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变革中的大学战略与规划的重要性

美国的3100 所学院和大学正在经历一场革命。人们通常认为导致这场变革的原因有二：一是大学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二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生育不足”。生育不足造成传统的大学生源数量急剧地、持续地减少，这使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出现生源下降问题。

衰落和破产的幽灵笼罩着高等教育。专家预言，到1995年，美国3100所学院和大学中的10%～30%将会关门或与其他机构合并。在许多学校，人们对即将签署的协议或转让的担心几乎随处可见。

这一时期，每一次大学校长会议都充塞着人们关于学校财务困难、注册学生减少以及学校生存问题的讨论。

成百的学院和一些大学已经接近破产的边沿。威斯康星州的密尔顿学院就是一个例子。［1—2］

美国学院和大学具有依赖性，却是自由的；它们是市场导向的，却不受文化与学术风气的影响。教师是发明家、企业家、知识的传播者和美学家，感性但却如牧师或医生一样又是专业人员。［4］

他们向潜在的学生所传达的信息包括：大学教育是通向个人财富、权力和权势的关键一步；精神修养于一个迅速变化的、走向民主化的社会是有益的；而且大学教育能为人打开一个超越个人家庭、宗教、市镇和父辈职业的、鼓舞人心的新世界。［5］

从1955年到1974年的2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学生数从1955年的250 万人增加到1974年的880 万，20年时间里增长了3 倍多。

为了适应学生人数激增的需要，美国高等教育的物资设施增加了一倍。在这20年时里所修建的校舍比先前200年所修建的还要多。州立师范学院升格为文理学院，私立两年制学院发展成为四年制高校，规模不大的专门化的州立大学成了大型的综合性大学。优秀的私立大学增设了新的研究生教育专业，科学研究的规模增加了三倍。知名的州立大学要么在本地区创办小型分校，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大规模的新的竞争对手出现于本州的其他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形成了，这就是地方资助的两年制社区学院。1955年全国只有约400 所小规模的社区学院，通常是职业导向性的，注册学生32.5 万人，平均每校约800 名学生。到1974年，发展到全国有973 所两年制学院，注册学生达到340 万人，平均每校约3700人。在这20年里，通过每两周建立一所新的两年制社区学院，美国高等教育创造了一种新的学院教育形式。这些学院所注册的学生几乎占到全部高等教育的40%，这至今仍是美国高等教育所独有的。［8—9］

在所有这些变革中，最主要的是上大学的年轻人的数量上升到最高点后，从1978年开始下降。1979～1994年间，美国18 岁人口的数量减少1/4。

在美国高等教育中，预计大学注册学生将急剧减少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历史上美国高等学校的注册学生数也曾经偶尔下降过。高等教育还从来没有需要面对生源持续减少的形势。不仅如此，1961～1975年间人口出生率下降15%，这是美国历史上出生率下降最严重的时期，这一下降比率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衰退时期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比率的两倍。

因此，从财政和人口两方面看，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高等学校必须应对财政的削减和生源的减少，同时，其现行结构和专业教育计划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人们强烈要求学校进行彻底反省和改革。裁撤和重组是学院和大学所面临的两大压力。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人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因素。［12—13］

在一个越来越知识化的社会，学院和大学正在成为每一个社区的中心组织，对于警察、擅长于科学和数学的中学生、音乐家、教师、希望自己开公司的艺术家、准备去国外旅行的家庭来讲，学院和大学都是不可或缺的。［15］

高校应当重新设计其提供教育服务的方式，正如有的已经开始做的那样，以适应其顾客的特性和入学方式上的上述三种主要变化。

几位教育领导者一贯坚持大学教育要回归某种形式的、整合的、宽广与核心相结合的四年课程，他们要求给予学生一种共同的教育，要使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正如耶兹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分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缺少整合的专业化是危险的。

真正需要的是在专业课程中更加重视人文教育，就如英国的艾瑞克·阿什比曾经倡导的，要大力重视概念的组织，即使在汽车机械或加拿大历史这样的课程教学中也不例外。威廉·詹姆士曾经写道：“人的智力生活几乎完全由替代其认知过程的概念化过程所组成，认知过程是其经验之源。

高等教育内部的竞争加剧。在1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并不缺乏竞争。非同寻常的学院和大学的数量促成了这种竞争，就如大学中普遍存在各种竞技运动一样。但是学校之间的竞争已经日益增强，而且未来还将大大加强，这就要求学校应当有新的运行方式和新的管理程序。以下四个领域的竞争表现得尤为激烈。

首先是明显增强的学生的竞争。青年学生的总人数急速下降，而且学术上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的数量从来没有超过同年龄段人口的1/10。［18］

现在有1/3 的高校的录取率超过90%，3/4 的学校超过70%，9/10 的学校将50%以上的申请者录取入学。超过40%的美国大学生所上的学校是他们自己申请的学校，只有8 所学校是1 个招生指标有4 个申请者。

“生存之路现在导向了市场。一场新的学术革命已经来临。”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者至上的漫长时期，这是一个需要学校行为做出许多重大调整的时期。[18—19]

其次是对优秀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师生的竞争加剧。第三，教师聘任方面的竞争将加剧。具有高度创新性、创造性的学者-教师的比例少有超过1/10 的。［20］第四，来自非学院和非大学机构的竞争加剧。

学校必须能够培养更多的能处理许多由计算机所带来的新工作的人才。

工业界，而不是学校，处于该领域研究发现的前沿。［22］

美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更好的规划、战略决策和更明确的变革的时代。这一切的实现要求大学必须有新的方法、结构和态度。尤为重要的是，对于如何治理、管理和领导美国学术机构，必须有一个更加敏锐的、清晰的认识。［35］

对掌权者而言，最需要的是勇气。［53］

管理学是关于组织的研究。［54］

关于学校工作优先性的研究，卫斯理大学各方面的事务都根据主次轻重排了一个序。

这个计划提出了课程、教师休假和学术结构等核心事务的改革问题。［61—62］

美国的大学就像一个遭受外部威胁的关键时刻内部充斥着纷争的部落。“美国的大学已经从黄金时代进入了谋生时代”，“如果我们关心卫斯理大学，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不能无视危机”。［63］

1979年，学校从耶鲁请来了一位规划专家，以帮助学校制订五年计划。该计划于第二年便公布了。1981～1982 学年被确定为“课程年”，每个学院都被要求对它的培养计划开展彻底的分析。学校还为最优秀的学生设立了荣誉学位专业培养计划。［66］

意识到哈特福德大学相对年轻和没有什么名气，校长崔奇登伯格通过引人注目的形象设计，加大了广告宣传和公共关系工作的力度，以便在更大范围扩大影响。［67］

管理包括对形势的理性评估和对目标与目的(将要做什么)的系统选择；系统地制定实现目标的战略；调配所需资源；对为实现目的所要开展的活动进行合理设计、组织、指导和控制；以及对有关人员的激励与奖励。［75］

增长和富足的时期，决策权可能更多地掌握在学术人员手中，财政开支可能更多采取广泛地分散的方式，而在严重匮乏的时期……则常常把更多的权力赋予财务管理人员，大学的决策也随之集权化。

我们有一些教师委员会，它们对学校很有帮助。但有时他们难以看到大学整体的需要，难以理解财务问题和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在这种时候，主要行政人员必须决断。对学校负责的是我们，而不是那些委员会。

在纽约市的洛克菲勒大学，行政事务副校长戴维·里昂声称，他是在其职位上第一个用商业视角看待学校问题的人。［77—78］

管理者必须“慷慨地交流”。高等教育是一项人的事业。［82］

一份有趣的研究发现，外界的刺激和内部教学人员的素质是影响为追求优质教育而进行革新的两个关键因素，其重要性远非给老师更好的资源和更多自由的时间能够相比。研究者认为：革新与其说需要更多的资源，不如说需要能够推动革新的人。大学知名的教授是大学组织充满活力的主要源泉。［83］(www.xing528.com)

一种新的方式正在大学出现。与以往主要通过增加收入来提高质量不同，新方式主要依靠控制、规划、评估和资源重新分配，在有限的财力下增强学校的实力。这种新的管理方式就是把松散的教师集体转变为目标一致的整体，运用更规范的方法作决策，以及更多地依赖制度。

未来正在变的与现在和过去同等重要，管理正在向经营转变。

为增强学校的长期生存能力，大学领导者要较少陷入学校日常运行事务之中，而对未来多些思考和判断。

那些终日忙忙碌碌并耽于做出许多琐碎事务决定的大学校长、副校长和学院院长们，变成了越来越无能的领导，他们懒于或者短视以至于分不清什么是关键的，什么是战略性的，什么是根本的。能干的管理者不作太多的决策。他们集中精力解决重要问题。而重要的决策不外乎就是那些事关长期稳定、公众的支持和学校质量的问题。［86—87］

对于高等教育的环境而言，它已从渴望和支持转变为吹毛求疵和冷酷无情。［89］

在过去的十年里，任何一个组织，都已经认识到了通过战略和规划来取得胜利的必要性。

制定战略就是把你自己的智慧、远见和意志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由外力所掌控，或陷入无序的关注。［101］

战略的起点是对组织有清醒的自我认识。这就是第一次了解你所处的位次，明确你所处的境地，或者你想要实现的境况，并且决定对于组织的健康、成长和品质而言，什么是最关键的。

弄清楚一所学校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况，然后据此分配资源，这是一项艰苦、细致和繁重的工作。［102—103］

安塞尔认为工程教育已变得过于追求学术性和分析性，而非实用创新和以设计为中心。

技术的发展能带来经济的增长。［108—109］

贝拉特学院在1980年圣诞节假期之后，校长被迫成立了一个战略规划小组，该小组由学院10 名最优秀的、由校长选定的教师组成。该小组要解决的问题是，贝拉特学院应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定位以及如何才能达成这一目标。在经过整整一个春天的讨论后，到1981年6月，战略规划小组达成共识：学校应当瘦身。他们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学院，也第一次评价了学院的外部环境，如妇女的教育、竞争对手、学院发展的模式、新技术和继续教育的发展趋势等。并且，他们还认为学院财政可能面临进一步的紧缩，学院甚至存在关闭的可能性。

学院必须停止对那些大而强的大学的模仿，重视那些自己能做并能做到最好的事情，为现有的学生服务，现有的学生中，2/3 的人的学术性口语成绩低于500 分。因此，战略规划小组强烈地建议，应该放弃各系部现有的结构，成立五六个跨学科中心，如艺术、数学和计算机，社会研究、科学、商学和人文学科等。裁撤数学和生物等专业。每个学生应该接受一套核心的实用的技能训练———比如讲话、写作和交流，或者计算机操作、文书和管理，这些技能对于适应正在兴起的人与技术服务相融合的社会大有裨益。[113—114]

史蒂恩是法学院的不动产规划教授，他认为：“在经济紧缩时代，大学要提高教育质量，把握未来学术发展的方向，那么，更加系统地认识自己的周边环境、教育计划以及未来形势是至关重要的。”［115］

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整个学校的发展，而且马格洛校长坚持认为应当以学术战略决定财务和资源分配决策，这样，学校的权力也就牢牢地被学术副校长办公室控制了。

现在，发展的真正敌人是过度的专业化。专业化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过度的专业化反而会使专业化的功能失常。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让人们受到更多的综合思维的教育，看到事物之间更多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认识到现今的决策与未来的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在的各个小的领域与他们所属组织之间的关系。

尽管资源匮乏，但只要我们有综合的、战略的思维，也可以取得进步。专家的特征是他们具有怀疑与忧患意识。而综合思考者的特征则是他们对新趋势的敏感和行动的果敢。在明尼苏达大学，外界的压力与良好的管理已经结为一体，我们的思维也因此而逐步地更加全面和更富有远见。［118—119］

飞行员、运动明星和行政人员都知道，在受控的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训练，是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有上佳表现的唯一途径。

卡内基-梅隆大学需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战略。［119—120］

我们必须以学生和教学计划为中心，这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更新学校的设备。例如，在数学系，原来散漫的数学系被改造成为应用数学系，现位居全国第五名。在心理学系，管理人员决定重点发展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加强计算机应用、学习理论和组织研究。［122］

地理位置、工程学和管理以及研究的传统、申请入学者的家庭背景和实践偏好，以及在计算机科学上率先起步的优势等，几乎奠定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特色，而这也是学校应当孜孜以求的。“我们已把自己改造成为一所专业化的大学”教务长范·霍恩说，“我们教艺术、戏剧和音乐，并且我们的教学是与专业戏剧相联系的。我们现在拥有了国内最好的音乐戏剧专业。

对历史学，我们着重社会史，并开设了一个独特的应用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教育计划。

长期困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问题是：我们有什么优势以及为了地区、国家和自身的利益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这些优势？赛特主张：“战略规划的目标就是为大学确定一个个性化的定位。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学院和大学处于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之中。”［123］

战略规划的关键是使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以某种方法思考问题。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态度，一种普遍的共享的倾向，即重视技术的、以数学为基础的、专业的和实用的教育。它一直在探寻一种方向或新的领域，以使学校在其中确立起全国领先的地位，拥有无可争议的办学质量。［124］

教育学院的教师单纯关注年轻人的教育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还要为各种新的教育形式——日托中心、博物馆、电视台、图书馆、出版机构、公司培训项目等培养专业人才，并为贯彻一个人一生的学习做好准备。［125］

教育学院的城市和少数民族教育研究所，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关于弱势群体问题的研究与咨询中心。学院应该更重视面向未来和市场。［126］

我们当下需要重点考虑的不是根据学院自己的意愿进行内部调整，而是根据教育学院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重组我们自己。外部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市场”世界，它表现为支持学院的研究、发展和服务事业的潜在顾客和机遇。在这个世界里，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我们在教育中所使用的工具和概念都在发生迅速的变化。［127］

由于当代越来越多的疾病是自己造成的（酒精中毒、肥胖症、吸烟、滥用药物、紧张、意外事故及神经官能症等），因此，对人们从态度和行为上进行教育，防止疾病，保持身心健康，将成为教育的重要任务。［128］

学校都在探索一种学术战略，即更清晰地认识自身的教育目标与目的以及为实现目标更好地分配资源的方法。［129］

那些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身上往往表现出自相矛盾的特征，因为他们同时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对自己所描写的时代和环境有着特别深刻的理解。……他们已经发现了其他人只是朦胧感觉到或拒绝承认的真理。乌托邦主义者往往是一些对社会变化趋势有着深刻理解的人，而不像那些实际的问题解决者，只盯着眼前，而对潜在的可能性视而不见。［134］

管理科学有两个源泉：一个是哲学的，另一个是经验主义的。

哲学的基础是圣西门所奠定的。

最新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科学知识将由专家以系统的、合理的方式应用于社会事务的管理。［136］

提倡领导者应该“解决问题而不是追求已知的目标”。

机械模型的动力源于内部，它并不考虑外部因素。但事实表明，组织的变革既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外部因素及其市场的影响，两种影响至少是相当的。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生态学的时代……我们再也不能一厢情愿地用线性的方式谈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及其未来……因为我们周围的事物都是多维的、复杂的和相互作用的。”［146］

设计优于放任自流，思考先于争论，学术创造与学术自由既需要有稳固的明天做保障，也需要有一个富于挑战性的今天。［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