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府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影响

英国城市空间增长在早期表现为自发式增长。工业革命后，英国城市化进程开始起步，城市用地也随着工业和人口的聚集向外增长。19世纪40年代以前，英国政府对城市化采取不干预态度，城市向外无序蔓延，导致城市外部空间增长过快，内部空间增长无序，从而引发一系列城市问题，主要有城市环境问题、建设问题和社会问题。为控制城市问题的恶化，英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颁布《公共卫生条例》《工人阶级住房法》等法律法规，修建下水道等市政设施）改善城市卫生条件和居住条件，提高城市空间增长质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很多城市毁坏严重，在重建过程中，政府强调对城市规模尤其是大城市的规模进行控制，如政府授权艾伯克隆比进行大伦敦规划，运用绿带和新城分流控制伦敦城市规模，限制其空间向外扩张。20世纪50年代后，英国开始城市更新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住宅区更新为主，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转向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城市旧城更新，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市场下滑，英国政府开始重视通过大型开发项目建设带动城市更新，进而提出了全方位的、多方合作形式的城市复兴运动^[1]。城市更新运动带动了城市中心区空间的增长，但也未能避免英国城市更新中出现的弊端。现代英国政府以国家规划政策指南作为调控手段，引导城市规划的制定符合国家宏观方向，如产业转型、资源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都是通过这些宏观政策间接地影响城市空间的增长。

美国相对而言人口数量多，土地资源丰富，其城市空间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低密度地郊区化蔓延。一般认为，美国公众对居住环境的追求推动了郊区化进程。事实上，美国的郊区化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政策因素有很大关系，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住房政策和联邦政府的高速公路计划对郊区化的促进作用最大。住房政策中，联邦政府成立专门机构，为居民（多为中产阶级，他们倾向于在郊区居住）买房提供贷款，促进了郊区住房需求，为郊区化提供了动力；而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为郊区化大规模扩张提供了条件。同时，居住的郊区化又带动了零售、办公等第三产业的郊区化。后期为解决郊区化带来的城市中心区衰落问题，美国联邦政府经过统筹考虑，开始由上而下推动“城市更新运动”，并从1949年国家住房法颁布开始一直持续到1972年。这场政府运动促进了建成区城市空间的增长，但由于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对中心区复苏效果并不明显。近30年来，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郊区化城市发展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空间增长方式，于是开始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提出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精明增长、紧缩城市等城市发展理念。(www.xing528.com)

日本土地资源不足，政府实施较严苛的国土政策，对城市空间治理严格，其对城市空间增长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上。为实现对空间国土资源的管理，政府在全国层面维度与区域层面维度上提出了多项空间政策，这其中，级别最高、规模量最大、时间段最长、影响力最大的空间政策为全国层面的全国综合开发规划^[2]。自1962年迄今，日本共制定和实施了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以达到国土资源的均衡开发与发展、城市群的均衡发展以及平衡区域之间的差距^[3]。具体来说，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希望遏制大城市及区域极化发展趋势，实现区域间均衡发展，但城市与经济发展的客观集聚效应占主导，城市空间增长以大城市蔓延和大城市周边新城增长为主。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出现转折，政府开始关心资源、能源、环境问题，目标是建设适宜的人居综合环境，更加注重城市空间增长质量。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下的城市空间增长开始出现多极分散。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中，日本政府实现了对全国产业、基础设施等的布局，促进了经济发展，引导城市空间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