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地形地貌，宁国府的传统交通格局长期保持稳定。府内交通的差异明显，北部平原圩区的陆路交通相对便利，水上交通亦较发达，一年四季均可通行船只[19]；南部山区道路崎岖不平，河流大多仅能季节性通航。当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离开山区进入圩区时，有一种“乱峰欹侧送年光，路出南陵地觉方”[20]的直观感受。
明清商路书记载了诸多皖南交通路线[21]，经行宁国府的道路主要有以下几条：苏州府由广德州至徽州府水陆路、仪征县由宁国府至徽州府水陆路、芜湖县至徽州府路[22]，徽州由青阳县至池州府陆路、南京由芜湖至徽州府陆路、芜湖由太平县至徽州府路、芜湖由宁国府至河沥溪路[23]，南京至宁国府广德州水陆、芜湖县由东坝至无锡县、黟县至南京、休宁县由几村至扬州水陆[24]。上述道路的终点泰半为徽州，足见宁国府是沟通徽州与外界的重要中转站。
黄山水系（青弋江）或天目山水系（水阳江）的山间谷地和河流，将宁国府南北区域串联起来。在清代考据学者王鸣盛的旅行生涯中，有两次经由不同路线抵达旌德的体验，概括通往宁国府南部山区的两条主要交通线：
予曾两至旌德县。癸巳由浙江湖州府长兴县之四安镇登陆，行过安徽广德州，渡河沥溪，过宁国府宁国县，行乱山中，过石凫山以至旌德，皆自东而西。此路荒僻，行人甚少，迭嶂盘回，险仄殊甚，中有前明万历间开路碑，盖自古为行旅所苦，直至明方开。乙未则从荆溪过东坝，渡固城湖至宣城，自北而南，过泾县琴溪以往。此路差大，然亦险甚。[25]
乾隆三十八年（1773）王鸣盛首次赴旌，其路线是经由广德、宁国通往旌德的陆路交通路线，此路开辟较晚，路况不佳，颇费周折。这其中包含一些心理因素，毕竟他长期生活在江南水乡，难以适应山区旅行之苦。与此相似，原籍泾县的文士朱珔，在泗安镇弃舟前往广德州时，发现仆人受不了陆行之累：“侧岭横岗总不平，时闻仆御怨咨声。”[26]作为通往江南的便捷通道，此路是行军、赶考、经商等对时限要求较高者的首选，胡适之父胡传返乡时即走此路。[27]
乾隆四十年（1775）王鸣盛再赴旌德，也许吸取上次的教训，选择经由宣城、泾县的道路，该路开通时间较早，在宋代成为主要交通支线之一。[28]不过，其艰苦程度不亚于徽杭之路，旌德与泾县交界处的山道，“小径崎岖蜀道难，乱云深处碧流寒”[29]，交通诚属不便。水道受制于水文条件，青弋江上游通航困难，枯水季节需屡屡换船。清末容闳前往太平县贩茶，时常率船伕跳入冰冷的江水中挖泥开河。[30]清末旌德人汪尔玲自扬州携母榇归里，详载行程所经：“行簰河靡定期，或十日、八日到三溪。从此登陆，山路崎岖，虽日行三四十里，不啻百数十里，以见长途不易，又皖南一蜀道之难也……时在初冬十月，于泾乡簰河中，与仆子玉祥，霜天露宿沙滩七八夜。”[31]簰河指泾县通往旌德三溪的河段，只能不定期行簰，可以想见旅程之辛苦。
除了受自然条件限制，水上运输团体之间的利益纠葛提升了交通成本。旌德境内徽水水浅流急，不利舟楫，“概以竹筏载运”[32]。县城至三溪的水路由数百泾县筏户把持，本地人造小船运粮，“筏户暗中百计阻塞，故船难通也”[33]。这些筏户、乌簰“以姓族结帮”[34]，具有鲜明的血缘特征和地域排他性。旌德生员刘子晟拟定的《通船事宜八条》，最后付诸空言。[35]咸同战乱期间军队行营转输扰民，原籍泾县的曾国藩幕僚洪汝奎请设簰运之法，觅得泾县空簰三十余架，可见泾县人仍支配着当地水运。[36]
除上述主要交通要道，还有一些新开辟的路线，主要服务于对时限要求较高的商人之需求。桐坑山有小径可通商旅[37]，附近的春岭也是通往府城的捷径，有乡绅在山腰创建茶亭，以利行旅憇息。[38]时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往来商旅不绝如织，盖贪捷径而轻走险，人情大都如此”[39]。徽州商编路程《摽船规戒》记录徽州至扬州的捷径，其走向穿越徽宁等府的山脉，偏离水道和陆路交通干道。[40]诸多便道丰富了宁国府交通的多样性。(www.xing528.com)
宁国府各县对陆路交通的投入力度不同，各地路况差别甚大。南部泾县、旌德和太平虽然地形复杂，但交通建设水平高于北部圩区。当地人称：“成梁除道，利济行人，皖南以徽州为最，宁郡则泾、旌、太三县差可仿佛。”就旌德一地而言：“各乡道路，时有修筑，每隔数里，必有一亭，以庇风雨施茶汤。”[41]道路及其附属设施健全，与地方士绅、商人的捐建善举息息相关，如泾县翟永课费千金甃石修葺泾、太孔道[42]，旌德张梦麟捐资疏浚三溪河道[43]，太平崔堃捐金修羊栈岭、铁甲、白沙、宏潭诸路。[44]
南京人刘文燿在民国十年奉命视察徽州，沿途经过皖江平原圩区和皖南丘陵山地。他由徽州进入旌德，“第桥梁道路，不如徽属之整饰耳”，对比之下，当地路况稍微落后于徽州。渡过泾县榔桥河后，发现路况更不如前，“远不如旌、泾交界处所，道路尤残缺失次，不逮徽属远矣”。大致以泾县县城为界，县城以北的地势渐趋平坦，但“路况不修，殊觉蹀躞难行耳”。入南陵县后，道路更加不堪，“桥梁道路，较泾县尤坏，来往行人，颇觉苦之”。[45]这一描述符合地方实情，民国调查称：“（南陵）郊外道路则不完全，故与他处陆路交通颇行不便。”[46]民国铁道调查人员自南京向徽州前进，行程所经与刘文燿相反，直接影响其观感，认为愈往山区行进则路况越好。他们眼中的泾县，“石材丰富，沿途多石砌道路，修整平坦，房屋、牌坊亦多整齐美观”，比刘文燿显得乐观，行至旌德三溪镇，“镇南有大桥一座，建筑坚实，足以代表皖南各地桥梁之伟大”[47]，不似刘文燿之不着一墨。该桥系旌德金鳌江氏宗族出资十余万兴建，长十一孔，石工坚致，“相传钉椿下脚，上下数里，故历经大水，迄无他虞”[48]。
图7 旌德三溪大桥
照片来源：2013年3月24日摄于旌德县三溪镇。
刘文燿对皖南各县路况作了总结：“予此行经过之路，如青阳、石埭、太平、黟县、休宁、歙县、绩溪、旌德等县，虽觉山路崎岖，而路况极佳，大率用石板铺路，桥梁尤修整。自入泾县、南陵，路道虽觉宽展，而或系土路，或系旧墁砖石，年久失修，高低不平。”与丘陵山地相比，沿江平原圩区虽道路宽展，却是残破失修。走马观花的刘文燿难以理解这种反差：“岂天不满西北，地不足东南，裒多益寡，盈虚消长之道欤？抑人谋之不臧也？”[49]也许答案正在他的疑问中，既关乎天道，也是人谋之别。总之，丘陵山地和平原圩区在产业结构、房屋景观和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强烈反差，是区域经济和文化差异的外在体现，后文将逐步揭橥这种区域差异及其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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