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县域的联合会馆，是清代以降出现的新现象。从空间上看，除东北三江会馆和苏北泗阳泾太义塚外，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乾隆年间，太平杜芳楚、杜大宾服贾庐江，联合泾县、青阳、太平商人建立会馆。[177]光绪年间，桐城县青草塥有名为“泾县凹”的义山，“山周里许，以葬泾、旌同乡之旅塥者”，是泾县、旌德两地商人合作的产物。[178]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商人在常州府城建有泾旌太会馆，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同治五年（1866）由林伯祥、黄文运、王顺方等人改建于察院街。[179]在镇江府，旌德、太平商人在咸同战乱后建旌太会馆。[180]太平商人程宗华被推为东北营口三江会馆的会首。[181]在东北活动的宁国商人为数应该不少，道光年间太平馆田李氏谱捐输名单载：“盛京庐峰公公堂 纹银一百两。”[182]
会馆的县域隶属与其捐输来源并非完全一致，有不少交叉的现象。万历年间湖州府双林镇的式好堂，最初参与捐建的商人有胡、朱、郑、洪、汪等泾县东乡客商，旌德刘姓商人也有参与，但还没有名分。[183]清初泾县朱文锡（1663—1735）担任客长，有“湖州式好堂为泾（县）旌（德）会馆”的表述，承认旌德商人在会馆中的特殊地位。[184]至清代中期捐造泾县上坊义渡时，刘姓似已退出行列。[185]清末南陵泾太公所曾与旌德会馆联合兴办一所学堂，专收同乡子弟入学，反映出商人会馆与捐输来源的重叠。[186]商人会馆虽有较强的地域限定，但不乏跨县域的互助行为，如旌德商人后裔吕咎予居所被烧后，借住在六安泾县会馆。[187]
苏州宣州会馆的情况稍显复杂。乾隆初年，宁国商人在苏州阊门设立宛陵会馆。至嘉庆间，泾、旌、太三县分设公所，只是“合郡义举仍以宣州会馆为总”。同治初年，宁国商人购买苏州阊门内吴殿盈直巷陶姓房屋，重建宣州会馆。[188]邱澎生认为：“苏州‘宣州会馆’的例子，显示出这个商人团体至少在十九世纪前期，已经有了府级和县级会馆、公所间的层级式联络关系出现。只是，这些似乎都还只是特例，依目前史料看，大多数会馆公所彼此间的关系，皆缺乏任何形式的联络网络，与商会不大相同。”[189]宁国府各县商人的联络松散，缺乏商帮应具备的联合性，表明宁国商人的内部整合程度不高。
商业资本和商人力量的注入，为宁国商人会馆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下面从附表2挑出泾太会馆及义冢，揭示泾县、太平商人的特殊关系：
表9 泾太会馆的地域分布(www.xing528.com)
上述9个案例多半位于皖南和安庆府，这是宁国商人的重点经营区域。安庆的市廛工伙共分八帮，泾、旌、太三县各成一帮。[190]铜陵县大通镇和悦洲的客民同样分为八帮，泾、太商人联合组成泾太帮，“泾太驴子会”在当地城隍赛会相当有名。[191]江苏境内有两处泾太义冢，都是商人的个别行为。同光之际，泾县商人董维春懋迁成功，在金坛倡捐泾太义塚地和祀田。[192]清末民初，太平商人侨寓泗阳的杜海潮，购地十余亩为泾太义塚。[193]湖北江陵和四川巴县的泾太会馆，建设于清代中前期，可能是泾、太商人合作的初始。据嘉庆《太平县志》载：
湖北江陵县沙市镇 泾太两县合建会馆一所，前后抵街，堂店、戏台、园井计数十间。太邑商于此者，又另建太平园一所，门楼一座，中堂三间，后进三间，周围院墙墙外有义冢一区。又两县建立白骨塔，一名永安塔，高三座，塔下建义济堂一所。[194]
由于地理空间的阻隔，泾、太商人在当地的实力较弱，联合建设会馆应是为了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即便在皖南家乡附近经商的商人，仍需合作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泾、太两县与南陵同隶于宁国府，咸丰年间在南陵成立泾太公所的初衷，乃是出于两邑同乡“因感到身居异地，往往遭受歧视和欺压”的现状，为维护同乡权益而合建。[195]不过，两县商人虽合建会馆和白骨塔，但太平商人却单独建有义冢，有一种若即若离的趋势，可见会馆的地缘性质决定它的组织类型，商人内心始终有着不断细化地缘观念的内在驱力。联合会馆是两县商人合作的现实需求，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一俟条件成熟即要分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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