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文与风俗相表里”
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与民风、士风极有关系，用陈銮（1786—1839）在苏州《正谊书院课选》序中的话说，就是“人文与风俗相表里”[181]。书院之兴，课艺之盛，得益于当地风俗的醇美。北宋王安石《慈溪县学记》曾经称道慈溪这个地方，是“小邑，无珎产淫货”，故而“其俗一而不杂”[182]。道光元年（1821）慈溪知县徐云笈序《德润书院课艺》，称引王安石旧说，并指出本地“今则人民繁富，物产滋丰，大非昔比，独士风之美茂，仍不失其旧，且蒸蒸乎日上焉”。正因如此，书院课艺“仪轨先民，根枑经籍”，彬彬之盛“其来有自也”[183]。
良好风俗与教育养成往往互为因果。张预（1840—1910）曾任湖南学政，他在《研经书院课集》序中就说：“吾闻衡山地险民悍，讼盗繁兴，言治者率以兴学为未暇。”光绪十九年（1893）研经书院建成，设立之意，在于“使阖邑之士皆知向学，即可令阖邑之民皆不为非，其用意当不仅以掇巍科、工述作为一二高材生期望。而此集之刻，犹此意也”[184]。这种将“正士习、移民俗”视为更高目标的指向，在课艺序言中比比皆是。诸如“以学养并优之诣，成体用兼备之才，则五琅灵淑所钟，岂仅科名鼎盛而已”[185]，“逢掖之徒，怀文抱质，不独发策决科”[186]云云，与“道本文末”“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等儒家理念若合符节。
（二）推尊乡贤与文脉传承
课艺序言推举前贤，意在为书院士子树立典范。有少数序言不著意乡贤，如天津《会文书院课艺初刻》如山序，罗列本朝制艺名家，包括柏乡魏裔介、蔚州魏象枢、安溪李光地、睢州汤斌、平湖陆陇其，以及桐城方氏、金坛王氏、宜兴储氏，包罗颇广；更多的序言则注重推举乡贤，以突出一地学脉或文脉的传承。
杭州《诂经精舍文集》许宗彦序，称道国初经学黄宗羲、胡渭、万斯大，史学万斯同、吴任臣，算学袁士龙、徐善，诗古文张贲、朱彝尊、姜宸英、查慎行，“并流美方来，希风曩哲”。继之者全祖望、吴廷华、杭世骏诸先生，“咸方闻博物，著述垂范”[187]，皆是浙江一省之名家；苏州《正谊书院小课》朱珔序，提倡“解经者务平昔观汉唐注疏，兼采他家之说，寻彼门径，渐臻于淹贯”，所列苏城惠氏、江声、余萧客，昆山顾炎武，吴江朱鹤龄、陈启源，常熟严虞惇、陈祖范[188]，都是苏州一府之鸿儒；苏州《学古堂日记》雷浚序，所列宋翔凤、顾广圻、陈奂、吴钟骏、冯桂芬，皆为“浚所及见”者。范围或有不同，但都是晚近乡贤。
又有些课艺序言，推举乡贤，不囿于本朝名流，而上溯汉唐。广州《学海堂集》阮元序云：“岭南学术，首开两汉。著作始于孝元，治经肇于黄、董。”[189]西安《关中书院课艺》叶伯英序云：“关中为丰镐旧都，士习朴茂，汉唐以来，名儒辈出。”[190]成都《尊经书院初集》王祖源序云：“夫蜀学之兴，肇端文翁。”[191]厦门《玉屏课艺》曾兆鳌序云：“厦自薛珍君、陈希儒以文学崛起一隅。”[192]如此这般，一路演绎，直至当代，建构起一地绵延不绝的学脉、文脉。
“人才与时为变迁，不因地为优劣。”[193]推举乡贤，无论是本朝的，还是古代的，对于书院士子而言，具有一种距离上的亲近感，以及更直接的激励意义。“撰述遗编，昭然具列，沉潜研究，轨辙当易循。惟勤斯奋，何遽远逊先达！”[194]“诸君其益进而不已，蕲至古之立言者，以称吾师教育盛心，庶几国初前辈之风复见今日，山川灵淑所泄，其在斯乎，其在斯乎！”[195]“夫豪杰百世犹兴，况去大贤之世若此其未远耶！后生小子有能不囿流俗、闻风兴起者，又岂仅以区区文艺见哉！诸生勉旃。”[196]读序至此，书院诸生怎会不起而奋发，追步乡贤！
（三）考课文体和文学流派
树立什么类型的乡贤典范，与书院考课的内容相关。诂经精舍不去推举制艺高手，紫阳书院也不会标榜汉学名家。不过某些“身兼数艺”者，可以成为共同的榜样。杭州《敬修堂词赋课钞》胡敬序，论证举业与词赋的关系，即以国初十子、杭世骏、厉鹗、袁枚、陈兆仑、吴锡麒为例：(www.xing528.com)
吾乡杰岀之彦，无论国初十子，即近若杭堇浦、厉樊榭两先生，未尝不咏槐黄、赋计偕，何著作如是之卓荦耶？且如袁简斋大令、陈句山太仆、吴谷人祭酒，未尝不工制艺，何诗古文辞如是之宏丽而淹雅耶？[197]
举业与词赋并不妨碍，有各位乡贤为证。这种激励和感奋切切实实，诸生易于取径。
笔者所见课艺序言，提及地方文学流派的，只有松江云间书院的总集。《云间小课》练廷璜序云：“松之文辞，自前明陈忠裕以来，所谓云间派者，以瑰奇伟丽胜。”[198]《云间书院古学课艺》吴锡麒序云：“云间自陈黄门以诗古文提唱，后学辑《壬申文选》，皆群萃州处之产。清铿藻丽，震耀一时。天下翕然宗之，于是有云间派之目。”[199]而《云间求忠课艺合刊》薛焕序，对云间派论述稍多，可视作简短史论：
一艺而以地名称者，必能造乎其极也。制艺始于前明，而云间一派，与江右并立。大樽、彝仲辈，沉博绝丽，含英咀华，视章、罗之以清峭镵刻胜者，咸能各追其独得之境。正如诗之西昆、江西，可以互相嗤而不可互相废也。国朝之初，一道同风，名家森列。其时工斯体者，率和会于两派之间，意在取其长而弃其短。然惜抱姚氏谓不能追极前人高境，亦在是焉。岂非孤诣之足贵与？……窃见道光中士之为制艺者，竞以滔滔清辩为尚，沿袭之久，或趋剽滑。持衡者惩其流弊，渐以秾丽矫之。近则承学之士，多有效为尤王体者。尤王固沿云间之派而扬其波者也，不善学之，亦流为伪体。诚由声律排比之中，蕲臻乎沈郁苍凉之境，则或源或委，必有能辨之者矣。若夫钱鹤滩、董思白诸公，旨清思远，所托尤尊，则又在风气未开之先者。乡型俱在，诸生知所取法乎？[200]
明末八股文流派影响最大者，一是江西派，以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艾南英为代表；一是云间派，主要人物是陈子龙、夏允彝。此外还有一个与云间派稍近的娄东派。大致而言，江西派长于义理，云间派重在辞藻。迨至清初，江西、云间颇有调和之象，姚鼐即云：“本朝之文，意在和合江西、云间二者之间，其所以不逮前人者亦在此。”[201]尤王派是云间派的后续，代表人物为尤侗和王广心，在嘉庆、道光间很受推崇。“年少聪颖之徒，费数月之功，即能得其形似，场屋中亦易以悦目，几成捷径。其实则但以字面涂泽，岂真有经籍之光哉！”[202]有鉴于此，薛焕通过梳理、评论本地八股文源流，并特举钱福（鹤滩）、董其昌（思白）二家，为诸生指点门径，明示典范。
（四）“前人之流风余韵”
一地当得起“人文渊薮”之称，还有一个表现：虽经灾乱，仍能较快恢复元气。咸丰间东南地区迭遭兵燹，书院毁损极为严重。同治以后，渐次兴复，部分书院能够重现当年“喁喁向学”[203]之貌。课艺序言总结其原因，一是官员和乡绅“加意乐育，以振兴文教为己任”[204]，再有一点就是文化根基未断，方能赓续学脉、文脉。
兵燹之后，杭州诂经精舍于同治六年（1867）编刊近两年课艺，凡辞赋三卷两百零五篇，经解两卷三十七篇。巡抚马新贻（1821—1870）序云：“浙东西人文渊薮，虽遭兵火，而讲院既兴，学者弥盛，阅时既久，作者如林。”[205]同治八年（1869），薛时雨掌教江宁尊经书院。此前江南胜地“洊经寇乱，凋谢殆尽”，所幸戡定之初，朝廷“举科场，修学校，中兴文教，穆然有投戈讲艺之风。然后书院以次复，都人士稍稍来集，争自濯磨，曾未五年，而金陵文物，称重江南”[206]。常州旧称毗陵，“为江左文物之邦，人才蔚起，冠绝当时。自咸丰初，迭遭兵燹，所在残破，流离转徙，不获安居。操觚之士，浸以荒废者有之。”同治十二年（1873），谭钧培（1829—1894）任常州知府，其时距收复已近十年。他下车观风，发现“其才情横溢、见地开拓者，颇不乏人，于是知前人之流风余韵为未泯也”[207]。所谓“前人之流风余韵”，正是文化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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