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宁国府研究目标及章节安排

在宁国府这一府级政区内，自明中后期开始，由于地理环境、人口压力、徽州影响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其南部山区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逆转，颠覆原有的区域格局。本书旨在揭示这种区域差异产生及其分化的历程，归纳其中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目标有两点：一是复原具体的历史过程，以文献排列、叙事手法和定性分析为主，并采取一些定量分析加以检验；二是提炼区域格局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开展适度的理论对话。

本书分为导言、主体四章、结论。第一章交代学术史和基本史料。第二章从历史地理学角度介绍宁国府的地域背景与开发历程。第三章讨论宁国商人的兴衰史，以及宁国商人会馆的时空分布。第四章梳理明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变迁，以宗族控制及其差异为主线，关注“宁国世仆”这一贱民群体的命运。第五章讨论区域格局及其地方意识的形成，分析府内、府际和跨府三个层面的地域关系。结论归纳明清宁国府社会变迁的关键性因素，并与周遭区域展开比较。

【注释】

[1]本书引文标注方式如下：□为辨识不清者，△为空白，（）内为小字，［］内系推测、增补、修正或合并字。下同。

[2]王家范：《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30年（1978—2008）》，附录《“海盐会议”发言实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469—471。

[3]《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胡适之致胡编纂函》，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页643。相关讨论参见唐力行、卞利、王振忠、汤奇学：《走出一府六县》，《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唐力行对此思考尤勤，参见唐力行：《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超越地域的疆界：有关区域和区域比较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8年第4期；《从区域研究到区域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4]管见所及，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叶显恩将徽州与珠三角的宗族制度做过比较（叶显恩：《徽州与珠江三角洲宗族制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收入氏著：《徽州与粤海论稿》，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唐力行对徽州与江南有专门的比较研究（唐力行：《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上海师范大学于2007年召开徽州与江南的比较会议（洪煜、吴强华：《“比较视野下的地域社会研究——徽州与江南的文化认同与地方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徽学》第5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480—492）；徐茂明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分析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徐茂明：《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史林》2004年第2期）。至于徽州与毗邻地域的研究更属寥寥，且主要关注徽商、徽州人的活动，参见沈炳尧：《明清遂安县房地产买卖商品化特征：明清遂安县和徽州府各县房地产买卖比较研究》，《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戴玉：《宁国商人初探》，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转下页）（接上页）1998年；祝碧衡：《明清以来浙东金衢严的徽州人群及其社会影响》，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董家魁：《清代宁国府商业与商人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沈树永：《徽宁同乡会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宋绍杭、邰惠鑫：《钱塘江流域浙西木商近代兴盛原因初探——以开化县为例》，《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梁仁志：《清同治年间的旌德宾兴——兼与绩溪宾兴的比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5]可以比照而观的是，韩明士（Robert P．Hymes）在一次讨论中提及：“作为周边的赣东、皖南和闽西北实际上形成了一块比较一致的地区，我称之为大周边（macro periphery），因为他们都被视为周边地区，就像施坚雅所说的大区边缘一样。”参见刘平、刘颖、［越］张玄芝整理：《区域研究·地方文献·学术路径——“地方文献与历史人类学研究论坛”纪要》，收入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348—349。

[6]［美］包弼德：《论地方史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地位——以欧美近十多年的研究为例》，收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编：《国家视野下的地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页7—24。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绪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页1—9。另可参见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导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页1—27。

[7]［美］理查德·皮特撰，周尚意等译：《现代地理学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页175。与此对应，人文社科学界也出现“文化转向”思潮，参见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8]马润潮：《西方经济地理学之演变及海峡两岸地理学者应有的认识》，《地理研究》2005年第5期；周尚意：《英美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地理学》，《地理学报》2004年增刊；［美］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2期。

[9]［法］德芒戎撰，葛以德译：《人文地理学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页4—9。Yi-fu Tuan．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NJ：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美］段义孚撰，潘桂成译：《经验透视的空间和地方》，台北：编译馆，1998年；［美］段义孚撰，周尚意等译：《逃避主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Yi-fu Tuan．Humanist Geography：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12．关于段义孚的学术思想，参见柴彦威等：《“回家”：关于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专栏》，《人文地理》2014年第4期，页1—23。

[10]［法］梅尼埃撰，蔡宗夏译：《法国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173。

[11]［法］保罗·克拉瓦尔撰，郑胜华等译：《地理学思想史（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英］R·J·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人文地理学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287—289。

[13]［美］包弼德：《地域史と後帝政國について——金華の場合》，《中國—社會と文化》第20期，2005年，页364—389。

[14]［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5]转引自［美］包弼德：《论地方史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地位——以欧美近十多年的研究为例》，收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编：《国家视野下的地方》，页18。

[16]［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撰，顾良等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撰，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撰，常正义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德］奥古斯特·勒施撰，王守礼等译：《经济空间秩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另可参考陆大道编撰：《区位论及区域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

[18]Ellen Churchill Semple．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New York：Henry Holt，1911．相关述评参见蔡运龙、Bill Wyckoff主编：《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45—46。

[19]Robert M．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　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　（Dec．，1982），pp．365 442．

[20]Hilary J．Beattie．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i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erry，Elizabeth J．，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 194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池子华等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Jerry Dennerline．The Chia-ting loyalists：Confucian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New Haven：Yale Uniersity Press，1981．R．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Mary B．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 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Robert P．Hymes，Statesmena 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21]Cohen Paul A．，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林同奇译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2]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Strangers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 1861．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王小荷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23]Philip A．Kuhn，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陈兼等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24]Valerie Hansen，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1127　1276．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包伟民译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25]Peter K．Bol．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History，Geography，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61，No．1（Jun．，2001），pp．37 76．吴松弟译：《地方史的兴起：宋元婺州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432—452。Peter K．Bol．The“Localist Turn”and“Local Identity”in Later Imperial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ume 24，No．2．（Dec．，2003），pp．1 50．［美］包弼德：《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府为例（1480—1758）》，收入李伯重、周生春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247—286；［美］包弼德撰，杜永涛译：《宋明理学与地方社会：一个12至16世纪间的个案》，收入［美］伊沛霞、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39—88；（转下页）（接上页）［美］包弼德：The Multiple Layers of the Local：A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Defining the Local，收入第九届“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年4月），转引自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页7。

[26]章开沅：《序》，收入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27]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28]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95年。

[29]Mark Elvin．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梅雪芹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30]管见所及，主要有马立博的《老虎、水稻、丝绸和淤泥：中华帝国晚期华南的环境和经济》（Robert B．Marks．Tigers，Rice，Silk，and Silt：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王玉茹、关永强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夏竹丽的《人定胜天：中国革命时代的政治与环境》（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伊丽莎白·伊科娜弥的《变黑的河流：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Elizabeth C．Economy．The River Runs Black：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Cornel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等著作。

[31]［日］斯波义信撰，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3—60。相关述评参见范金民：《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233—234。

[32]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页286—291。

[33]谭其骧：《序》，收入孙进己等纂：《东北历史地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34]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鲁西奇：《唐代长江中游地区政治经济地域结构的演变——以襄阳为中心的讨论》，载李孝聪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页97—139；张萍：《地域空间与市场结构——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苏基朗：《刺桐梦华录：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946—1368）》，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35]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鲁西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36]包伟民主编：《浙江区域史研究·前言》，杭州：杭州出版社，2002年，页3。

[37]唐晓峰：《区域与国家》，《读书》2011年第12期，页51—57。

[38]［英］R·J·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人文地理学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653。

[39]［日］堤正信：《集落の社会地理》，広島女子大学：溪水社，1985年；ヴォ一·ゴク·ハン、木村大輔等：《地図で復元する近代京都市の歴史社会地理》，《空間·社会·地理思想》第8号，2003年，页76—115。

[40]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

[41]唐晓峰：《社会历史研究的地理学视角》，《读书》1997年第5期，页3。

[42]王振忠：《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

[43]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44]常建华：《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35—85。

[45]［英］科大卫撰，卜永坚译：《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431—432。

[46]王秋原等：《区域地理研究的探讨》，《台湾大学地理学系地理学报》第22期，1997年，页96。

[47]本书仅简单借用此概念，不展开详细讨论。参见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周振鹤：《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19；［英］彼得·伯克撰，姚朋等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87—93。

[48]刘南威、郭有立编撰：《综合自然地理学（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页148—149。

[49]孙隆基：《南与北》，《历史学家的经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68—126；Alan R．H．，Baker；Mark，Billinge．（Eds），Geographies of England：The North-South Divide，Material and Imagin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50]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美］华勒斯坦：《超越年鉴学派？》，收入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页220—221；王晴佳：《导论》，收入《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3；林富士：《“历史人类学”：旧传统与新潮流》，收入《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2000年，页373—374；陈振汉：《步履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31—137；陈新：《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二题》，《学术研究》2006年第10期。

[51]叶军：《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52]［日］森正夫：《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日］森正夫：《民众反乱、社会秩序、地域社会观点——兼论日本近四十年的明清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2007年第2期；台湾《成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7年6月）收录森正夫的三篇文章：《关于土地的问题——税粮和地租》、《民众反乱、社会秩序、地域社会观点》、《地域社会的多样侧面》；［日］森正夫：《总论》，收入［日］森正夫、野口铁郎、滨岛敦俊、岸本美绪、佐竹靖彦编，周绍泉、栾成显等译：《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日］森正夫撰，伍跃等译：《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中文版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五部《变迁和展望：198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153—156。

[53]蔡驎：《地域社会研究的新范式——日本地域社会学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54]［日］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视角——“中国史研讨会‘地域社会——地域社会与指导者’”主题报告》，收入［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孙歌等译：《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499—524。

[55]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绪说》，页7—9。

[56]［日］滨岛敦俊撰，朱海滨译：《从〈放生河规约〉看明代后期江南士大夫家族》，收入张江华等主编：《区域文化与地方社会：“区域社会与文化类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年，页129—152。

[57]［日］山本进撰，李继锋等译：《清代社会经济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页65—71。

[58]［日］岸本美绪撰，何淑宜译：《明清地域社会论的反思》，《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2000年；又罗冬阳译：《场、常识与秩序》，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新社会史丛书第2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315—330；［日］岸本美绪撰，陈永福译：《评〈森正夫明清史论集〉》，收入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427—434。

[59]［日］森正夫：《民众叛乱、社会秩序与地域社会观点——兼论日本近四十年的明清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2007年第2期，页174—175。

[60]［日］森正夫：《民众叛乱、社会秩序与地域社会观点——兼论日本近四十年的明清史研究》，页174—175。

[61]陈进国认为从“地域社会”到“在地社会”，本身反映一种在地化过程。参见氏著：《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39。

[62]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又参见氏著：《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第三部分“地域社会论的反思”，收入《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页187—189；余欣：《导论：民生宗教社会史理论的初步建构》，《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页7—8。

[63]钟翀：《北江盆地——宗族、聚落的形态与发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64]［法］勒高夫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65]［英］埃德蒙·利奇撰，郭凡等译：《文化与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英］约翰·格莱德希尔撰，赵旭东译：《权力及其伪装：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视角》，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14—22。

[66]［美］马歇尔·萨林斯撰，刘永华译：《历史之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229—356；该书遭到Gananath Obeyesekere的质疑。萨林斯的反驳见《“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张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关于这一人类学经典案例的讨论，详见黄应贵：《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历史人类学学刊》2004年第2期。

[67]林富士：《“历史人类学”：旧传统与新潮流》，页375—378；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68]［法］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收入姚蒙编译：《新史学》，页236—239。

[69]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期。(www.xing528.com)

[70]赵世瑜：《政治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学术月刊》2005年12期，收入氏著：《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页370。

[71]王明珂：《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页104—108。

[72]李亦园：《评论：进出于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页425—431。

[73]刘志伟：《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民田”、“沙田”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蔡志祥：《华南：一个地域、一个观念和一个联系》，收入华南研究会编辑委员会：《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页1—8；科大卫、刘志伟：《“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历史人类学学刊》2008年第1、2期合刊。

[74]程美宝：《华南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3期（2001年）。又可参见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29—37。

[75]田宓：《多维视角下区域史研究——2004华南研究年会综述》，《史林》2005年第3期；“区域化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笔谈，《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唐力行：《从区域研究到区域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76]李亦园：《评论：进出于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页427、429。

[77]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黄志繁：《“跨地方”的意义及悖论——关于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的思考》，《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2期；黄国信：《“鸡零狗碎”、学术对话与其他》，《博览群书》2007年第3期。

[78]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收入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页1—33。

[79]刘志伟：《区域史研究的人文主义取向》，收入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引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刘志伟对相关议题的最新思考，参见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香港：大家良友书局有限公司，2014年。

[80]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81]潘英海：《文化合成理论在区域社会与文化类型研究中的应用》，收入张江华等主编：《区域文化与地方社会：“区域社会与文化类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年，页1—29。

[82]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478。

[83]赵崔莉：《清代皖江圩区社会经济透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汪志国：《近代安徽：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

[84]梁诸英：《明清时期皖南沿江平原农业生产发展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85]严庠生：《皖南青弋江、水阳江地区地貌与新构造运动》，《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张爱华：《舞动的河流：皖南青弋江历史源流考》，《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86]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

[87]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86—200。

[88]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328—329、344。

[89]戴玉：《宁国商人初探》，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部分内容参见戴玉、范金民：《宁国商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该文又收入范金民：《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590—607。

[90]董家魁：《清代宁国府商业与商人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董家魁：《明清宁国商人新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91]周振鹤：《家谱与文化地理研究》，收入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208—214。

[92]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页96—97、140—150。

[93]葛欣荣：《宋清之际宣城梅氏家族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94]张孝訢：《北平会馆调查》，收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社会组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页166—177、181—183。

[95]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96]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页140—147。

[97]［日］根岸佶：《支那ギルドの研究》，東京：斯文書院，1940年，页172—176。譬如重田德就照搬这一研究结论，参见［日］重田德：《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收入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页455—456。

[98]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页368—378；刘家富：《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徽宁会馆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99]沈树永：《徽宁同乡会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唐力行：《延续与断裂：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社会保障功能（1923—1949）》，《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徐松如：《都市文化视野下的旅沪徽州人（1843—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100]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101]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页161—196；高杨：《晚明宁国府阳明学讲会研究（1520—1627）》，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02]张爱华：《族谱话语与权力表达——明清泾县张香朱氏系列族谱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03]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页72—73。

[104]张小也：《从“自理”到“宪律”：对清代“民法”与“民事诉讼”的考察》，《学术月刊》2006年第8期。

[105]梁仁志：《清同治年间的旌德宾兴——兼与绩溪宾兴的比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106]王春芳：《粮食危机事件中的地方社会：以宣统二年南陵遏粜事件为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第3期。

[107]参见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湾）《新史学》1998年第3期；吴滔：《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冯贤亮：《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范金民：《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86—99。

[108]杨春雷：《试论明清徽州市镇与社会转型——兼与江浙市镇比较》，《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

[109]［韩］朴元熇：《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与宗族——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10]梅立乔：《明清徽州城镇初探》，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111]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教与宗族生活》，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507—508。

[112]唐力行、申浩：《差异与互动：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13]梁诸英：《明清时期皖南沿江平原农业生产发展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页156—158。

[114]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页511—516；张研、毛立平：《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396—404，可惜误将泾县标成南陵县。

[115]耿朔：《安徽宣城水东镇》，《文物》2011年第10期。

[116]唐宗力：《皖南农村调查》，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

[117]卢晖临：《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118]叶敏：《政策执行：权力动作与社会过程——皖南X区的新农村建设（2006—201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19]曹觉生：《解放前武汉的徽商与徽帮》，原载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3期，收入江淮论坛编辑部：《徽商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25—130。

[120]［日］多贺秋五郎：《中國宗譜の研究》，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刊，1981—1982年，页43—48、212、260—262。

[121]［日］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论坛》1995年第1—2期。她后来又从整体上论述这一现象，参见氏著：《徽州商人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页119—151。

[122]高永安：《明清皖南方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页18—23。

[123]茆耕茹：《湖西目连戏的形成与分布》，收入氏著《仪式·信仰·戏曲丛谈》，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页102—128。

[124]邓玮、邓翔云：《再论“两头蛮”》，《戏曲研究》2006年第1期；邓玮：《安徽民间祭祀艺术》，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页232—239。

[125]单德启：《安徽民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页147—148。

[126]陈瑛珣：《清代民间妇女生活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312—327。

[127]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页8、36、462—463。

[128]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250—251。

[129]刘翠溶：《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都市化之发展与人口特征》，收入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城市与乡村》，“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页247—285。

[130]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478—531。

[131]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320—331。

[13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59—66。

[133]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地理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张伟然：《用区域研究锻造本土的思维工具》，《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403。

[134]比较突出的是原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指导的数篇博士学位论文，以浙江的府级或跨府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诸如周祝伟：《7—10世纪钱塘江下游地区开发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王一胜：《金衢地区经济史研究：960—1949》，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丽霞：《温州人地关系研究：960—1840》，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135]［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撰，顾良等译：《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1。

[136]廖庆六：《族谱文献学》，台北：南天书局，2003年，页168。

[137]有两篇互相映衬的史学论文，参见梁洪生：《谁在修谱？》，《东方》1995年第3期；钱杭：《谁在看谱？——与族谱性质有关的一个问题》，原载上海图书馆编：《中华谱牒研究》，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0年，后收入钱杭：《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页211—218。

[138]［日］多贺秋五郎：《中國宗譜の研究》，页43—48、212、260—262。相关研究参见钟翀：《传世明谱整理研究序说》，钱杭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年，页192—206。

[139]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收入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页38—44。

[140]唐宗力：《皖南农村调查》，页104—119。他反思了田野调查的局限性及其应对方式，参见该书页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