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州泛流辉：重庆城市的未来

重庆因为独特的地理空间，成为一个能给建筑师以遐想的城市。虽然物理空间是有限的，但想象的空间却是无限的。

在本章节中，我们邀请了一些建筑师以及建筑行业相关领域的代表人物，通过他们对于个人建筑成长经历与建筑思想的口述，从人的视角入手，去理解建筑师，去理解建筑师的理想与他们理想的建筑。

建筑师，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东京大学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院长助理，建筑所所长，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日本建筑学会（AIJ）会员。

Q：您能谈谈从事建筑行业的初心吗？

A：跨入建筑学这个门槛，距今已经有20年的时间。我所理解的建筑学，借用莎翁一句话就是“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没有人能准确地描述建筑行业是什么。与其说是“从事”建筑行业，不如说是建筑对我的“洗礼”。

在大学时代，我可能会认为那是思想处于最活跃时期的自己。从中国建筑的“斗拱与檐柱”到古希腊爱奥尼克的“柱头与柱身”、从日本“和平时代的野武士”到西方“解构主义大师”、康定斯基的抽象艺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大卫·哈维的社会地理学等，都在一点点拼贴出我对于建筑的最初认知。现在回顾世纪之初，我记得在学校里讨论最多的就是“什么才是中国式的现代建筑？”。显然它不是北京90年代的大屋顶，也不是让人亲切又片面的日本极简抽象风。其实对于那时的我，接受建筑如此宏大的信息量已是非常困难，更别说是思考如此沉重的时代命题。

在这样些许迷茫的状态下，我从导师许懋彦教授那里得到了去日本交换留学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不以游客的眼光来思考城市与建筑。在日期间，我几乎走遍了日本的主要都市，也丈量了东京的每个角落。我看到了战后复兴时的民族文化认同，也看到了经济腾飞时的后现代狂野，还看到了后泡沫经济后的暧昧与内敛。结束游学之后，我把这些对日本建筑的观察，汇成了一篇《新时期日本建筑不可或缺的微波涟漪》的文章。这可以说是一次建筑的“洗礼”。这让我渐渐地意识到，只有结合个人经历、思考与学识，才能洗礼出自己对于建筑的理解。

2009年我去香港参加双年展，碰巧陪同吴焕加先生去香港颁奖。他给我讲述了他当年旁听了梁思成先生的一堂课而转投建筑的家国情怀。先生的初心为弘扬建筑史学矢志不渝，深深震撼和教导着我们这些后辈。我想我的初心就是愿意一直接受这样的“洗礼”。初心不改，就是在不断的“洗礼”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建筑“机缘”。

Q：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A：我非常愿意将这个话题落到我对重庆的城市观察。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21年国庆期间，重庆市仅A级景区的到访人数就达到了1700多万。在全国范围内算得上标准的“网红城市”。虽然“网红”是个中国名词，但也是一个国际现象。我们看到洪崖洞风貌区、弹子石老街、磁器口古镇、朝天门码头等地区人头攒动的同时，也勾勒出了人们对现代重庆的直观印象。这座城市给初来此地的人们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信息能代表这样一座山水人文之城？在我看来，这是一连串符号带给人的视觉刺激和快捷式的城市语言带给人的表层体验。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地域化从“对立”到“共犯”的转变。我们通过参与全球的资金循环，用连锁式的商业形态，展现着地域的表层物质性。这可以被理解为城市表层与深层的分化，这也是“网红气质”与“山水底蕴”之间的深刻博弈。

从这样的角度再思考城市中的建筑，我们会发现建筑是城市的一个切面。它跨越城市的所有领域，是城市存在与运作的展现和结果。建筑具有表意性、符号性和社会价值整体取向性。城市的表层与深层，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对建筑产生过程的把控与理解。在我参与的一些实际项目中，就深刻地体现了这样的分化。例如，在弹子石CBD核心区的规划中，多种力量的博弈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它既承载着从中央商务“配套区”到“核心区”战略转变的规划定位，又夹带着商业地产的深度逻辑，同时还隐含着对重庆风貌文化的继承诉求。这带给建筑师一个更为完整的设计思考。在政府、市场和公众的三方角色里，如何成为一个冷静的协调者、观察者、引导者和塑造者，是我目前研究和实践的方向。

在这里，我把这一研究方向总结为探寻“城市空间的构想力”。不同学科对城市空间有着不同的认识。地理学家的空间观强调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的存在，并提出空间要素，如区位、功能、距离、方向等；建筑学家强调空间的结构关系及结构功能的美学意义；而城市社会学家又认为城市是一个空间物化样态的多系统结构空间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与国家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宗教形式及自然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往往对城市规划系统、对城市空间的构想能力印象深刻。在我国现今的城市里，它的确占据了主导的力量。城市规划作为公权力的代表，是城市社会维持公平的重要基础。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城市的个性，忽略了个人的声音。一条街道的成长，分别从“公”的角度和从“私”的角度来看，肯定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此，我们不是要否定任何一方，而是需要在“公私”之间寻求一个“中间领域”。这里不仅需要理性系统的规划思考，也需要一种野生的城市记录。从某种角度来看，目前我所关注的点就在于探寻这个“中间领域”，通过建筑设计探讨一种新的城市空间构想力的可能性。

Q：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深刻体会到城市和建筑的这种关联？

A：作为学生时代思考的延续，这是我工作以后参与负责的第一个大型设计项目的经历。重庆国际都会项目（现名为“重庆新光天地”）是一个位于重庆新牌坊区域，集合了办公、酒店、商业、公寓、住宅的城市大型综合开发项目。它从201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5年竣工落成（一期竣工）。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有几个特殊的意义。

首先，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复杂系统工程，从多个维度揭示了城市与建筑的内在关联。这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建筑设计并非是个人自由发挥的领域，特别是在这种城市量级的项目里，建筑师要关切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眼前这块空白的土地，其实早已悄然融入城市体系。在行政方面，我们需要回应规划、消防、园林、防空、国安等多部门的联合管理；在市场方面，我们需要理解新光三越、兰桂坊、万豪等国际资本方的商业逻辑；在社会方面，更是需要考虑红锦大道的城市界面、公共广场的人群使用、步行体系的分时管理等诸多问题。例如，仅一项地下空间设计，就牵涉到了广域交通疏导、周边交通控制、车行开口流量测算、轨道交通接驳、地下交通转换规划、地下停车分级管理等一系列课题。重庆国际都会项目可以说是揭示了现代都市运转的内部构造，一个成功的建筑设计需要融入到城市体系之中，也只有融入才能创造城市空间的无限可能。其实在设计之外，我们还没有看到设计背后的项目管理与资本运作，以及其附带的对周边区域的综合影响。从更加综合的角度来看，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开发与其说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规划设计，不如说是某种城市生长逻辑的演绎。这也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城市与建筑关联的典型表现。

其次，它还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事件。重庆国际都会是我们与日本第一大设计集团日建设计合作的项目。从概念设计之初，我被派往东京工作了大概一年时间，这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审视这一设计过程。从“打造重庆的‘六本木’和‘Mid-Town’”的口号中，我似乎可以从这两个耳熟能详的东京商业地标中，看到一些内在的信息。日本学者野田由美子写了一本名为《都市输出—都市解决方案开启的未来》的书，努力宣扬着日本都市营造模式。这种被称之为“都市力”的模式，其实就是在全球资本流动中，资本对城市的控制与改造。市场的力量正在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迅速地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城市。当在参观东京丸之内、押上、虎之门等地区时，我总会隐约找到在国内某处的原型。这不是城市表层的抄袭，而是显示了城市背后的某种关联和共同逻辑。建筑师在此时作为最深谙此道的执行人，正通过对市场逻辑的精准理解，利用这隐性的市场之手，实践着城市空间的构想力。这种现象其实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城市新区、郊区表现得特别明显，几乎成为城市现代化的代表。因此，在城市与建筑的关系理解中，我首先体会到的应该就是市场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吧。

现在回想起来，应该用“空间的狂热”来形容这一现象。在这一波迅猛的城市建设浪潮中，我想这个词是非常“贴切”的。不过，我始终觉得这还不足以表达对“城市空间的构想力”的理解。

Q：您认为建筑师需要用怎样的方式重新与城市关联？

A：建筑师需要寻求一种力量完成对城市空间的构想。2015年以后，一些新的变化也在促使我进一步的思考。在这段时间，东京奥运会主场馆的建设风波引来了业界的讨论。国际大师扎哈·哈迪德的中标方案，在日本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声中被“白纸撤回”（废弃）。个中缘由可谓众说纷纭。比如有人提到，方案中跨度400米的主梁，甚至需要拓宽神宫外苑的道路才能顺利运抵现场。针对这个话题，我撰写了一篇《城市身份的迷走方向—2020东京奥运会主场馆建设中的城市大事件反思》的文章。什么力量能够主导建筑在城市中的宏大叙事？建筑师如何在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寻求自己的实践之路？

2016年，借由与日本建筑大师石上纯也的合作机会，我开始试图以更全面的眼光思考这个问题。与石上合作的是在山东的两个小型项目（社区教堂与幼儿园）。石上以“极致”的个人风格闻名，我们经常会因为5毫米的偏差做大量的研讨。他和日建设计一道，形成了日本建筑界的两个极端状态，一个是向外走向世界的“组织派”，一个是对内走向内心的“アトリエ派”（个人事务所）。在城市的宏大叙事与微小记录之间，我们能够看到建筑与城市关联中，“统合”与“孤立”的矛盾体。这种矛盾其实是上述的全球化背景下，“表层”与“深层”的分裂，正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所代表力量的差异（市场与个人），才彰显了两种对城市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全球建筑师与地域建筑师的二重构造中，需要寻求“整合”的力量，终结这种分裂的状态。这种整合，首先是以更为开放的眼界审视影响城市空间的各种力量，这里不仅是市场、政府等某个单一的影响因子；其次是以更为包容的态度协调城市空间的力量平衡。这可能会对建筑师创作的出发点、关切点和具体的设计思想和手法产生一定的改变，这已超越了我个人的认知范畴。在从集约的意匠权力向合作能力的转变过程中，与其关注建筑师“整合”方式的转变，不如关注建筑师自身定位的转变。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可能会从新的视角看待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

在这期间，我先后参与了重庆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与广阳岛生态干部学院的设计竞赛。两个项目从直观上来看就具备极强的地域属性，仅从近乎夸张的地貌高差（60—80米），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强烈的外部约束感。抛开具体的设计手法和功能形象表达，我其实最在意的是建筑师参与其中的身份再调整。在这里，我初步探讨了对于“作家型”建筑师身份的反思。建筑如果像写书一样，形成单方面的输出和选择性的接收，是很难与城市形成互动的。这种面对城市的强势姿态，需要通过建筑师的身份调整来化解。在广阳岛生态干部学院的设计中，建筑师成为了理性的旁观者和中立的倾听者。基地上的生态元素、村落社会状态都成为了主动的设计主角。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原有的道路体系、人工开发迹地、自然生态肌理都成为了我们组织学校空间关系、交通关系和生态关系的原点。整个设计过程以“低影响开发”原则，在基地各种力量的交织下，通过建筑师的穿针引线，重新获得整合，实现新的城市空间的构想。

这次初步的探索，我想用“空间的暧昧”来形容。这是介于主观和客观的模糊领域。不过，如何将这种“暧昧”转变为“城市空间的构想力”，在后续的礼嘉智慧公园创新中心与重庆科学城金融街片区的规划设计中，仍然是个课题。

Q：您能分享一下目前对“城市空间的构想力”的展望吗？

A：2019年，在许懋彦教授的引荐下，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东京大学的先端技术研究中心。其间，我们联合小泉秀树教授、藤村龙至教授、飨庭伸教授、山崎亮、马场正尊、市川纮司等人，陆续围绕城市更新的话题，在《城市建筑》《时代建筑》杂志发表了系列论述。在人文生态学、城市社会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也帮助我进一步展望“城市空间的构想力”的内涵。

这里又提到了刚才所说的“中间领域”。城市是一个“适应性开放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它就是在自我调节中，解决各种要素互动中的实际问题。建筑需要参与到城市的主动性整合、适应性发展才能实现对城市空间的构想。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最主要的三种力量：市场、政府和公众。市场体系（私）以最大利益与效率为标准，往往会损害居民生活、环境的诸多利益，行政体系（公）以绝对公平为标准，往往会失去应有的应变和活力。我们需要从经济—政治体系外侧，探讨公众体系的加入，形成三元构造的新社会控制体系。由此，建筑设计需要摆脱“公私”的束缚，将自己放入“中间领域”，构建一个以共同为基础的生态圈。

这一表述其实非常契合当下的城市更新话题。我们知道重庆市是全国第二个推出《城市更新管理办法》的城市（2021年6月）。这里我不谈里面具体的细节，不过它是一个相对于城市规划、城市开发的全新概念。我们从权利模式、经济模式、制度模式上，都能看到它在“地域环境”、“地域社会”、“地域经济”上的新诉求。此时的建筑设计，面对的是一个从机制设计、关系设计到空间设计的一个全新的交叉体系，在新的体系下，发挥整合城市力量的“中间领域”作用。而对于建筑师，更加明确了从设计者到组织者、观察者、发掘者、教育者的综合职能的转变。我想只有具备了这样超越建筑设计本身的变革，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空间的构想力”吧。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着这样的话题。而在日本，藤村龙至称其为“社会建筑师”。在去年参与的重庆鱼嘴风貌区保护更新规划中，我也试图在这样的体系构建下，探讨新的街区更新与再生之路。通过设计规划，在保护力量之外，是否还能有其他的力量参与解决鱼嘴街区的再生？不过，结果稍有遗憾。面对既有的成熟体系和惯性思维，以及尚未成熟的新方法路径，还是需要在城市更新的大趋势下，共同努力推动新的局面的展开。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情况正在积极发生。我暂且把它称作“城市社会实验”。在北京，我以街区为单位，负责参与了北京CBD建外片区、通州环球影城片区、丰台草桥大兴机场换乘枢纽片区的责任规划师工作。我把它形容为一次“聚集新的空间力量”的尝试，在全新的构造、逻辑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城市空间，挖掘新的建筑力量。

Q：您对现在和未来的工作研究有什么感想吗？

A：就如最开始说的一样，建筑对我的“洗礼”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种“洗礼”是和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有关。“洗礼”不停止，这些也不会停止。就我个人而言，我接触日本建筑界相对较多，也前后有四次相对特殊的对比思考经历。不管是从研究上，还是实践上，都促成了具有个人喜好的关注领域。包括上述提及的诸多我参与的重庆建筑规划项目，其实也是在另一方面推进着我的工作和研究。从单纯的学习到批判性的思考，其实是没有预先设定的前提，或功利的目标的。城市与建筑是一个极其宏大的话题，而对于我个人，城市更新、重庆、日本等这些关键词，应该就是属于自我的自然状态。我现在与未来的工作研究，也会继续顺着这样的个人轨迹，走出一条微小的路径来。

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曾获全国美展二等奖、香港当年艺术双年展奖、美国政府新闻处国际访问者计划奖。主持设计、策划崇德里民居、成都三联书店、重庆法国水师兵营、重庆鲁祖庙、浙江莫干山、西安安居巷3号等多个城市品牌项目。现任成都市历史建筑与历史街区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Q：您在重庆读的大学，现在又在重庆参与项目，说说您对重庆建筑、城市的印象？

A：1978年，我在四川美院读书，当时每到周六的时候，都要去挤公交车，从黄桷坪到杨家坪，再到解放碑。在那里吃顿饭，看个电影，然后去旁边的新华书店，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书，再慢慢回学校，这样的生活我过了四五年，当时就觉得解放碑好高。

后来，我做南岸法国水师兵营的项目时，再去看解放碑时，发现现在的解放碑好小，周边的高层建筑实在太多了，重庆现在建得跟上海香港差不多，我上学那会儿的城市空间感觉再也找不到了，如今的重庆，是个大尺度的城市。

在这个国际化的时代，信息传播越来越扁平化，城市作为我们的生活载体，其实应该提供多一点差异性的文化设施和服务，这样才能便于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这种文化身份，往往是来自于历史、文化、习俗。

Q：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与建筑结缘的？怎么走上设计师之路的？

A：20多年前，我和何多苓、张晓刚、刘家琨一起，在郫县买了一块地。当时刘家琨为何多苓设计建造的工作室就在那里，给我的设计方案也早已完成，模型都做好了，一直拖着没修，后来我就想既然是自宅，还是干脆自己做吧，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建筑梦，这可能就是我的建筑启蒙。

因为我当时主要时间在香港，那里有很多现代建筑，也有很多建筑书籍，我就开始了漫长的建筑游学道路，走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要去看看当地的建筑，我认为建筑师不应该是学出来，而是看出来的，因为只有你去感受建筑的时候，你才能建立真正的空间感，世界上很多出名的建筑师，都没有学过建筑学，比如安藤忠雄。再次回到成都之后，崇德里就是我的第一个建筑实践项目，从项目中再次提炼了我自己的建筑认知。

Q：您做的项目，有着明显强调新旧结合的特点，为什么说自己喜欢脏脏的城市呢？

A：我是处女座，其实我挺喜欢干净和整洁的，但是如果太干净、太整洁的话，就没有生活的痕迹，痕迹感很重要。如果你去没有一个人的地方居住，好像走进了坟墓一样，因为它是死亡的，如果留下了生活痕迹，就是个生命体。其实一座建筑，一个城市，它就是生命体。有一点脏挺好的，我不喜欢一个城市太干净，我喜欢一个城市干净的一面和脏的一面结合在一起，但也不能太脏了，干净和脏不是现实的概念，也不是日常的概念，它是形而上的概念。

我对重庆的红旗河沟车站区域，就是这样的印象，来往的车辆有序，且川流不息，墙上的老广告，用水都擦拭不去，出门有着各种吆喝声，十足的市井气息，虽然周围的建筑已经略显破旧、落后，但是它留存了重庆很多人的共同记忆。我觉得一个合理的城市是新旧之间，是过去和未来的结合体，未来的设计，我希望尽量把它保留下来，让新旧结合在一起，重新发挥它的功能。

Q：谈谈法国水师兵营吧，毕竟这是您在重庆的第一个项目。

A：法国水师兵营，对整个重庆长嘉汇、弹子石板块人文和商业价值的意义几何，我不太清楚，但是，当时我参与这个项目，就是想希望通过这个不到两千平方米的空间，影响这座“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法国水师兵营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几乎没有改造的余地。在我最初的设计方案里，原本计划在建筑外搭建狭长的玻璃回廊，但因不能改变建筑外观而被迫放弃。

墙也不能动，地也不能动，几乎啥子都不能动，面对这样的条件，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设计思路，这次的设计把减法做到了极致，因为我觉得建筑本身就很好，也不觉得有啥子局限。其实设计不在于你自我表达了多少，而在于让空间本身表达了多少，可以说，我对法国水师兵营最大的设计原则，就是“去设计”，用最好的建筑、最好的物品、最好的书“笼络”一群最好的人，建立一座城市文化创意的制高点。

当法国水师兵营变身高宅后，实现了不同功能性转变，三栋老建筑主楼、副楼以及耳楼分别被赋予“设计阅读”“设计生活”“设计活动”三大主题。现在法国水师兵营的主楼，变成了一家艺术与设计类图书集合店，室内全是艺术书架、书桌，书架上摆满了品类丰富的外文图书。新与旧在此交融，艺术与设计在这里碰撞，法国水师兵营在历史与时代的互动中获得了重生。

Q：未来您在重庆，还会参与哪些项目？

A：几年前，我就在重庆参与鲁祖庙项目的旧城改造工作，这个片区的建筑体量很大，与解放碑的位置也很近，但是这个项目建设过程非常周折，最终的呈现效果还没有完全定型。

前面说到的红旗河沟车站改造工作，我们也得到了邀请，还去现场做过调研，这个项目会特别有意思，我们对前期的策划、运营、改造和政府沟通了很多次，现在就等车站搬走再正式介入。

现在很火的山城巷项目中，我们要参与两个历史建筑的改造设计，一是仁爱堂，二是体心堂，这两个建筑以后都会被改造成民宿酒店。

Q：成渝两地现在互动很多，成都在城市更新方面有哪些特别的项目，值得我们一看？

A：看看我做的崇德里吧，这个项目算是城市更新的典型。这是一个我命中注定要做的项目，我现在在成都的居所，正好能俯瞰崇德里的院落，当我第一次踏足这个地方的时候，深深地被岁月侵蚀得斑驳的墙体所吸引，这一小片空间仿佛是特意为曾经远行的我，留存下的故园，或是城市旧梦。

在主导这个项目设计时，我提出两个概念：一、不动一梁一柱，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就保留到什么程度；二、一定会给这座城市一个最成都又最国际的崇德里。可以说，崇德里改造设计在建筑形态上尊重了现存街巷和建筑布局，修缮方式和理念上，依照“修旧如旧”“改旧如故”的原则，按照老成都传统院落民居的营造格式，进行培修、整治和复原，对内部空间注入现代人的使用形态。

建成后的崇德里，现在已经成为一处地道的成都生活场景聚落，以这种文化叙事的体验，使来客在浮躁都市外分享历史的清净。现在你们去崇德里“谈茶”“吃过”“驻下”，会发现身边的老墙老柱留下了时间的审美，而极具现代性与工业感的欧洲家具则彰显着国际化的姿态。透过那一整面玻璃幕墙，可以看见层叠错落的坡屋顶，被紧紧包裹在老成都低矮的居民楼间，这种场景，想必也是契合重庆未来城市更新，尤其老城区更新的需求。

1990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重庆源道建筑创始人，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香港皇家注册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命题委员，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委员。重庆十大科技青年，国家百千万人才，五一奖章获得者，重庆市劳模，重庆九龙坡区人大代表。

Q：您能谈谈为什么选择建筑学？或从事建筑行业的初心吗？

A：选择建筑设计专业，还是跟家庭背景有关。父亲在大巴山宣汉县城的一个建筑公司当设计人员，也是当时县城唯一的一个设计室。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小县城，设计与施工都是一起做的。我从小便在建筑工地、木工房、钢筋房里转悠玩耍，童年总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当时县城的建筑公司里所有的工人都是很有手艺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当时每年一度的技术比拼，每个班组都要安排木匠、瓦匠、泥水工、钢筋工的高手参加比赛，争夺一年一度的先进技术流动红旗。

想一想当年只为争夺一面流动红旗，所有的工人都会用一年的时间苦练技术绝活，特别是小年轻人为了讨美女工人的喜爱，那可是真下了功夫来练绝活。记得当时的木匠比赛，是从下大料到完成一扇带“回”形格子的窗户，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结束，公司里上百工人和更多的家属们都擂鼓助威。我们几十个小屁孩围着比赛现场像打了鸡血一样东奔西跑！那时的工匠还真的叫工人师傅，只有据子、刨子、凿子等，不用钉子和胶水，一扇扇漂亮的窗扇就带着原木的清香，在阳光下晃动着绚丽的光芒。

到了初中和高中，有时也学着父亲的模样深夜趴在图板上，开始慢慢帮他描一些简单的图纸，对沙浆、基础、声学、吸音材料等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在这种环境下，当然也是在父母的要求下，我在1986年考进了重庆建筑工程技术学院建筑系开始了自己的设计问道。

Q：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A：考上大学第一次到了重庆这个传说中的大城市。到菜园坝下了火车后，便看到从菜园坝到两路口那高高的山坡上长满了一栋接一栋带着坡顶的房子，像一本本倒扣翻开的书。我当时就在想，那一本本倒扣的“书”里一定记载着每一个家庭传奇而动人的人生故事。

到了学校报到后，便与几个同学坐2路电车进城去逛解放碑。那时的电车都带着两根长长的辫子，由两节车厢组成，两节车厢中间是由已发黑的折叠帆布相连。2路电车从沙坪坝文化宫大门前的新华书店是起点站，经过小龙坎、高庙村、白马凼、石桥铺、歇台子、石油路、大坪、肖家湾、鹅岭、两路口、枇杷山、七星岗，对了，那时穿过七星岗的城门洞到较场口就表示进城了。不过当时是沿着城墙外经临江门到解放碑的终点站。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回忆一下当时的重庆，从起点站沙坪坝过了小龙坎到石桥铺之间，公路两侧还都是田园风光，中间的高庙村因有火葬场而让我们总觉得那片荒草神秘而恐怖。过了石桥铺到歇台子最有印象的就是钟表厂。石桥铺因有电报大楼，每一个来重庆的学子都对这里记忆深刻，到了月底没钱了，便会到这里发电报和排号打长途电话。两路口车站就在山城宽银幕电影院门口，那时高高台阶上粗大柱廊的电影院觉得何等雄伟壮观！到解放碑后，看到最热闹的是三八商场（现在叫重百），那时的三八商场就已经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站在解决碑前，当时就有想法：如果我自己学会了设计，一定要在城里的解放碑旁边设计一栋我理想的大楼！

无论是菜园坝还是临江门那鳞次栉比、参差压石城的山地居民楼，让我一直觉得建筑就是自己从山岩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建筑应与它所处的环境共生共融，这一直成了我对建筑的理解和认识。学校老师告诉我流水别墅时更加深了我对建筑与环境融合的理解。在随后这三十多年来的设计探索中，逐步形成了我自己的建筑有机论：建筑应该与自己所处环境共生共融，建筑不是舶来品，只有在自己的地域场境与地域文化中生长出来，才是自己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Q：从业以来您比较满意的作品（重庆的）是什么？

A：从事建筑设计这三十年来，重庆直辖时的“重庆朝天门观景广场”是我用青春热血和对山城的热爱而倾注铸就的：建筑与城市是一个整体，共同形成一艘巨轮，代表直辖后的重庆开始启航发展。而连续不断的大台阶延伸至两江之中，感觉建筑与整个城市都是从江河中自然生长起来的。广场之上与城市中轴的陕西路，两侧的嘉滨路、长滨路共同在一个标高处汇聚成城市开阔的城市广场。在广场上凭栏远眺，两江奔腾而至，如巨轮劈波斩浪！同时环视苍宇：南山、南岸、江北、嘉陵江、长江，再回望身后渝中半岛，整个山、水、城尽收眼底，览不尽山川画卷，阅不完厚重的千年历史名城！当然现在回望已无望，唯留两江泻悲鸣！

如果说朝天门广场是城市岁月秋风中的一丝悲鸣，那我还想讲一个为梦而筑的故事—新重百大楼。刚到重庆读书时第一次到解放碑就希望在解放碑旁边设计一栋自己理想的建筑。重庆直辖以后，开始往创建一个国际大都市方向发展。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在步行街创建的同时，作为重庆人的重百商场率先开始了提档升级。

重百的地块很小很小，不足3000平方米，但却寸土寸金。从历史中我开始追寻失落的记忆：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重百旧址就是重庆的繁华商圈，那时这里开了一家“洋油”店（点灯用的煤油），在当时家用煤油灯，市政用煤气灯的时代，洋油是最抢手的商品，当然也是利润最好的商品。就在历史的浸润中我找到了这家洋油店铺最早的广告语：“请君来打油，送君一盏灯”。这可能是重庆最早的一句广告语吧，但就是这句话一个新重百的方案在我脑海中浮现：

老年妇女（重百的前世）：解放前一个除夕前的傍晚，一个沧桑斑白头发的老年妇女在寒风细雨中，在朝天门高高的码头上，瑟瑟发抖地站在匆匆忙忙坐渡船往回赶去过年的熙熙攘攘人群中，呢喃自语地说：“请君来打油，送君一盏灯”，但凛冽的寒风早已掩埋了她微弱的叫卖声，她多想卖掉一瓶洋油，哪怕换上一撮小米，也能回家熬上一碗热粥，与家里那期盼了一天的小孩一起过一个温暖的除夕……

中年妇女：解放后的三八商场，总是熙熙攘攘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到这里买用票也难买到的紧俏商品。那时三八商场都是中年妇女的服务员站在柜台里，柜台外挤满了黑压压穿着灰布、土布、花格布还打着补丁的中年妇女，她们兴奋地攒动，不停地喊着：“服务员，服务员。”终于在我眼前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将攥得紧紧的拳头从柜台前排拥挤的缝隙中将手伸到了柜台前“服务员，我要一斤柳州水果糖！”，服务员快速地拍了一下她的拳头，那攥得紧紧而皱皱巴巴的拳头里摊开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糖票。服务员一抓准的敏捷动作，如变魔法一样就将一个用牛皮纸包得方方正正的一包水果糖用麻绳系上了一个蝴蝶结，在微笑而大声的应对中将其放在了那只皱皱巴巴的中年妇女手上……

现在重庆直辖了，一个新的重百应该是什么样呢？我多么希望，建好后打开施工围挡时，一个青春妙龄、散发着少女特有胴体的气息向我拥来！我也想拥抱她时，她却幻化如风飞到了解放碑的上空，只留下清脆的笑声飘荡在城市的上空。

这就是我的构思方案，如一个充满青春胴体的少女来演绎前世的重百、老重百（三八商场）到今天的新重百。一个透明玻璃体的少女轻盈带着娇羞地呈现在充满阳光、雄霸而傲立天地的解放碑前！

Q：就个人而言，您认为理想的建筑是怎样的？

A：作为一名本土建筑师，或许是山城特有气质的孕育，我更喜欢能在自己的场所中自然生长起来的建筑。

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交流融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不加思索的拿来主义必定是破坏自身场所精神的。五十年前我们走到祖国的任何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的建筑文化特色，如江浙的徽派建筑、云南的一颗印民居、四川民居、福建土楼、羌寨、苗寨等等，地域文化特色非常明显。而现在所有的城市千城一面。

文化不是舶来品，只有在自己的地域场所中生长发展起来的才是国际范的。重庆在大发展时期有很多重要的建筑是请的外籍大师，但这几十年的实际情况是还没有一栋能超越重庆大礼堂、山城电影院、洪崖洞等在建筑界的影响力。这使重庆把最好的培育本土文化的机会给放弃掉了！因此，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在当前提出来非常迫切，也是我们所有建筑师及管理者应该回顾和反思的。

Q：能从建筑角度谈谈您心中未来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吗？

A：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从上古时代至今，是人类文明技艺发展最快的时代。从农耕到工业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有些地方正在成为历史，但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已经来临。数字化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劳动力密集产业逐步被机器人（或机器手臂）所替代，无人驾驶汽车、飞机、轨道交通等改变了视界，比如目前大家运用最广的无人机摄影，很多是为了航拍而去远行，为了航拍而去打卡。所以当无人机代替物流运输，自动驾驶的交通工具可以上天下海时，我们的城市不再需要桥梁隧道和机场时，很多城市可能已经向海洋发展了。

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快递车等会在几年时间全面普及。未来不再有办公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区别，因为你无论身处何地都随时可以与同事、客户、商家坐在一起商议，就是晨跑时也能一起讨论天下事。智慧、智能设备改变了一切！

生物科技让人的寿命快速延长，迫使人类居住地规模向外扩张、扩散。未来十年人类主要的宜居在乡村，城市将会出现一个空心化时代，这是信息化和数据化时代的必然。终端智能设备随着信息时代呈几何倍数的发展时，城市空间、格局会超越我们的想象力而发生根本改变！正如在当代中国任何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一样可以在全世界买与卖，初级或萌芽状态的信息、物流（明天我们会笑物流叫摩托车、拜拜车时代）就已使电商时代让传统商业时代彻底被洗脑求变。因此对未来城市和人居场所我们无法准确预判，正如十年前我们不能想象只带一个手机可以走遍全中国一样，但明天肯定会更美好！

Q：您在建筑领域的理想是什么？或者说您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建筑师？

A：建筑空间是时代发展最好的物理空间展示厅。百年前，家里不会考虑什么电视墙、电脑房、空调、冰箱和烤箱。作为建筑师应是时代技艺的先锋军，对未来时代的发展应有一定的预判能力。

建筑设计师必须要与居民、学校、医院、工厂和无数企业家进行交往，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及技术的集合者，因此，我自己认为设计师不仅仅是设计物理空间的建筑，而是在设计面向未来的生活方式。

我也总是在倡导设计师应首先是生活家，所谓的生活家应有对工作与生活的积极、阳光的态度，这决定了你设计的格局。不去远行就不知道什么叫风景，何谈诗意远方和田园牧歌。如果设计师不会做饭做菜，怎么能知道厨房与餐厅里的生活美学？因此在工业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变的时空，设计师的转型发展是必需的，至少思维必须更新。

我自己认为设计师至少应该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参与者与阅读者，只有这样设计师才能用建筑或空间去传递使用者的生理及心理需求。当然我更希望社会各界也能理解和支持建筑师，并与设计师一同使我们的生活家园越来越美好、快乐！

法国PBA国际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法国国家注册建筑师，重庆市规划局专家库成员。

Q：您能谈谈为什么选择建筑学？或从事建筑行业的初心吗？

A：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二批大学生，年纪不小，考大学都是匆匆赶上末班车，谈不上选择，建筑学是什么，真的不明白，中学时期学习绘画只为今后少受苦，有个工作就好，不是为今后有机会读建筑学的，更多的以为能否去美院读书，出来画一辈子的画，哪知道时代变化那么快，我们还有机会参与高考上大学，由于数理化考得还算不错，那还是上工科院校吧，有点像汪洋中迷失的小船，太多的方向就等于没有方向，还是我高中的一位老师给我说土木工程才让我开始聚焦在“建筑”上，查阅院校，查阅专业，城市规划很明白是什么，工业与民用建筑很像搞建筑设计的，觉得应该是我想要的专业，后来看见“建筑学”这个陌生的字眼，一看就感觉像做学问的，没有意思，我不研究理论，头大！只是看见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两个专业要求有美术基础，感觉要把科学和绘画有机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打动了我，第一志愿就它了，就它了！说实话，那个年代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已经很幸运，哪个学校，什么专业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当初选择建筑学，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从小喜欢绘画，而建筑学明确要求有绘画基础，我感觉我的绘画基础可以对我将来的学习有帮助，果然，在大学学习中以及后来在法国学习工作都受益匪浅，绘画不单是一幅画，它包含着对客观事物美学的审视，判断，感悟，理解和决策，美不是计算出来的，是感知到的。选择建筑行业是偶然，也是必然，它可以让我的绘画基础得以延续，它可以带我走向国外，到更宽更广的世界去认识世界，开阔我的眼界和认知，进入大学老师告诉我们一句名言，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让我们倍感傲娇，想想都爽，凝固的音乐，我们正在学习，我们要为之而努力，努力谱写一段段城市建筑的乐章，那真的是太伟大了！选对一个专业，还能成为自己一生的职业，它正好是自己喜欢的，我非常幸运，在我的工作中几乎没有疲倦，时时刻刻都是在快乐中度过，工作得到的快乐是第一位，顺带赚钱养家糊口。

Q：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A：大学本科学习只是为了行业入门，研究生阶段是通过一个领域方向去学习研究方法，我硕士的方向是高层建筑设计，现在看来选题还是够准的，当时是1984年，这么多年一直是中国的高速发展期，重庆更是几乎有地都建百米高层，人多建设用地少，不得已而为之，尤其90年代初，中国建筑业，建筑设计行业红红火火，我却错过了，我在异国他乡做小房子，做住宅，做多层办公楼，十几二十年的工作经历以及自身的喜好，把我自然而然带入一个以作公建为主的定型建筑师，公建项目设计更具创造性，对自己很有挑战，建筑师的情怀在作怪，遇到住宅和公建项目需要选择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做公建，对住宅创作不重视，也不屑一顾，事实证明我是错的，走在一条窄窄的公建项目的小路上，从公司发展的角度是千错万错，只做公建项目养活团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弄不好一个公司的经营就会入不敷出，好的设计师招不来留不住，差的设计师又难堪重任，如此一来将会是显而易见的恶性循环。当时很少涉足住宅设计，慢慢自己对这一块也会开始生疏，因为没有业绩支撑，开发商很少找我，找我的也基本上是公建项目，想进入住宅设计领域也会越来越难，加上住宅需要大的团队，施工图及后期现场都要有经验的人驻场，我这个只做方案的团队就更没戏了，所以只能在公建设计的道路上艰难地爬行，越滑越远。在他人看来我们在做伟大的事，在努力创作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殊不知渐渐地丢掉了住宅设计这块赚钱的大肥肉，很多人赚得盆满钵满，我的团队还在啃着几块大骨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还好我有个很好的心态，做好自己的事，做好自己喜欢的事，其他事随缘就好，有个笑话，他人看我觉得我赚得盆满钵满，关键我也这么认为，哈哈，其实没有赚什么钱，温饱而已，但是我心情愉快，心态很好，这是最重要的，幸福指数不是用金钱衡量的，而是自我的感觉。

Q：从业以来您比较满意的作品（重庆的）是什么？

A：我估计和很多有抱负的建筑师一样，一生中设计了很多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却只能是一幅画挂在墙上看看。建筑从设计构思到建成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哪一关出问题都会功亏一篑。甲方不喜欢，直接扼杀一个经历千辛万苦的构思于摇篮中，管理部门不喜欢领导不喜欢，使得一个好的构思止步于天亮之前，失败的教训比比皆是，这也是不得已，毕竟各自站的角度不同，也没有什么好指责抱怨的，能有一点点看得过去的都已经很欣慰了。西南证券公司在黄花园大桥加油站旁买了一栋旧办公楼需要改造，我们接手了此任务，由于我们的设计理念和业主不谋而合，进展相当顺利，最终结果除表面颜色稍嫌不准之外，其他的都还算不错了，这是万幸。重庆巾帼园项目，由于甲方是妇联，他们在建筑设计上肯定不是专家，所以他们认定我们是专家，就对我们给予了极大的信任，每一次技术会，每一次变更图纸，每一次施工现场出现了技术问题，以及面砖材质色彩都必须要我们到场一起讨论决定，最终这组中规中矩的建筑群获得了当年的好几个大奖，也算是对建筑师付出的劳动的一种肯定吧。建筑师要呈现一件好作品，会有很多因素影响，不像一幅画自己画完就是了，受到约束的东西很少，建筑，是需要庞大的投资支撑，需要合适的项目，需要你对此项目很有感觉，需要你的感觉符合甲方的感觉，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建筑师说了算的时候寥寥无几，西方发达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几乎是甲方说了算，甲方的喜好是建筑创作的基础，甲方的喜好也许不是他真正的审美水平，往往牵涉到更多的是建筑之外的东西，他们还不一定会坦然地告诉你他的真实想法，比如他们更多的在考虑投资与回报，或这个建筑会对他本身带来什么影响，当然这本来就是最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往往忽略了开发公司是要赚钱的真理，没有几个甲方愿意为你的作品冒险，管理部门也不会因为你“张牙舞爪”的建筑冒丢掉乌纱帽的险，“稳妥”成了他们的第一选项，因此，纵观南北东西，千城一面，当然，最近几年一些城市也会冒出一些好的作品，虽凤毛麟角，但令人欣慰。

Q：就个人而言，您认为理想的建筑是怎样的？

A：理想的建筑是什么样？这个问题很复杂，一句话很难说清楚。不过有一句话，存在就是合理的，一栋建筑能通过层层围追堵截最终建成，必然有它的道理，建成为王！四十年的建筑实践，对建筑，对建筑设计的认识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建筑师一直在创作一件属于自己理想的作品，而这个理想迟迟不能到来，只怪自己生不逢时，运气太差，机会很多却一一错过，很多人会认为要是在国外，我们受到的限制就少了，殊不知，天下甲方一个样。甲方们可以把你吹上天，可以鼓励你发挥出你的聪明才智，努力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可就对你提供几个甚至几十个方案草图一一看不上，建筑师应该有体会，建筑创作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在各种约束中寻找出路，当你以为找到了一个突破点，拿去甲方审查结果很快被枪毙掉，那种苦不堪言的滋味几乎人人有之，其实，作为一个项目，投资上亿甚至几十亿，这些建设费用在哪里，能不能有回报，可能他们的痛苦会比我们更大，我们只是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认为他们不识货，浪费了我们的创作成果，而谁又能理解他们的苦衷？回到理想建筑的话题，我认为它可能是各方博弈求得的中间值，建筑师认为还行，甲方的诉求得到了满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得到了体现，这应该就是理想的建筑，很早以来国家对建筑的定义“经济，实用，美观”其实真的就是对理想建筑最直接最简练的诠释。

Q：能从建筑角度谈谈您心中未来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吗？

A：未来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很多，很复杂，建筑师，规划师可以说话的时候其实并不多，一个城市是由城市管理者决定的，不是规划师说了算。作为建筑师，我从技术的角度截取一两个相关的话题来谈谈也可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城市发展进程可谓突飞猛进，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无疑是城市迅猛发展的助推器，“摊大饼”的城市拓展模式几乎发生在所有的大中小城市，尤其是平原城市，似乎是不可避免地进行着，从城市中心一环到二环三环，再到六环七环，一圈一圈的向外无止境地延伸着，当人口的高度聚集，交通，环境，生活质量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停下来思考另谋出路。这是盲目的，也是不得已的辛酸，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可以以重庆为例，这几十年的城市发展，不惜毁掉最具特色的山城民居层层叠叠的吊脚楼来建了一堆高密度质量却很差的高层住宅，也不愿意保护好母城而是向北向西另辟蹊径，还好的是重庆地形特殊，大江大河，大山森林自然限制了城市“摊大饼”的发展模式，我们只能遇河搭桥，见山穿洞，几十年的城市扩展只能通过桥梁隧道连接形成多卫星城的唯一模式，天然的江河和天然的大山让每一个卫星城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城市处在山河之间，山河渗透在城市里，交通压力明显好于平原大城市，至少目前是这样的，我认为这才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最好模式。对于未来城市发展的可能性，我认为不是我们能考虑的，不过我想由于科技的发展，智能化城市管理系统的介入，城市会回归到科学的轨道，能否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居住条件仍然是一个城市好坏的重要标准，几百年前英国人提出的“田园城市”仍然是我们人类城市发展努力的方向，而重庆这座城市却已经自然而然形成了，只是应该提升到理论高度，去总结去引导和完善。

Q：您在建筑领域的理想是什么？经历过转变发展吗？或者说您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建筑师？

A：我这个年龄好像不再太适合谈理想了，哈哈！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够聪明的人，如有机会测测智商，估计中等平庸，也没有什么创造性思维能力，设计的东西也就那样，不丑也不美，不平庸也不惊艳，这还谈什么理想？没有！有时候灵光一闪的构思也许很快就会被自我否定掉，自己动手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当然，当我在一次次设计竞赛中得到认可的时候，我也会反思，难道这才是真正的建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理想的含义一直在变，在调整，然而最简单也是最大的理想就是你的设计，你的构思能得到业主，得到管理部门认可，顺利地得以实施，看见自己的进步，看见自己的不足，在漫长的建筑设计领域逐渐提高自己的设计水平。看见一栋栋自己亲手设计的建筑嵌入城市中，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丝丝贡献而不是添乱，我的心就得以慰藉了。

重庆大学（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硕士。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建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委员。创办深圳汤桦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深圳汤桦工作室。

Q：您能谈谈为什么选择建筑学？或从事建筑行业的初心吗？

A：我是1977级，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那个年代崇尚的都是数理化，陈景润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偶像。所以恢复高考后，我填的志愿全都是数学物理这些东西，只有一个是建筑学。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建筑学是什么东西，有人跟我说建筑学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是工程和艺术结合在一起。后来就被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录取，现在叫重庆大学。

很多年以后，也难以忘记来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那一天。上世纪70年代的初春，在薄雾朦胧的上午，从两路口到重建工，重建工在沙坪坝，沙坪坝在重庆。重庆是一座江边山城，城市是漫山遍野的吊脚楼。我们班来自天南海北，都是各地的超级学霸。班上三四十人，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三十多岁，最小的才十六七岁。第一年的课程除了大家轻车熟路的数理化以外，突然出现了让很多人始料不及的素描，水墨渲染等课程。画石膏，风景写生，古典建筑立面表现等新鲜玩法接踵而来，让人手忙脚乱。

除了老师的教导之外，班里几个绘画优秀的同学，像赵洪宇、徐行川、刘家琨、华林、胡小滨等都成了老师的义务助教，我们喜欢看他们怎么画画，立马就学。这些课一学就是好几年，并成为陪伴一生的专业技巧。今天看来，这种布扎体系的基本功训练，还是有其非常积极的意义，至少可以用快速的草图来表达设计的想法。同时，这种美术式的教育也培养了审美和趣味，提高了对事物的鉴赏力，至今仍受益良多。

回顾重建工的建筑学，还真是个有意思的话题。重建工的老师来自于不同的教育背景，巴黎美院的布扎体系与德国的包豪斯学派在这里熔于一炉，加上本土化的多重误读，成就了独具西南的混搭一派。就像重庆的火锅，万千食材，无论东西，杂烩一锅，终成美味。所以才会说当年重建工建筑学的都是“野孩子”，自由自在，生机勃勃，各具个性，放荡不羁。如果按此势头疯长下去，很可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Q：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A：记得在我们念到三年级的时候，尹培桐教授、邵俊仪教授，上课时谈到西方的现代建筑，日本的现代建筑，中国的现代建筑，中国的传统建筑，谈到四川的民居，重庆的吊脚楼，如数家珍。后来就迷上了各种各样的传统建筑，从宫殿庙宇到民居。也许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背上了十字架，感觉已经背负了传承中国传统建筑的重任。

作为一个在重庆接受现代主义建筑教育，同时又在重庆接受这座城市耳濡目染的空间教育的建筑学子和建筑师，我对重庆本土乡土建筑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充满热爱，充满乡愁。而我自己也迷失其中。比如磁器口，四十多年前有点像是重建工学生的精神故乡，尽管今天已经很商业化，已经很难体验到当年原乡的意味。

1981年第一期《建筑学报》，时任西南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徐尚志先生发表了《建筑风格来自民间》的学术论文，明确指出民居之于建筑创作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民居中表现出来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都是经过当地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而它最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无可非议的适用性和经济价值。由于它们都经过了长期的锤炼和实际生活的考验，建筑风格上也是比较成熟的”。他认为民间有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民间建筑“有着像从地里生长出来的”真实性和自然感。

当年夏天，同学杨鹰告诉我和刘家琨，说是在成都附近刚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古镇，于是在暑假我们三人从成都骑自行车，沿乡间公路，颠簸泥泞，行程二十多公里，终至目的。果然是青石铺地，古树参天，木构青瓦，河流清澈，民风淳朴。一番感慨，流连忘返，抄绘记录，走访询问。这就是现在已成为旅游胜地的古镇黄龙溪。接下来的日子里，重庆市内磁器口、临江门、望龙门、菜园坝等具有历史价值和风貌的地段都印满了我们的足迹。那些年，乡土建筑成了我课程以外的重要研究对象和最为神往的领域。

于是，在1985的夏天，我由重庆出发，进行了一次以学术为理由的“寻根之旅”。南下贵州，经广西至海南。然后沿东部海岸线北上，过江浙上海到达北京。继而从北京西出河北山西进内蒙古自治区，在呼和浩特离开铁路线，沿古长城遗迹漫游西部，历时两个月时间，直至新疆边陲。最难忘雄关漫道，大漠孤烟。山川浑厚壮丽，民风古朴纯真。风景真实而浪漫。记得在嘉峪关独自漫游，戈壁滩一望无边，直达天际。嘉峪关沧桑的城楼屹立在远方，吐着浓烟的蒸汽火车轰然而过；遥远的地平线上，是万里晴空和祁连山耀眼的雪峰。突然之间，心潮涌动，热泪盈眶。大地的魅力，土地的魅力，人与自然的魅力，在这个伟大的空间之中展露无遗。

于是，西部，民居与乡土的西部，就成为我内心理想主义精神的底色形式。

Q：从业以来您比较满意的作品（重庆的）是什么？

A：作为建筑师，我更愿意以一种工匠的方式去谈论建筑，而不是将建筑架空到一个宏大和空洞的层面去认知。于是，我所理解的建筑学就是：充分珍惜和使用资源，敬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在一个严谨和适宜的技术框架中，进行符合专业准则的空间营造的一项智力行为，我的所有的作品均以这个理念为原则。

以重庆云阳市民活动设计为例，其建筑以中国院落为基本元素，运用“九宫格”的形式组织空间，将九个院落形成整体。建筑似堤岸状阶梯联系山与水，与江岸堤坝融为一体，延伸至江边。人们可游走休憩于阶梯之上，极目长江东去。现代建筑的形式材料及建造技术与古老传统空间形制有机结合，创造出蕴含传统意境的建筑实体，表达沉淀在长江流域的历史文化精神和乡土情怀，继承珍贵的传统和市民的集体记忆。

又如，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图书馆，建造从地点开始。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本身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建筑依形就势而建，道路蜿蜒于山水之间。图书馆的设计立足于校园自身的乡土性，取材于四川重庆地方的类工业建筑文本，如砖窑、仓库等，以一种简洁的形式屹立于山地和田野之中，如同大地上的砖窑，也像乡村的教堂，与校园已形成的中小体量、分散布局的建筑物形成对比，凸显其象征意义。

再如，璧山规划展览馆，由三个三角形几何体随着山势的跌落，围合出一个三角形庭院。三角形的内庭院作为完全开放的城市公园与湖畔连接。最高处建筑体量接近山势高点，正对主要的城市干道，三角形的斜边与东北方向的电视塔形成轴线关系。建筑体量的分解顺应着山势，形成跌落的形态和空间序列。室内观展的人们行走其间，视线可以通过庭院和湖面的景色进行交换，丰富观展体验。

Q：就个人而言，您认为理想的建筑是怎样的？

A：曾经的西行在我的心中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成为可以享用一生的精神财富，同时也为心中的理想主义建立起冲天的丰碑。在漫游的经历中，传统建筑所表现的理想主义色彩令人难以忘怀。遍布大地的民居是这个意义上一个最为动人的例子。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由此，费孝通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文化的生态学图像，亦为文化沉淀过程的生动概括。

西部作为国土的腹地，几乎囊括了民族文化的全部精粹。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俗共同编织成一个宏大的乡土意象，弥漫于西部的宽阔疆域，广袤而浓郁，深厚而细腻。乡土中国在历史的层面上代表着我们的血缘，也代表着我们的精神家园。并且以无所不在的细节进行显现。这种渗透着古风遗韵的田园牧歌式的景观，在极端的意义上折射着隐藏于历代中国人心中的理想主义图像。这个图像颇具文人情怀，同时也由于沉淀于历史时空维度的复杂性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式样。一如韩少功后现代主义的马桥和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荒诞迷离的西部世界。

记得许多当年在重庆街头常见的场景，老城门、上上下下的台阶、两边是不同年代的房子、非常有生活场景，就像一个大起居室一样。今天我们看它的时候，觉得这些房子破烂不堪，这么拥挤，似乎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经常在想，如果说建筑是史书的话，那么这些房子就存在着当时的历史；如果一个几百年后的人来考察，它们在审美和其他意义上是具有同样的价值，是平等的。我们对现状建筑的评估也是这样，什么年代的房子，质量好不好，马上就可以用当代人的标准做出价值判断，但是不是还缺乏另外一种标尺来评价它们，是不是应该用一种历史和记忆的眼光来看待它们，才更公平一些。

地方的历史与文化，相对于全球化与体制化的现代城市与建筑学而言，似乎是两条不对称的平行的路线。全球化先天性地喜欢统一的秩序，简单方便的管理，可因循的条例与规范，以及参与者的共性和使用者的抽象性。地方的建筑文化则是来自于本土的特殊性，是源于最原始的建造本能，就地取材，量体裁衣，敬畏自然，顺势而为。都是经过当地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更加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对于资源的使用有无可非议的适用性和经济价值；同时经历了长期的实际生活的考验；有具体的使用者，鼓励各种合理的可能性，充满民间的智慧和野生的活力。几乎就是我心目中理想建筑的样本。而在今天，全球化的潮流是如此的强大强势，而地方文化，则是不断退缩，日渐式微。

Q：能从建筑角度谈谈您心中未来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吗？

A：我认为，在统一规范化之下的城市和建筑，是在一套严密复杂的约束条件下机械操作的结果。当我们以一种统一的、自上而下的做法应对类似重庆到处都是非标准的场地时，场所和地方的精神将会受到极大的挑战。当然地方性的规范和条例对于标准规范的补充和修订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比如说我们的坡地建筑设计规范，我们的设计管理规定里面对日照要求的规定，这些几乎都是全国独一无二。

我一直相信规范和条例塑造了城市，它比建筑师更具有巨大的力量。它规定了一整套面面俱到、无懈可击的、几近完美的空间营造方法、工法和空间的使用方式乃至于空间与城市的美学。它在某种程度上无意中导致了千城一面的单调乏味和缺乏生机，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行业内卷化导致的结果。而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充满地方文化和地域精神的房子，几乎都是生长在原有的城市土壤之上，或者是广大的乡村。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乡建”在当下的温度与魅力。这种野生的、自下而上的、充满人性的建筑学类型是地域文化的继承与保护的重要载体，其呈现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往往是规范和条例缺席而产生的结果。

作为一位职业建筑师，在此并非是要贬低技术规范和条例的重要性，相反，要做的应该是在严格遵循法律的前提下，对统一的规范和条例进行专业性的追问和反思，正确理解其顶层设计的真实意图，进而发现和理解其中的逻辑和技术目的，尽可能地建立一个具有相当弹性和可调整性的规范框架，同时鼓励和健全地方条例，让中央和地方共同建设和健全这个设计规范，最终与地方文化和地域精神充分结合，进而创造具有本土历史文化内涵的当代建筑，使城市既有人工家养的茂密树林，更有生机蓬勃的野生荒原。(www.xing528.com)

也许，对我而言，当下与未来，无不源于历史的纵深。而作为一个建筑师，所谓创作则均来自于历史文本的重新诠释。

Q：您在建筑领域的理想是什么？经历过转变发展吗？或者说您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建筑师？

A：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一个梦，它描述着我们自己生活着的、充满爱和人情的世界。建筑，作为一个次文化的衍生物，梦被表达在其中。梦是我对建筑学最终的理想走向。

本来我们是在建房子，就像很久以前工匠们所做的那样，造非常普通、平凡和朴实的房子。后来慢慢地，它们就变成了一种复杂的东西，一种文化，一种高级的理论。而房子也就成了建筑，建房子就成了建筑学。尽管如此，始终有一种困惑存在于我心中，并且如此难以言说。

我认为，建筑学作为一个特殊的专业化技术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游离于大众对建筑的一般性理解之外。它绝不可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艺术，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由于其专业的技术独特性，使得建筑学在我个人的理解范围内成了一个难以用其他的理论话语对其进行定义的专业。

18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曾经为哲学下过这样一个精彩而又如此文艺的定义：“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建筑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WACA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理事；英国皇家特许注册建筑师；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美国南加州建筑学院（SCI-ARC）访问建筑师。

XBA向北设计机构创始人；埃克斯贝昂（上海）建筑规划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华筑设计机构董事；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Q：您能谈谈为什么选择建筑学？或从事建筑行业的初心吗？

A：选择建筑学，或者选择最终在重庆完成我的建筑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习或许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我小时候就和父亲以及一批川美的艺术家在重庆生活过几个月的时光。在那个从小生活在川西平原的四岁小孩眼中，重庆是充满神奇和魔力的地方，石板坡的坡坡坎坎，文化宫门口好吃的锅贴饺子，朝天门码头的轮渡和江水，形成难得的童年记忆。这或许埋下了我对这座城市归属和认同的种子。

Q：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A：2018年我曾经做过一个叫“山崖之上”的小型个展，展览的名称源于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920年著作《在中国的屏风上》，书中描写的重庆是“一座灰色、阴暗的城市，笼罩在雾霭中间，因为它坐落在山崖之上”。这种文学中的魔幻气质时常滋养建筑师的灵魂，而把“山崖之上”的“上”译为Above而不是On，是因为不仅仅想做形式技法的“上”，还想追求一种站在文学、哲学、城市精神等多维度的形而上的“上”。这大概算是我关于建筑的基本态度。

我对建筑和城市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好奇。从专业的角度，我希望从现象学、形态学的方面去找寻建筑的本质，也希望做一些跨界的观察和思考。

我经常喜欢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去溯源关于城市的记忆，比如对重庆的观察。就如刚刚谈到的毛姆的小说，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他们对这儿有个说法：太阳一照，狗就叫。这是一座灰暗、阴郁的城市，它笼罩在雾气之中，因为它屹立于山崖之上，两条大江在这里汇合，所以它周边为江水冲刷，有一边是混浊、湍急的水流。这山崖像一艘古代单层甲板大帆船的船头，仿佛为一个奇异的非自然的生命所拥有，竭尽全力地抖动着，它又像是正要加速冲进那奔腾的急流之中。崎岖的山峰将城市团团围住”。

显而易见，重庆这座山城的魔幻性发现不止始于近年的抖音，在上世纪的20年代到访过这里的西方人就已经感受到那种不一样的现实和状态。

Q：从业以来您比较满意的作品（重庆的）是什么？

A：我满意的建成作品大多与重庆这座城市有关。

重庆，这座山脊上的城市，独有的地形地貌、大江大山的雄伟格局，造就了思想的独立与设计的自由。从1990年代南湖半山的宾馆、2000年代守望嘉陵江的洪崖洞、像大地基石一样坚固的CCEGTower，2010年代守望长江的慈云老街、再到最近落成的向未来致敬的悦来智慧岛，我一直试图用建筑去表达山崖之上的场所精神。

不管怎么样，洪崖洞（设计/建成：2004/2006）显然是我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阶段性作品。虽然我一直认为洪崖洞的社会学意义远大于它的建筑学意义。

在我看来洪崖洞的气质是重庆这座城市和它的山水赋予的，洪崖洞就像是一个微型的城市，一个可以生长的有机体，我们赋予它结构。建筑既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理所当然就应该随时间变化，随季节重生。

我有时在想，洪崖洞的震撼其实是在城市尺度上完成的，如若没有这样一座充斥着林林总总高楼大厦的都市背景，洪崖洞将会是另外一种图景。洪崖洞恰好印证了吊脚楼建筑的坚毅、顽强和抵抗，从某种意义上，它也反映了对传统的反讽意味，用一种类似好莱坞式的方式和后现代建筑的空间叙事结构，以其特有的符号，隐喻和夸张，将人置入一种曾经仿佛的生活状态。

洪崖洞虽然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但我认为具有如此丰富底蕴的重庆不应该只有洪崖洞，在我的设计创作生涯中也不应该仅仅只有洪崖洞。我试图为此付出努力。

路易斯·康在《静谧与光明》中这样讲：

“The Architect

一个人做事的方式是私人的，可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作品可以属于每一个人。最伟大的价值存在于你无法拥有的领域里……你觉得你真正想奉献的是在下一个作品中……他必须不断地做下去。”

Q：就个人而言，您认为理想的建筑是怎样的？

A：建筑离不开城市。自从三十多年前来到这里，我就在不知不觉中亲历和见证了这座山城所发生的巨变。我还清晰记得二十年前城市大开发的前夜牛角沱那爬满山坡的吊脚楼在雨雾空蒙中的场景。我始终认为，重庆的地域性或在地性几乎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江河山水的格局几乎可以将所有风格的问题淡化。所以我特别关注这座城市在地形与文化上的独特性以及所建构的特殊氛围。

在我的个人经验中，建筑的过程是一个充满苦涩、艰辛与挑战，又充满惊喜的过程，其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需要应对。好在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因为有建筑的绘画（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支离破碎的建筑草图）和只言片语所构建的空间，那里是我沉浸其中的场所。有时对过程的喜好甚至超越了结果本身。

我非常崇敬作家莫言，因为莫言的小说能用通过直觉告诉你什么是真理。尽管高密东北乡是莫言虚构的场所，但莫言却能用文学的语言结合童年的经验，让幻境充满真实，这种超越逻辑、满足感性的表达正是建筑师应该追求的。

坦率地讲，我并不太关注表达的技巧或者技法，我始终认为有时心性的力量可能会更加强大。所以我常常体会那种叫“感觉”的东西，也就是那种“想成为什么的东西”。

Q：能从建筑角度谈谈您心中未来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吗？

A：如果说重庆还有什么后发优势的话，恰恰就是它的空间资本。城市的空间资本，有别于传统的金融资本、货币资本，就如戴维所谓：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和特定建筑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特征所构成的“集体符号资本”，这种资本与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城市精神相关联，这种资本隐形地存在于城市的街头巷尾、公共空间、滨水景观等之中。

在这样一个城市更新的时代，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迎接这样的资本，或许可以造就一个更为独特的城市的未来。

从艺术和人文的角度，当今中国的城市和城市公共空间已经足以支撑艺术在现实空间中的发育，从“城市更新”到“城市复兴”已经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Q：就如您所言，建筑具有很强的在地性，作为立足西部的建筑师，能否谈谈您的体会？

A：这个问题很好，很多建筑师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身份的焦虑。围绕您的问题和“西部地域实践”我想谈三个主题：

一、西部

西部的印记是具体的，那些茶马古道上正在爆发的城市、那些在丰厚历史传承中走来的城市、那些明净的高原、那些碧蓝的湖水、那些在灿烂或者忧郁的阳光笼罩下的大地……所有的这一切构成我们所理解的西部，一个在“西部”的整体概念下有着千差万别的具体的西部。

西部的概念总是和某种非理性、创造、拓荒和打破某种惯性的力量关联在一起，这也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的西部，那些六七十年代建筑界的“愤青”像F.盖里、Tom.梅恩等终于立足在全球建筑的舞台，而梅恩在SCI-ARC指导学生时经常会不断追问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会怎么想你正在考虑的这个问题。

因为感觉上的遥远，所以西部在过去往往是神秘的。由于建筑师的职业关系，我有一大部分的旅行是在西部的这些城市穿梭，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昆明、大理、腾冲、贵阳、遵义或者邻近的湘西、武汉、长沙，这些同样是西部或者邻近西部的城市带给我迥然不同的生活体验，虽然城市的形态正在走向趋同，但空气和味蕾却经常大相径庭。

所以当我们谈论西部我更愿意将它和我主要居住的城市—重庆联系在一起，或许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我们更能感知西部的内涵。

二、重庆

可以说重庆是西部最具典型意义的城市。但有一个话题我们仍然值得去探讨，在过去三十年的迅猛发展中，如同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这个城市也同样面临文化与传统丢失的危机，表现在建筑与空间的营造上，相对于重庆地形与文化的独特性所形成的特殊氛围，建筑从总体上讲并未实现整体的超越而呈现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在重庆找到那些具有当代意识的建筑作品，比如汤桦、家琨在川美的建筑创作，看起来并不张扬，但在内涵上极具先锋性，无论是家琨的雕塑系馆与黄桷坪电厂的对话，还是汤桦虎溪校区图书馆与传统农耕文明的对接，建筑师的手法（从空间的建构到材料的把控）都具有明显的个性及本土特征。

我前些年结合我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建筑的意义生产—从现代到当代的转换与重构》曾就中国建筑的现代性做过一些研究。作为中国当下建筑的一个缩影，重庆建筑的现象杂糅着复杂深刻的语境，重庆建筑要从整体上实现自我的超越尚需不断地努力与沉淀。

三、边界的跨越：模糊的“东”“西”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面，我们越来越关注地方的实践。“西部”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在西部既有在地建筑师的坚守，像贵州的“西线工作室”，呼和浩特的张鹏举和温捷强，也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建筑师的“入侵”，你可以在玉龙雪山下面看到李晓冬的“淼庐”，也可以在雅鲁藏布江的岸边邂逅标准营造的作品，在美妙海西的苍山脚下朱锫设计的杨丽萍的演出剧场也即将完工，袁峰给成都道明乡设计的“竹里”成为当地人休闲度假的首选，需要提前预约喝茶吃饭的席位……

每一位建筑师的作品都会是关于西部的画像，我们通过它们去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曾经遥远而现在并不遥远的西部。

从某种意义上，西部已经成为具有创造力的作品的土壤，而“东”“西”的边界正在被打破。如果说这种现象对中国建筑发展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建筑既需要根植土壤，同时也需要来自外部的力量。

1990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重庆源道建筑创始人，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香港皇家注册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命题委员，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委员。重庆十大科技青年，国家百千万人才，五一奖章获得者，重庆市劳模，重庆九龙坡区人大代表。

Q：您能谈谈为什么选择建筑装饰业？这个行业是您的初心吗？

A：确切地说，最开始是以“局外人”在观察这个行业，也正值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社会和城市都高速发展，大基建改造整个城市的骨架，城市更新变化巨大。出于职业关系，我更关注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因为一个城市活力和魅力不仅在于那些宏伟的大规划，还体现生活于此、发展于此的千千万万个人的精神状态，正所谓城市人文的微基建才能构筑城市的血肉和灵魂。

那时候我们发现身边的亲人、朋友以及大多数这个城市的建设者的居住环境似乎千篇一律。那时候很少有人接触到“真正的室内装饰设计”，基本就是以满足基础居家生活功能，也就到此为止了。我那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不能用正规的、有品质的、有体系化的室内装饰来改善这座城市的居住环境？既然提出疑惑不如寻找答案，既然要寻找答案就躬身入局，自1994年，创办成立兄弟装饰以来，我们都一直致力打造的是能够代表重庆城市特色的居住空间和居住文化。秉承这一初心，就在这个行业深扎了27年。

Q：在建筑装饰行业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A：与建筑装饰行业这个领域专业学者相比而言，我关注的方向用“研究”来表达可能不太精准，我希望通过一个能够代表重庆品牌精神的企业来探索、实践和创造一个平台，以开放的视野、完善的供应链资源，以“家居设计”为基础关联，拓展泛家居业务，持续为重庆的家居消费者带来更丰富、更细致和更高品质的个性化家居服务。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无论在视野的高度、审美的广度还是生活的深度都有着质的改变。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城市建筑、空间规划、道路网络等承载了城市变迁的宏大叙事；而城市人文和精神气质则浸润在每一个微小的家庭环境中，每一寸空间都值得被尊重和表达。正是由于人们对居住空间的觉醒，室内装修消费升级，重庆的家居市场也迎来了空前繁盛。前几年特别流行一个说法叫“豪装”。这些豪装的家庭花高价采购建筑材料、家具家电或者装饰品。但是我们往往发现这样的装修总是不太对。这样一味地“豪华”并不是就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提高，审美、视野与国际接轨，反而是处处透露着“不协调和不自在”。首先，家庭居住环境的品质不是“珍贵的、稀有的材料”大量堆砌，环境与材料饰品的冲突感、材料之间的矛盾感将粗暴的豪装带来的所谓品质撕扯搅碎；再者家庭精神文化更体现在生活的每一处，家庭环境与人的气场相合、性格相契才能真正的感到舒适、自在。如果把每一个个体的舒适和自在进行放大和凝聚，才是这个城市的精神自信。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到的，我们所探索打造全球泛家居服务平台，在开放的机制下，共享全球资源提升客户服务价值，这一切的基础都是要以“家居设计”为基础关联。用创意设计来实现家居消费升级过程中功能与审美、传统与创新、生活方式与家居文化的有效联结。

Q：从业以来您比较满意的作品（重庆）是什么？

A：以家居设计为关键动能，提升家居消费体验，也能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更细致和更高品质的家居服务和文化交流契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把“设计”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动能真正转变成一个可见的、可感知的、与城市共鸣的家居创意研究基地—位于大渡口的兄弟装饰创意工场。当然，也是兄弟装饰在家居设计、建筑装饰上的代表作。

这个具有浓烈LOFT工业风的独栋商业体，凭借粗粒质感、浓烈的波普风格的外观，强烈的视觉色彩让其在建立之初就成为重庆一个网红打卡地。正如这座城市一般，网红只是在当代网络语境下对城市符号的快捷表达，作为重庆的文创新地标，工业风、集装箱式空间、缆车卡座、轻轨车厢、火车头等无不展示着城市记忆；而整个建筑体将通过雨水生态设施、屋面绿化、建筑能耗分项计量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智能通风系统、建筑设备自动监控系统、非传统水源利用系统、节水器具、运用可循环使用材料等方式也凝聚着城市未来生活的构想。创意工场是兄弟装饰对重庆城市文化传承和城市气质的创新表达，凝聚着这个城市的品格和精神，是兄弟装饰为城市打造的文化空间和精神地标。

除了对城市文脉的传承与创新，创意工场也是兄弟装饰向“创意”致敬，打造的设计师乐园。设计创意是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想法，我们建立的创意工场，则是让这种想法实现的一个基地，以及灵感发源地和聚集地。对我们而言，创意工场作为创意型和艺术型工作者—设计师的乐园，充满了灵动性和可变性，真正将创意工场打造为“家居界的谷歌”。对外界而言，创意工场作为设计的体验地，也是家居装修体验中心，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从业者，都可以在此体验到关于家居的种种，从过去到现在，甚至未来发展趋势，从装修历程到实景感受，全方位找到创意参考和灵感。

倡导设计价值回归，为消费者提供更美好的家居体验。我们之所以大手笔打造创意工场，就是想把这个项目作为兄弟创意设计研究院的最新研发成果的一次落地和实行，也是兄弟装饰在建筑装饰品牌交流和资源整合的集成地。创意工场作为一个开放设计平台，孵化创意项目，打造为集设计、创意、绿色能源、智能家居、全新的装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创意基地，并将更多的体验转化普及，使每一个普通家庭都能够享受到更美好的家居生活，真正让创意改变生活。创意工场作为开放的平台，也作为行业交流、国际互动的基地，为国内外设计大咖提供创意交流、思想碰撞的优质环境和氛围。创意工场也为设计界带来一次全新的突破，成为重庆设计界、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标杆。

Q：就个人而言，您认为理想的建筑装饰是怎样的？

A： 建筑装饰其实最终都是为城市生活服务，也最终是为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服务，以满足“人”的需求，就是一种理想化的建筑装饰。从我们家装而言，无论是城市空间还是居住环境，都能够自然而然地将人、物、情感融入到同一语境中，让人感到舒适和自在，这才是一种高级品质。其次就是这样的空间环境中能够实现空间与文脉相承，能够让人自在舒适地在同一语境中体现出人文气质，以精神的高度契合足以对抗时间流逝、流行转变、文化变迁，才能称之为经典。

这里说明一点，理想化本身因人而异，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工作、环境的感知是不同的，这对于建筑装饰行业的工作者来说，我们对于“理想化”的追求是没办法得到客观的、标准唯一的验证。但我们可以去无限接近这份理想化的状态，将自己置身于家装工程的每一个生活场景中，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再通过体系化的全流程服务去帮助每一户业主实现这种理想状态，最终呈现出来的家居空间就是业主的理想居家环境，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状态，这也正是兄弟装饰所提倡的“用心装饰”的品牌理念。

Q：能从行业角度谈谈您心中未来城市生活的可能性吗？

A：未来城市发展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未来的城市生活会以更高程度集中在我们的家庭中。不管是我的意志还是兄弟装饰的未来目标，我们都持续致力于为家居消费者带来更丰富、更细致和更高品质的个性化家居服务。如果将家庭当成是一个微缩版的城市系统，那么关于“更丰富”、“更细致”和“更高品质”的定义，我们也可以大胆地从人、生态、科技三个方面来设想。

首先是关于人的丰富情感需求，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城市生活中，大众流行和小众审美的间隔逐渐缩小，我们尊重每个家庭的独特性，更尊重家庭成员之间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空间需求。家居设计高度个性化，不仅在于千家千面，还要更细致地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将服务的颗粒度再细化，以提升家居消费服务的价值体验。其次是生态，在未来的城市发展进程中，科技进步让生活、学习、工作、娱乐、社交等需求突破空间地域甚至时间的局限。人们置身于家庭空间的时间会大幅上升，家庭环境不仅仅是起居住所，必然会承担更多的社会功能，家居空间也必然延伸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环保的生态系统。在空间结构、物质材料、生活功能、家庭秩序、社会分工、文化习俗、情感满足等方面协调统一，以满足未来家庭生活的需求。

最后一个就是科技感，科技在引领城市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的城市生活中，万物互联、虚拟技术带来更便捷更丰富的家居生活。相对而言，如何挖掘每个家庭以及每个家庭成员的智能化生活需求，如何设计家庭生活中各功能互联，如何以便捷的方式、可控的成本、完美的交付、安心的售后来呈现这样的科技化生活方式正是我们所承担的使命。以家居设计为基础，持续更新迭代供应链体系，建设智慧生态全产业链泛家居服务平台，是兄弟装饰未来探索和发展的不变航向。

毕业于西南交大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2003年至今为龙湖集团总体验师，供职于北京CCID展览有限公司重庆工程建设总公司、重庆合信建筑设计院、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

Q：您能谈谈为什么选择建筑学？或从事建筑行业的初心吗？

A：我选择建筑学有点“耳濡目染”和“子承父业”吧。我的父亲曾经是航道工程局的总工，负责单位厂房和码头和职工住宅的设计和施工。小时候，我喜欢跟在父亲身后，发现他在图纸上画的框框线线，最后竟都能呈现为一幢幢实物，供人们使用、居住。自那时起我就认为，建筑学有意思、有趣，是一个化无为有、将想象化为现实的事业，能给人以成就感。并且，它能真正地为人们所用：我们设计出的建筑或许会陪伴某些人的一生，它最能贴近人的生活，关照人的精神。

Q：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

A：绿色建筑及人与建筑的关系。

从80年代到今天，这三十多年来，我见证了国内建筑行业多次转变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的经济状况，那时候的住宅，强调使用功能，满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是谈不上环保、节能，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更加注重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我们的建筑就应该要会“呼吸”，和大自然共享心跳和脉搏，例如，无能耗的被动式“空调系统”、新风系统、流通空间，悬挑空中花园等，这种建筑才可持续发展，能长久地存在。建筑设计的思想强调建筑不仅是一种工业化产物，更应该是与生态环境相融合的可持续使用空间。 未来的这些建筑既是人类的居所，也是会“呼吸的森林”，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我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人与建筑的关系。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建筑是文明的缩影。建筑和人组成了城市，建筑又服务于人，人、建筑、城市相互共存。城市的生命在于质感化的记忆，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不断涌流的记忆潮水。我能够记忆起的是在这个城市月光浮动的冰冷冬夜里，我们在吊脚楼上喝着温暖的饮料吃着麻辣的火锅，这是我们自己能够体会的城市。建筑是我们记忆的场所，那些由线条、色彩构筑的力量与美，是城市的眼眸，也是历史的脉搏。好的建筑能与人对话，与人共情。

Q：从业以来您比较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A：我大学毕业之后，参与过大型化工厂的设计、到进入国企参与大型城市旧城改造项目，再到参与龙湖在全国40多个城市多业态的地产开发；每一个作品的完成，都会给我带来新的收获和感悟，坚持自己，不断学习，对设计的理解从空间到内心，遵从内心才有好的设计，满意的作品一定会是下一个。

Q：就个人而言，您认为理想的建筑是怎样的？

A：我理想的建筑是构建人与自然联系的空间，是时间、空间、自然与人的联结体。一个建筑应该是充满自然地丰盛，关照生活的初衷，从建筑本位和单体层面都回归生活，回归自然，造就以人、以生活，以自然而不是以建筑为中心的场景，同时，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例如像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它利用环保科技的手段，让一幢百年老建筑焕发了青春，具有超强的生命力。2018年，我有幸目睹了这幢充满故事的建筑，新的钢结构玻璃穹顶恢复了天际线，夜间通过内部照明更加晶莹剔透，让原本建筑的厚重感及压抑感多了些轻松和开放感，使穹顶和原有的建筑立面关系达成新旧共存，尊重历史原貌，顺应当今社会的发展。玻璃穹顶使阳光可直接进入大厅，同时在穹顶中央设置倒锥形玻璃体，将阳光均匀地洒向室内各个空间，白天几乎不用再增加人工照明。大厦的通风系统设计也是相当精彩。议会大厅的底层走廊是整体进风口，而穹形圆顶的倒锥体则是出口。新鲜的空气被引进来，低缓均匀地散发到大厅的每个角落，最后带着室内的混浊空气从顶部的倒锥体中空部分排到外面，完成整个建筑的换气过程。另外大厦的侧窗也是采用双层玻璃的设计，外层主要是起保护作用，内层则可以调整局部气流循环。整体上根据气流的运动规律，合理设计其循环通路，保证了大厅内部的空气质量。

人在大厦里活动感受到的是和室外一样的阳光及自然的空气，人其实是喜欢接近大自然的。

此外，我国的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日本美秀美术馆，也让我倍感惊讶。这座美术馆建在山中，与地形地貌结合得非常完美，为了不破坏当地的山体环境，贝老将大部分建筑都置于山体里，建设时挖去了山上的植被和土壤，建成后，又将植被还原到建筑中，不仅没有破坏自然、不突兀，反而完全扎根在自然里。使得建筑就像是地里长出来的一般，同时建筑更能实现低碳环保。这种方式应该非常适合重庆的地理特征，可以多多地借鉴。这些都是我认为理想的建筑。

Q：能从建筑角度谈谈您心中未来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吗？

A：我觉得未来城市，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也可以说是两种选择。有机更新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主旋律，一是学习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先进做法，把城市发展外扩，保留老城，同时拓展新区，做一个新城市中心；二是“穿插”，新旧结合，不拆除旧建筑，适当地增建一些老建筑在功能上有所缺失的城市配套，也就是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也有讲究。对常年在外出差、四处考察的人来说，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城市，遍布现代建筑，叫人满目都是玻璃幕墙，城市景观千篇一律。我认为，其实每个城市，都像是一个有个性、有故事的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特点，老街旧巷、老建筑不可或缺。我们对老街的更新，也不应“昙花一现”，不是只粉刷一下老建筑外表皮、打好灯光就作罢，还要把市政管网梳理好，建筑内部也修好、用起来，做到有纵深的更新。城市中的老街应该有活生生的人居住；老建筑也应有实用功能，让其“动”起来、“活”过来。

Q：您在建筑领域的理想是什么？经历过转变发展吗？或者说您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建筑师？

A：其实每个建筑师心中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拿出一个全世界都能叫得上名字的项目，我也不例外。2017年底，我去拜访了我的偶像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在伦敦的工作室，设计小组向我介绍了她包括大兴机场在内的几个作品。她的建筑天马行空，充满幻想，外表常常是流线型，打破了常规的建筑形态。并且在这样一个看似不规则的建筑内部，做到了系统明晰，功能齐全，井井有条。我更愿意我的作品也能达到这种境界。

作为一个重庆人，我还有一件想做的事，那就是让原住民们“回归”渝中区。从前我们住在这里时，临窗能看见长江，窗下还有黄葛树自由生长，出门就是“爬坡上坎”的山城步道，随处可见人间烟火，邻里和谐，充满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好像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远了、隔绝了，又将每个人都紧紧地包裹起来，“恒温恒湿”地圈养着。其实，人们需要空间去感受风、雨、阳光、花草，贴近自然。

渝中区虽是目前重庆最繁华的地段，但它的内巷却十分安静，适宜居住。我们只需完善内巷的市政设施，修缮住宅，就能使它成为“老重庆”们存放乡愁的最佳之所。散落在街巷里，被弃之不用的“坝坝”，甚至能被做成一个个小花园，由邻里邻居共同照料。如此一来，都市人的生活节奏也慢了下来，社区环境也其乐融融……就像这样，做到关注人的感受、增进人的距离、丰富人的生活和场景，也是我作为一个建筑师的理想。

建筑规划园林专家；聚境建苑主持建筑师、艺文者；“中国当代优秀青年建筑师”称号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城市发展与规划第33期研修员与访问教授（国家公派）；香港〈A+D〉（国际建筑设计杂志）特邀创刊主编；“中国新建筑文化建构”探索者；有论文约50篇、著作多部、科研多项、指导学生参加国际或全国性设计竞赛多次获第一名或一等奖；有诗词楹联、散文随笔、书法、绘画与摄影作品等。

其他较代表性设计，在规划与城市设计方面，有北京天鸿社区、广东新会南新城（珠江枢纽新城启动区）、广东南沙新区、武汉CBD永清片区、成都三环沿线、内蒙赤峰新城等；建筑、室内与园林设计方面，有欣园、澄轩、大平坊以及湖南本庐、上海海上东阁、浙江中能会所、凤凰聚落等。

Q：您能谈谈为什么选择建筑学？或从事建筑行业的初心吗？

A：1983年进入“重建工”学建筑，纯属偶然。当时，因高考出意外影响了考试发挥而使我放弃了原拟填报的四川大学应用数学专业。那时我崇拜华罗庚并了解川大一名教授的应用数学为国家贡献不小，而我从小崇敬的五叔谢惠堂画家又在川工作。无奈中拟填从小就喜欢的农学，也因崇拜袁隆平，理想是离湘较近的华南农业大学，又因比我考得好的其他同学要填报该校而作罢。后在招生报纸上看到排在后面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城市规划”专业，感觉需文理兼容适合于我，因我高中曾获过地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第一名；学理科的我在高考前被校长点名猜当年作文题并写成范文发给所有考生。当年“重建工”的“城市规划”只在湖南招5人，我估计一般人不敢填，于是，就填报此志愿并进入了“重建工”。

当接到录取通知得知进校要“加试素描”后，我赶快跑到邵东新华书店去查“素描”是啥，竟发现是和数学的“立体几何”差不多，心释然了些。进校后的考题是“你家的房子”，刚好我在1975年参与了我家“石山园宅”从相地到建成的全过程，记忆较深，考试通过了。却没有想到在8年后的1991年，我的速写画被中国近一百年建筑界速写大选集《建筑速写》一书的主选者、梁思成的高足、北京大学教授曹汛先生评为全书中的“最佳之作”。这让我切身体会到了诗歌、文学、美学、哲学、书法等对艺术的重要性，真的诗歌乃文学中的文学，而文学是艺术之母，书法则是艺术中的艺术。

学建筑后，才发现我外公家族与小姑父家族，其实都是土木世家。外公家族做当地传统青砖土砖建筑；小姑父家族多有从县建筑公司出来的，擅长新式红砖砖混建筑。我家的“石山园宅”下部为红砖墙，一层阶廊上方还用了当时乡村建房罕用的混凝土梁；上部为土砖墙，此屋即是两亲戚家族联合建成的。我父亲一生弄过几次房子都是请亲戚做的。而且，小姑父家族又是木匠世家，还带出了我家兄弟。所以，我算是一直受到了土木建筑行业的熏陶，这对后来学建筑有一定的促发吧。

进“重建工”后约一个月，我即确定了我的建筑初心—开拓“中国新建筑文化建构”这一有意义的事业。其间，两个事件促成了这一决定：一是我阅读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名著《走向新建筑》时受到的震动，柯布西耶的理想与激情鼓舞着我；稍后的另一事件则是当时关注到已困扰中国建筑界与影响中国城市形象近一个世纪的关于“中国建筑传统与创新”及“中国城市与建筑向何处去”的难题与学界百年间几番兴起的激烈讨论。

Q：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A：我主要的研究目标是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地域特质文化、先进文明文化的中国新建筑创作理论与实践即“中国新建筑文化建构”；研究的切入点是历史性聚落、园林与山地建筑等；而研究的方法则是将跨学科阅读思考、现象学式的旅察体悟、历史现场的解读、理论的构建与设计创作的试验实践等融合渗进；研究领域有聚落、乡土建筑、山地建筑、新城市、文创文旅等。

针对以上目标，按照早年拟定的计划，我初步经历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沉悟史海、艺苑沐韵、中西碰融、建筑教化、著文立说、历验实践、根源山地”等9个环节。在1990年初，我在初著《心性之旅—聚落环境之意义》（该著被双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在其总论中国近一百年建筑探索的论文《乡土建筑的现代化，现代建筑的地区化—在中国新建筑的探索道路上》里引为除国际著名学者和吴院士本人的参考著述外的唯一参考文献）中建立“聚落观”及提出与论述了“完全建筑观”的基础上，后来又从东西方人本哲学的追问启思，切入到对建筑本质归属的较长时间、较深入的思索与实践，建立了“场境建筑学”及总结了自己的“山地建筑学”。

与此并行发展的是，我一直爱好古典诗词、文学、书法等，因很早就觉得我们是处于传统文化教育断代地带，谈传统文化总是有点隔靴搔痒。在立志开拓“中国新建筑文化建构”后特别是师从赵长庚先生甚至毕业留校后，我更加注重了传统艺文的习练，有诗联歌赋数百首与散文随笔百万字及书法绘画和历史建筑考察摄影无数。中华艺文的韵味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诗词、书法、绘画里，有此功力的建筑师，才有更多可能赋予其创作以“中国味”。

Q：从业以来您比较满意的作品（重庆的）是什么？

A：我的营建实践较多地集中于重庆，并与自己的理论研究，具有较强的联系与相互印证性，呈现出较强的主题性特征，如根据自己的营建创作试验实践结合理论的学研，较早地总结并撰写出了以下8个探索主题的论文成果：1.现代聚落城市； 2. 现代山地建筑；3.现代干栏建筑；4. 新巴渝建筑；5.新文人园林；6.新文人居；7.中华古典园林法则的现代转译；8.诗化建筑。

我对巴渝建筑精神的系统性探索始于1988年春夏。在莱崔（Rattray）教授等的指导下，对临江门旧区的更新研究深化了我对“重庆味”的把握。在此过程中，我撰写出当年即发表的论文《一种随意意识—重庆临江门旧区场所精神浅探》奠定了自己对重庆营建的基本理论认识，也成为自己“新巴渝建筑”设计创作试验实践的指针与起点，完成了一系列作品，如早在1994年获得台湾成功大学与洪氏文教基金会举办的第6届“国际华人建筑优秀人才奖设计竞赛”一等奖选址于邹容路处，对景“解放碑”的“乡土的回响—陪都民俗博物馆”创作方案，这些都更增强了我探索新巴渝建筑文化的信心。

再如，我们的“现代山地建筑”的主题探索方面，曾经应重庆市规划局约稿撰写发表的《现代山地建筑理论与实践探索》一文则是将自己在这方面的部分设计实践成果作了理论总结。其中，我在项目策划与设计，并多项原创性地开启了住宅空间创新与品质运动的庄院式聚落社区“坡月山庄”，营建之初的1996年中秋之夜，为找灵感爬上当时还十分荒芜的项目基地山顶，于观星赏月中吟出“悠悠坡上居，岁岁月照明。梦入星河汉，天地一枕眠”，并以此展开设计。在此结合坡地特征并用低造价首创了中国的无平层小区，其建筑室内结合地形与地方住居空间习俗而组织错、跃、掉层空间，其休闲空间设置与布局方式、车库设置方式、建筑外观等，亦迅即在房市成为经典沿袭至今，其建筑的色彩搭配也成为流行。后来很久才知因我们一些较典型的山地设计项目而被当时抬誉为“现代山地建筑之父”，乃未曾料及，殊为过也。

我早期较满意于1996年秋设计的位于南山的“松风居”，它融合了“山地”“干栏”（吊脚）“巴渝”“现代”“生态”等概念，并以唐诗诗化的意境，概其构思而营建了“诗化建筑”。构思过程中一个夜深人静时分，我伏案运笔，清风徐来，新月饰窗，场境意象更清晰地集结，建筑诗意似已通过空间运筹与细节意匠熔冶炼成……有意无意间吟哦并在纸上写下了：

风梳松叶过，云漫碧峰删。

雨滴庭阶润，月圆满南山。

而与自然同构同在的场所品质的构筑，正是本设计所着力之处，“风”“云”“雨”“月”集体参与了这座建筑的营构：那为风之体验及看庭前花开花落，而自然化出的庭中透明玻璃顶盖的松风亭；那为打望周遭峰峦云卷云舒的高高露台；那为中秋赏月而横展的长廊台，以及便置酒盏的宽宽的护栏顶盖；那为晨起入庭感会“巴山夜雨”的一弯折青石板路径；以及那灵感来自中华书法中“折笔外拓弯钩”如弧月、回环襟抱控势的高高在上的阁楼屋顶……这是第一次，由一首自吟的中华古体诗，而完整营构的中华式的建筑构成的中国现代建筑，她轻柔地嵌入基地环境，转释中国传统空间语言、融冶诗情画意……成为自己认为的“中而新”的现代山地建筑，算是率先的拓荒性尝试。

其他较有代表性的设计，在规划与城市设计方面，有广东新会“南新城”（珠江枢纽新城启动区）、广东南沙新区、武汉CBD永清片区、成都三环沿线、内蒙赤峰新城等；建筑、室内与园林设计方面，有“大平坊”、澄轩、上海“海上东阁”、杭州“中能会所”、湖南“本庐”、浙江“凤凰聚落”等。

其中有设计作品入选《中国当代优秀青年建筑师作品选·首卷》《中国青年建筑师·首卷》（20人列第6）《世界美术集·华人卷》（香港）等；并作为重点设计案例被收入“高等教育‘十二五’全国规划教材”与“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系列教材”《设计基础—空间设计初步》等等。

Q：就个人而言，您认为理想的建筑是怎样的？

A：我认为适合的建筑就是理想的建筑，在文化的最本质意义上，它应建立起与自然、历史、心性的内在关系或结构。我初步创立的“场境建筑”即是融合自然、历史、心性而衍生出的内在的“建筑关系”，是回应自然世界、集体记忆及个体经验的诗化交织。当建筑创作激情地、诗化地融融着回应自然世界、集体记忆及个体经验于一体时，理性与感性的界限会模糊，创作的自由则会延伸，意义自会凸显。而建筑的基地与环境则是创作灵感的诱因。当建筑适应自然的气候与景象时，建筑便获得了生命性循环。建筑是人和自然之间富有诗意的协调者。

我以诗书为园林；我以诗书为筑韵。我深切地领悟到诗词、书法、绘画等中华经典文化对营建的滋润，总结撰写过《诗书画影悟筑韵》等长文，提出与实践了包括“新文人园林”“新文人居”“诗化建筑”等主题的“艺文建筑”。 近年来，对“儒释道”特别是对其中“心性”说的再学习与领悟，深化了自己对营建学的理解，总结撰写了《再问“心性”》长文，最终走向“心性之筑”。

Q：能从建筑角度谈谈您心中未来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吗？

A：在我心中，聚落化、场境化、艺文化、心性化，是城市发展应该有的未来。我在1987年撰写的《走出建筑文化的困境》一文中就提出了“建构起一种能真正体现地域文化本质的建筑与环境意匠新理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在重庆从事建筑规划园林研究与探索近40年，跟随了著名的规划园林建筑学家赵长庚教授10年，感觉已进入这座历史文化山水名城的内在世界，特别是在1994—1995两年，作为课题实际负责人与主研者受重庆市规划局委托承担完成了《重庆市城市风貌景观保护与发展规划研究》后，对其地方特色与营建智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该项成果部分被贯彻到了城市建设中。

2000年以来，我应邀陆续在主流媒体发表了《弘扬巴渝文化，建设山水城市》《城市格局大整合》《干栏建筑的空间想象力》《房地产开发与城市形象创造》《渝中半岛城市空间发展与房地产前景初探》《十年城市发展与住宅建设》《巴渝文化探索》《保护地貌特征，为塑造山水城市作贡献》等数十篇系列文章，进一步细化、深化与梳理了自己关于重庆营建的认识，也算为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山水名城的营造略尽了点绵薄之力。

城市发展与营建的路还很长很长。只有当城市再次被人性化地、自足地组构成为内在有机的现代聚落城市空间场所，并能让市民可自在地顾盼与打招呼、便宜交流和从容地行走于大地，仰望星空，方有可能重建未来的幸福城市。设若都市里普遍性地呈现出了邻里的、宁静的、园野的场境景象时，幸福城市的感觉便开始滋生于市民心中了。

Q：您在建筑领域的理想是什么？经历过转变发展吗？或者说您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建筑师？

A：我的建筑理想或初心就是“中国新建筑文化建构”。以建筑空间传递文化理想，创造美丽愉悦的诗化场所，当是建筑师的真追求、真价值。我一直信奉著名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的价值观：建筑师的任务是重建一种健康的价值秩序。

建筑学是工程技术、人文艺术等多学科的交融，且是与社会广泛碰撞的实践角色。建筑师应有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洞察力、思想力、基于历史、现实与未来可能性的丰富想象力与缜密的逻辑力。因此，能成为因特殊机缘、资源等而有所成的建筑师已属不易，至于对建筑文化做出贡献的平凡平民建筑师则犹需时日。

文化自然是文火慢化。只有立足于文化真实性的高度，才能走出形式的迷途。只有融合本土地域文化、民族经典文化以及世界优秀文明文化的新创造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