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府的南北地理差异较为明显，这也影响到乡村聚落的空间差异。
1．南部丘陵山地
江南名士洪亮吉祖籍徽州，曾在宁国府教书、修志数年，对聚族而居的优点有独到体会，在给旌德吕氏诗集的序中提到：“余尝谓聚族而居有三善焉。祖宗邱陇历世可不迷毁，一也；昭穆之叙数百年秩然不紊，二也；先世留贻之物可以守而弗失，三也。”[152]指出聚族而居对于维护坟茔、控制宗族和保存祖产的有利性，可能是他对比江南之实际而发的感叹。宁国府文人对聚族而居的理解更为深刻，旌德金鳌士绅江希曾认为：“徽宁多聚族而居，实有数善。安土乐生一也，爱亲敬长二也，昭穆有序三也，外侮不入四也，有无相通五也，奇邪不染六也。”[153]这可分为两部分，前三点与洪亮吉的观点基本相通，后三点则结合清末当地的社会局势，进一步升华聚族而居的优点。咸同战乱导致旌德土著人口损失惨重，外地移民涌入，对社会秩序重建造成冲击，这是江希曾有感而发的社会背景。
宁国府南部地方文献关于宗族聚居的记载比比皆是。首先来看旌德。当地虽属山邑，但人烟凑集，“城乡皆聚族而居”[154]，“聚族分都各一乡”[155]。尤以西乡、南乡为最，“吾旌西乡各村率多聚族居一村，恒无二姓，以汪、吕、江、王、谭数姓为最著世，世联婚姻”[156]。来旌德访友的郑相如，发现下洋至江村一带人烟非常稠密，“前村人烟密，比屋连云树”[157]。该县一都一图的程氏和方氏宗族，“民居各千”[158]，其他都图的大族亦有相似的人口规模。丰溪吕氏宗族，“子姓繁衍，多至数千家”[159]。孙村汪氏，“支属蕃衍，计户盈万”[160]。当地宗族的运作模式非常健全：“族之大者，各有宗祠。其祭祀、文会，董以直［值］年，余事则绅衿主之。”[161]旅居当地的江南名士孙原湘，注意到“邑多聚族，而居族各有塾”的人文胜景。[162]西乡礼村由朱、戴、吕、刘“四姓聚族以居”[163]，礼村刘氏谱牒称，“旌阳多巨族，宗祠巍焕，甲于宁郡”[164]。张氏聚居地许冲四面环山，“中聚千余家，皆张氏一姓”[165]。孙村汪氏聚族于玉屏山下[166]。附近的洋川村，“谭氏聚族而居，多有恒业，他姓一两家而已，故无婢仆，亦无盗”[167]，风俗可谓淳美。位于绩溪境内的旌德飞地仕川，喻氏宗族“聚族而居者近千家”[168]。经历太平天国战乱后，隐龙方氏村落仍然达到“聚族百数家”的规模。[169]
康熙宁国知府注意到泾县的一个特征：“旧家多聚族，村落贵土著。”[170]本地人的观察亦是如此，赵知希称“山民尚聚族，金张竞门阀”[171]，朱理有“附郭环村，居多聚族”的描述。[172]就具体情形而言，以村名带姓氏称呼的村庄多为大姓聚族而居者，如茂林吴、南容李、铜山徐、老潭舒、水东翟、中村董、小岭曹、云岭陈、后山张、黄田朱、溪头胡、纪村卫、上坊沈等大姓。[173]水东翟氏聚居于桃花潭边，“丁男以万数”[174]。赵绍祖笔下的赵氏宗族“遗种在僻壤，聚族结仁里”，在浴佛节举行隆重的家庙祭祀。[175]胡朴安所属的丹溪胡氏，“聚族而居者千有余家”，该族与黄田朱氏地缘相近，“世为婚姻”。[176]清代黄田朱氏人口一度达数万，仅朱用铿一支就有万余人。[177]王氏宗族聚居后山脚下[178]。大族聚族而居的历史较为久远，茂林吴氏自宋代以降聚族而居[179]，南容李氏聚居的历史可上溯至元代初年[180]。
太平与上述两县别无二致，“民聚族而居，大半亲服，相连比屋”[181]。嘉道以后，馆田李氏的人口规模已逾五千人。[182]仙源杜氏谱牒中有一则规定：“妇女古无书名之例，因我太邑皆聚族而居，娶妇多与姑同姓，若不书名则墓碑无从辨认，故概于姓下注妇名，其已嫁女只书长次，惟未字者注名以识之。”[183]由此可见，聚族而居增加了同姓通婚的概率，以致需破除陈规，列出女性的姓名。太平因僻处皖南山区，受战乱波及较小，光绪太平知县胡肇祺称：“闾阎强半聚族而居，一姓自成村落，丁繁者户无虑千万。燹后，虽亦稍稍少替矣，然以千百计者，现亦所在多有。”[184]换而言之，咸同战乱并未摧毁当地原有的聚落形态。太平作家苏雪林回忆童年时，对岭下苏姓的祠堂、祭祖活动等记忆犹新。[185]民国旅行家洪素野访问当地时，向名绅陈少峰询问民情风土之特点，并做了一番演绎：“盖此间人民，率多聚族而居，一村之中，往往均为同姓同族。”[186]可见，聚族而居应是当地聚落的常态。不少以姓氏为名的村庄留存至今，以今新华乡为例，有原古西的杜家、高家畈、谢家村，大保的王家庄、罗家冲，曹村的曹村畈和上下盛家，赐田的李家庄、胡家、叶家，董家湾的周冲、洪家、杨家冲等。[187]
僻处一隅的宁国县，“一都不过数姓，各有祠堂谱牒”[188]，亦存在聚族而居的现象。宁国仙氏宗族自宋代迁居于孔夫关麓，世代繁衍，聚族而居，仙家村由此得名。[189]宁国县算是南部山区的特例，当地未兴起经商风气，亦无世家大族，聚族而居的程度可能不高，但限于资料而无法深入分析。(www.xing528.com)
2．北部平原圩区
与南部山区不同，宣城、南陵等地势较平地区，传世文献较少，关于乡村聚落的记载明显逊于南部山区。明季遗民吴肃公给宣城黄氏谱牒作序称，该族“聚族居北关者三百有余年”[190]。南陵的平原圩区开发较早，姓氏比较集中，如丫山孙姓、绿岭丁姓、八甲张姓、孔村叶姓、石塘李姓、小岭章姓、八都何姓、强林王姓、孟家庄秦姓、盛村盛姓、涵口陈姓、蒋塘戴姓等，县内其余地方为杂姓村。[191]谢国兴依据民国资料，统计南陵有385所宗祠。[192]实际上，在清代中期宗族势力鼎盛时期，该县宗祠数量肯定超过此数，即便如此，南陵并非宁国府宗族势力最强的县域，上文已清楚展示这一点。
宁国府北部圩区缺乏足够的文献，好在周边地理环境相似的地区有一些相关记载。毗邻宁国府圩区的江苏高淳县，受咸同战乱的冲击较小，当地的聚落形态与历史上宣城、南陵圩区的聚落形态应较为接近。金其铭对高淳的村镇布局加以研究，根据该县地貌特征分为两种聚落形态，其一是圩区型：聚落呈条带状，大而稀，大村或较大村庄比重大；其二是岗地型：聚落呈团块状，小而密，中小村庄比重大。[193]高淳永丰圩的开发历程表明，圩区聚落受水患、区域经济等影响较大。[194]与此比照而观，民国年间芜湖县青弋江岸某乡的调查显示，“村落散漫，垾塘阻隔，道路迂回”[195]，因水网密布导致散居的聚落形态，可能也是宣城、南陵圩区的常态。建国初期对当涂县农村的调查称：“农民住于极分散的小庄，每庄三、四户不等，没有几十户的大村。”[196]当地主要是人口较少的散村。同时期的调查还与皖北平原做了比较：“沿江圩区农舍不像皖北平原那样集中，圩区各家远看组成一个村落，近看多互不相连。”[197]
此外，关于皖南村落的姓氏构成，熊远报认为徽州村落基本处于诸姓氏杂居的状态。[198]笔者并不否认这一判断在宁国府境内的适用性。不过，诸姓杂居的事实与聚族而居的现象并行不悖，共同构筑皖南传统村落的多元特征。
总之，村落空间的拓展和宗族发展之历程，固然在宁国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呈现南强北弱的局面，由山区向圩区逐渐衰减。就聚族而居的程度而言，南部山区更为突出。葛庆华的研究亦可佐证这一点，他认为太平天国战后泾县、旌德和太平的移民数量较少，原因在于当地聚族而居，外来移民不易插足。[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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