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开始，为超越传统史学的缺陷，西方史家发起了“史学革命”。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试图弥合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鸿沟，以其雄厚的理论关怀和丰富的研究成果，对西方汉学界产生不容小觑的影响，这构成20世纪史学的基本特色之一。[50]
从日本明清史研究衍生的“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的影响密不可分。不少史学家受这一理论推动，开始转向社会结构史研究，并与人文社会学科开展对话。[51]20世纪80年代以降，经由森正夫等一批学者努力，日本学界超越了士绅论和“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地域社会论”。[52]需要指出，日本社会学界对相关理论的吸收可能稍早于史学界，社会学者在1975年即组成地域社会研究会，此后更名为地域社会学会，逐渐形成一个新范式——地域社会学。[53]由此可见，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日本人文社科学界具有相当的感召力。
1981年名古屋大学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森正夫提出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方法，成为“地域社会论”之发端。这一方法的旨趣是清理个体间的“社会关系”及通过不断互动结成的“社会网络”，分析造成社会整合的“权力、支配、秩序”，目标是理解以人们的“认知体系”为基础而构建的“场”。[54]就理论层面而言，森正夫也提及区域差异和地理空间的重要性，但在学术实践中似乎有些轻视。他认为中国社会与日本、西欧不同，只有杰出的首领出现时，才形成以其为核心的“地域社会”。可见他的注意力在于人本身，此处的“地域”已非完整意义上的地理空间。(www.xing528.com)
1990年以后的日本中国学界，对地域研究的兴趣明显增长。[55]与此同时，学界也出现一些针对“地域社会论”的质疑，其中既有来自外部的批评，也有其内部的反思。滨岛敦俊从两个层面指出“地域社会论”的局限性：一是研究区域以长三角为主，没有考虑到语言、族群等复杂因素；二是容易忽视地理自然条件和“流通”。[56]山本进从国家统治的角度展开批评，认为“地域社会论”对国家的考虑较为恣意，关于国家如何统治区域社会这一问题缺乏说服力。[57]即使被视为与森正夫同属一阵营的岸本美绪，也有理解上的差异。她认为地域是一个柔性可变、自然形成的“场”，场的形成以人和人随时、随事结成的关系网，以及人们对社会的共有理解为基础，在论述社会秩序时不能以领导者为中心，重要的是当时人们选择时所依据的原理。[58]
森正夫回应了部分批评，认为掌握中国这样广大的对象，有必要选取一个具体而微、体现该时代特征的地域作为研究对象。[59]森正夫的论证主要是基于江南研究提炼而来，据他回忆，早在1983—1984年到复旦大学交流期间，就遭到内地学者的批判。[60]中国学者在学术实践中，结合自身研究发出一些改良的声音，譬如有学者建议用“在地社会”取代“地域社会”的表述[61]；与山本进的批判相似，常建华、余欣也认为“地域社会论”在研究微观事例方面占优势，但欠缺对国家层面的考虑，而当前社会史研究更需要具备整体史的立场和关怀。[62]近年来，随着内地学界在相关领域的跟进，产生一些质量上乘的论著。钟翀结合“地域社会论”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探讨浙江东阳北江盆地宗族聚落的历史地理、地域开发史诸问题，其研究之细腻与深厚，成为地域社会研究的典范。[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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