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宋代，当徽州通过劳动集约化和商业化来开发山区时，宁国府依然是“全无物产可与他郡贸迁，富商大贾足迹罕至”的局面，商品经济并不繁荣。[45]明洪武初年，该府局部地区已有“服食莫能赡厥家，农隙之时，负贩为计”[46]的活动，但此类文献证据为数不多。至明代中叶，泾县尚且维持醇厚的社会风气。[47]隆庆元年（1567），宁国府“民业差瘠，吏事殊简”，而徽州府“弃本逐末”的风气已在流行，可见在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转变过程中，徽州府整体上领先宁国府一步。[48]身处嘉靖、隆庆之际的胡翁，还能感受到风气变迁前夕的安宁。[49]现存最早的嘉靖《宁国府志》没有显示经商迹象，万历府志沿袭这一记载。[50]明末礼部尚书冯琦对宁国府秉持赞赏态度，认为当地风俗纯正有古意，这说明宁国府的社会经济较为逊色。[51]
但社会风气的总体转变，仍可在宁国府境内部分区域找到萌芽的片段。就在嘉靖、万历府志修撰的同一时期，位于南部丘陵山地的泾县、旌德、太平三县，逐渐孕育懋迁之潮。万历《旌德县志》绘出风气转变的大致轮廓：“嘉、隆以来，渐变渐靡，释本计而末作，怀睚眦而忿争，屠沽之肆满市……于是百工技艺之人，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徼，亦其势使然也。”[52]汤宾尹在年少时曾前往旌德考试、设馆，认为当地风俗最为古朴，十多年后再赴旌德，对其风气变迁有着深刻体会。[53]泾县也经历类似变化，嘉靖县志编纂者对“习随时异”的现象表现出宽容。[54]或许大势所趋，僻处一隅的査济村在万历间也泛起浮华之风，引起儒士们的担忧。[55]“泾俗侈宫室”，当地人喜建华屋大厦以相互攀比。[56]太平县是府内最偏僻的县域，从长江口到县城号称三百六十滩，但该地盛产优等的木材、茶叶等物产，追逐利润的商人自然不会放弃。[57]嘉靖府志称当地杉木获利甚厚，“宋所未睹”[58]，与此前大不相同。至万历间，太平已是“外留以待岁岁以为常”的局面，习俗也转为吝啬好讼。[59]宣城名士梅守箕注意到太平县民“多游而之四方”的旅外经商之盛况。[60]万历年间，当地人已有“余郡善治生，致富饶比素封者，不可胜纪［计］”[61]的感慨。辖区内县域的风气转变，从整体上影响宁国府社会风气之转变，身居府城的汤宾尹不得不承认：“宣州风俗渐赴华侈，高门右族费每不赀矣。”[62]
清代学者总结过明代士风的变化，从侧面映衬社会风气的转换维度：“然正、嘉以上，淳朴未漓，犹颇存宋、元说部遗意。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63]明代后期社会风气的转变，乃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吴承明对此社会变迁有精湛分析。[64]宁国府的部分县域之风气变迁，亦步亦趋于晚明社会的整体转向。其中，泾县和太平初见经商的端倪，而旌德的经商活动似乎蔚然成风，在南部三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旌德作为开启宁国府懋迁风气之先河的县域，至少有两大影响因素。
其一，人口与生态压力的持续增大。宁国府内各县域的生态差异甚大：“旌、太之民有耕山为地者，高高下下，望之若弹棋局然，
确剞侧，每苦旱，雨则悬流直下。宣、南、泾、宁，大都原隰什之二，泽什之五，山什之三。就中则泾、宁田多在山间，其有泉流可引者最美产也。”[65]可见深处皖南山区腹地的旌德和太平两县，其生态条件在宁国府内屈居末流。按照旌德方志的表述：“物产虽有而不多，往往取给于邻邑。”[66]早在万历间，旌德的山田比重高达三成，良田仅一成，农业资源开发几乎殆尽，而其时当地人口膨胀至三十多万，粮食自给率不到三成。[67]严峻的生存压力，迫使大量劳动力外出经商务工，“居民谋生拮据，往往散之四方，经营贸易，自京师以及各行省，莫不有旌人足迹”[68]。在康熙知府佟赋伟看来：“惟旌地狭人多，田土硗确，物产无几，故富者商而贫者工，往往散在京省市肆间，居积通易，以致富厚。”[69]他认为旌德的经商风气之所以突出，与生态压力密切相关，迫使当地的劳动力如同徽州人那样外出懋迁，逐渐形成了商业社会。
其二，交通因素是经商风气的催化剂。经由旌德前往徽州的交通线，早在宋代便成为联系南北方的主要交通支线之一。明代设有泾县桑坑（或徙考坑）、旌德三溪两个巡检司，不利于商贸流通，地方官奏请合二为一，在两县中间点设置茹麻岭巡检司。[70]对行政管理便利化的需求，表明商业发展程度非同一般，可视作该路线开发成熟的表现。泾县人赵知希在旌德旅店的见闻：“路出新安右，岁暮多归贾。昼若蚁错行，夜以萍挕聚。乡音既不通，欲言徒龃龉。杂沓百辈纷，奈何只键户。编芦虽隔舍，号呶同环堵。”[71]虽然他深受返乡徽商夜谈聒噪之苦，但居住在徽商必经之路并且沾亲带故的旌德县民，显然更易受商业资讯的刺激。另一位旅客说得更直白：“山径肩摩半竹兜，新安一线道途幽。招商何处留行客，家族临街白板楼。”[72]迁至徽州的旌德汪氏，认为“新安人士工贸易，以走海内者如市”[73]，自称受到同族徽商的影响。可以推想，络绎不绝经过旌德的徽商，对当地经商风气肯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将嘉庆府志的捐输银数略作统计，可见捐输前列的大族，大多沿徽、宁交通线分布。[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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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明代至清初的旌德商人
明代至清初旌德商人的数量较少，除了懋迁风气未盛，也有资料缺失的因素。上表所收案例多为清代方志、家谱的追溯，且商人事迹大多简略。万历年间，程德约“亦经营四方，欲效陶朱、雍伯之所为”，外出懋迁长达十三年。[75]王东爵初为乡村塾师，后来经营贸易。[76]李岩升少年读书未成，被迫弃儒就贾，孰料“每亿屡中，辄得厚利”[77]，成就了一番事业。明清鼎革的时代背景也体现在商人的活动中，汪大量“迨甲申岁中原大乱，翁敛赀本归故乡，广纳田庄”[78]。
本时期旌德商人经商范围很广，并出现宗族经商的端倪，这是判断地方商业的风向标。就张氏家族而言，涌现一批活动范围极广的商人。早在元末，张一元就踏遍了泰半行省。[79]明末张本亿从年少开始贸易，“足迹半天下”[80]。张本万外出寻找贸易未归的弟弟，间以民间手艺为生，积累不少商业经验，此后成为赀雄一邑的富商。[81]清顺治年间，张垎在东北关外经营。[82]张光初在广东韶关的翁源县做生意病逝，其子张一煌偕仲弟“徒步三千里奔丧”[83]。虽然一斑难窥全豹，张氏一族的经历至少可以反映旌德部分家族的商业实力。
综而述之，就明代南部三县而言，旌德的生态条件远远逊于泾县，人口压力也大于泾县和太平，经商的内在动力十分充足；作为徽州通往北方交通要道的第一站，旌德人更易受到徽商影响，因而于明代率先兴起懋迁之风，在宁国商人中拔得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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