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责任与通识教育目标-《感悟大学：高等教育读书笔记》

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超越了学科的专业技能。通识教育旨在利用大学生的可塑性，鼓励年轻人认识自我，并发现自己的生活道路。通识教育的任务还在于提醒学生：自己应对社会知恩图报，应该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人类谋福利，而不仅仅追求自身的经济富足。［序言1］

大多数学生最需要的不是心理咨询，而是需要有人给他们指明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向。

教育不仅仅是数据、公式、法则、名字和地点的传授。事实上，教育不仅仅是课堂教学。不管学生接受的教育质量如何，当他们在25 周年聚会，再次拿起当年的笔记本时，他们发现那些记录的内容都已经忘记了。学生们更容易记住的是某一名优秀的教师，而不是他当时课堂上讲授的内容。不管如何，校友们还是说他们在学校读书期间得益匪浅。用多明哥斯的话来说，通识教育就是：当你接受了教育，又把当初学到的内容忘记后，最后还剩下的东西。如果以此为标准，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如今大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呢？

18 到22 岁是年轻人在人生发展道路上的特殊阶段。这些年轻人离开家庭，可以开始独立思考问题了。他们已经能够成熟地从独立的生活、新的知识和富有挑战性的观念中获取力量和灵感。理论上讲，大学就是学生开始认识自我、发现生活意义和目标的场所。他们所处的年龄正好是培养责任感的阶段———学生从父母亲的依赖那里独立出来，开始为自我和社会承担责任，年龄在17 岁以下的学生，尚不能适应大学提供的独立的生活，而年龄在二十好几的学生又不能充分利用学校环境，实现自我的重大转变。［序言8—9］

教学：从广泛意义上来说，教学涵盖了大学在本科教育阶段向学生传授的所有课程。课堂是教学的一个方面，但还包括课程目标、课程结构、学生咨询活动以及师生互动。大约每隔25年，大学就会对所有课程进行重新设计，以适应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于是课程改革成为大学教育体现学术发展和社会需要的良机。［导言1］

学生与大学的关系，正逐渐演变为消费者与出售昂贵商品和服务的卖主之间的关系。大学没有负责任地帮助学生茁壮成长。

在大学，纪律制度原本是一种教育工具。［导言4］

美国的将来还是要依靠重点大学高质量的教育，学生们不仅要学习课程内容，而且要学会承担个人和社会责任。现在该问一下：这些重点大学是否在忠实地履行国家赋予他们的职责。［导言16］

大学究竟如何才能给学生带来所谓的“附加值”。给学生带来积极的附加值。

大学课程是学生获得学位而必须参加的一系列学术计划。但它的真正内涵远非一本学生手册里的学分规定那样简单。课程传达的是一所大学对教育本质的诠释，所以，课程改革的决策会引发关于大学教育目标的“战争”。［18］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哈佛就把毕业前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分成核心课程、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三大块。［19］

一段时期以来，大学知识的精深和专业性取代了原先知识的广博性和互通性。(www.xing528.com)

就教育而言，哈佛学院是一所温和、自由的学校。它给从这里毕业的学生留下的财富，可以让他们日后成为受人尊敬和对社会有用的人……事实上，哈佛的教育只是为学生确立了大致的方向，却没有明确的目标。如果四年哈佛教育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那就是：它给学生人生履历留下了一段空白，给学生的心灵留下了一道“水印”……哈佛教给学生的东西并不多（当然也没有教给学生太多太坏的东西），它只是打开了学生的胸襟，让他们没有成见。学生没有记住一大堆事实，却又是“孺子可教”。哈佛毕业生没有强烈的偏见。他们知识积累不多，但其心灵是开放的，他们时刻准备吸收新知识。［27］

真正的问题不是教什么，而是怎么教。

大学应该使学生“广泛涉猎、学有专攻”（a little of everything ，something well）。［29］

通识教育的最佳方式就是培养学生“广泛涉猎、学有专攻”的知识结构。

要有效地传授各学科的基本原理，教师必须具备成熟的心智，眼光要能够超越“树顶”，看见成片的“森林”，并且具有异乎寻常的清晰思维、入木三分的言辞和激情四溢的表达。并不是说有了创造性想象力的教师，就一定具备这些品质。［40］

18 到22 岁这段时间，正是学生理解那些把自我和周围人们及先人联系起来的价值观的最佳时机。［38］

公民社会需要不同背景的人们具有共享的价值观。

通识课程的本意是为了传授共同的价值观。

通识教育应该设法找到“一个能统揽全局的逻辑体系，一种强有力的认识架构……足以为整个教育制度提供目标和指引”。“这种逻辑体系还应该融合美国精神的元素，特别是那种虽然追求各异却依然精诚合作的精神——也就是说，相信人类精神的价值和意义不随人们理解的不同而有差异。”［44—45］

现在实施通识教育课程时，大家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了：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47］

如果校长不能对课程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那么学院的教授也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果大学领导人自己不能明辨方向和目标，那么伟大的课程就不可能诞生于官僚人员的只言片语或者教授们喋喋不休的争论中。［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