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日本人的对华调查中，将商人组织根据地域归纳为相应的商帮。关于“宁国商人”这一提法，最早可能来自《支那省别全志》的记载：“六安的旌德会馆也算是当地最大的建筑物，位于黄家大街，属于以钱业、茶业者为主的旌德帮即宁国府商人的组织。”[2]这里将“旌德帮”与“宁国府商人”两个概念等同看待，足见旌德商人在六安的势力之大。[3]日本人的观察可谓提纲挈领，当时人有“旌人之贸迁于六安者，遂执商界之牛耳”[4]的感慨，足见旌德商人在六安商界占据重要席位。不过，就现有历史文献的相关表述来看，笼统采纳“宁国商人”的称呼不甚贴切，需要在概念上予以界定。
首先，这一称呼容易掩盖宁国府内的区域差异。就自然环境而言，根据康熙间时人的认知，宁国府北部的宣城和南陵拥有大量平原沃野，农业经济非常发达；南部的泾县、旌德、太平三县境内群山连绵，较多山林之利，居民外出经商风气十分活跃；宁国县则介于两者之间。宁国府大致分为三个经济区：宣城、南陵等北部平原圩区属于典型的农耕经济区，泾县、旌德、太平等南部丘陵山地是旅外经商区，位于东南一隅的宁国县是自给自足的山林经济区。[5]对此，乡绅江希曾概括得非常明确：“宁郡六属，除宣、南务农力田外，泾、旌、太多以贸易起家，宁国亦擅竹木之利，与广、建大致相同。”[6]以此视角来看，宣城、南陵当以务农为主，宁国县产业结构与毗邻的广德州、建平县相似，宁国商人的核心范围浓缩至泾县、旌德、太平三县。
除南部三县外，其他县域人群也有零散的经商事例。宣城作为宁国府首邑，是皖南山区货物外出的重要集散地，散布境内的湾沚、黄池、水阳、水东等市镇，商品经济比较繁荣。[7]翟思晊眼中的湾沚，乃是商贾辐辏的“宣城巨镇”。[8]然而值得回味的是，只有靠近山区的水东镇形成经商风气，发展为皖南山区竹木外销的一大基地，有“小南京”之誉。[9]宁国县方志含混地说，“所有山产皆宣商之利”[10]，此处或指水东商人。基于当时人的看法，宣城东乡的确有其特殊性：“府附郭为宣城，分四乡，其东土沃，居民繁诸，往来贸贩者，交错联络，视三乡数倍。”[11]当然，宣城县也出现一些个体经商行为。明代汤宾尹的曾叔祖汤入斋从事商贸，梅守箕的三伯父梅吉山经商于两湖、江浙和中原地区。[12]宣城吴彩翁在湾沚镇贸易。[13]入清以来，梅永开在南陵奚家滩开设店面[14]，鲍有瑞居奇取利于圜阓[15]，杨朝柱“贸易于市”[16]。咸同年间，宣城陈养基与宁国丁某合作在清弋江市卖粮[17]。但据民国年间调查，宣城本籍人民“缺乏进取精神”，活跃于当地的商人多来自泾县、徽州，资本雄厚者颇不乏人。[18]
南陵与宣城大体相似，“民重去其乡，鲜商贾，与宣［城］同”，“非有千金富贾，重装巨舰之集”[19]。同治年间的一封禀文称：“民向不善商贾。”[20]当地经商事例更是稀少，至多是前往邻近的高淳从事手工业。[21]商人案例寥寥数则，张国泰务农之余兼营贸易，张时孚弃儒从商，杨兆珑、杨滔相继弃儒为贾，朱雨田落户长沙后经商致富。[22]咸丰年间的汪日升懋迁[23]，同光之际的何兆鸿经历了业商与业儒的转换。[24]与南陵毗连的太平府繁昌县，“耕读者十之八，懋迁于四方者罕”[25]，表明沿江平原圩区经济的“重农”特征具有普遍性。检点宣城、南陵等地零散的经商行为，可知并未撬动区域懋迁之风气，显然达不到形成商帮的标准。
与宣城、南陵不同，宁国县呈现出另一种经济形态。利用山区林木与矿产资源很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倾向”，不一定是形成人口压力之后才出现的现象。[26]当地农业基础不如平原圩区，但“山之利几与田等”[27]，生存环境之优越不可小觑。仅兰蕙一项即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每年冬季外地客商云集，雇佣土人摘取装篓，运至苏州出售。[28]由于物产丰富，甚至被比拟为川蜀天国。[29]明代中后期，张瀚游览至宁国，深叹山民生活之富裕。[30]此地经商案例略多：有俞姓商人外出经商未归，其子在施州卫（今湖北恩施）找到他，此后仍在宁国与施州之间奔波经商；[31]康熙二十六年（1687）漂落到朝鲜济州岛的中国船只中，乘客周体乾来自宁国县；[32]汪乾经商于江浙、中原、山东等地，同族汪启南亦商游于江苏；张氏宗族的张邦衡、张永安分别在广德州和宣城贸易，皆有宗族经商的端倪；[33]胡瑞生与太平商人张国祥合作经商；[34]光绪年间，叶德松经人保荐，到江苏溧阳南门河的德丰木行学徒，最后当选为溧阳木业公会主席。[35]然而当地始终没有形成明显的经商风气，这可能受制于优越的生存环境。该县东南的狮象山盛产油漆纸皮，“往往浮户依焉”[36]，获利者多为外地客民。嘉庆训导沈钦韩批评当地民众小富即安的惰性，导致山利尽为外人所取。[37]道光知县梁中孚也苦口婆心地劝道：“尔等试看外县之人在吾邑贸易，有一不发财者乎？其所发之财，非即吾邑所产之物乎？尔等何苦以若大美利让人取去，毫不动心乎？其故皆由于尔等懒惰也。”[38]这些直言不讳的批评，反映出该县的生态压力较小，民众尚能维持优良的生存状态。(www.xing528.com)
某士绅一语点破地理环境对圩区经济的约束：“阅其籍有千亩之富家，检其积无百金之中产，是非宣民之欲富不如彼也，其地势使然也。”[39]简而论之，宁国府北部平原圩区的农业条件总体较好，使民众得以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无法形成良性再生产和积蓄；僻处一隅的宁国县盛产山货，人口压力亦不大，自成一山林经济区。
其次，宁国商人作为统一的地域商帮组织出现较晚，无法如徽商那样形成强有力的商业联盟。旅外各县商人多系自设会馆，或局限于南部三县间的合作。邱澎生对苏州的宣州会馆考察认为，大多数会馆公所彼此间的关系，皆缺乏任何形式的联络网络。[40]同属一府的泾、旌、太三县商人，以北部县域为重要的经商地，并且相继建造商业会馆。[41]如南陵设有泾太公所，光绪间重建县城隍庙，“泾、旌、太旅南绅民”捐赀重建头门头进，应算较明显的商帮行为。[42]民国建立后，太平和泾县商人在宣城水阳镇合作建立泾太会馆。[43]值得玩味的是1920年南部三县与徽商的联合行动，徽、泾、旌、太四邑旅宣同乡联合会创办宣城公立乙种商业学校。[44]若将宁国商人完全以府级政区视作整体，则很难解释为何商人在家乡建造会馆，这些商业会馆显然不是宁国商人凝聚力的表现，至多只是本府部分区域人群利益的体现。
总之，笔者将宁国商人的地域范围界定在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并澄清与其他三县的区域差异，以期实现更精细的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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