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府的社会重心在乡村而非城镇，但市镇作为物资交流和商品中转地，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何为市镇？学界对该词的理解千差万别。施坚雅将设有基层市场的居民点称为“基层集镇”。[200]吴承明与方行的通信中，探讨市镇究竟以商业为准，还是根据人口规模或中心地理论出发。[201]滨岛敦俊研究江南市镇时，借用费孝通家乡吴江县的“乡脚”一词，认为在16世纪中叶以后的江南，以市镇为核心形成了地域社会。[202]在大致梳理宁国府乡村聚落以后，有必要对研究薄弱的宁国府市镇做一简要分析。
1．宁国府各县市镇的数量变化
由于存世文献记载不全，清代以前宁国府各县的市镇变迁难以复原。泾县、宁国两县市镇的记载始于明代，但其他县份相对较晚，譬如宣城县的市镇情况如下：“市镇一门，乾隆府、县志皆不载，今据宋、明诸书及《大清一统志》《江南通志》备登之，以征古制。其或古有而今无，或古无而今有者，悉载之用资采访。”[203]康熙《大清一统志》已对宁国府各县的市镇作了描述，但其记载非常简略。
嘉庆《宁国府志》首次完整收录各县市镇的志书，但掺有“水分”，其中有不少市镇难以证实或已经消失，并非嘉庆时期市镇分布的真实记载。以泾县枚洄镇为例，据嘉庆县志引乾隆县志：“六朝旧镇。唐武德七年，权文诞破辅公祏于猷州，拔枚洄等四镇，今未详何处。”[204]嘉庆府志略有改动便全文录入，亦未作考证。[205]枚洄镇是否真实存在于唐代，其功能是否为物资交流的场所，难以知晓。部分市镇早已消亡，安吴市“今为村落”，张家市“今废于水”。[206]由此可知，嘉庆府志所记载的市镇多于实际数目。民国《南陵县志》列出旧志的12个市镇后，又新增20个市镇，除刘店铺镇外，其余19个皆是首次载入志书，可能表明清末民初南陵市镇标准之宽泛。粉店镇乃是因为咸丰、同治前有油炸粉坊，所制粉丝美于他处，“因以名镇”，但太平天国战后可能已衰落。濒临青弋江畔的西马头镇，向来商业颇盛，“宣统间被洪水冲废，今街道已变为河流”，已不复存在。[207]
有鉴于此，笔者结合嘉庆《宁国府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安徽舆图表说》和民国《安徽第九区风土志略》等四种资料，梳理清代中期以降宁国府各县市镇的分布，在此基础上比较各县市镇的变迁：
表4 宁国府各县市镇数量之变动（1815—1937）
资料来源：①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二《舆地志·乡都》；②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四十《关津二·宁国府》；③光绪《安徽舆图表说》卷三《宁国府》；④民国《安徽第九区风土志略》，其中南陵、太平两县划属其他督察区，故而统计数据空缺。具体统计详见附表1。
需要指出，由于上表的名称合计已经剔除重复出现的市镇，所以历代出现的市镇总数并非①至④的简单相加。各县市镇按照数量差异可分为三个档次：第一档包括宣城和泾县，数量和规模相对较大；第二档包括南陵、宁国和旌德，实力不相上下；第三档是太平，该县僻处一隅，市镇经济不太繁荣。从①至④的更替中，各县市镇数量发生剧烈的变迁，折射各县实力之升降。宣城高居榜首，除了作为附郭县的地缘优势，亦基于该县巨大的人口基数和消费能力。由于统计口径差异，宣城在③中的数据可能偏低，该县北乡新河庄镇一直被列入市镇，但在③中列入“津梁”而非“关市”，原因在于当地“为芜湖工关分口稽查竹木之所”，实际上仍可视为市镇。[208]
泾县的市镇仅次于宣城，作为皖南水陆转运的重要中转地，按照方志编纂者的估计，“泾县市镇较他县为多”[209]。官庄市人烟繁盛，商旅阜通，“房廊屋庐相去三四里”，其赶集日期常在子、午、卯、酉之日。元代管进士创造的藤溪市，“七日一会，其会必在甲寅之日，商族辐辏，贸易货财，极为民便”。县尉王鉴创立了麻园市，“初以寅、申、巳、亥日为会，农商贸易者赴焉”。王公市的墟市庐舍，“大抵吕氏居其大半，每日为市，农商贸易者赴焉，而蚕市特盛云”。[210]各市镇一般都有赶集日期，表明其规模可能不大。
近代交通格局变迁对各县市镇有一定的影响。民国年间，芜湖至屯溪公路修通以后，徽州地区与皖江流域的物资运输路线发生了变化，部分市镇受到冲击。[211]泾县榔桥河“自芜屯路通车后，商旅骤减，稍见衰落”。一些市镇因公路而兴，如旌德东乡在历史上未出现重要市镇，至民国年间以芳川为中心形成商业聚集地，“与宁国县胡乐司成鼎足之势”，原因在于芳川向东接通芜屯公路，摆脱了传统交通困局。一些远离芜屯公路的市镇受冲击较小，泾县章家渡作为石埭、太平转运的交通要道，“商务甚盛”；泾县马头镇为宣城、南陵、泾县三邑交界处，“机楫络绎，商品辏辐”；旌德三溪镇“为旌邑商业中心”，庙首镇“商业亦甚繁盛”，亦未受到芜屯公路的冲击。[212](www.xing528.com)
2．宁国县市镇的时空变迁
现存市镇资料最为齐全的当属宁国县，当地市镇的变迁脉络较为清晰。谢国兴曾以宁国县市镇为例，分析山区市镇与地形因素的关系。[213]但是，他忽视了咸同战后外地移民的渗透方向，以及芜屯公路对部分市镇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重新予以审视。根据历代方志的记载，宁国县历代市镇的数量变动情况如下：
表5 宁国县市镇的时空变迁（1549—1937）
资料来源：表格第一列的八个数据即为方志的出版年份，依序参见嘉靖《宁国县志》、顺治《宁国县志》、康熙《宁国县志》、嘉庆《宁国府志》、道光《宁国县志》、同治《宁国县通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民国《宁国县志》的相关记载。
明代嘉靖年间的五个市镇，主要分布于通往宣城和绩溪的交通线上，只有县东的石口市例外。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清初，其时只增加了通往宣城的五河渡镇。康熙年间，宁国县境内的市镇数量猛增一倍，除位于通往绩溪的要道蟠龙铺镇外，其余5个新增市镇皆在县东，反映清代以降宁国县东山区的开发。这一局面至嘉庆年间达到顶峰，其时市镇数量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值。道光年间，宁国县的市镇数量略有减少，其中县东减少2个，县北和县西各减少1个，县南增加1个，表明市场整合力度的加强，使得县内市镇分布更加均衡。一些市镇的消亡与选址不佳、市场整合相关，如三元塔镇（县西四十五里河口）仅出现在道光年间[214]，该镇夹在东岸镇（县西五十里）与蟠龙铺镇（县西四十里）之间，似无存在之必要，故而转瞬即逝。
清末太平天国战乱给宁国县的市镇带来巨大冲击，县内市镇数量萎缩至清初的水平，这在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县内各区的市镇分布出现逆转，县东萎缩了三分之二，县西大体维持原样，县北先降后升，表明市镇分布的中心由县东向县西、县北方向转移，这与太平天国战后移民的涌入方向有关。宁国县境内以两湖客民居多，他们自西北丘陵向东南山地渐次推进，县境西北生产条件较好的市镇得到迅速恢复，县东、县南的市镇短期内难以恢复。
进入民国年间，县内市镇进一步地萎缩，主要分布于县内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当时的工商业概况如下：“县城湫隘荒凉，店铺极少，而城北之河沥溪镇乃本县商业之中心。”[215]河沥溪镇位于宁国县内水系聚合之处，在宁国县境内占有重要的商业地位。“昔年商务繁盛，绩溪所需之百货多由此转运”，但芜屯公路通车之后，“该处商务远非昔比”。[216]可见受公路冲击较大。与此相反，港口镇、胡乐镇受到芜屯公路通车的刺激，在与徽州的贸易中进一步获得发展。此外，作为第三区署所在地的宁国墩镇，是县域东部的区域中心，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1937年，京赣铁路宁国段短暂通车，是为该县商业发展的极盛时代，然而仅是昙花一现。[217]谢国兴认为清代中叶至民国年间宁国市镇数目有所减少[218]，但结合具体情况而言，其变迁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学界关于皖南传统社会的研究，大体集中在徽州乡村社会，对皖南其他区域及皖南市镇的研究相对薄弱。本节以宁国府存世文献为中心，分别论述该府乡村聚落及其空间特征，市镇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并得出以下认识：宁国府的聚落形态具有一定的空间差异，聚族而居主要集中在南部山区，这与当地的经商传统相关；就皖南城乡的整体结构而言，民间财富主要沉淀于聚族而居的乡村而非城镇，经商世家麇集的丘陵山地较之平原圩区更显殷富；对比皖南与江南的市镇、乡村，可见二者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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