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文献研究-考课内容与选择标准解析

作为一种通称，经史词章又称“古学”（相对“时文”而言），其内涵大抵对应经史子集这四部之学。收录经史词章的课艺总集，有时文书院的小课专集，也有时文、小课的合集，还有古学书院的总集。有些书院在编刊课艺总集时，对所选作品做了分类，并在目录中予以标注。兹就目录有标注者举例如下，以见其概。

续表

以八股文为主体的总集，如顺天《金台书院课士录》；以新学、西学为主体的总集，如上海《格致书院课艺》，不收经史词章，故不在上表举例之列。收录经史词章的总集，有些没有在目录中标注分类，也未予列示。（事实上其文体基本上不出上表范围，如成都尊经书院《蜀秀集》，涉及的文体有经解、考、辨、说、跋、论、书后、赞、序、赋、古近体诗等。）另有赋集，如《关中书院赋》（道光二十八年刻本）、苏州《正谊书院赋选》（光绪三年刻本）、江宁《金陵惜阴书舍赋钞》（同治十二年刻本）、《惜阴书院赋课择抄目录甲部》（南京图书馆藏抄本）、《奎光书院赋钞》（光绪十九年刻本），因文体单一，也未列示。大抵而言，书院课艺总集所收经史词章的内容和文体构成，上表具有代表性。^[147]

综观上表，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印象。一是有的书院的考课内容，前后发生过变化。如苏州正谊书院，本为时文书院，月课八股文、试帖诗之外，以经史词章为小课。书院选刊过时文课艺总集凡四编，刻于道光十四年（1834）至十八年（1838）。又刻有小课课艺总集，即上表“小课专集”第一例。咸丰十年（1860）正谊书院毁于兵燹，同治间重建，改为古学书院。于光绪二年（1876）至二十年（1894），刻有课艺总集凡三集，所以上表中的《正谊书院课选二集》，属于“古学书院课艺总集”。

二是目录中的分类，各总集之间并无统一标准。有的按内容分，如衡阳《船山书院课艺》；有的按文体分，如扬州《安定书院小课二集》；有的内容、文体混杂，如昆明《经正书院课艺三集》。就文体而言，有的标注很细，如江宁《惜阴书院西斋课艺》，诗分乐府、五古、七古等，文分表、启、颂等；有的标注则比较宏观，如杭州《学海堂课艺三编》，“杂体”实际上包括论、疏、考、颂、序、策、铭、记、赞，“诗赋”包括律赋、试帖、五古、七古、七律、七绝、七排；杭州《东城讲舍课艺续编》，“杂著”包括传、记、跋、箴、赞、祭文、书后等。

三是各书院的考课重点有所不同，这在古学书院课艺总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的偏重经学，如杭州《诂经精舍八集》十二卷，前九卷皆是经解训诂之作。这与诂经精舍“专试经解与碑版、考证诸作，即诗赋录取亦不多”（《诂经精舍续集》胡敬序，道光二十二年刻本），“课士首重经解，兼及策论、诗赋、杂文”（《诂经精舍三集》马新贻序）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有的偏重词赋，如江宁《惜阴书院西斋课艺》八卷，以词章之学为主，单赋就占了六卷。这与惜阴书院的风气有关，“文毅（陶澍——引者注）创设始意，虽以讲习经史为主，而主斯席者，率偏重词赋”（《惜阴书院课艺》褚成博序，光绪二十七年刻本）。今存惜阴书院课艺总集六种，都是如此。（另外五种是：《惜阴书舍课艺》，道光二十八年课艺，刻年不详；《金陵惜阴书舍赋钞》，同治十二年刻本；《惜阴书院东斋课艺》，光绪四年刻本；《惜阴书院课艺》，光绪二十七年刻本；《惜阴书院赋课择抄目录甲部》，南京图书馆藏抄本。）至于《上海求志书院课艺》、宁波《辨志文会课艺初集》，这两所书院分斋课士，各为重点，选刊课艺总集时也据此编排。

清代八股文的衡文标准是“清真雅正”，书院考课八股文自然也以此为风向标^[148]。而考课经史词章如何衡文，我们可以从课艺总集的选文标准获知一二。总体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www.xing528.com)

其一，“其制不同，要在各当体裁”（《娄东书院小课》庄东来序，道光九年刻本）。课艺编者对于不同文体的课艺作品，有不同的评判标尺。扬州安定书院山长周顼（1797—1886）编选小课集时，他对所选之作的评价是：“集中解经论史，根据确凿，断制谨严，洵非从笺注家抄袭得之者。赋则敛才就范，多铿然有唐音。古近体诗亦多以神味擅场，非浪骋才华可比。”（《安定书院小课二集》周顼序，光绪十三年刻本）四川布政使易佩绅（1826—1906）序成都《尊经书院初集》，称道集中“说经之文必依古法，其他词赋亦皆言之有物，盖妙乎言语，通乎政事，而不悖乎德行者”（光绪十年刻本）。浙江巡抚廖寿丰（1836—1901）序《诂经精舍七集》也说：“集中经解诸作类能穿穴经义，爬罗剔抉，曲畅旁通；诗赋亦藻采彬蔚，斐然可观。”（光绪二十一年刻本）宁波崇实书院山长陆廷黻（1835—1921）回忆曾经校士陇中的情形：“于制艺则取其清真雅正而深于理法者，于经文则取其朴茂渊懿而精于训诂者，于策文则取其周给敏辨而切于时务者，论取其纵横驰骤而不轶于法度也，疏取其旁通曲畅而不暗于事理也，诗赋取其绮丽浓缛而不背于格律也。”（《崇实书院课艺》陆廷黻序，光绪二十一年刻本）这种分体言说的方式，与古代文论中“文各有体，得体为佳”的观念是一致的。

为文论家所重的辨体意识，旨在区分源流正变，规范创作疆域。而刘瑞芬（1827—1892）的“才力有限”之说，尤值得注意。刘氏时任苏松太道，他序上海《蕊珠书院课艺》有云：“夫文，无所谓古今也，得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艺皆可一贯；不得其当，即一艺亦难名家。第人之才力，各有所限。工帖括者或拙于声律，讲声律者或短于训诂。春华秋实，鲜克兼之。故于四书文，观其法之正而理之醇也；于经义，观其才之博而说之精也；于诗赋，观其研练之纯而庄雅合度也。不拘一格，不尚兼长，要归于有质有文，相寻根柢，咸知读书稽古之足贵，而空谈浅陋之无益。”（光绪十年刻本）虽然古人也说过：“唯通才能备其体。”^[149]“属文之体，鲜能周备”，“深乎文者，兼而善之。”^[150]刘氏此处强调“人之才力，各有所限”，对于尚在写作初级阶段的书院生徒而言，更有实际针对性。

不过，虽然“文各有体”，但又有一贯之理。无论是时文书院的小课，还是追步学海堂、诂经精舍的古学书院，都以突破“时文”“俗学”的藩篱为意旨，因此推崇“古学”“古法”“古体”成为主导趋向。《诂经精舍五集》俞樾序称诂经精舍“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多收古体，不涉时趋”（光绪九年刻本）。《诂经精舍六集》序又云：“夫诂经精舍所课者，古学也。余所选经解诗赋，皆求合乎古，而不求合乎今。”（光绪十一年刻本）崇古的要义，还在于返诸身心。四川总督丁宝桢（1820—1886）在成都尊经书院课士，他训勉诸生有云：“生等解经，贵求心得，必得于心而后能有合于古，有合于古而后能有益于身。”（《尊经书院初集》丁宝桢序，光绪十年刻本）崇古而不泥古，强调言之有物，自抒心得，这与俞樾反对“罗列前人成说以眩阅者之目”的“场屋中之经解”，而推崇“每遇一题必有独得之见”的“著述家之经解”（《诂经精舍五集》俞樾序，光绪九年刻本），其内在理路是一致的。

其二，“清真雅正”也是经史词章的重要指归。扬州安定书院山长钱振伦解释小课的选文原则有云：“兹所选录，但就各体之中，择其雅驯合法者登之，冀不戾于文达之指，俾知功令所以取士，不离乎此；书院所以课士，亦不外乎此。其文半皆工时文者所为。若徒以不作时文，遂侈然以为名山之绝业，则今之游士夫人能之，无俟余扬其波矣。”（《安定书院小课二集》钱振伦序，光绪十三年刻本）浙江学政张沄卿（1819—1883）为上虞《经正书院小课》作序，回忆早年经历有云：“道光年予三兄逊侯先生出宰是邑，履任者再，拊循之暇，以诗古文词课邑之秀士。予时得从兄获睹课艺，其前列者华而不靡，清而仍绮，窃叹斯邑文风之犹及于古也。”（光绪七年刻本）成都尊经书院山长伍肇龄也强调：“夫治经必精求古义，靳温故而知新；立言贵乎雅驯，乃虽多而不厌。”（《尊经书院二集》伍肇龄序，光绪十七年刻本）凡此种种，可见书院考课经史词章，与八股文实有相通之处。张之洞（1837—1909）在《轩语》中论“清真雅正”的含义，特别指出：“不惟制义，即诗古文辞，岂能有外于此？”^[151]前引课艺序言，即可视为这句话的注解。

“清真雅正”本身是官方意志的体现，书院考课向之看齐，反映了书院的学术、文学与科举目标的合流。由此也可以理解，书院词赋为何特重“馆阁体”。浙江学政杜堮（1764—1858）序杭州《紫阳书院课余选》有云：“予惟当代之词赋，必以馆阁为宗。”（道光四年刻本）胡敬掌教杭州崇文书院，正课外加以词赋。对于词赋创作，胡敬也有着切身体会。在《敬修堂词赋课钞》序中，他说起幼时见先父和同里耆宿吴颖芳、汪沆、魏之琇、何琪、奚冈诸老辈，纵谈风雅，心窃向往。通籍以后，安砚于协办大学士英和（1771—1840）宅，其地距吏部尚书刘镮之（？—1821）宅不远。两家本世交，居又近，每有章奏，辄命胡敬起草。体裁掌故，必先明晰指示。胡敬由此知道：“台阁结撰，虽视山林异派，而清丽渊雅，理可相参。”（道光二十二年刻本）浙江巡抚富呢扬阿（1789—1845）序《敬修堂词赋课钞》，就指出：“（胡敬）正课之暇，辄用诗赋试士，盖所以导其性情，博其旨趣，使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道光二十二年刻本）“鸣国家之盛”，正是书院课士的高层次目标。

而诸生的练笔实践，与衡文标准存在差距，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即使是优中选优的课艺总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一点，总集序跋并不讳言。杭州《紫阳书院课余选》杜堮序谓集中“才过其理，华揜其实，盖时有焉”（道光四年刻本），《诂经精舍续集》胡敬序称“诸生说经未尽湛深，属辞亦未免过于驰骋，去古尚远”（道光二十二年刻本），武昌《经心书院集》左绍佐序也说“其间体例，时有得失，未能尽为是正。院中书籍，间有未备，考一事或不能竟其端委”（光绪十四年刻本）。总集选编者大多抱着“与过而削之，不若过而存之”（《南菁文钞三集》丁立钧序，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姑仍之以存其本色”（《蜀秀集》张选青题识，光绪五年刻本）的态度，同时相信“从此加勉，可望有成”（《诂经精舍续集》胡敬序，道光二十二年刻本），“要俟数年归于醇茂”（《经心书院集》左绍佐序，光绪十四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