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悖论-现代性品质特征及分化的严重后果

现代雕塑创作上的“物性凸显”现象，社会各个领域犹如洪水般奔涌的感性解放潮流，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审美化、审美泛化，以及诸领域界限的消失，如同波德里亚所言，“每件事情都是审美，每件事情都是政治，每件事情都是性”^[1]，这便是理论研究者所指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那么，这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或者说感性、审美等诸领域的扩张，它们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出现的根源是什么？面对这一疑问，就不得不回到一个无法避开且非常严肃的论题，即现代性。

要了解“现代性”，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现代’”。学者刘小枫认为，无论是在西语还是汉语思想中，“现代”的语义内涵总是相对于“古代”来说的。“现代”与“古代”“构成了一种生存性的张力”^[2]。但是，“这种张力首先不是一种年代学的时间对比，而是生存样式和品质的对比”。^[3]从刘小枫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前后概念，不是时间顺序上对于古代的延伸，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的“生存样式和品质”。这种“生存样式和品质”体现在社会和思想结构的方方面面，并最终锐化为“现代性”这一现代所独有的品质特征。自十六世纪西方现代社会发轫以来，关于现代性的论述有很多，如西美尔从“现代学”、马克思从“现代人”等作为切入点对现代性的相关论述。但他们大都认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独有的一种品质特征。

关于现代性品质特征的论述，国内学者刘小枫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刘小枫对现代性品质特征有如下描述，他认为现代性的品质特征有这样五个标志：“政治上的民族主权国家，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经营，法权上的世俗——人本自然法，知识学上的意识历史化原则，精神上（艺术、哲学、道德、宗教）的非理性个体化”^[4]，这便是刘小枫所说的现代社会现代性品质结构的标志。如果进一步追问下去，现代性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状况？就不得不涉及现代社会的立法原则了。这里的立法原则并不是狭义的法律上的立法原则，而是广泛性的，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包括知识、行为、价值等的立法原则。关于立法原则的讨论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内容。从康德、黑格尔、卢梭、洛克，一直到西方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对现代立法原则的讨论从未断绝且层出不穷，这些统统体现在他们的理论著作——如康德的“三大批判”^[5]、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当中。这些都是从文献上讲的，但是现代社会的立法原则或者说现代性根本的立法原则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刘小枫说的——“神义论向人义论转变”^[6]。而这样一种转变包含的是与古代社会原则与信念截然不同的现代社会原则、社会信念。

“神义论”是说以神为社会立法的根据，在“神义论”中，“上帝是‘绝对的力量’（potentia absoluta），具有无限的意志力和至上的任意自由”，而“人的生存旨趣在上帝创世的计划中已被设定了”^[7]。因此，可以说，神义论是以信仰的方式来对社会进行立法的，整个社会的价值、制度、知识、思想，所有的一切，它们的合法性根据都是信仰。而信仰本身是一个非理性的事情，它是一种混沌的整合状态。在古代社会，信仰价值是最高价值，一切世俗的社会价值都是因为分有了信仰价值才具有自身的价值。因此，在信仰为人立法的时代，社会是一个整体，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它们是不分的，是模糊的、混沌的，它们统一整合在信仰状态之中。在以信仰为立法根据的时代：首先，社会精神是高度统一的，文化没有发生分裂，审美与信仰、艺术与信仰、科学与信仰是统合在一起的；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觉得自我人生的安顿是有依托的。“然而，一旦上帝的绝对意志被推向极端，走向反面——成为‘隐匿的上帝’（晚期中世纪神秘主义的主要命题），人就被迫要建构一个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世界结构”^[8]，而这就是人义论。以人为社会立法的根据，除了人自身之外没有别的根据可以借用，而以人为立法根据的核心便是理性，即主体性。这也正是启蒙思想家康德、伏尔泰、卢梭所说的唤起每个人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的核心便是批判。因此，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体在看待现代事物时就不能盲从，要对一切对象、事物进行严格的审视和批判。正因为如此，人才从神、自然的混沌状态中分化出来。人以理性的方式为自己立法，其本身就意味着，一切合法制度（权利、价值、真理）都必须经过理性法庭的审判，理性的批判检验是决定一切事物合法性、合理性的根据。而这样一种启蒙理性的要求打倒一切权威与迷信，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现代原则。人如何以理性为自身立法？这里出现了主体哲学。诚如康德的“三大批判”所呈现的，认知、实践、审美都在寻找自身成立的合法性根据，不仅是作为概念理解的认知判断和感性肯定的审美判断，社会各个领域也都在其内部寻求自身成立的合法性。综上而言，可以看出现代立法与传统立法完全不同，现代立法根据是经过严格的理性分析批判的，从领域内部的内在品质、内在本质中去立法，与神义论的以神为人立法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一种理性为人立法的方式，不仅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构成原则，而且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文化风貌。它使科学知识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准知识与真理信念，使信仰的地位一落千丈；它使政治、法律、道德符合人自身的内在规定；它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它使审美摆脱一切外在束缚，可以更为广阔地展开。这样，人义论以理性为立法根据的精神就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而这样的展开，便是我们所称的启蒙现代性，即理性。(www.xing528.com)

启蒙现代性在带来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合理化和合法化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分化，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的悖论。分化是现代性展开的严重后果。在康德时期，由于现代性正处于上升期，启蒙思想家包括康德、洛克、卢梭等并未注意到这一后果。而首先注意到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的人，是黑格尔。黑格尔在仔细地思考立法，反思康德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信仰失落后各个领域的分化现象。每个领域的合法性都必须在自身领域的内部去探寻，各个领域的立法根据是内在于领域自身的，也就是说它的立法根据是不能用于其他领域的。例如，实践领域的法则不能用于审美领域或认知领域，它只有在自身领域内才是有效的。这样的后果，便是各个领域自行其是。而各个领域又分为各种小的领域，它们也具有各自的立法根据。如此划分下去，便形成了社会中细密的专门化分工。社会分为越来越多的专业门类，它祛除了盲目的混乱，形成了社会生产、交流与研究的高效率。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提高，社会制度文明也越来越复杂，各个领域不断膨胀，突飞猛进，满足了人们各个方面的需要，也扩展了人们生活的丰富度。但是它也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无限膨胀与庞大，导致了现代人的压抑，造成了人自身生活的分裂。黑格尔说：“理性化就是分化，分化就是分裂，分化就是人类整体性的分裂。”^[9]尼采则说：“上帝死了”。^[10]理性化就是分化，分化就是分裂，分裂就是各个领域自行其是以及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冲突，这便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的悖论。

但是人是一个整体，社会也是一个整体，自然也是一个整体，在发生分化之后，原来社会的统合性就分裂了。首先，人自身分裂了。人作为一个知、情、意的整体，在现代社会，就必须要分化，要以理性来约束自己，将原本整体性的、丰富的人置于一个狭小的领域，成为某领域的专家。而“专家”是人的丰富度被极度地压缩、扭曲与片面化的产物，这种压缩、扭曲与片面化使人成为畸形的人，成为某个专业领域的工具，成为马尔库塞口中的“单向度的人”^[11]，这样，现代性的分化成为现代社会的理性统治者，即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性化的铁笼”^[12]。其次，就是人与他人之间的分裂。由于每个人都以理性为自身立法，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认同也就找不到了。原来是信仰认同，那么在现代社会信仰认同消失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相互认同的根据又是什么？这便造成了人们生存意义的失落。最后是人与自然的分裂。当人以理性的方式去改造自然的时候，原始的人与自然混沌一体的状态便完全解体了。人们千方百计地去研究、利用、改造自然导致了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关于技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他的《演讲与论文集》中的《技术的追问》中有详尽的论述，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工具，工具性并不是技术的根本特征，“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但是这种解蔽并不把自身展开于ποιησζ意义上的产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13]。因此，海德格尔说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技术统治，即以技术的操作方式和技术的眼光来对待和观看一切对象，这便注定了“我”与对象的遭遇是功能性的，即它对“我”有什么用，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也成了人面对世界的基础关系“座架”。最终作为人类生存的自然界便成为功能的堆积。

对于艺术领域来说，启蒙现代性出现，使艺术终于摆脱了宗教、信仰、神权等外在内容的控制，走向自身。艺术确立自身合法性的根据不是由一个外在的统合性的东西规定和赋予的，而是将其自身作为一个主体，在内部寻找自身得以存在的根据。这就是刘小枫说的“非理性个体化”^[14]，也是所谓的“感性冲动造反逻各斯”。因此，艺术在确立自身之后，艺术领域的各个门类也要为自己立法，寻找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对此，格林伯格和弗雷德都有阐述。格林伯格认为绘画的平面性与雕塑的三维性是“艺术不可还原的本质”^[15]，弗雷德也说各门类艺术“有构成它们各自本质的惯例”^[16]。正如格林伯格所言，此时，“雕塑最后徘徊在‘纯粹’建筑的边缘，而绘画，已被从虚幻的深度中推上来”^[17]。然而，启蒙现代性的理性化在形成各领域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同时，也造成了整体性的分化，社会各个领域的自行其是，这便是现代性的悖谬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