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1 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增长效应
1.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空间增长
人口与经济活动的集聚是城市空间增长最基本的特征，人口集聚的积累依赖于经济活动的集中。通过吸引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定向流动，城市产业经济发展的空间开始增长。理解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空间增长的映射关系：一方面需要理解经济发展导致的城市空间集聚的逻辑原则，即“大众”链接；另一方面，需要理解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的数与量的对应关系。
经济活动一体化，是城市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集中于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阿瑟·奥沙利文在其《城市经济学》中分析城市存在的原因，他认为区域间贸易的区域比较优势变得有利可图，这促进了区域贸易市场与城市的发展，制造工厂的生产效率比个人生产效率高，因此生产商品的推广又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城市的发展，使企业集群在城市的集聚经济中进行生产和营销。这一理论可以作为相关的产业发展和城市空间增长的初步解释。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哈维给出了更直接的解释，他将城市看作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空间，资本主义依赖的剩余价值集中在城市，城市空间是剩余价值流过程的载体，受社会、经济、技术、制度的影响。因此城市空间的形成是资本的集中，产业发展是创造剩余价值、寻求空间线性化的过程。
上面所讨论的是经济发展与城市空间增长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城市空间数量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空间增长的促进和限制之间。在空间均衡增长中，每个城市功能辐射区都形成了核心-边缘地区的稳定结构，城市空间体现出封闭性、增长数量有限性的特点。由于古代城镇交通、产业、对外服务等功能不发达，空间增长特征不明显。而在当今日益频繁的空间交流的新环境下，不平衡增长理论（由赫希曼于1958年提出）可以更好地解释产业发展和空间发展规模之间的关系。在不平衡增长理论中，产业发展专业化，鼓励出口和跨区域服务，不再局限于产业所在地区的城市空间范围内，而是通过更大的区域竞争，获得更大范围的行业销售区域，从而促进产业空间的扩展。因此，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在不平衡增长的环境下，产业发展对于城市空间增长更具复杂的动力机制作用。
2.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空间增长的正相关性
经济增长与城市空间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率的提高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上。经济学家兰帕德在其《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中指出，美国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美国地理学家贝里分析了经济水平、技术能力、人口、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也证明了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钱纳里等人构建的101个国家长期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和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模型表明：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就会有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相对应。
中国地理学家对类似的研究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关注。何流、崔功豪（2000）对南京市城市空间扩展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南京建设用地规模与市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相关性，南京市区城市建设用地量及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图如图3.13所示。周一星、许学强研究了1981年一百多个国家的相关资料，同样证明了GDP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刘婧、赵民（2008）研究了中国人均GDP、财政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等要素与城市化率的相关性系数，发现了经济增长在不同领域和层面与城市化率的关系。武汉市1986—2018年建城区面积与GDP总量见表3.5。武汉市1986—2018年GDP变化趋势见图3.14。武汉市1986—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见图3.15。
图3.13 南京市区城市建设用地量及GDP增长率变化图
（来源：何流，崔功豪.南京城市空间扩展的特征与机制［J］.城市规划汇刊，2000（6）：56-60，80及南京市统计年鉴）
表3.5 武汉市1986—2018年建城区面积与GDP总量
续表
（来源：根据武汉市统计年鉴整理绘制）
3.2.2.2 土地竞租理论与城市空间增长方式的演化
1.以土地经济理论解释的城市圈层增长
20世纪之前，全球主流的城市空间增长方式一直是单中心圈层式增长。现在许多中小城市空间增长仍按单中心圈层式增长的基本机制运行；单中心圈层式增长理论也解释了现代大城市多中心、组团式增长的缘由。对单中心圈层式增长理论进行回顾，在它的基础上加入其他因素，讨论开放化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增长的动态机制，剖析市场力量作为现阶段中国城市空间增长动力的基本理论。
图3.14 武汉市1986—2018年GDP变化趋势
（来源：根据武汉市统计年鉴整理绘制）(www.xing528.com)
图3.15 武汉市1986—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
（来源：根据武汉市统计年鉴整理绘制）
单一的中心城市土地按用途可分为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制造业用地。在城市空间竞争中，每种类型的土地使用都会理性地考虑成本和收益，出具一定的出价租金标准。竞标租金一般从城市中央向周边逐渐衰减，一般不同的用地性质租金下降率是不一样的。竞租理论示意图见图3.16。假设土地所有者仅依据土地租金的高低标准出让土地，符合不同行业的投标曲线，可以得出投标租金的空间分布依赖于不同行业的特征。在这个简化的模型中，最高投标租金曲线为商业，位于中心区，住宅在中部地区，制造业在城市边缘发展。竞标地租反映业主平衡投入-产出的预期，所以城市空间的整体增长幅度也可以被看作是城市土地收益的平衡，即土地投入-产出效率的高低决定了城市空间增长的市场规模。
图3.16 竞租理论示意图
单中心圈层式增长模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复杂的多元力合成反应。从土地利用的角度来看，以下几个因素的变化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影响较为明显。
（1）交通条件的变化。
通勤成本对投标租金曲线的斜率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单位成本较低的通勤，企业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较小，投标租金曲线的斜率较平稳。有效的交通条件使制造业企业可以选择的空间扩大，工业用地向外扩张的可能性增加。同时不断有新的第三产业进入城市中心，制造业企业受益于较低的运输成本，开始向城市外围迁移，这是城市产业空间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以交通为变量模型，探讨其对空间拓展的影响。这种模式表明，通勤成本变化会导致工业区位决策变化，并反映为实体空间的增加或减少。随着交通条件的发展，交通运输成本越低，城市空间的发展受交通条件的限制越小，导致城市空间向外扩展。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人口稠密的地区形成了一个网络化、区域化的城市，显示出交通条件对空间增长显著的影响。
（2）销售市场的变化。
销售市场由外向型出口产业扩张到整个产业带。根据经济基础理论，外部需求是基本动力，产业扩大出口构成了城市的经济基础。出口增加了产品的需求，使工业空间的规模扩大，从而导致城市空间的增长。产业空间增长通过乘数效应，扩大其影响力，带动相关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引起城市空间更大的增长。
销售市场的扩大减少了依赖当地市场的弊端，使产业基地与城市中心距离减小（但由于对公共设施和产业集聚优势的追求，它往往仍然是接近城市，但向心性减弱）。因此，其投标租金函数斜率更为缓和，空间实体表现为制造业向郊区蔓延的趋势。
因此，销售市场的扩大、出口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空间的二维扩张，制造业的空间迁移显现出郊区化。当今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和市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这是近几年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动力。
2.新区位模式影响产业布局与空间增长方式
新区位模式是相对旧区位模式来说的，旧区位模式一般考虑原材料生产地和销售市场的城市地理位置，新区位模式是指在生产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各行业对城市地理位置的选择产生新的标准。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降低流通成本，材料、信息、知识、技术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也都随之降低而效率提高，于是经济主体会考虑更多的其他因素，包括整合知识的能力、网络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全球化和地方保护的能力、协调国家主权权利和世界城市对外开放的能力。在新区位模式下，城市空间增长的方式有很大的改变。
首先，传统的严格等级中心型结构的城市地域结构体系发生改变。垂直结构网络城市系统仍然存在，这种关系的本质不是传统的商业服务半径的层次结构，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工业布局、垂直分工的区域城市网络系统特征是社会经济关系与运输、信息和其他基础设施共同形成的结果。城市根据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接受国际产业分工的质量，在城市层面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形成多种类型，例如首位型城市系统、平衡型城市系统和跨国城市系统。网络系统中节点之间的关系和传统的位置因素削弱，新的位置因素影响显著增加，极化的城市空间和功能专一化趋势的特点将会进一步加强，不同功能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网络区域空间结构。
其次，两极分化的空间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在新的区位模式下，城市密集发展的地区，由于资本聚集效应形成知识、服务聚集中心。这些要素的聚集又强化了该地区的新区域传热，导致持续发展的空间密集向极化增长模式转变。如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因其发达的工业基础，吸引大量的人才、资本流入，形成新的知识、资本和其他因素聚集的中心，进而提高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吸引新的人力资源、金融资源流入。
空间极化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它把已有空间转换为区域优势，然后再以这种竞争的优势投入全球化运行中，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以确保持续增长的动力。传统区位模式之下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是固定的，不能自我增值。因此，极化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影响不能被取代，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促进形成和发展了一些大城市。
以上分析了市场对空间增长动力机制的一般化和普遍化的基本原理，侧重于简单客观地对产业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的规律进行描述。而实际上，这些规律在具体的国家和城市当中，与文化环境、政策环境等结合，会形成不同的城市空间增长动力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空间增长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和人为意识调控的辅助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具体分析逻辑中，除考虑市场运转、产业发展等经济动力之外，还应考虑人为调控的因素，才能对城市空间的增长获得更为全面系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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