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降，西方人文地理学逐渐兴起，并出现了两大转向。其一是“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英美人文地理学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法德哲学体系汲取理论精华，从实证主义发展到行为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人的行为主体性在地理学研究中得以凸显。[7]其二是“空间转向”（spacial turn）。在计量革命兴盛时，区域被认为“仅是描述”而遭忽视。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使区域成为地理学主要研究对象，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成为新的关注点。[8]传统人文地理学在社会文化研究上具有局限性，注重文化景观的物质形态，对于其背后折射的人地关系不甚重视，忽视人类社会面临的环境、社会等约束，新人文地理学则超越了上述缺陷。[9]
人文地理学界的两大转向，推动人文学科的研究转换，使其从整体史走向区域史，并开始强调空间因素的重要性。传统观点认为，对区域的优先关注是地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10]随着科技的进步，自然界的空间差异正在缩小，而人类社会的空间差异日益突出，生存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引起人文学界对空间的兴趣，这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期知识发展的重要事件之一。[11]正如历史学被更多的地理学者接受一样，地理学也在历史学中获得发展，学科互动为历史地理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内建立详尽的社会理论，并推动时空结构成为社会理论的中心。[12]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采用的空间论并非纯粹的物理性空间（space），而是一个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由此孕育的社会秩序、文化、学术等各种存在的地方或场所（place）。[13]
历史学与地理学的融合以及历史地理学之发展，促进西方汉学界对地理学方法的引进和改造，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区域市场体系理论在这一背景下产生。20世纪60年代，施坚雅构想一种解读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分析模式，将中国划为九大区，各区由核心区和边缘区构成。[14]他在晚年构想一套更复杂的“分层区域空间”模式，但基本理念保持一致。[15]与施坚雅的设想相呼应，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特定的自足空间体系由中心区及边缘区等层次的地域组成。[16]当然，这种分析模式并非施坚雅首创，从20世纪20年代杜能（J．H．V．Thunen）的“农业区位论”，发展到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和勒施（August Losch）的“市场区位理论”，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构筑的“区位论”逐渐完善，为施坚雅的构想奠定了理论基础。[17]并且，“中心—边缘”的二元分析模式与早期地理学的观点吻合，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在对地理因素演化及其相互作用的阐述中即有所涉及。[18]
施坚雅模式（Skinnerian Model）以空间分析为主，对西方的中国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此后，这一理论被大量的研究予以补充、修正和反驳。其中，郝若贝（Robert Hartwell）1982年发表题为《中国的人口、政区与社会转化（750—1550年）》的论文，推动施坚雅模式的进一步细化。[19]在这篇文章的附图中，他将宁国府和徽州府划为边缘地区，其依据的可能是宋元时期资料。实际上随着明代以降徽州府整体实力的上升，发展为另外一种类型的核心地区，这将在后文展开论述。
在施坚雅等学者推动下，区域逐渐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重心。白蒂（Hilary J．Beattie）、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萧邦齐（R．Keith Schoppa）、冉玫烁（Mary B．Rankin）、韩明士（Robert P．Hymes）诸学者对桐城、淮北、嘉定、浙江、抚州等区域的研究相继推出，并发展出“郝若贝—韩明士假说”（Hartwell-Hymes Hypothesis）。[20]差相同时，柯文（Paul A．Cohen）提出“中国中心观”，认为中国并非同质性社会，必须划小研究范围以兼顾多样性。[21]实际上，区域研究已是不少学者的共识，无论是较早的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大门口的陌生人》[22]，还是较晚的孔飞力（Philip A．Kuhn）《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23]、韩森（Valerie Hansen）《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24]，皆着眼于区域研究。包弼德结合自身对婺州的研究，将这一方法转变概括为“地方主义者的转向”（Localist Turn）。[25]西方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寻求理论解释的学术讨论，推动中国学界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26](www.xing528.com)
近年来，生态史研究在西方学界一枝独秀，从生态史角度展开的区域研究不容忽视。[27]刘翠溶和伊懋可（Mark Elvin）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28]，乃是中国生态史研究的首倡之作。伊懋可阐述人地关系的紧张性以及中国文化的阶层差异，提出了“高度平衡陷阱”模式。[29]此外，海外学界还陆续推出一批中国生态史的著作。[30]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将施坚雅模式与生态史研究相结合，引进生态系（ecosystem）的概念，提出一个包括人的活动在内的动态系统。[31]虽然其研究时段是宋代，鉴于地理环境的相对稳定性，也可作为明清研究的参考。
与西方人文地理学和汉学研究的转型同步，中国学界对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也有一番演进。在传统中国的区域观念中，行政区划被视为主要的地理区域单元，对自然事物的叙述被分割于不同的政区。[32]那么，区域历史地理如何处理区域与整体的关系呢？谭其骧先生说过：“只有先从区域历史地理入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先做好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再综合概括成为一部有系统有理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33]随着近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潮的传入，中国学者对区域历史地理的思考也在深化，鲁西奇、张萍、苏基朗对汉水流域、陕西、闽南的研究，均对西方区域研究理论作出回应。[34]鲁西奇认为“区域”是地理学研究的目标，提出建立和考察区域历史地理剖面的几种方式。[35]包伟民认为“区域”只是实验室，还需要着眼于整体，从中寻找一些规律性的东西。[36]唐晓峰分析人文社会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之间的差异，认为前者容易从分项研究入手，但开展区域综合研究相对困难。[37]
西方的社会地理学（social geography）关注社会的类型和过程，以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以及支撑这些关系的空间结构为研究对象，重心放在空间层面。[38]日本学界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理解，倾向于关注聚落地理或者城市空间的结构变迁。[39]中国学者所理解的历史社会地理（socio-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社会地理学的学科分支，除了对空间结构的考虑，更注重对时间差异的分析。王振忠较早触及这一概念，认为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历史时期各种人群（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分析比较人文类型及其形成过程”[40]。几乎同时，唐晓峰指出，历史社会地理学“研究空间过程对社会的塑造”[41]。此后，王振忠继续丰富这一概念的内涵，认为需要从“动态与静态”“具体与抽象”等视角观察地理因素与社会文化的关系。[42]吴宏岐、王洪瑞也从另外的角度，构建社区地理、人群研究和社会空间等研究框架。[43]按照常建华的理解，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特征。[44]科大卫（David Faure）也认为，社会史研究如果要有说服力，必须结合地理。[45]地理学界对史学方法的借鉴，亦大体基于区域的因素：“区域特定性是过程的产物，故历史的方法是区域地理的基础。”[46]总之，历史社会地理兼具社会史和地理学的双重特征，注重社会活动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区域在各种地理条件下的人文演化。
本书还涉及过渡区（或称边缘区）研究。“过渡区”系借用经济地理学或政治地理学的概念，但已超出地缘政治的范围，涵括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层面。[47]由于区域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渐进性与强弱之分，导致一些自然、人文过渡区域的发育，如秦岭是南北地理界限，具体到秦岭本身则有十分细微的划分；[48]中国、英格兰的南北人文分界，在不同时期也发生过转变。[49]施坚雅在讨论宏观区域时，注意到区域内部存在核心与边缘的差别。随着研究的细化，各学科研究者不约而同对核心区以外的过渡区发生了兴趣。在笔者看来，过渡区的魅力在于其界限之不确定，其空间形态随时间之变化而发生变动，但又有迹可循。从表面上看，对过渡区的忽视似乎不影响对核心区的价值判断，但过渡区的厚度和宽度本身即反映出另一种形态的存在及其变化。因此，过渡区自有其研究价值，并且对过渡区的审视有助于更清晰地界定核心区的概念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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