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化龙桥片区：城市大改造成就未来发展

近年来，重庆母城最主要的三个改造片区朝天门（左）、化龙桥（中）、十八梯（右）就像一块镜面，倒映出了重庆一直以来不断向上、向新的城市发展新未来。 田凯 绘制

旧城改造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产物，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进一步改善棚户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重庆市政府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提升城市品质和形象。根据建筑于城市的历史意义，开始了一场持久的有区别的“改”与“造”。

那些曾经的城市中心工业区，随着城市的扩张，建筑物普遍年久失修，比如化龙桥区域，通过整体拆除的方式，焕发全新生命力。对有使用价值的建筑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通过旧房改造或管网配套更新以继续保留使用，对于旧城区破烂不堪、安全隐患严重的棚户区建筑，采取拆除重建的方式，渝中区十八梯就是典型代表项目。

一个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历史，随着城市的升级，重庆主城的改造焕新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从朝天门到弹子石老街，从山城步道到白象街，从十八梯到鲁祖庙......将有越来越多的老地标，以新面貌全面回归。

80年代的重庆临江门，临江门是重庆母城渝中最早改造的片区之一。 Bruno Barbey 摄/Magnumphotos

Q：城市建设和拆迁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拆迁是建设的必要步骤，以您的多年经验，谈谈渝中区的拆迁经历。

A：城市建设的每个阶段，都需要面临拆迁的问题。今天如此，民国期间的重庆也是如此，当年曾经为了修马路，拆了沿线大量建筑，这样才有了旧城区向着新市区发展的空间。

早在1987年重庆市就出台了城镇建设拆迁管理办法。当时的拆迁工作，虽然有政府房管局房管处参与，但主要还是依赖于开发商和第三方机构进行拆迁。可以说，拆迁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80年代末渝中区处于什么状况呢？危房非常多，一旦遇到暴雨，就会出现房屋被雨水冲垮的现象，天气干燥了，也容易发生火灾。当时我在政府法制办工作，经常会因为这类事情去现场。每个月几乎都有一两次，不说财产的损失，死伤的人数也不在少数。

1993年，渝中区开始进行拆迁。当时的拆迁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新华路和华一坡地区，拆迁的对象主要是些危房，这个区域的拆迁矛盾重重，拆迁难度比较大。直到1995年群林市场突发了一场大火，损失惨重，大家才开始真正意识到危房的害处。拆迁工作，比以前变得轻松了一些。

城市改造给化龙桥带来了从老工业区到国际商务区的蜕变。 瑞安集团 供图

Q：在渝中区的发展中，拆迁体量最大的区域在哪里？

A：这个应该是化龙桥片区，这个片区本来不属于渝中区。1996年，因行政区划调整才由沙坪坝区划入渝中区。这个片区的房屋主要以厂房和家属楼居多。上世纪70年代，这里非常红火。当时大量的重工业企业以及军用企业都在这里集中办公，出名的有中南橡胶厂、微电机厂、毛坦厂等。当时附近流行一句顺口溜，“小妹小妹快快长，长大嫁到橡胶厂，三天一只鸡，五天一个髈”。

可是，化龙桥划到渝中区时，这里已经比较破败，还有“下岗工人一条街”的称号。化龙桥是渝中区政府介入拆迁的第1个项目，从市里到区里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孕育于2002年，正式拆迁始于2004年3月27日。

Q：化龙桥在拆迁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重要事情？

A：2003年8月19日，渝中区就化龙桥片区和瑞安集团达成整体改造协议。市领导也非常重视，要求三年之内完成拆迁工作，并且匹配财政资金30多个亿，但是实际拆迁还是很困难。就在化龙桥项目拆迁的前半年，江北城开始了拆迁。江北城在拆迁过程中，由于居民反对，江北城的拆迁价格曾经提高过一次，这给化龙桥片区的拆迁造成了不良影响，不少居民纷纷效仿江北城，要求政府提价，我们只有逐一做工作。

化龙桥片区拆迁涉及12000多户，其中50%是大型企业、厂矿及其家属职工。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化龙桥拆迁的成败关键在于企业”。基于此，我们开始将工作重心放到企业上。为了有序推动化龙桥片区的拆迁工作，组织了“千人干部下基层”，针对企业、个人、家庭，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

当时我们的指挥部就设在拆迁的现场，我自己作为化龙桥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简直把拆迁工地当成了自己的家，一住就是两个多月。我的职责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给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居民代表汇报我们的拆迁进展，曾经最长一次性做过6个多钟头的讲解。

渝中老城区（左）与江北老城区（右）。 Alamy图片社&Gettyimages 供图

为了让化龙桥片区在外围形成更好的交通环道，在原来既定的拆迁范围基础上，又增加了牛滴路、化龙桥3期的拆迁范围，所以这个片区的拆迁周期非常长，到2008年底才基本结束。

Q：渝中区还有哪几个片区的拆迁工作难度较大？

A：渝中区作为重庆的母城，寸土寸金，拆迁难度都不小。关键在于拆迁过程中，要切实保护被拆迁人的最大利益，同时要保持对他们的最大尊重，这样才能有效保证拆迁工作有序推进。基本上在我参与的拆迁项目中，80%的拆迁对象能在两个月内完成拆迁手续，剩下来的拆迁困难户，都集中在利益的博弈上。但是多数老百姓都还是能够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并且期待住进新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因为下半城的十八梯，是渝中区危房改造最大片区，当年拆迁任务十分艰巨，市级政府要求我们半年之内完成，拆迁面积达到120万平方米。面对如此大的工作强度，我们都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基本上没有星期六，也没有星期天，那时候也叫“5+2，白加黑”的工作模式。

朝天门片区也是如此，这个区更是奇葩，几乎涵盖了中国经济的所有形态，国资、集体、外资、个体、军产、企业等等，要打交道的对象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我们的拆迁工作还涉及社会稳定。早年渝中区为了更好安排残疾人的生活，给了他们在朝天门区域自谋生路的权益，专门给了他们一些摊位，现在要解决这些人的拆迁，简直太难了。

Q：您曾说城市化最基础的工作是拆迁，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A：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拆迁，可以说，这是城市历史进程的必然。以我们渝中区为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从2013年开始，市里面要求我们渝中区进行危旧房改造，“三千年江州城，八百年重庆府”，渝中区作为重庆的母城，街街巷巷都承载了历史的脉络和城市发展的痕迹，也堆砌了大量的危旧建筑和不合理的空间，危旧房改造势在必行，这是一个大的民生工程。

重庆母城改造前的老街巷。 贺兴友 摄

当时，渝中区抽出了7个区级领导（4个常委，3个区领导），组成危房改造指挥部，由区长亲自担任指挥长，我担任常务副指挥长，主要统筹十八梯、凯旋路、朝天门、中四路等7个大片区、100多个项目的危旧房改造工作。

按照当时的政策，我们既要保证拆得快的建设力度，也要保证和谐稳定的社会舆论氛围，每天都在解决问题，与各种阶层的人打交道。这次危改总共涉及5万多户，力度之大，改造之彻底，可以说，凭借着这轮危改，奠定了我们今天的城市轮廓。

Q：拆迁总是伴随着矛盾，除了与拆迁户之间的矛盾，还有与城市历史、乡愁之间的矛盾，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A：因为城市要发展，所以我们才去拆迁；因为社会要进步，我们才去进行城市更新，拆迁与城市记忆之间的矛盾，是难免的，尤其在早年的拆迁工作中，我们肯定存在着对城市历史不够尊重的地方。

于我而言，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渝中区在早年的发展过程中，拆除了临江门到嘉陵江片区的建筑，后来这一片区的建设又缺少整体规划。这个片区非常能够体现山城的地理特征，大量建筑也十分具有特色，并且有梯坎、缆车等构筑物，可惜这一切只能停留在今天的影像之中。

这些问题也引起了我们的反思，所以在后来的拆迁中，我们就开始注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比如说我们在解放碑附近的拆迁过程中，曾经保护了韩国光复军司令部旧址，在下半城的拆迁中，我们也尽了最大努力，保护了湖广会馆，并且投入巨资恢复了湖广会馆的原貌。

十八梯。 蒋良 摄

2007年担任常委统战部部长十年间，一直兼任渝中区危旧房改造工作指挥部的副指挥长，第三、第四指挥部指挥长，负责十八梯、凯旋路、石板坡、朝天门、打铜街等二十多个地块的拆迁工作。2010年8月至今，担任渝中区寺观教堂修善保护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主持了罗汉寺、若瑟堂、圣爱堂、关岳庙的保护修善保护工作。其间，策展了“再见 十八梯”“你好 化龙桥”“永远 朝天门”等多个城市影像展览，真实再现了旧城新生的建设历史，也是改革开放下城市发展的成果展示。

改造前的十八梯实景图。 十八梯改造指挥部 供图

Q：坊间传闻，是您“催生”了十八梯，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说说您和十八梯的渊源。

A：有这个说法吗？坊间传闻倒是无所谓。只要说到“十八梯”，总会在我心中驻留，泛起阵阵涟漪。由于工作原因，我与十八梯的交集从2007年至今，大致有15年的历史。希望以后还会有。与其说是工作职责所在，倒不如说是我与“原住民”的缘分所致……

2007年3月，我任职中共渝中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分工联系南纪门街道。南纪门属于渝中区下半城，那时是离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商业街“一步之隔”的棚户区，当时有解放碑是欧洲，下半城是非洲之说。十八梯就是南纪门街道辖区中最有历史名气，也是现实最脏乱差的区域。这里面积狭小且相对坡度大，作为连接上半城和下半城的台阶式要道，热闹非凡，繁忙一时。十八梯向江边就是通往南岸的码头，向南纪门城外就是菜园坝地区，交通往来方便，人流不断。长期以来，在随坡道建筑基础上，不少劳力者在此附近乱搭乱建形成居所，密密匝匝，不分主次。重重叠叠，不辨来路；人口密度高，居住环境差，社会矛盾突出，社会治理难度大，颇受多方诟病。于此，历届党委政府最关心，最重视，一直想方设法改变这样的境况。

十八梯小景，建筑师郑勇钢笔画。 郑勇 绘

2008年5月，重庆市渝中区危旧房改造总指挥部成立，我担任副指挥长和危改第四指挥部指挥长，旋即进驻十八梯街道。从此，我和十八梯的老百姓的情缘越来越深。

Q：当时，您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十八梯？

A：十八梯在重庆城市发展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每个重庆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十八梯。我接手十八梯片区旧城改造工作后，深刻地感受到在城市发展进步中，市民的物质需要与精神要求不对等，极大地增加了城市改造工作的难度。

在重庆渝中旧城改造范围内，本着先易后难原则，十八梯是最后纳入改造的区域，是一项“啃骨头”工程。在政府决定对十八梯进行改造的时候，正是移动互联网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这一时期，传统媒体向新兴自媒体过渡，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媒体。十八梯改造消息一经发布，各种信息、舆论与不同声音，因各自现实需求，在互联网上此起彼伏。一时间，代言不同需求的十八梯人接踵登场：在艺术家眼里，十八梯应是江边晨雾里若隐若现的传统建筑吊脚楼；在诗人眼里，十八梯应是寂寥雨巷里撑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在建筑师眼里，十八梯应是保存川东民居建筑的经典代表；在历史学家眼里，这里应是重庆母城发展的年轮；在摄影家眼里，十八梯境随步行，是集聚老重庆文化符号的最佳取景地。在老百姓眼里，这里应是记得住乡愁的地方。

在万众瞩目下，通过互联网的“搅动”，十八梯迅速成为重庆城市怀旧形象的代言地。十八梯俨然要被塑造成重庆母城文化的精神担当。其实，这纷纷扰扰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人皆恨失所致。当所有舆论叠加起来的时候，皆是他们知道要失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留意的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十八梯的居民，他们的等待已超过几代人。走进十八梯，看到几代人蜗居在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里，阴暗的房间、肆意流淌的污水、熏黑的墙壁，漏雨的屋顶，甚至走很远才有一个公共厕所，更不要说自家的浴室了。这样的生活条件是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往昔的记忆，但却是十八梯人的现在。因此，一面是原住民对于人居条件改善的渴望，一面是互联网上此起彼伏的质疑声，还有就是当时“谈拆色变”的工作大环境。

Q：在我们所能收到的公众信息里，十八梯的拆迁充满了戏剧色彩，有互动，有交流，有人间烟火。您是如何设计和完成十八梯这场拆迁大戏的？

A：对于十八梯拆迁工作，我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双边关系，而是多边关系，其拆迁难度可想而知。当然，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所谓创新，也可以是传统要素的重新组合。因此，解决新问题，并不一定需要大费周章地另辟蹊径，在看似复杂的问题中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一切便可迎刃而解。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09年11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刚刚被提出，我就跟一些记者朋友们说，我们能不能与媒体合作，做一个十八梯未来的梦想，通过媒体让十八梯以外的人了解十八梯人的所思所想？在“谈拆色变”的那个年代，我特别理解媒体的难处与记者的角度，为了不出事，媒体一般是不会来蹚这浑水的。当时只有《重庆时报》罗磊主任，欣然接受了我的提议，我好感激他们。我与他的团队策划了《十八梯人的十八个梦想》新闻访谈，让十八梯人登上官媒，表达诉求，谈自己的理想和梦想。我们用最牛的摄影师，用大画幅照相机，让原住民站在自家破旧房前，尽情畅谈，把人的面部和精神状态照得非常好，画里音外有着追求梦想的影子。这个策划实施后，人们开始关注和支持十八梯改造，整个舆论关注原住民，关注老百姓，关注人本身，舆论开始有利于拆迁工作了。

接着，为了充分听取原住民意见和建议，我又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想—充分听取意见的投票，其实那个时候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当时政府令已经下达，拆迁范围已经确定，并通过媒体发布了。如果是投票意见与政府令有冲突，我们的工作就“骑虎难下”了。我斗胆向时任区委书记报告，并表示：“这样做是可行的，是实事求是的，我相信一定会有利于工作的结果。”这个答复缘于我之前的工作调查，我从2007年分管联系这个区域时，走访了很多老百姓和住户，他们的生活状态我是了解和熟悉的，我有这个信心可以顺利投票，以凝结群众的意志，从而得到彻底的理解和支持。另外，我也思考，如果投票不成功，说明我们的拆迁工作考虑群众利益还不周全，在群众利益受到损害时，我们不能做。我的报告得到领导的充分理念、信任和支持，要求我把工作做细，统一思想，集体决策。

改造前的十八梯101号是一家“著名”老酒馆。 张玉清 摄

决策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工作状态是“5+2”“白+黑”。有天晚上9点钟，日常工作结束以后，我召集指挥部的6位同事开会，集体决策到底要不要举行群众投票。会议一直讨论到凌晨3点钟，毕竟这是新鲜事物，有些同志有顾虑。最初会议意见是一半对一半，反对的声音觉得没这个必要，反正要拆，没必要在这之前集合上万人投这个票，万一有什么差池，后果不可想象。我知道他们都是维护我，为我着想。关键时刻坐在我旁边的南纪门街道的副书记易利华几乎耳语地跟我说：“部长，可以的。”她的声音很微弱，但是很坚定，这是来自最基层，最前沿的声音，她的这句话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最后我表态：“一定举行群众投票，我们要倾听百姓的叹息，更要关心近处的哭声。会议有不同意见我非常理解，我们要趁热打铁，舆论和全社会一定会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是倾听群众的声音。如果这个事情做错了，我承担一切后果；做对了是大家的”，这个决定就这样敲定了。

于是，我们开始筹备投票活动。开始逐家逐户走访住房，发放调查表。投票当日我们在杏林中学操场上，设置有12个票箱，每个票箱都有指定监票人监督，还设置了六个小票箱，方便那些不方便出门的家庭，我们送票上门，投票时限24小时。投票结束开箱清点结果，共计6389户参与投票，参与率91.7%，符合投票规则。其中，赞成拆迁的票率高达96.1%。结果一经宣布，全场欢欣雀跃，原住民们含着热泪说，他们盼了几十年的拆迁，终于今天来到了。这时，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十八梯的改造从最开始的民调到投票，再到拆迁改造，代表了绝大多数十八梯人的真实意愿。十八梯改造指挥部 供图

因为十八梯是一条连接上下半城的通路，且居民多，所以一直都很热闹。 张凯 摄

投票以后，更加细致的工作提上日程。整个拆迁下来，所有矛盾和问题几乎就在拆迁片区内解决，没有一例集体上访事件发生。

Q：十八梯人十八个梦想和群众投票做了以后，显然舆论有了好的导向，当时是否就直接着手拆迁的工作了？

A：其实问题并没有很快解决，接着我又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我对十八梯的情况比较了解，过程中接触了很多老百姓，他们十分迫切改善居住条件，愿意离开搬新居，但是几十年的生活对这块土地有着特别的念想和热爱，怎么满足他们的留恋和不舍的乡愁情怀呢！？

其间，我到杭州出差，看到了杭州的《印象西湖》受到启发，我想给十八梯的老百姓，做一个“十八梯印象”带走吧。当时也没有想好怎么做，只是想要给所有拆迁户一个纪念性的东西。这个想法出来以后，得到了“区危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的赞同，于是我们开始在网上公开征集十八梯的纪念品，重点强调两个条件：第一要考虑到老百姓实用；第二是要有纪念品属性。最后全网征集来了24件作品，有书画、陶瓷制品、铁饰品等等。通过专家评审，老百姓代表参与，我们就在众多作品中，评选出一个六件套陶瓷制品。“六”寓意着六六顺，其中最大的一件可以作为观赏摆放收藏，其余五件寓意五福临门，把十八梯的风景、梯坎、黄葛树，都烧制在瓷盘上，烧制完成后，六套模具在厂里当众销毁，十八梯的六件套就成了不可复制的绝佳物品。

经过无数次的沟通和商议，搬迁工作完成了。我去看望一些拆迁户时，他们拿出六件套盘子装花生、糖果请我吃，大家其乐融融，这种感觉真是温馨，会让人掉眼泪的。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得知，浙江大学熊卫平（音）教授讲公共危机管理时，把十八梯群众投票和烧制“十八梯印象”瓷盘的案例纳入了她的教案当中。

Q：说说“再见 十八梯”这场展览吧，有哪些周折？是什么触动了您要办一场展览？

A：拆迁片区通常都是封闭管理的。由于十八梯的特殊环境，一方面，它是连接上半城和下半城的要道，另一方面很多人都想来告别十八梯，封闭管理显然不现实，也极有可能会出现不必要的冲突。因此指挥部决定：在安全前提下，凡持身份证、摄影师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并承诺接受管理的均可进入拆迁现场。

2010年入秋后，天气依然炎热，在指挥部搭建的工棚里，一个胸前挂着摄影师标识的人走进来说道：我能不能进来坐一会儿？我说当然可以，并递了一瓶矿泉水，他刚落座，望着远处的房屋说了一句，“哎呀，拆了可惜了”。我一阵犯晕，心里嘀咕：我们做了这么多宣传，怎么还是这个想法？他接着转身对我说，“你们当官的不了解十八梯的情况”，我装作不知道，回了他一句：怎么讲？

“其实里面生活的居民很恼火，你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你很了解吗？”

“是啊！我每年都要到十八梯拍片子，拍了近二十年了。”

他指着身边熙熙攘攘的人群说道：“你看还有老外在这儿拍……”

听到这里，我很兴奋，我体会到一个真实、客观地对拆和不拆之间的态度和看法。

我们聊了一阵儿，得知他是摄影家协会的，我就说可以帮他们做一个十八梯老照片展。这时我才发现，把这些老的照片展示出来，既是对十八梯人和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眷恋十八梯的其他有家乡情怀的人的尊重。当时就琢磨如果在十八梯的残垣断壁做“空间展览”，那是什么景象？这个想法刚冒头，拆房遇到的一个小事故，彻底打消了在拆迁现场做影像展的念头。但是，我向这位摄影师的承诺，一直不敢忘却（笔者注：这十年我一直在找他，我希望大家看到这本书时，能帮我找到上文描述的这位摄影师）。

2015年春天，我找到当时在《重庆时报》任职的摄影师王远凌和记者王予谦谋划影像展，当年9月1日在重庆美术馆成功的举办了《再见 十八梯》这个展览。

“十八梯印象”—六件套瓷盘。 十八梯改造指挥部 供图

2015年9月1日，《再见 十八梯》展览在重庆美术馆拉开帷幕。 马力 摄

Q：您还记得这个展览开幕时的场景么？

A：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影像展览体验，太记得了！这个展览的举办是有不同意见的，如果用传统美学、艺术的角度审视，有相当部分照片不会纳入展览中。再就是展陈内容和观展对象与拆迁的关联度极高。我们策展的考虑，就是想兑现几年前对那个摄影师的承诺，想要给十八梯人一个心灵的回应和交代。当我把这个“理由”告诉新建的重庆美术馆邓建强馆长时，得到他的全力支持，这也是重庆美术馆新馆第一次做影像展。开展当日上午专家评审会上，原市文联党组书记蓝锡麟老师力挺《再见 十八梯》纪实影像展览。也得到了凌承玮教授和杨矿主席的支持！大家都说，《再见 十八梯》展览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感、有创意的影像展，展览把社会关注的话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展览的初心是给十八梯的老百姓办的，开展时让拆迁的老百姓走红地毯，启动展览开幕。那个红地毯从展厅一楼一直拉到二楼，老百姓扶老携幼进入展厅，有些在照片面前鞠躬，有的在寻找自己的生活过往，场面特别地感动，好多人当场都哭了。

观展的人熙熙攘攘，一拨接一拨，打破了重庆美术馆开馆以来单日和展期参观人数的纪录。我之前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但那个时候，我主动请重庆交通台的艳桥记者来采访，我就是想让媒体传递一个声音：“再见十八梯”，讲的是破茧重生，凤凰涅槃的故事，消失的破旧搭建等建筑终将逝去，未来的十八梯期待再现。

《再见 十八梯》展览以后，我突然发现了影像的魅力，影像是不会说谎的，真实得有魅力。由于展览很成功，得到连州国际年展的关注。

Q：做完十八梯的拆迁之后，您又编制完成了《重庆城市发展三部曲》，除了十八梯，另外两个项目，和您有着怎样的关系？

《重庆城市发展三部曲》

A：曾任渝中区危改指挥部的常务副指挥长、负责化龙桥和朝天门两个危改片区的詹先毅指挥长，在参观《再见 十八梯》的展览后，非常感动，觉得十八梯有自己的故事，而作为重庆主城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化龙桥和地标区域的朝天门，也应该有一个像十八梯这样的展览，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就这样，《再见 十八梯》的展览理念得到延伸，诞生出了两个新的影像展。

如果说《再见 十八梯》呈现了重庆基层百姓的集体记忆和生活故事，是对市民历史和人的尊重，寄托了对未来的憧憬，那么《你好 化龙桥》展览则是一次“华丽”的转向，从“工业区”这种如火如荼的集体主义生产生活状态，到 “重庆天地”的新商业体和国际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你好 化龙桥》展览组委会团队走访了曾经的化龙桥工业区仍然健在的老人和已经消失在公众视线的50余家厂矿，收集超过2000余张工厂历史影像，把集体主义生活重新拉回到公众视线当中。20世纪工人阶级集体记忆的影像，被一一挖掘出来，在新商业体的重构下，这些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符号扑面而来，纪律、质量、荣誉、干劲纯朴、认真等优秀品质跃然纸上，时间流去，非但没有加速丢失，作为闪烁那个时代精神的影像，成为城市名片被带上了国际影像舞台。

朝天门的展览体量是“三部曲”里面最大的。朝天门对重庆人来说太熟悉了，这恰恰就是做朝天门展览最大的难度。几乎每一个重庆人都与朝天门发生过记忆的联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朝天门，如果这个展览尽力去满足人们心中各自不同的朝天门，那势必落得众口难调，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的朝天门展览在影像使用上进行了创新，第一，强调学术性：展览筹备组委会策划开始之前，邀请到20多位重庆市区相关原领导和专家学者作为展览顾问团，保证历史的真实性、科学性和知识性；第二，强调文献性：展览中所呈现的大量历史影像，绝大部分都是之前未曾公开过的。策展团队联系多家国际影像机构、博物馆、大学、影像研究机构与网站，甚至私人藏家，找到了大量散落在全世界的关于重庆各个时期的历史影像，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870年。第三，强调人民性：照片中多选择与人民生活工作有联系的影像，有工人，有农民，有乘船者，有码头工，有小商贩，有物流场面。反映出在朝天门的诸事物和不同人的活动，栩栩如生，灵动鲜活，犹如亲临一般，感觉重庆朝天门的气象和不同生活面相。

这样的原则推出的展览让城市沸腾了，一经媒体传播，展览期间每天观众络绎不绝，场场爆满。就这样，《重庆城市发展三部曲》—《再见 十八梯》《你好 化龙桥》《永远朝天门》以展览形式面世，以出版物方式留存。

Q：拆迁是关乎一方百姓的民生工程，编制三部曲、做展览是艺术项目，把拆迁这样的政府行为艺术化表达，这是您的原创么？

A：从拆迁开启，以影像呈现，到出版物终。这是始料未及的。开初是误打误撞，在过程中才开始梳理这件事情背后的思想价值、人文价值和精神价值，应验了一句老话：无心插柳柳成荫。

是机缘巧合，也是理念引导，受青年摄影师王远凌题为《十八梯》的影像组照，获得2011年连州国际影展新锐奖的启发，我们萌发通过影像来讲述城市生活、城市变化的故事。从十八梯讲到朝天门，最后以“三部曲”集结成册，经历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探索中一步步地认识和完善对重庆城市发展变化的构架与叙事。

“三部曲”虽然是讲重庆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每个城市都在经历着相似的发展：伴随着城市空间拓展，建筑迭代更新，传统的市井生活的涅槃改造，新的生活方式顺流而上……在这一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有种责任、力量和爱，驱使我去关注关心这个城市。城市需要被记录、被讲述、被呈现。城市作为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间，它的成长故事是所有生活其间人的共同需求。讲述我们共同成长的故事，有助于民众身份的确认，从而增加对城市的认同感；只有认同感被提升，民众才会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中。

总的来说，“三部曲”在技术层面是从在地性创作到在地性文化的一次提升；在学术层面是影像文献呈现到影像史学研究的一次尝试；在社会层面来说，“三部曲”则是政府与艺术联手打造的，符合公众需求的文化产品输出。究其内核，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心声。

Q：这十多年来，您一直都在关注十八梯，结合实际的工作经验，谈谈您对城市更新的理解和建议。

A：人、生活方式、城市本身，共同构建和演绎成了重庆。渝中区是重庆的母城，我们用《再见 十八梯》《你好 化龙桥》《永远 朝天门》三场影像展览，用时间和空间的逻辑把城市在地影像的切片串联起来，以通俗易懂的讲述方式传递给人民大众。“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人的成长、生活方式的变化、城市的发展带来真正的文化洗礼。

城市更新一定要尊重在地文化，重庆著名史学家周勇教授曾经说过：“重庆的历史和文化，重庆人自己才理解得最独到。由重庆人自己讲出来，才会更巴适，更到位，更深刻。”城市更新都应该建立在与所在地文化的深度链接上，这样才能使城市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再生，让城市和人一同经历，让城市与人一道成长，相互理解，城市才会焕发出更新的生命力。

残破不堪的母城危旧房。 罗大万 摄

Q：作为社区的工作人员，您记忆中的十八梯是什么样子？

A：赵川（原十八梯社区主任）

虽然我现在离开了之前的工作岗位，去了新的社区，但是我对十八梯的记忆十分深刻。因为那里曾经一度是重庆最为破旧的社区，大量的棚户区，居住空间逼仄，房屋质量差，安全事故不断。我是2009年到响水桥社区工作的。当年4月14号十八梯就发生了大火，我在现场待了好多天，每天挨家挨户做好安置工作。那场大火让六七十户人家遭受灾难，而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后来也就司空见惯了。

虽然十八梯之前是个很繁华的地方，但是随着交通方式的改变，十八梯逐渐变得破败，加上后来各种务工人员向城内涌入，十八梯鱼龙混杂，居住人口成分十分复杂，乱搭乱建现象严重。真正十八梯原住民的居住条件十分不堪。所以当政府决定动迁这个区域的时候，老百姓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做，很多居住在这里的人希望早日搬离十八梯。十八梯的拆迁，可以说既是城市发展的需求，也是居民实实在在的梦想。

早年，十八梯的居民还是使用煤球作燃料。 贺兴友 摄

“搬出十八梯，还做好邻居”，搬迁后的居民在新居一起吃汤圆，过元宵节。 十八梯改造指挥部 供图

Q：十八梯的拆迁户后来都去了哪里？

A：赵川（原十八梯社区主任）

当时的拆迁户，我们安排得非常好，有多处范围可以选择，其中包含有渝北区可乐小镇，也有九龙坡的云湖绿岛，还有南岸九公里的聚福里等。这些拆迁居民的还迁房，在当时看来位置并不算好，可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今天都已经位于重庆的相对中心地带，房产的增值也很明显。

最重要的是这些拆迁户生活环境的改善，他们现在的居住社区，园林、绿化应有尽有，比起以前十八梯简直是天上地下。

Q：这几年，你们针对这些老的拆迁户做了哪些工作？

A：赵川（原十八梯社区主任）

搬出十八梯还是好邻居，针对这些老的拆迁户，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坚持在做回访工作，采取“属地+住地+工作地”的策略，对大家现在的生活情况进行跟踪记录，每年都要走访10多个社区。

每年我们还会组织一些具体的活动，比如包粽子，吃团圆饭之类，继续保持和老邻居们的邻里情，我现在去这些拆迁户社区的时候，老相识还经常邀请去家里吃饭，可以说大家虽然搬出了十八梯，但是这份情谊都还在。

Q：说说您经历的十八梯。

A：傅蓉（原厚慈街社区主任）

之前，我在厚慈街社区工作，十八梯大片区拆迁的时候，厚慈街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我是1998年来社区参加工作的，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十八梯拆迁开始的前十年和后十年都是在这个区域工作，可以说对十八梯的前后变化，感受很深刻。

拆迁之前的十八梯，柑子堡、下回水沟等区域都是老房子，一般是七八层的那种楼梯房，大多数人还住在棚户区里。上厕所是个大问题，一个社区几千户人才有一个公厕，一层楼有一个厕所的都是环境很不错的住宅。除了上厕所难以外，洗澡也成问题，大概在善果巷位置才有一个澡堂。建筑质量也是个大问题，大部分棚户建筑以竹木为主，走动时建筑都在晃动。

因为居住环境太过恶劣，所以在动迁的时候大家都很愿意更换一个好的环境。但是原住民的内心是犹豫、纠结的，因为这里有老街坊、老邻居以及区域的情结，所以大家还是很舍不得离开。

现在一些搬迁出去的原住民都会抽时间在周围转转，甚至买个菜之类的，很多居民都希望社区开个后门，让他们进去看看十八梯改造的进展。

原十八梯的社区治安队员们。 马力 摄

充满烟火气的十八梯。 王祥 摄

Q：您怎么看待现在的十八梯？

A：傅蓉（原厚慈街社区主任）

十八梯名声在外。前几天，山西来了个朋友，他居然都知道十八梯。我问他对十八梯有什么印象，具体他也说不上来，只说好像是很出名，很有历史底蕴。

早年的十八梯起源于下方江岸的码头，接通我们上、下半城，包括山城巷、较场口、解放碑，并连通解放西路、白象街，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现在的十八梯经过重新修缮之后，传统与时尚并存，传承与创新兼备，这是有目共睹的。开街的时候还会将山城巷、解放西路等全部串联在一起，必定有诸多亮点，并且成为全域旅游的典范。

Q：您还记得十八梯拆迁之前的模样吗？

A：龙泳霖（原解放西路社区主任）

当然记得。我既是在十八梯社区工作，同时我自己出生在永兴巷，在老社区里面还有一套小房子。十八梯拆迁之后，我在南岸的聚福里还得到了一套还迁房，所以说我也是十八梯拆迁的受益者。

拆迁之前的十八梯那是破烂不堪。街道非常狭窄，卫生条件非常差。那些乱搭乱建的房子，让整个社区显得特别破败。用水用电的条件也非常差，拆迁之前，还没有做到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水表。很多时候大家还要外出挑水，这对老人尤其不便。电线也是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安全隐患十分严重。

藤藤菜煮面，地道重庆味。 贺兴友 摄

Q：大家都很反感当时的居住环境吗？

A：龙泳霖（原解放西路社区主任）

很多人对当时的居住环境都不满意。最要命的是这种比较糟糕的居住环境，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记得当时很多院子都烧煤球，燃烧未净的二氧化硫，让很多人都得了气管炎之类的疾病。

当然，当时的居住环境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谁家挑水难就有人帮忙去挑水，谁家老人有病大家都站出来帮忙。直到现在我们组织十八梯老居民活动时，还能得到这些邻里乡亲的大力支持，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十八梯邻里群。

Q：说说您在十八梯生活的故事？

A：徐静（原十八梯居民）

可能我是十八梯最小的拆迁户，但其实我也是最“老”的、土生土长的十八梯女孩儿。我们家世代都是老渝中区人，都住在渝中区。我的祖辈、外婆、奶奶、父亲、母亲，还有我的舅舅，他们也都是渝中区原住民。我们家有好多户都分布于厚慈街、十八梯、解放西路等区域。

曾经十八梯的小餐馆主要面对低收入人群，价格相对其他地方低了不少。 孙须 摄

以地为席、当街乘凉是十八梯老居民应对酷热夏天的一种不得已的方式。 石涛 摄

这次十八梯的拆迁，我们家搬到了九龙坡区的同心家园。我舅舅、大姨妈家搬到了九公里的聚福里，我二姨搬到了可乐小镇，涉及了好几个区。

当年十八梯的很多区域，看起来确实是破破烂烂的，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成长的记忆和童年的回忆。我从出生，到后来的学习、成长、工作、出嫁，在这里有太多的回忆。

刻骨铭心的是，在拆迁过程中，拆迁指挥部、社区的叔叔阿姨们对我和我的家庭的帮助。直到今年我出嫁，很多阿姨叔叔还来送我出嫁。这份感情永世难忘。

Q：在十八梯的拆迁过程中，您经历了哪些事情？

A：徐静（原十八梯居民）

10年前，渝中区启动十八梯拆迁的时候，我刚上大一。那年暑假，我父亲被查出来患有白血病。我父亲在重庆山城文具厂工作，单位体检的时候，检查出了白血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手足无措。那时我刚上大一，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母亲得知父亲病情的时候，更是急得一夜白了头发，大出血住进医院。当时家里真的是特别困难。社区主任龙阿姨知道情况后，就带着社区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到我们家来关心慰问。

就在父母的病情都很严重，家里已经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龙阿姨让我把家里的实际情况和遇到的困难以书面形式向上级领导进行反映。在龙阿姨的帮助下，拆迁指挥部的领导了解到我家的实际困难，并到我家进行了实地调查，给予了关怀和慰问，让我们家又看到了希望。

当时我们家户头是两户，在拆迁办叔叔、阿姨的帮助下，很快办理好了拆迁手续。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什么都不懂，叔叔、阿姨们帮着我一起选了房子的位置和还建房的面积等。我们分到两套还建房，其中一套房就在现在的同心家园。父亲治病急需用钱，另一套还建房就卖掉了。这样才有了一笔救命钱，让我父亲得到了很好的后续治疗。

Q：搬离十八梯后，你们经历了哪些？

A：徐静（原十八梯居民）

搬离十八梯后，大家依然关心我们家。渝中区委区府、街道党工委、社区各级领导，都到我们新家来慰问、看望过我父亲，很关心我父亲的后续治疗。

到了2020年，我们家接到了医院一个特别好的消息：经过这十年的努力，父亲在一个好的环境下调养，癌细胞全部转阴，这是一个医学奇迹。

重医附属一院还把我父亲请到医院去做演讲。演讲的时候，父亲说首先要感谢十八梯的拆迁，以前居住的环境确实是破破烂烂的，不太好，拆迁以后，生活环境、居住环境非常舒适，有了良好而整洁的居住环境和小区环境后，身体才得以一步步地恢复、直到康复。这无疑是我们离开十八梯后，最值得庆祝的事情。

Q：未来，您希望为十八梯做点什么？

A：徐静（原十八梯居民）

这些年，我得到了渝中区各级组织上的关心和帮助，才能安心地生活、学习、工作，以后，我也希望积极投身和参与到十八梯的各项活动中去。

我现在成为了一名老师，今年是建党百年，我就带着我们学校的孩子来到我们渝中区参加了研学活动，让他们了解渝中区的老城、渝中区的城门城墙，包括现在的十八梯。

十八梯马上就要开街了，我也希望把这份古城文化的记忆，能够通过我微不足道的力量给传下去。以后，我一定会带领孩子们，来讲讲渝中区的故事，讲讲十八梯的故事。

90年代的十八梯。 贺兴友 摄(www.xing528.com)

Q：您当时为什么愿意搬出十八梯？

A：秦文秀（原十八梯居民）

我以前在街道的群惠印刷厂工作。退休之前，一直在十八梯。既在十八梯上班，又在这里生活，理应对这里充满感情。但是从90年代开始，大量的打工人员涌入十八梯，这里就变得脏乱差，根本不像城市中心区的地盘。

当时，这里很多房子都没有卫生间和厨房，生活很不方便。一些房子也早已成了危房，走在上面都是噌噌作响。可以说，我们居住在这里都感到很压抑。

以我家为例，当时我们家三代人挤在一个2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生活非常糟糕。拆迁之后，我们在可乐小镇分到一套76平方米的房子，条件大为改善。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以前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住户，经常组织我们回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Q：您是否再想回到十八梯？

A：张光玉（原十八梯居民）

说句实话，现在假如有条件，我还真想再回到十八梯。目前虽然我的户口迁走了，我家老一辈的户口都还在十八梯。

我从1983年就开始在十八梯居住。以前在一家公路运输集团上班，45岁退休后，我就开始在十八梯做点小本生意，主要卖火锅底料。因为我的配方还比较受欢迎，所以十几年间还带出来了十几个徒弟。

我平时性格大大咧咧的，看到十八梯乌七八糟的样子，很早就想搬走。当得知十八梯拆迁的消息之后，我首先举手表示赞同。拆迁之后，我搬到了云湖绿岛小区，居住环境非常好，离彩云湖公园就10分钟左右的路程，周边环境非常好，现在我也发挥余热，参与社区的公共事业，在新的小区里做起了楼栋长。

Q：十八梯的拆迁给您带来哪些生活变化？

A：秦思惠（原十八梯居民）

我现在还记得，当年我参与十八梯拆迁投票的全过程。当时我一家人住在13.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本来一家三口居住就已经很拥挤了，后来丈夫的侄儿又和我们住在一起，就显得更加不堪。我家孩子是女儿，侄儿搬过来后，住在一起十分不方便。于是，我们在房子外面搭了一个偏房。外面下大雨，房里面下小雨。所以十八梯的拆迁，我是举双手赞同。

十八梯拆迁之后，我们全家分到一套69.7平方米的房子，房子还有一个入户花园。全家人包括侄儿的居住问题就解决了。遗憾的是，后来我老公被查出癌症，不得不把这套房子卖了给他治病。之后，房子涨价很多，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但是当时卖房的钱毕竟维持了我老公三年零八个月的生命。

十八梯的老中小三代人。 贺兴友 摄

现在我住在南岸渝能国际，继续发挥十八梯居民热情的特点，持续为大家服务，去年还获得了南岸区“百佳楼栋长”的荣誉称号。

Q：您还怀念着十八梯的生活吗？对未来的十八梯有什么期待？

A：胡云治（原十八梯居民）

我是在十八梯土生土长的，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极深的感情。最早我们家住在永兴巷，后来因为发生火灾，房子被拆了，我就在回水沟建了个房子。再后来，我把这个房子改成了一个米线馆，养活了一家人。

当然，拆迁我也是非常乐意的，谁不希望从楼梯房搬进电梯房呢？当时我选择的是货币赔偿，自己在南岸买了一套更好的房子。

我现在一有空就回十八梯转转，去看看修建的情况。我很期待十八梯未来的样子。曾经有一次跟随重庆旅游商会一起去看十八梯施工现场，我还根据自己对十八梯的了解，提了一些意见。

我一直学习口技，目前也算是重庆小有名气的曲艺家，经常参加各种社区的演出活动。未来的十八梯也会有一些类似茶馆的演艺舞台。目前，我已经收到邀请，到这些地方进行演出。我希望自己创造一些和十八梯、重庆历史相关的节目，丰富这里的文化内涵。毕竟未来的十八梯不再是一个地名，而是重庆的一个旅游热点。

18T项目效果图。 国浩房地产（中国）私人有限公司 供图

Q：国浩作为一个新加坡企业控股的企业，怎么会选择十八梯这个项目？

A：我1994年就来到了中国，在很多城市工作生活过。在成都生活的六年，经常到重庆参与一些项目，特别喜欢这个活力四射的城市。所以，2016年5月，我加入国浩之后，就建议我们董事局主席来重庆看看。外地人来重庆都是从渝中区解放碑开始，所以我们来重庆后，第一个拜访的对象，就是渝中区政府。

国浩与十八梯的缘分，更像“一见钟情”。实际上，从接触项目到成功摘地，我们只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这里面有国浩对十八梯“一见钟情”的缘分，更重要的是十八梯是重庆母城的发源地，是重庆城市核心区，蕴藏着整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与生活印记。这与国浩“选择城市优质土地，只做城市地标项目”的公司理念一致，所以当我们遇见了十八梯，就决定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十八梯上。

十八梯印刻着重庆城市的记忆，是重庆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老重庆的文化底蕴；同时她又是重庆城市更新的重要节点，代表着重庆“下半城”、重庆文化名片的新生。

当初利用十八梯围挡墙做的展览让很多人记忆深刻。 马力 摄

对重庆人来说，这是一个有城市情怀的地方，对我们国浩来说，这是一个跟重庆城市共生长的好项目，这样的土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希望在这样的土地上，以自身丰富的国际开发经验和前沿的开发理念为重庆这座城市，为十八梯这片蕴藏重庆文脉的土地，注入新的力量与生活方式，让这片沉寂已久的重庆名片再次回归。

Q：当时的十八梯这个区域，呈现什么状况？

A：可以说是破破烂烂的，因为还在拆迁。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下回水沟那边，还有没有搬迁的老百姓，还在摆地摊，路口边还有旧货市场，但是有了之前的共识，这一切都不能影响我们的行动。2016年11月28号，我们正式拍下十八梯项目的四个地块。

记得当年我每次出差到重庆，都会在十八梯转转。去了解这个拆迁的进度，有时会遇到原住民，跟他们聊天。从他们那里了解他们眼中的十八梯，以及他们以后想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十八梯。

在了解的过程中，有一点令我非常感触，就是我现在现场看到的围挡，简直就是一个展览，展览的是十八梯原居民的精神面貌。

我印象最深的是笑脸，那是一家人天真无邪、发自内心的笑脸，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搬离十八梯了，搬到新家后，幸福感大增，一家都快乐。能够看到原住民离开几十年住的地方，得到那种幸福感、满足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欣慰。所以我们也下定决心，把十八梯作为一个重要的城市更新载体来开发，我们要做不让原住民失望的项目，这是压力，更是动力。

在我看来，18T项目不只是国浩的作品，更是重庆这座城市的、三千万重庆人的文化名片与城市封面。我们希望更多地保留十八梯的文脉风貌，努力留下重庆人的记忆，这座城市的记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拿到地之后并没有急于推出项目，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十八梯，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十八梯地块的前期调研、设计等工作中，对十八梯与重庆的内在城市逻辑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虽然前期偶有质疑，但我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辜负这座城市，没有辜负这座城里的人。

Q：在做十八梯这个项目之前，你们做过类似的项目没有？

A：说老实话，城市更新这个话题，2016年才刚刚开始，以前只有城市新建，就是把老房子拆掉重建，建得跟原来的不一样，面目全非。在我们国浩看来，城市更新是在城市文脉的基础上，传承未来，创造更多更新的价值，为城市注入新的能量。

这一点上，新加坡给了我们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新加坡，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和各民族习俗融合的国度，在那里你会看到很现代化的办公楼或酒店旁边，比如“牛车水”，它既保留着原来的风貌，但也有新的内容，而且新旧融合得很好。

十八梯法国领事馆旧貌。 图片来源 《再见 十八梯》

火柴坊修复前后对比。 国浩房地产（中国）私人有限公司 供图

对国浩而言，在十八梯更新与重生的过程中，尊重与保护十八梯历史人文风貌是不变的基调。在整体项目设计中，我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十八梯元素，配合政府规划如数保留下了十八梯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老建筑，如火柴坊、厚慈街95号、法国领事馆。不仅是保留，我们还会再融入一些新的东西，对它们进行个性化的保护和再打造，它们可能会转化为艺术空间，也可能是市民的休闲生活空间，让老建筑重新与人产生联动，焕发生命力，让十八梯成为重庆人文新名片。

Q：当时你们做这个十八梯项目的设计，过程经历了哪些周折？

A：这个周折太多了。我们十八梯四个地块从最高的地块到最低的地块，高差将近50米，风貌也很复杂，有几栋优秀历史建筑，如火柴坊，有法国领事馆，另外还有个学校的宿舍，建筑风格迥异，尤其是法国领事馆，还是国家级文物。

从外立面来说，这三栋楼的外貌是要保留的，这就给我们裙楼的外立面设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法国领事馆，你看它外立面是欧式的，所以我们周边的房子，裙楼商业部分的外立面基本是以这个风格来打造的。我们火柴坊是典型的民国建筑，那么我们周边沿街的商业，都是以这个风格来打造。另外一个考虑是和十八梯核心风貌区的和谐，它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所以，从设计来说，回归城市更新的本质，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项目。我们拿地之后，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全球范围内甄选设计机构，内部讨论许久，才决定邀请国际顶尖建筑设计团队—UN Studio为塔楼外立面主笔，希望呈现“更重庆”的现代立面；裙楼的设计更是慎之又慎，在经过数十家国际设计机构的上百次方案后，我们特聘了LWKP操刀设计，做到建筑外立面风格统一，但内部空间更贴合当代人生活与功能需求。

当时各界都很关心我们的项目，所以我们在设计上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推敲、打磨每一个细节，也很感谢政府相关部门对我们的支持。

Q：面对“两江四岸”的新举措，对你们的影响大吗？

A：政府“两江四岸”的政策出来之后，我们项目受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我非常支持“两江四岸”的变化。把我们“两江四岸”该腾出来的地方腾出来留给自然，合理控制外立面和天际线，会给这个城市赋予更大的能量。

但是作为开发商，短期确实很痛苦，因为设计好了项目要推倒重来，要给投资商、股民交代。关于那段我们的纠结、困难与迷茫，在《18T 不只是路过》这本书里，其实还做了比较详细的剖析。幸运的是，我和我的团队坚持了下来。

我们配合政府调整设计方案、商议补偿方案，大家都站在换位思考的角度去处理这个事情，最终这些问题都得以圆满解决。

焕然新生的火柴坊。 国浩房地产（中国）私人有限公司 供图

Q：火柴坊这栋楼在修复过程中故事很多，谈谈这个过程。

A：城市更新，并非简单地拆了重建。而是需要尊重十八梯这片土地，尊重历史传承下来的人文底蕴，我们希望更多地去保留十八梯原来的历史风貌，保留重庆母城发源地的这份情感与情怀，在传承的基底上进行创新设计。

火柴坊是我30多年工作生涯中接手的第一个优秀历史建筑，可以说，它是我一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项目。但我们接手时，火柴坊完全可以用残垣断壁来形容。窗、屋顶、楼板、门都已拆完，只剩下破破烂烂的四道墙。

为完整地复建火柴坊，我们团队查询了大量火柴坊的历史资料，并拜访了渝中区文物及档案管理等相关部门，经过无数次推翻，才敲定复建方案，并选择了一种最笨、最难的方式，按照文物修复的方法，保护性建设。

整个修复过程，从落架再重建，耗时1031天。为保留火柴坊“原有的历史记忆”，我们以纯手工拆卸残留的四周青砖砖墙，将砖块上的灰砂剔凿清理干净，派专人按砖块的尺寸、完好程度、种类进行分拣，再分类编号堆放，修复了1475块带“吉”字的青砖，将其用于火柴坊的复建；复建过程更是做到细节的极致把控，墙体的每一块青砖之间的缝隙保持在8-10毫米，做到“砖块泡澡不吸水”；屋顶的每一片瓦露出三分之一，做到有效防潮......

或许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选择，认为我们投入过多的精力在项目之外。但是，当你真正投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你会很专注，你知道你该做什么，不需要外人去理解你，也不需要去跟外人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今天我们坐在火柴坊里面，再回顾整个修复的过程，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1031天，火柴坊就是我们实践城市更新的一个代表作，也是我们留下的一个“城市作品”。

Q：现在火柴坊已经焕然一新了，现在这个建筑主要有什么功能？

A：我们花那么多精力把火柴坊打造出来，也赋予它新的使用功能。现在的火柴坊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我们的销售中心，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一个体验中心。

在复原火柴坊歇山式屋顶、女儿墙、小青瓦铺面、砖柱砖墙等外观之外，我们做了很多创新的尝试。如火柴坊内部植入了目前全国仅有的“黑科技”—影像会客厅、红酒雪茄吧、私宴厅、电动伸缩楼梯、健身房等配套，让每一位到此的业主，既能真实地触摸到融入建筑风骨里的历史温度，也能感受时代前沿的科技与生活。

Q：在做十八梯项目的过程中，有哪些关于城市更新的经验，可以分享的？

A：十八梯是重庆的根与魂，她的更新与重生牵动着重庆整座城市的心。

在我看来，城市更新有两种概念，一种是“破坏性的建设”，一种是“建设性的破坏”，我们要做的是“建设性的破坏”。城市更新，破坏不可避免，但我们对原始历史价值元素要保留，同时融入新的内容，赋予传统新生。

我们拿地之后，花了很多时间去找资料，了解十八梯的历史。只有我们了解了这个地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才可以有一个设计的切入口，新旧结合更需要精心设计。如果18T项目纯按照商业的价值最大化角度来设计，会违背城市更新的格局，现在刚刚好。

18T项目的布局奇妙得恰到好处，新的是7栋超高层，所有的高楼拥抱着中间旧的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如果将一栋楼比喻成一个成人，这个布局就像7个成年人拥抱着、关注着中间的小孩，意味十八梯的新生与成长。同时，高层建筑国际化的外立面，与十八梯传统风貌区的历史风貌相呼应，有一种历史的空间重叠感，令人的视觉及感官在传统和时尚之间穿梭。

Q：您作为一个外籍人士，希望十八梯这个项目在未来的母城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A：这个问题必须得回到我们的初衷，当年为什么要重建十八梯，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原住民虽然离开了十八梯，但我们建成之后，他会对政府原来做的决定和他自己本身做的配合，感到很自豪，因为十八梯更美好了。

我希望十八梯项目本身成为重庆乃至全国城市更新的一个典范，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新旧融合的实践。之于重庆母城，它应该是一个历史记忆和时尚活力的新载体，既有让新住民、旅游者陶醉的生活体验，也有让原住民念念不忘的黄葛树、老街巷。

我们用时间与精力慢慢打磨作品，是期待18T项目能够成为重庆城市的封面坐标，耐看、有内涵、有情怀、能传承，也能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也期待更多人在十八梯，在18T项目感受重庆新旧故事交融的魅力。

面貌一新的十八梯首开区。 张坤鲲 摄

十八梯旧貌换新颜。 龙帆 摄

Q：杭州新天地在什么背景下进入重庆的？

A：杭州新天地是一家非常特别的企业。

首先，它不是一个单纯做房地产的开发企业，第二，它做的更多的是带着城市运营或城市更新属性的产品。

早在10年前，杭州新天地集团就开始在全国布局了城市更新和文旅项目。我们在杭州做了一个项目叫杭州新天地，将一个老的工业厂房改成180平方米的纯商业区，这个项目做成了全国的一个标杆，里边带动了6张新名片，实现了产业、文化、商业等各种整合的资源。

后来，我们在千岛湖复兴了浙江新安文化；在浙江长兴用一个贡茶院小镇的项目，延续了陆羽写《茶经》地的文脉。2015年，我们开始想在全国各地去布局项目，我们想到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落户西南，其间我们到了成都、重庆，看了很多的项目，成都的文旅项目和文旅开发资源走得要比重庆更早一些，所以那边的项目基本上都已经成熟了，耳熟能详有宽窄巷子、文殊院等，调研成渝两地之后，结合国家大的策略，我们觉得未来重庆这座城市发展潜力更大，所以我们就把重点投在重庆。

Q：为什么会选择十八梯这个项目，作为重庆市场的开端？

A：当时在重庆也看了一些项目，看了十八梯以后，我们就觉得其他的项目都不用再看了。因为在我们看来，十八梯是最具有重庆的历史文化根源的地方，重庆的根就在下半城，下半城的根就在十八梯，一个城市需要一个类似于文化名片的项目，重庆的很多项目，其实都不能真正代表重庆的文化历史，但是我们觉得十八梯是有空间的。

晨光照耀下的十八梯新景。 图虫创意 供图

基于这个原因，在政府挂牌的时候，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十八梯拿下了，这也符合我们杭州新天地的业务方向。

Q：当时你们过来的时候，十八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A：2016年12月，我第一次到十八梯。当时围着十八梯绕了几圈，深深地为之震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丽、很漂亮，未来前景会很好的项目，但是表面上遮了一层很不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加以设计和建设，它的美丽就能真正绽放出来。

Q：当时这个项目备受关注，你们的设计方案是怎么打动地方政府的？

A：其实我们的设计理念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留住记忆、留住乡愁，因为这个项目实际上不仅是一个商业项目，还是一个文化项目，同时也是一个旅游项目。

如果我们单纯地把它作为一个商业项目来看的话，那么十八梯项目做商业的时候，我们就会重点考虑动线，考虑它的便捷性。十八梯这个项目的高差有七十多米，做商业就会把这个破坏掉，然后修几个大的商业盒子，如果这样做，就把原来保留记忆的地形地貌全部破坏掉了，十八梯的灵魂也就消失了。

我们进来之后，为了原汁原味地保留十八梯的特性，花了将近高于市场价格10倍的价钱，请清华大学的设计院来为我们做方案设计。设计单位给我们最后形成了一个方案，完整地保留原来的地形地貌，原来的七街六巷，甚至原有的梯坎、树木、崖线、堡坎也被保留下来。原来居住在十八梯的这些居民，再次回到十八梯，可以找到儿时的那棵树和小时候刻过的那块砖。

实际上，这个原则对于我们来讲，是增加了很大的设计难度和施工成本的。因为地块高差有七十多米，46个组团的建筑，有247个不同的建筑风格。两百多栋房子，没有一栋房子的平面、立面、坡面是一样的。

在修建之前，还专门请了测绘团队，去把每一栋房子的外立面做了测绘，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尽可能地按照原来测绘的数字去复原每一栋建筑。

Q：这种做法几乎是按照文物修复的理念来修复街巷，成本高不高？

A：为了保留这些街巷、树木、梯坎，我们的建造成本比一般的建造成本多了30%。记得有一栋非常难得的50年代的建筑物，它确实不好做商业，层高只有2.6米，按照现在的业态要求，连空调都装不了，管道就别提了。

为了保留这个建筑，施工时，我们先把建筑里边的结构掏空，然后用钢结构把房子撑起来，保留一个外皮，再用碳纤维把外皮拉起来，确保整栋房子不会垮。然后，我们才开始重新挖地基、做主体，里边砌一堵三十公分的墙，用一个角钢把外面的碳纤维拉住，这样延展房子高度，以满足现在的使用。光这个房子，我们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成本是修新房子的两到三倍。

Q：按照你们现在恢复之后的情况，各个年代的建筑都有了？

A： 对，我们整个项目的建筑风格实际上有五种，最能体现重庆不同时期的各种特色。首先有巴渝传统建筑，这种建筑实际上在很多的地方都是非常常见的；我们还有像明清时期的灰砖青瓦风格的建筑，另有民国时期、开埠时期、近现代的建筑。1891年重庆开埠后，这个时期的建筑风格有点偏欧式，和其他四个时期的建筑截然不同。

这五种风格，我们认为它是十八梯野蛮成长过程的生动体现。因为实际上十八梯是没有太多规划的，这种野蛮成长的背景下，每一栋建筑都有它的生命，都有它不同的年龄和成长的空间。

如果我们把十八梯做成统一的一种风格，那就完蛋了。这个项目就变成了假大空的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努力还原这些建筑，历史上有什么风格，尽量地还原出来，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建筑群，实则富有生机。

Q：面对这么多的建筑，这么多的街巷，现在整个项目有着怎样的功能分区？

A：我们根据不同地形地貌，把整个项目分成五个区，配置了不同的业态。

沿着十八梯主梯道下来的A区和B区，这里是未来人流最多的空间。我们把它定义为传统文化中心，展现老重庆，承载重庆文化特性。C区地形很陡，高差在50米左右，规划了一些文化酒店。我们把它叫做国潮文化中心，未来是吸引年轻人和游客的。

十八梯核心区总平图。重庆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供图

采用巴渝传统建筑风格打造的新十八梯。 张坤琨 摄

D区靠近解放西路，我们定义为是国际交流中心。我们觉得未来重庆作为西部的一个重要城市，也是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因此，这个区域里更多是做博物馆和文化馆的展群。我们在这里规划了五个文化馆，另外还做了一个建筑投影秀来演绎母城故事。

E区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生活方式中心。它主打的是夜经济、潮流生活，潮流产品的销售，里边规划了很多的酒吧、潮牌产品的销售。

Q：如此复杂的业态规划，怎么与周边项目发生联系和互动呢？比如临近的解放碑地区，动线上是如何规划的？

A：为了加强十八梯和解放碑的联动，渝中区政府重点规划了解放碑和十八梯的沿街道路，规划了一条专属的文化大道。从解放碑到十八梯，经过较场口转盘。文化大道设计上，政府预计花上亿的资金打造两个概念，一个是白天的景观景区，两边的风貌正在做改造，地面正在做改造，然后加一些文化的艺术装置，让更多的解放碑的人往十八梯引流；另一个则是晚上的星光大道，两边做了亮化，自然引导人群。

Q：十八梯传统风貌核心区还专门设有防空洞的博物馆空间？

A：既然十八梯叫城市文化名片项目，那么它的文化属性一定要拔得很高，文化属性也要很丰富。我们整个项目的文化业态，规划面积占到40%以上，这在很多的项目是看不到的。因为大家觉得文化业态不一定能挣钱，投入大、回收期慢，还不如餐饮和零售。

而我们不同，我们认为做好一个城市文化名片的项目要把文化放在最核心的位置，所以我们公司投资了一个多亿，建了六个文化的主题店。其中就有防空洞博物馆，主要展现抗战时期重庆人愈战愈强的抗争精神。

除了这个展馆以外，山城记忆馆是展现山城的一些历史记忆片断和十八梯的人文故事。还有在D区规划的于右任旧居纪念馆，以及“天风琴社”文化馆。“天风琴社”是民国时期重庆最顶级的一个琴社，我们用一千多平方米的空间复原出这个文化盛景。

我们还投资了一个文化酒店，有72个客房，更多地呈现尚武文化。因为重庆比较喜欢尚武，加上十八梯之前有一个尚武巷。此外，香港警察礼品廊也是我们自己投资的，这个也是大陆的首店。

Q：新天地还是一个来自于东部地区的企业，到重庆来之后，带来了哪些比较时尚的元素？

A：来了以后，对十八梯进行整体提炼，总结出了九个字：真山城、老重庆、新生活。国际化的元素，我们把它更多地描绘在“新生活”里，因为一个项目如果完全是老的，完全是旧的，也不一定是好的。文化是可以去找它的根，找它的脉，但是现代人的生活还是比较喜欢时尚，比较喜欢国际化的，所以我们很注意商业原则。

我们特别注意一些潮店的引进，星巴克、国际文化潮流店、香港警察礼品廊，或者是其他一些拿得出手的国际知名品牌，我们尽可能地引进它们落在十八梯。我们是非常欢迎国际化的商户进入十八梯的，这样好体现重庆元素和国际化元素的碰撞，让十八梯成为本土化、国际化和潮流化集结的一个窗口。

除了时尚潮流品牌，我们还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吸纳，我们引进了朱炳仁铜器博物馆，朱炳仁是浙江的一个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会在十八梯做一个西南的首店，整个屋子都是用铜包住的。

博士，重庆大学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系系主任，重庆大学医疗与住居建筑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医疗建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健康城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策划与后评估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住宅工程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在医疗建筑、居住建筑设计与理论等研究方向之外，对重庆大学及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办学历史和与之相关的重庆城建史有所涉猎。

十八梯小旅馆。 马力 摄

Q：一晃事情都过去二十多年了，当时您怎么想到要做类似十八梯，这样区域的城市低收入者的住房情况调查？

A：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已经30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10多年的大规模建设，使中国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城市人口的居住面积也有了很大提高。据统计，1996年重庆市城市人口“人均房屋居住面积”达到8.13平方米以后就再也没有低于过这一小康居住目标，2006年已经达到人均房屋建筑面积24.52平方米的较高水平。

作为一个老的渝中区人，据我观察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城市最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能引起相关管理部门的足够重视，尽管有一些政策出台，但无论是政策的可操作性，还是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度，都存在较大的缺陷。例如，在城市规划方面，对大多聚居在城市中心区的低收入居民来说，城市更新中的拆迁安置到底是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还是让他们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是修建新的集中成片的聚居区供其居住（购买或租住），还是在建设的各类居住区中适当配建？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城市的具体区域实际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我当时调研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实地调研，详细地、定量地而不是粗略地、定性地了解到城市最低收入居民的居住生活现状，数字化地展现城市最低收入居民的真实生活场景。

Q：当时的调研的对象，是如何选择和确定的？

A：2000年9—12月间，我组织了第一次城市低收入居民居住状态调查，重点在了解住房制度改革以来重庆市区低收入居民的空间分布，住房与居住生活的现状以及对未来居住状态的愿景，因此，调查对象很显然应该锁定在城市中居住生活的低收入居民。

然而，茫茫人海，偌大一个重庆城，这些在城市中居住生活的低收入居民又该上哪里去找呢？

当时在我国，由于对城市贫困区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政府采用定量的方法对居民按收入加以区分，用最低生活标准（即低于最低保障收入线的家庭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来对贫困居民加以保护。然而初步研究之后发现，采用上述贫困线的方法不能有效地将社会低收入群体区别出来，但是由于不是每一个贫困家庭都向政府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这就意味着政府也没有统计完整的低收入居民名单。因此，要想事先取得具有统计意义的详细的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信息，再来从中挑选调研对象，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前，提到十八梯就会联想到“棒棒”。 贺兴友 摄 （收藏于国家美术馆）

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以及长江、嘉陵江的重要影响，重庆的居住区大部分分散在各个地方，而非集中在一个或者两个大的区域。尽管这些过去修建的住宅区大部分在近几年都经历了重建，但依然有一小部分传统的、老的贫民房存在于中心区。基于以上原因，我经过一些初步的理论准备和调研之后发现：用地区来划分低收入群体的方法最为有效。一般来说，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中，这些低收入群体地区包括：

传统的老居民区；在过去30年，大部分这样的老居民区的经济都有所发展，但是仍然有一些地区的居住条件很差，居住人口主要是有城市常住户口的城市贫民。

国营大厂的单位宿舍区；这些居住区与那些有着严重问题或者是已经倒闭的工厂有着密切联系，这里居住的人们大多数是工厂的退休或下岗失业职工。

城市郊区的城乡接合部；在这里居住着大部分城市外来暂住、流动人口。

这时，我根据公开的信息和自身的观察，对重庆市区内低收入居民聚居的区域进行了梳理，然后按照研究预设的立场选定了四个区域进行调查，分别是渝中区的十八梯片区、石板坡片区、王家坡片区以及沙坪坝区的土湾片区，这四个区域都是比较“著名”的而聚居人口性质各异的低收入居民区，随后在这四个片区中采用等距离采样法对抽中的居民进行了具体的问卷调查，有效问卷共计完成599户，其中常住人口351户，暂住人口248户。

Q：当时你们深入十八梯这样一些区域调查时，问卷主要涉及哪些内容？

A：问卷是经过了多轮设计的，主要涉及被调查者的基本背景，包括“家庭人口”“职业与就业”“家庭经济收入与消费”等。具体问题主要是“家庭居住人口数量及户型、教育程度、收入及变化情况、消费额度及变化情况、工作时间性质”等等。

在住房和建筑的具体问题上，我们关注被调查者的住房建筑本身的状况，包括“住房现状”“过去的住房状况”等。具体问题主要是“住房的修建年代、楼层、套型、主要设备设施、房屋产权情况”等等。

Q：通过调查问卷你们收集了很多真实的资料，当时有哪些比较直接的结果？

A：调查数据说明了很多问题。比如：低收入聚居区居民们的住宅建造时代久远、质量堪忧，基本功能和设备设施配套不完善，只能大体满足居民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如果以小康生活水平对住宅的要求来衡量，低收入居民住宅的卫生设备配套有明显的差距，住宅完整成套率较低，厕所独用率以及洗浴设施配套率更是明显偏低，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方式很不卫生，总体卫生条件较差；住宅基本没有阳台，意味着住户洗晾衣物大多得占用公共空间，更加剧了城市空间的混乱。

但是在对现有住房及环境的满意程度与对拆迁安置的态度调研时，我们发现：有80.3%的居民对现住房条件不满意，满意的只有19.7%；希望房屋被拆迁的占79.3%，而不希望拆迁的有20.3%。对现有住房的面积、房屋结构和室内设施分别有64.4%、67.5%和68.1%的住户表示不满意或很不满意。可见长期以来这些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大多数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他们大都对目前的住宅条件表示不满，希望房屋能够被拆迁重建。

但是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被调查者大多数对住房条件本身很不满意，但他们对现有住房所处的社会环境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居住地段有57.2%的人是表示满意的，表示不满的只有23.1%；对邻里关系表示满意的高达83%，不满意的仅1.2%；对本地社会治安表示满意或不满意的基本持平，分别是34.9%和34.5%，这充分显示了一般城市最低收入阶层所聚居的区域往往具有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是很有生活活力的聚居区，而并非外人想象的外表看上去的那么“脏乱差”。

十八梯花街子里的居民院。贺兴友 摄

Q：在完成这个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调查后，您有哪些思考？

A：从1949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城市住房都是由社会主义国家计划体系统一调配的，同工作机会的“铁饭碗”一样，住房供给是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国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80%以上的城市居民要么居住在工作单位提供的住房内，要么居住于政府修建的房屋当中，因此住房制度改革及住房商品化、私有化对社会及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城市化过程中获益的群体大都是政府和大型国营企事业单位的人们，同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的群体也是改革进程中的巨大受益者。而那些从古至今同政府部门联系甚微（如企事业单位的工人），或者是根本同政府部门没有直接关系的群体（包括集体单位的工人），则在改革进程中没有获得任何利益，甚至有些人发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利益被侵占或削弱了。其结果就是传统工业部门中的非技术性工人、无业人群以及集体单位的绝大部分工人，成为城市最低收入居民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居住在老旧的居住区以及已破产单位的住宅区中，尽管也许近在咫尺，但这些贫民区（一般包含几百甚至几千户家庭），已经同城市现代繁华的商住区，有了明确的物理或心理区隔。

大部分城市最低收入者在城市里拥有一处居住了数十年的自建简易房类型的住宅，建造年代距今较为久远，建筑平面功能不能适应当代生活需要，建筑结构安全性也十分脆弱，住宅功能不全面，质量较差，只能大体满足居民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在十八梯的调研过程中，这些体验尤为深刻。

调查中的很多数据都发人深省，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改善城市最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显然不能走纯市场化道路，短期内依靠个人、家庭或市场的力量，并不能太大地改善自身居住条件的期望，必须依靠政府合理的政策调控来实现城市最低收入阶层的“安居之梦”，这一政策所能提供给居民的必须尽量是面积适用、规划合理、设计得当、环境适宜的住房，因为那才是低收入居民理想中的住房，穷人也有梦想的权利。

Q：如今看来，我们的政府提供了大量廉租住宅，满足了很多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需求，您当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空间，有什么具体的设计方案？

A：我当时针对廉租住宅部分做了一些设计思考，觉得应满足几个方面的要求。

食寝及公私空间分离：将用餐在内的家庭主要公共活动行为从卧室中分离出来，在廉租住宅中，可以充分考虑时间的因素，把起居、家务活动与用餐、厨房功能重叠，利用各功能对空间使用时间要求的不同将用餐空间、备餐空间、烹饪空间和起居空间组织到一起形成一个真正的多功能厅。

就寝分离：按照一定的年龄标准应为父母、不同性别的小孩以及同性别小孩提供各自的卧室，满足人的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由于廉租住房居民家庭人口偏多而住宅的建筑面积有上限，因而廉租住房必须努力考虑在套型设计上照顾廉租居民“住得下、分得开”的需求，为必须分室居住的居民提供可能性。

工作学习分离：廉租住宅中既要考虑部分家庭在家工作的需要，也要满足部分家庭孩子在家学习的要求。在廉租住宅中，一般的套型尚不具备单独设置学习或工作室的面积，只能考虑一块相对安静和独立的面积。

卫生空间分离：廉租住宅的卫生间设施应与居室完全分离，保证最低的使用需求，空间应合理、清洁、卫生、安全，南方地区有条件时，可考虑结合阳台空间合理分隔洗面、洗澡、便溺、洗衣等四大功能。

综上所述，由于廉租住宅建筑面积标准的严格限制，廉租住宅建筑室内空间分离的基本品质需求，必须考虑在人体工程学、材料工程学以及建筑构造等专业学科的支持下，充分引入“时间维度”的概念，力争在有限的“时空体积”内为廉租住户实现更多的实用功能分离，如合理适用的生理分室、方便实用的储藏空间、安静独立的学习空间等等，力争实现在“四维空间”的概念下实现廉租住宅实体空间的完全利用。

十八梯人的新客厅。 马力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