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与圩区普遍面临灾害威胁，但圩区生产力高于山区应是不争的事实，比对宁国府六县的额租量即可知晓。[79]出身泾县山区的吴芳培如此描述：“圩乡筑堤傍川渎，曲水平田如画幅。天旱踏车夜救田，一亩尚可收数斛。吾乡田在山之麓，处处青苗被崖谷。夏秋之交雨泽稀，禾穗干枯头转缩。腰镰刈取持作饭，粒粒空虚中无谷。去年苦雨稻生芽，今年苦旱食无粥。”[80]在他看来，自然灾害对山区的威胁大于圩区，且旱灾破坏性甚于水灾。有鉴于生产力的区域差异，平原圩区更易获得田产投资，并造就寄庄这一特殊形式。寄庄虽非基层区划单元，却是基层社会较为常见的组织方式，并直接影响到行政区划与基层治理。
众所周知，寄庄是因民众跨政区购买土地导致户籍与地籍不一致的现象，随着明中叶以降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土地交易日趋频繁，寄庄发展到“通天下皆有”的地步，明清政府为此专门设立钱粮代征制度。[81]冯贤亮对江南争田事件的研究认为，这反映基层控制的弱化，是国家控制系统失控的产物。[82]与此相对应，伴随着皖南沿江圩区开发浪潮的结束，民众对土地、赋税等权益的争夺日益强化，直接推动寄庄、插花地等问题的出现，南陵县即为典型。据万历《南陵县志》序言称：“夫地不百里，介于六县，犬牙相参，淆尺寸而起斗，讼甚则师，故疆域宜辨也。”[83]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导致该县行政管理的复杂性，万历知县沈尧中对此有专门的分析：
四邻之封，独宣城、芜湖以河为界，而壤地不与南陵混。他则犬牙参差，唇齿揉互，狡匿豪据，告讦纷拏。余尝奉例一一勘布之，立石界上。而田在繁昌、铜陵、泾县相规避者，悉会而还诸我。彼疆此界，井井不紊。[84]
南陵与宣城、芜湖划河而治，行政疆界相对明确，但与其他县域互有寄庄和插花地。上文的“奉例”即指“万历清丈”活动，经沈尧中一番整治，使南陵的疆界基本“井井不紊”。[85]相似的还有繁昌人邢德赦，利用清丈之机划清繁昌与南陵交界的十余顷寄庄田。[86]不过，沈尧中的整治未从根本上改变疆界不清的现状，亦未阻止寄庄、插花地的继续出现，譬如南陵小木鹅洲插花地“抱宣邑沈添圩”，木鹅洲“抱宣邑穆家坝埂”[87]，南陵三都也有寄庄中村位于繁昌十五都。[88](www.xing528.com)
部分寄庄是地缘因素的产物，清末以降的寄庄更多与田产投资相关。民国年间对南陵土地占用情况的调查显示：
在此人烟稠密、地价高昂的地方，原不易产生大地主。惟洪杨劫后，土著死亡殆尽，地广人稀，劳工缺乏，少数遗民，皆不欲多占地土，以负纳税义务，因致土地几等无价值。乃有他处豪富，多量收买，而造成四家大地主，此即称为某某堂者也。其有田最多者，约两万余亩。及后客民迁入，人口增加，当不能再有此种地主产出。此四堂之主人，皆他县或他省之豪族，并不居住县内，不过设有机关，以为处理田产，彼则遥领之耳。[89]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战乱造成人口骤减，是形成大型寄庄的主要因素。南陵、宣城等县圩区土壤肥沃，投资回报率高，故而得到邻县大族乃至外省豪强的青睐，山水相邻的泾县商人乃是主要的购买群体。据光绪年间统计，南陵二十四都一图的芦塘冲、二十五都的汪潭岐和东山泊等地，皆有数处泾县寄庄。部分寄庄的规模很大，如泾县朱氏为祭祀经费之需，在泾县马头镇至南陵西马头购置800亩祭田，请泾、南两县知县出示勒石禁争。[90]清末民国南陵的五大财团中，泾县大族创置的朱继范堂、吴维政堂，皆是拥有大量土地田地的义庄。[91]类似的投资方式在宁国府南部山区显然具有普遍性，太平县商人“多贩木于外方，或寄庄于别郡”[92]。零散个案比比皆是，如泾县王尚铚将位于南陵的15亩田捐给宗祠[93]；泾县王应玢的后裔在宣城湾沚镇罗田圩购田150亩，用于士子乡试之费[94]；陈弼安在宣城金宝圩置买庄田，产粮以济家乡[95]。需要指出的是，平原圩区生产力固然较高，但皖南的年降雨量极不均衡，日常维护的投入量大，成为平民投资的一道门槛，只有来自宁国府南部山区的经商世家方有充裕的实力。泾县翟洗心在宣城购圩田300亩为祠田，当地圩田以土埂为防，由翟洗心负责出资助修，待他去世后，“族以埂坏互殴击”[96]，圩坝维护就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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