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表周期
清代书院考课兴盛，课艺总集的稿源相当充足，往往“戢戢如束笋”[77]。如果选刊不及时，势必积压大量课艺。《正谊书院课选》（苏州）收录同治四年（1865）至六年（1867）课艺，刊于光绪二年（1876），已经相当滞后。光绪八年（1882）蒋德馨（1810—1893）谋刊《正谊书院课选二集》时，书院所存课艺已是“卷帙山积，插架连屋，间有虫侵鼠啮，简断篇残，未经厘订”。蒋氏“续加遴选，历年既多，架构林立，如泛珠湖而游玉海，美不胜收。虽博观约取，不无割爱，而媕雅之材，拔十得五，计所裒辑，已不下数十万言。若一旦全行付梓，不但排比烦冗，即剞劂亦未易蒇事。乃依初刻之例，仍以三年为一集。”[78]所收即为同治七年（1868）至九年（1870）课艺。而其刊行在光绪八年（1882），相隔十余年，发表周期颇为漫长。
不过，多数课艺总集的发表周期没有这么长。《紫阳书院课余选》（杭州）收录道光二十三（1843）年课艺，刊于二十四年（1844）；《崇文书院课艺》（杭州）收录同治四年（1865）至六年（1867）课艺，六年（1867）冬月开雕，七年（1868）四月讫工；《东城讲舍课艺》（杭州）收录同治四年（1865）至七年（1868）课艺，八年（1869）季春付雕；《游文书院课艺》（常熟）收录同治十年（1871）、十一年（1872）课艺，十三年（1874）开雕；《姚江龙山课艺初刻》（余姚）收录光绪十七年（1891）、十八年（1892）课艺，十九年（1893）开雕；《续刊经训书院课艺》（南昌）收录光绪十四年（1888）至十六年（1890）年课艺，十九年（1893）仲冬开雕；《经训书院课艺三集》（南昌）收录光绪十八年（1892）、十九年（1893）年课艺，二十二年（1896）年孟夏开雕。综合来看，一年至五年，是较为常见的发表周期。
（二）用稿率
并非所有生徒的课艺都能够收入总集。有的属于“自然淘汰”，如《诂经精舍续集》（杭州）选刊之时，“年来所课卷，已散佚不全”[79]；《诂经精舍七集》（杭州）距离《诂经精舍六集》之刊已有十年，“课卷丛残，仅存大半”[80]；光绪七年（1881）曾兆鳌（1816—1883）选刊《玉屏课艺》（厦门），其时他“司玉屏讲席十有八年于兹矣”，“客秋山居多暇，聚旧课将录而梓之，而庚午（1870）以前存者寥寥”[81]；《当湖书院课艺二编》（嘉定）选刊之时，距离初编已有二十年，“积之既久，间或散佚，计所存仅十之六七”[82]。
有幸存留的课艺，也未必都能入选总集。编选者往往“择尤甄录”，故而由于“集隘，不能多载，遗珠之惜，诚所难免”。[83]至于用稿率，有些总集的序言已经明言。《敬修堂词赋课钞》（杭州崇文书院）胡敬序：“积时既久，散佚颇多，姑即所存，汰其繁芜，抉其瑕类，十取一二，合前刻成十有六卷。”[84]《羊城课艺》（广州）陈其锟序：“乃裦历岁所积，课艺盈千，删繁汰冗，得百十首付梓，以诏来兹。”[85]《钟山书院课艺初选》（江宁）孙锵鸣序：“尽发府署所存前列卷二千余篇，博观约取，又得二百八十余篇，为《续选》。”[86]可知这些总集的用稿率在10%～20%。
还有些总集，结合序言和选录情况，也可知其用稿率。《黄州课士录》（黄州经古书院）周锡恩序：“自庚寅（1890）夏迄辛卯（1891）春，诸生课作，千有余篇。兹择其尤雅，刊若干卷。”[87]是集共收两百零三篇，用稿率约为20%。《丰山书院课艺》（香山）黄绍昌序：“计岁中阅时艺一千九百余首，经说、史论、骈散文、诗赋八百余首。明府谓宜择其尤雅者，刻为课艺。乃选时艺若干首，呈明府裁定，付之剞劂，而古学别为一编。”[88]笔者所见是集皆时艺，凡二卷六十六篇。序中所云古学一编，未见。推算起来，时艺的用稿率尚不足3.5%。
又有少数总集，可知其作者入选的概率。《尊经书院课艺》（江宁）薛时雨序：“岁在己巳（1869），时雨以谷山制府聘，承乏尊经书院。院中士肄业者两百人有奇，视承平时已减。”“起乙丑（1865）二月，迄己巳（1869）十二月，积一百余课，存文若干首。”[89]此书南京图书馆藏本仅一册，国家图书馆藏本六册，系全本。据全本，凡制艺一百六十一篇，作者三十八人。两百多人中，仅三十八人有课艺入选，亦可见发表之不易。
（三）用稿标准
清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是八股文，其衡文标准叫做“清真雅正”。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课艺总集，其选文亦以“有利于场屋”[90]为目标，故而“清真雅正”自然成为去取标准。序言或凡例中往往明言，例如：(www.xing528.com)
文取清真雅正。[91]
每课一艺，必以能融会圣贤立言之旨为宗。至文之清奇浓淡，苟不诡于正，有长必录。[92]
择其尤者一百七十篇，皆理法清真而有书卷议论者。[93]
汇三年内官师课卷，择其理法双清、华实并茂者录之。[94]
以经史词章为主要内容的课艺总集，则另有取舍标准。《学古堂日记》（苏州）吴履刚跋：“贵筑黄公昔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其为教也，大约校勘必致精，纂录必举要，考据务详碻而惩武断，义理尚平实而耻空谭，条贯本末，兼综汉宋，实事求是，期于心得，以上企孟氏详说反约、孔门博文约礼之训。”[95]《南菁讲舍文集》（江阴）黄以周序：“凡文之不关经传子史者，黜不庸；论之不关世道人心者，黜不庸；好以新奇之说、苛刻之见自炫，而有乖经史本文事实者，黜不庸。”[96]科举导向和学术追求，在不同的课艺总集中各有体现。
（四）“关系稿”
胡敬（1769—1845）主讲杭州崇文书院，选编《敬修堂词赋课钞》，收录董醇等八十一人课艺，其中胡琨、胡琮姓名之后皆有“附”字。[97]胡琨（1814—1860），字次瑶；胡琮（1815—1861），字季权。皆为胡敬子。琨、琮二人课艺入选是集，当是其父关照。需要说明的是，说琨、琮二人课艺为“关系稿”，不代表他们所作不佳。胡琮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补廪膳生，胡琨于二十四年（1844）乡试中式第三十二名举人[98]，皆属一时俊彦。他们与其兄胡珵有《胡氏群从集》三卷，《清史稿·艺文志》著录。
《紫阳书院课艺九集》（杭州）收录陈予鉴制艺一篇。文后评语云：“选课艺既竣，同学世兄骆筠溪持此卷语予曰：‘此旧徒陈某作也。刻苦为文，少年赍志以殁。可否存之？’辞甚切。虽然，欲于课艺中存其人，亦可哀矣。文亦足存者，因附卷中。”[99]其文虽“亦足存者”，但无骆筠溪的推荐则不能入选，这也是一种“关系稿”。
又，《江汉书院课艺》（武昌）辛卯（1891）卷，收录制艺十题三十一篇。每题皆收前三名所作，唯末题增收《四十名苏逢庚》一篇。壬辰（1892）卷收录制艺十题三十三篇，每题皆收前三名所作，唯第一、二、五题增收《四名陈略》《一等百二十名陈略》《五名陈略》三篇。[100]苏、陈二人考课名次靠后，却能入选，颇显突兀，故疑二人课艺属于“关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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