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涉宁国府的研究有两种类型，一类直接以宁国府为研究对象，一类间接涉及宁国府，以下试从地理、商业、社会等角度简要述评。
有关皖南地理与生态的通论性研究，赵崔莉、汪志国的著作均有述及。[83]梁诸英对明清沿江平原农业生产的考察，将南陵、宣城纳入范畴，为本书提供平原圩区生态史的参考。[84]此外还有一些个案研究，如严庠生从地质学的角度讨论青弋江河道和环境的历史变迁，张爱华梳理青弋江的历史源流。[85]上述研究为第二章作了铺垫。
宁国府在明代以降逐渐形成商人群体，与徽商一同构成皖南地区外出经商的主力。作为毗邻徽州的地域商帮，宁国商人被徽商的辉煌业绩所掩盖，以至于后人盘点“中国十大商帮”时没有将之纳入。[86]与徽商研究的丰硕成果相比，宁国商人研究在商业史研究中亦无足轻重。直到最近十多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和资料利用之拓展，这一局面才得以改观。范金民首次提醒学界注意，宁国商人在江南城镇比较活跃。[87]在后续研究中，他引述宁国烟商、南京泾县会馆等资料。[88]由范金民指导的硕士论文《宁国商人初探》是第一篇系统研究，作者戴玉归纳宁国商人的兴起、活动地域和经营行业，认为宁国商人附属于徽商。[89]董家魁利用方志文献研究清代宁国府商业与商人，得出与戴玉相似的结论。[90]此外，周振鹤分析太平县《桂城陈氏族谱》，认为徽州经商风气对周边区域有所影响。[91]葛庆华在讨论清末苏浙皖交界区域的移民活动时，稍带分析清末宁国商人的活动。[92]葛欣荣笼统地推测，宣城梅氏家族的算学成就与宁国商人存在关联。[93]
与宁国商人会馆相关的研究也有几篇。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孝訢开展对京师旌德会馆的调查。[94]许檀对江西广信府商人的考察中，分析旌德会馆的变迁过程。[95]葛庆华探讨太平天国战乱及战后的商人活动，列举不少宁国会馆的案例。[96]关于徽、宁两地商帮的互动，根岸佶首次界定“徽宁商帮”的概念，以上海徽宁会馆的个案为例，认为宁国商人只是徽商的附庸，这一判断在相当长时间内为学界所接受。[97]郭绪印、刘家富也讨论徽宁会馆，可惜在资料发掘方面缺乏突破。[98]唐力行及其学生沈树永、徐松如另辟蹊径，利用上海档案馆资料考察旅沪徽宁同乡会的活动，他们的讨论偏重于徽商。[99]
考察以往对宁国商人及商业团体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单纯地认为他们是徽商的附属商帮，并对徽宁商帮中的宁国商人缺乏关注；二是回避宁国府的地域差异，倾向将之视为均质分布的商人群体；三是没有展现出宁国商人兴起与变迁的动态过程；四是忽视了宁国商人的内部分化。
至于宁国府的社会变迁，葛庆华对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作了全景式分析，为本书提供必要的参考。[100]吕妙芬、高杨论述明代宁国府阳明学讲会，为本书相关讨论奠定了知识基础。[101]张爱华以明清泾县张香朱氏系列族谱为中心，依托于活跃的理论思维和详实的地方文献，阐明族谱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与权力关系。[102]可惜对宗族以外的文献不太敏感，实际上除士绅外，朱氏族商对宗族建设的作用亦不容小觑。此外，谢国兴初步分析南陵县的宗祠数量。[103]张小也研究清代泾县徐、吴两姓坟山争讼案例，探讨“民法”与“民事诉讼”的关系。[104]梁仁志比较了同治年间的旌德宾兴与绩溪宾兴。[105]王春芳以宣统二年南陵遏粜事件为例，观察地方社会如何应对粮食危机。[106](www.xing528.com)
对于江南市镇，学界探讨已很深入。[107]与此相比，皖南市镇研究并不多见。杨春雷比较了明清徽州与江浙市镇。[108]朴元熇以歙县岩镇为例，分析明代中期徽州市镇发展与地方宗族势力之关系。[109]梅立乔论述明清徽州城镇的特点。[110]林济认为徽州没有出现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市镇，村落仍是社会中心。[111]唐力行对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作了比较。[112]梁诸英勾勒皖南山区与平原市镇的差异。[113]具体到宁国府，谢国兴依托于施坚雅模式研究宁国县市镇，张研在其基础上分析泾县市镇。[114]耿朔对宣城水东镇的田野调查，拓展了明清皖南商业市镇研究的视野。[115]
宁国府亦受到社会学界的关注。唐宗力选取泾县凤村作为皖南农村调查样本，为本书提供一些现实参照。[116]历史社会学者卢晖临通过对南陵汪家村的个案调查，观察现当代的社会分化及其背后的文化观念。[117]叶敏对宣城新农村建设的调研，亦涉及山区、圩区社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差异。[118]
研究徽州、江南的学者们并非完全固守疆界，亦有一些研究涉及宁国府。在徽学研究方面，曹觉生介绍清末以来汉口的徽商，提及奢华的太平会馆。[119]多贺秋五郎介绍明代谱牒时，列出泾县《泾川吴氏统宗族谱》的内容。[120]臼井佐知子研究徽州汪氏宗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简要涉及旌德汪氏。[121]高永安分析皖南方言的归属和分区时，涉及宁国府的方言。[122]茆耕茹介绍南陵、旌德等县目连戏的发展渊源。[123]邓玮考察太平县的民间戏剧，以及旌德、南陵的目连戏。[124]单德启对徽州民居的研究中，提及泾县花砖。[125]陈瑛珣将太平县作家苏雪林视为清末民初徽州妇女的代表。[126]王裕明认为明清徽州典商包括宁国府南部数县，并介绍与太平苏成美家庭典铺相关的《典业杂志》。[127]在江南研究方面，傅衣凌讨论明代江南富户经济时，引用旌德商人王守玺的事例。[128]刘翠溶列出宁国府的市镇数目，将皖南都市化的程度与江南作了比较。[129]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一书中，将宁国府纳入统计范畴。[130]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一书，收入旌德县丰溪吕朝瑞宗族的个案。[131]由于上述研究主题并非针对宁国府，虽揭示一些历史现象，但其信息量较为有限。
总而言之，伴随区域研究浪潮的兴起，前贤时彦已在不同学术领域涉及宁国府，但还存在几大问题：一是片段性，没有形成较系统的宁国府研究；二是分散性，难以将宁国府视作独立的客体，同时也忽视宁国府与徽州府地域互动的复杂性；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宏观的学术关怀和问题意识，研究内容虽触及该地域，但对宁国府区域社会整体把握不足，无法将宁国府置于明清皖南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中予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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