏统谱，探讨该族不同时期的祖先认知和谱系塑造现象。[76]熊远报、冯剑辉、山根直生和王振忠相继以《程黄争墩》为例，借助地方文献蕴含的历史信息，探究地域竞争与宗族形象之塑造。[77]此外，熊远报还分析婺源县庆源詹氏谱牒编撰背后的功利性目的。[78]关于谱系编撰的社会文化意义，冯尔康讨论谱法中尚实与尚虚的内涵。[79]林济认为程敏政推动形成以统宗收族为根本、以存疑存阙为史法的徽州谱法，构造以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80]章毅注意到宋元明民间信仰的宗族转向，认为地方神祇之正统化过程具有明显宗族化倾向。[81](www.xing528.com)
在16世纪以降的地域开发过程中，华中、华南宗族结合的发展与扩大，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82]那么，宗族形象与谱系建构背后的真实动机何在？中岛乐章以休宁县茗洲吴氏为例，整合上田信和井上彻的观点，认为该族借助调整宗族组织维持秩序，统合分支以增强地域竞争力。[83]张爱华对泾县张香朱氏谱牒的系列研究，构建一个多元互动的权力关系网络。[84]朴元熇依托真应庙会谱，分析歙县、淳安方氏扩大宗族组织的过程和动机。[85]笔者在朴元熇研究的基础上，以旌德县隐龙方氏支派为例，考察清代徽州宗族组织扩大的现象。[86]当然，除关注旌德方氏与徽州方氏的互动关系，还应注意旌德方氏宗族谱系和形象的塑造历程，并将这两者统合起来，共同探析其背后蕴含的地域文化传统，以理解宗族世系塑造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