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书院课艺文献，不仅可以避免某些误读，还可以建构若干重要的大判断。兹举三例：
关于清代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学术界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60]这一认识的合理性，可以通过书院课艺总集得到证明。有很多课艺总集以八股文和试帖诗为内容，如苏州《紫阳书院课艺》初编至十五编（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二年刊本）、天津《会文书院课艺初刻》（光绪七年刊本）等。与此同时，也有很多课艺总集兼收八股文和经史词章，如杭州《学海堂课艺》初编至八编（同治九年至光绪二十年刊本）、广州《应元书院课艺》（同治十年刊本）；还有很多课艺总集专收经史词章，如江宁《惜阴书院东斋、西斋课艺》（光绪四年刊本）、广州《菊坡精舍集》（光绪二十三年刊本）。这表明清代书院在依附科举的同时，也有学术和文化的追求。全面考察书院课艺总集，可以对清代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
再如，“功名富贵无凭据”（《儒林外史》开场词），讲的是科举功名的偶然性，这是人们对于科举考试的主流印象。这一印象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我们能否以科学的方法予以证实或证伪？有关科名偶然性的问题，较为客观、合理的标准应该是：八股文出色者录取率高，逊色者录取率低，是为“必然”；反之即为“偶然”。而八股文出色与否，可以通过平时成绩来考察。若有足够数量的、较为集中的平时成绩作为分析样本，再与实际科名比对，或可发现某些规律。这样，科名偶然性的问题就转化为：平时成绩优秀者录取率高，普通者录取率低，是为“必然”；反之即为“偶然”。书院课艺总集即是考察平时成绩的理想样本，它的有效性基于三个方面：一是有不少课艺总集的内容，是以八股文为主，这与明清科举考试一致；二是入选篇数存在落差，少者一两篇，多者数十篇。入选篇数多者，可视为平时成绩优秀者，反之则逊色一些。三是总集编选、刊刻之时，课艺作者大多尚未获得科名。由此延伸，根据碑传、硃卷、方志、贡举志等材料，全面考察课艺作者的科举功名，可以在平时成绩与最终科名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从而为科举功名的偶然性问题、科举考试的客观性问题提供证实或证伪的科学依据。
第三，前辈时贤有关格致书院课艺的研究，曾经特别揭示出“普通知识分子”[61]“小人物”[62]“民间知识分子”[63]等关键词。这对于清代书院课艺的研究，尤其具有启发意义。譬如，近年来清代诗文研究进展迅速，但仍有诸多领域少有人涉足，书院课艺即是其一。课艺中不仅有八股文，也有学术文和各体诗赋。不仅可以为清人别集提供辑佚和校勘资料（例如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林则徐全集》即未收林则徐《正谊书院课选序》），更重要的是留存了清代士人在特定阶段的创作实践（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课艺多署早期名字，如林群玉即林纾、吴朓即吴稚晖、金楙基即金天翮、蒋国亮即蒋智由）。在思想史领域，葛兆光就曾反思：“思想史是否应该有一个‘一般思想史’？过去的思想史是悬浮在一般思想水准之上的‘精英思想史’，但少数思想天才的思想未必与普遍知识水准与一般思想状况相关，故有凸起，有凹陷，有断裂，有反复，并不易于成为思想史之叙述理路。”[64]沿着这一思路来看书院课艺，它的“非名家名著”（即便其中有名家，也多为成名之前）的性质，恰恰可以拓展“一般教育史”（以及“一般思想史”、“一般学术史”和“一般文学史”）的文献资料，由此建构有别于点鬼簿或者光荣榜的、具有细节和过程的专题史叙述，当具有更充分的可能性。(www.xing528.com)
长期以来，书院课艺文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原因有二：一是对课艺的价值认识不够，简单的价值判断很容易遮蔽事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例如丁平一《清末船山书院课艺考略》考察衡阳船山书院生徒丁奎联的八篇课艺，认为“八篇课艺的基本内容是对仪礼的考证，表现出清末船山书院对‘习礼’的重视，也是对社会规范的重视。考证虽详明，但繁琐而无实用价值。”“从清末船山书院的课艺中，我们可悲地看到宋初蓬勃发展起来的学术繁荣、思想自由的书院学风已不复存在。”[65]这一价值判断或许不错，但过于简单，会妨碍对课艺的学术内容的深入探讨。二是课艺散见于各地图书馆，除《中国历代书院志》影印的二十种之外再无影印本，更无全文数据库可以利用。因此课艺基本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课艺总集叙录或总目提要的撰著，将是深入书院课艺研究的基础条件。徐雁平已经撰著提要八十余种，但比较简略，也有遗漏，且限于东南地区，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此基础上将书院课艺文献纳入学术视野，将会有力地拓展清代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学史的研究空间。
原载《学术论坛》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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