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勒高夫提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64]之前，人类学一直与历史学藕断丝连，许多著作兼具双重的学科特征，这种亲缘关系使两个学科的融合自然而然。现代人类学在历经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流派的洗礼后，由殖民地解放运动引导而来的政治、社会剧变，迫使人类学家开始反思研究方法的缺憾。[65]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关于文化如何界定历史的问题，在学界引起了剧烈争论，讨论的结果是强化历史学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作用，成为人类学走向历史学化的标志。[66]与此同时，历史人类学的出现，也推动历史学注重“微观研究”，对材料、方法的使用趋于多元化，受过人类学洗礼的历史学家还赋予自己相应的“现世关怀”。[67]
关于历史人类学的定义，安德烈·比尔吉埃尔（André Burguière）认为，当历史学家在处理材料时，用人类学的方法处理材料并导致人类学思考的产生，才能成为历史人类学。[68]张小军的观点与他接近：“如果史学家提出人类学问题，而人类学家能够提出历史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同时又是人类学问题，它们就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69]赵世瑜认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有各自所理解的历史人类学。[70]王明珂作为具有历史学与人类学双重学术背景的学者，将历史人类学视为一个有多元学术思想源头但尚未成熟的领域。[71]总之，学界主流观点似乎倾向将历史人类学当作一种研究视角，按照李亦园的解释，争议的产生或许只是双方借用同一概念对不同立足点加以概括而造成的误解，这正好反映双方都意识到学科互补的重要性。[72]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与科大卫、萧凤霞、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学者的努力密不可分，他们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研究区域社会长时段的发展与结构，强调历史变迁的内在差异，展示地域社会的复杂性。其理论出发点是把中国视为一个文化的观念，以地区取向来理解中国的历史过程。[73]程美宝进一步概括他们的研究策略：“打破传统学科框架，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从具体而微的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的创造过程，是华南研究的主要取向。”[74]历史人类学研究作为当代史学的一股新风，推动了区域、地域、空间等研究的深化。需要指出，这一研究方法可能还有更为深厚的学术背景。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中国经济史研究见长的“食货学派”，率先开启区域研究之风气。与此同时，傅衣凌、梁方仲等社会史学者亦注意到区域研究的价值。只是这一学术变迁过程，因受历史大环境的干预而被迫中断。至20世纪80年代以降，伴随社会史的复兴，“区域社会史”取代了“区域社会经济史”，反映区域研究的深化，从区域史研究到区域间比较研究，以及多学科的研究视角，俨然成为学界共识。[75](www.xing528.com)
学界对“区域”和“地方”的认知差异，表明学者们在学术概念乃至整体史观上的分歧。由于学科出发点不同，历史学家对于行政界限较为敏感，地理学家容易脱离主体社会，人类学家则常以文化为单位看待问题。[76]对历史学而言，社会学、人类学的启示是对空间性差异的关注。这里需要注意，人文社会科学对空间概念的利用，强调人的主体性而非空间本身。史学界对“区域史”与“地方史”的概念界定及其相互关系存有争议，华南学者认为“地方史”是固定地理空间下的历史，而“区域史”与“国家”相对应，两者代表不同的研究取向。[77]他们试图建立地方性与整体性的联系，用整体史观理解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从乡村故事探究其与国家历史的关系。[78]刘志伟为华南地域研究划定了边界：“在历史认识中的地域概念不只是历史［学］家为研究的方便而划出来的范围，更是人们在自己的历史活动过程中划出来的历史的和流动的界线，历史学家的睿智是将这种流动性呈现出来。”[79]黄国信沿这一思路继续阐发，将区域视为一种历史过程与观念。[80]持相似观点的还有部分人类学者，如潘英海认为区域是相对、变动的。[81]刘永华认为空间不只是历史地理学的论题，也应成社会文化史的分析对象，社会文化史的空间分析有三种视角：一是讨论具体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二是考察历史人群的空间感知和想象，三是讨论具体人群在地理空间的行为轨迹。[82]这表明历史人类学对于区域、空间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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