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平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身教言传，往往不立文字；有心者以笔记之，遂成“答问”一体。师弟之间一问一答之情状，师如何领弟子“进门”以及弟子如何“修行”，藉此存之。此体可上溯孔子及孔门弟子的《论语》，以及朱子及其门下的《朱子语类》；清代书院山长讲学，亦有弟子记录相关“答问”者，虽少孔门及白鹿洞讲学的雍容气象，然犹可视为难得的学术史料。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云：
我朝崇尚儒术，书院遍天下，名儒辈出，退休林下及或未仕者，大半书院掌教，以造育英才。若卢文弨、何绍基、张维屏、陈澧、朱仕琇、王元启、姚鼐、俞樾、张裕钊、吴汝纶诸公，皆夙负盛名，久拥皋皮。一院之中，生徒无虑千百人。从游者执经问难，师为之剖析疑义，自十三经以逮子史集书，爬罗剔抉，旁推互证，豁然贯通，宜有专书以资启迪而垂久远。以予所见只有嘉兴沈向斋可培掌教泺源书院辑《泺源答问》十二卷，嘉庆乙亥雪浪斋刊本；李申耆明府兆洛掌教暨阳书院，门人蒋彤辑《暨阳答问》四卷，道光廿二年洗心玩易之室排印本；李大理联琇掌教钟山书院，门人刘寿曾辑《临川答问》一卷，《好云楼全集》附刊本；朱侍御一新掌教（原文空缺二字）书院（应为学海堂），辑《无邪堂答问》五卷，光绪自刊本，又广雅书局本；姚仲实永朴掌教起凤书院，辑《起凤书院答问》五卷，光绪壬寅山东自刊本。有此五书，尚可窥见当时师徒谊笃，研究学术，实事求是，不尚浮华，非同浮设一席，形同冷官者可比。[1]
以类相聚，并能充分肯定书院“答问”的学术价值，刘声木的这段文字为后人深入了解书院讲学实况，开启了一个好的路径。李兆洛主讲暨阳书院之事，姚莹尝誉之为“东南讲席，惟先生一人而已”。究其实，李兆洛是在试图恢复书院的讲学功能，避免被科举考试淹没，如上文中所提重葺辈学斋，亦寓托此意。姚莹云：“阁下不惟无升斗之望于书院，且出其所有以养士，教导诸生以古为式，表章修述，矻矻穷年……即有二三考古尚论之人，亦徒假以射利干名耳，于是不精求古人所以为学之本，而急于著作，捃拾唾余琐碎……嗟呼，大道之湮久矣，非得数有道之君子，力振其颓，以明古义，岂不长此终夜乎？”[2]《暨阳答问》正是有道之君子昌明讲学论道的真实记录，此书之重要，在于保存了李兆洛许多学术和思想的原本状态，更见锋芒和力度，而这种状态在《养一斋文集》中往往表述不明显以至被忽略。“答问”共四卷，凡一百四十三条问答记录，其中问绝大多数由弟子蒋彤发之，另有李兆洛答“若芳”和“冕之”（即宋冕之，见表五）问两条，蒋彤记录李兆洛与邹润庵、龚自珍谈话记录共三条。蒋彤自称“从李夫子于暨阳也，急于求通，疑无不问焉。夫子喜其可教，问无不答，答无不尽辞焉”。[3]“答问”内容涉及面较广，未见有人论及，许多观点未见于李兆洛的文集，故下文略仿钱穆《朱子新学案》体例，以类摘录，并结合《养一斋文集》、李兆洛的其他著作、蒋彤所撰《先师小德录》以及其他弟子的著作，阐明李兆洛学术与思想之旨趣，并呈现其与常州学术之内在关联。
（一）文章
问：今学古文者实处似太少。曰：实处固不可无。震川望溪文实处甚少，只缘做官时少，故阅历不多，于事理只虚描个样子，究竟结实处亦何可少。古文非技也，若只调弄虚机，拘守死法，何以为古文。（卷二，第625页）
王半山上宰相书，虽似应试文，然是他第一篇文章，有韩苏所不及者。介甫极聪明，看书极多，根柢极足，所见虽僻，胸中有物以助之，其文不烦绳削而自成。（卷二，第625页）
茗柯（张惠言）文自是儒者气象，理到，识到，法亦到。（卷二，第625页）
问：秦小岘何若是庸下，窦东皋、王兰泉、齐息园三人墓志，皆描头画角，无一语可依傍。若卢抱经为杨文定家传，杨文定为李文贞墓碣，便道理著实，文辞亦温雅。文章毕竟要有学问。先生笑曰：然。（卷四，第630页）
初学古文者切弗安排腔套，有意吸张，只就事论事，言尽即止，此秦汉人之文所以直上直下，磊磊落落也。若装头安脚，有心所不欲言而不得不言，心所欲言而不能言者。唐宋八家之文已往往犯此病，仿此以为文，故能文之家汗牛充栋，而实无一语可存，又何取乎能文耶。就事论事，便可自抒所得，不蹈袭前人，不附会今人，理足气足意足，即不谓之文，不得矣。（卷四，第629页）
据蒋彤记录，李兆洛“不劝人学诗，以其无实益也。有所酬应则为之，不自寻题目”。[4]诗作随手散弃，后赖弟子搜辑成编；相反，对文则相当看重，自以为其文逾于诗。有学者尝论其文章之特点，其一是“称心而言，意近辄止”（见李兆洛《答高雨农书》），其二是不拘文体，反对“籍法为文”。[5]以上数条答问，亦能证示此论点。李兆洛论文强调的是“实处”“阅历”“根柢”“学问”“道理”[6]，等等，在此基础之上随事立说因宜见义，方能得文章之真意；而方法、机巧、安排等位置则次之。李兆洛在暨阳书院时期曾编校《惜抱轩书录》，并为此书撰序，又有《桐城姚氏姜坞惜抱两先生传》（见《养一斋文集》卷十五）。刘声木称李兆洛“私淑姚鼐，自恨不得在弟子之列”，故将其列入桐城文学的谱系之中。此乃一家之言，兆洛所论所为，似多有突破桐城文法范围之处，在《答问》中，李兆洛的笔锋针对归震川（见《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一）、方望溪（同前书，卷二）和秦瀛（同前书，卷四），甚而溯其源对唐宋八家所表现的“装头安脚”皆有激烈的批评。总之，皆是针对为文过于重外在之法等弊而发。近人张舜徽以为李兆洛论文，“志在取径汉魏，以复古人不分骈散之旧……故其所辑《骈体文钞》，实以阴敌《古文辞类纂》，所规不同，宜分道而驰，不相为谋矣”。[7]而对张惠言、卢文弨所撰之文，多有好评。张是常州人，卢是其老师，此种表彰，不排除有乡贤师长之情谊，但二人皆学养深厚，著述颇丰，故为文充实而有光辉，此或即李兆洛立意所在。义法不能歧而为二，不然藉法为文，或有安排腔套掩遮真意之病，制艺最终落为游戏，其症结正在此处。[8]陆宝千尝论桐城派与阳湖派之分别，以为桐城派是使学术文章文学化，然其学术与文章不能兼顾，性理考据之文亦难文学化，故学桐城者，终于唯文章之形式是求；而阳湖派是使经世性文章文学化，经时之文，感时而发，纵横驰骤，可摄人心魄。[9]此种区分，亦从另一侧面反映李兆洛何以批评桐城派。故李兆洛掌教暨阳书院，即倡导生徒读诸子百家之书，以救其弊。李兆洛弟子汤成烈云：“成烈遂请业于先生，先生因授以作文之法，曰：尔平时好览经史，固能潜心致志，以待他时作用，然必读诸子百家以辅翼之，《管》《商》《申》《韩》《吕览》《淮南》《新序》《说苑》，各家不可不玩诵也；贾、晁、董、马、刘、扬、班、傅、蔡之文，不可不肄习也。盖经以辨道，史以论世，学之既久，而文之气骨深且厚矣。诸子之书各成一家，其取材也宏，其研思也沉，其使事也博，其驰辞也辨，习之既久，临文时浩乎沛乎，无不吾之所欲为矣。”[10]这一实在且有根柢的文章观念，在李兆洛《答汤子垕》书中亦有近似的表述。
（二）汉学与宋学
《说文》是有为可据之书，然亦不可过泥。今之《说文》脱误甚多，未必皆许氏之旧，即使竟为完帙，而后汉去古已远，未必许氏之言即古人制字之意，然比荆公《字说》之类终去霄壤。（卷四，第627页）
因言今人讲汉学，于汉人好处全不理会，于琐屑处无甚要紧处则龂龂然聚讼不置。（卷一，第619页）
宋儒对人主总讲正心诚意，然太缓不及事，我看只要整齐严肃四字便立得住。（卷一，第621页）
宋儒常有此病，以为圣人之心即是我辈的心，无他异样，于是执自己目前浅近之臆见，窥上古神化不易测之圣人，而不知其相去已万里。（卷一，第620页）
李兆洛对宋人以臆见读经，和今人拘泥于琐碎之考证皆有批评，但他对考据之学和理学又并不排拒。蒋彤在所辑《先师小德录》中称李兆洛“不喜为考据之学，然见考据之书辄收之，曰以辅吾所不足也”，又“不喜宋明儒迂腐之言。如《朱子学的》《二程语要》之属，时时置案头省览”。[11]李兆洛少读许氏《说文解字》，“积久觉其解说颇不应经法，而文字亦不尽出于古，欲少少疏通而证明之”。[12]对于《说文解字》的谨慎态度，在上引文中亦可见。李兆洛以为治经之途有二：一曰确守一师之法的“专家”，一曰通之以理空所依傍的“心得”。能守专家者，莫如郑玄，“其于经也泛滥博涉，彼此通会”；能发心得者，莫如朱熹，“其于经也搜采众说，惟是之从”。[13]郑玄与朱熹，乃汉学与宋学之集大成者，治学取径不同，然皆以博学会通为基础。李兆洛之学术，正是排除汉学宋学门户之见，所追求的乃通儒之学。道光十四年，李兆洛刊刻顾炎武《日知录》，道光十七年又将辗转所得的明末胡承诺《绎志》付顾竹泉刊刻。胡氏此书自成书后二百余年未得刊行，李兆洛请其好友毛岳生为该书撰序，毛序云：“余以为自前明以来书之精博，有益于理道名实，决可见诸施设者，惟顾氏《日知录》与先生是书为魁杰。”[14]《日知录》与《绎志》的刊刻，当可作为李兆洛博通经世思想的表征。他又将此种博通之思贯注于讲学，“余教弟子，有又简要又阔大法子，只要司马公《通鉴》、马氏《文献通考》两部书，天下人才便从此出”（《暨阳答问》卷二，第626页）。李兆洛暨阳书院弟子缪仲诰曰：“李先生常训人读书，读必校，校必精；始而句读，继而考订，楷书其眉，以为日课，自能渐知大义，以底于通人，真确论也。”[15]李兆洛治学之特色，也为当时学者认可和赞誉，沈钦韩曰“申耆强识敦让，博物多能”，刘逢禄曰“博综今古，若无若虚”，汪喜孙曰“有利有用，知古知今，学该汉宋”[16]黄体芳论李兆洛之学时，更能注意其所处之时间和所授之背景。论中“文学”，乃文章学术之意。
国朝文学之盛，发源于康熙，众汇于乾隆，而推衍于嘉道之间。余尝论武进李申耆先生，可谓通儒矣，先生弱冠及卢抱经之门，生平交游皆一时名宿，若顾氏（广）圻、刘氏逢禄、胡氏承珙、庄氏绶甲，覃精经术，校正古书；周氏济、毛氏岳生、洪氏饴孙
孙，耽研史籍；董氏祐诚、罗氏士琳，旁综算数；徐氏松博考方舆；魏氏源、包氏世臣，又复练习宪章，推求利病，穷经世之务。先生周旋其间，各以所学互相质证，诸家颛门绝业，述作孜孜，精诣鸿裁，时妙俦匹。若其兼资博采，不名一家，负兼人之才，有具体之实，治为循吏，教为名师，殆非先生莫与属也。[17]
李兆洛经世取向的通儒之学，出现在嘉道之际，其实也与清代学术的发展及国势由盛及衰有内在的联系。他没有局限于校勘学大师卢文弨的学术范围，或许有外在的大形势影响，更有地域性的常州学术的带动。此段文字中，李兆洛的重要交游，如刘逢禄、庄绶甲、周济、洪饴孙、洪
孙、董祐城，皆是一时一地之选，切磋琢磨，亦是自然之事。
（三）常州庄氏·魏源·龚自珍
（庄存与）方耕先生求之昭代经师中，无所比伦。（卷四，第629页）
（庄述祖）庄珍艺先生《明堂阴阳经夏小正经传考释》，即小见大，《小正》不过数百字，治天下大道理悉包其中，真是会读书。（卷四，第627页）
珍艺先生以今文通《小正》古文，其文义始周备。《管子》法制甚阔实，苦文义多难通，须亦以此法求之，又须有《周官》规模在胸中。（卷四，第627页）
方耕先生《周官记》，其旨大概为后世设法，是以不沾沾考据，较《周官禄田考》《周礼军赋说》立意皆深，而二书《禄田考》较胜。（卷四，第627页）
二庄皆善读书，能自出主见，卓然成一家之学。（卷四，第627页）
《夏小正》殆真是夏氏之书，节候物令性比月令皆精。（卷四，第627页）
问：魏默深所辑《经世文编》中议论总是下一截事，少有见到原本者。曰：世无孟子其人，只能就事而论，那能见得到原本。此编邪淫之辞固无有，蔽辞却多，就我所见，不下十分之五，然藉此通晓世务亦可。（卷三，第625页）
问：《经世文编》颇多复乱处。夫子曰：彼一时采辑，不能细细删次，彼此大段略同，有一二语相异，则并录众说无主见，而国家二百年来典实略具于此。马氏《通考》略于前而详于宋，亦是本朝掌故，其好处只在每事著议论，皆有折衷。今须合国史及朝廷奏议，重订此编，定其人时代之先后，著其疏议之行与不行，与其所言之是非。（卷三，第626页）
问：今人根柢薄，加以仕官销铄，虽有志而不能大成。……先生曰：然。龚定庵亦奇才。问：定庵文只是杂家，恐非正当。曰：然。（卷四，第629页）
默深初夏过此，得畅谈。又得读《定庵文集》。两君皆绝世奇才，求之于古，亦不易得。恨不能相朝夕也。[18]
在《暨阳答问》一百四十三条答问中，论及常州庄氏者有五条，论及魏源者有两条，论及龚自珍者有三条，另有一条出自《养一斋文集》。二庄（庄存与、庄述祖）、魏源、龚自珍是清代今文经学谱系中的重要人物。庄存与治学今古文兼治，博通六艺而善于别择，“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19]其学为乾隆间别流，所撰《春秋正辞》在于求制作之原，并进而求圣人经世之义，其意旨在研经求实用。庄存与之侄庄述祖亦今古文兼治，从许慎《说文解字》入手，又承接今文经学求微言大义之法，推崇《公羊传》，而尤以研治《夏小正》名世。庄述祖在考证《夏小正》文字音义的基础上，先后撰成《夏时明堂阴阳经》一卷，《夏时说义》二卷，《夏小正等例文句音义》六卷，《夏小正等例》一卷，合为集成之作《明堂阴阳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刘逢禄称其书所论：“制作礼乐之原，三统内外之辨，治历明时之道，庶虞汁月之征，郊禘视学之典，王宫民居之制，务农重桑之事，土宜土均之法……善善恶恶之旨，扶阳抑阴之义，慎始敬终之戒，富矣哉！”[20]刘逢禄是庄存与的外孙，倾心于董仲舒、何休的今文经学，撰有《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十卷，其意在“用冀持世之志”，探求《春秋》经传“经宜权变，损益制作”之大义。李兆洛重二庄之学，在暨阳书院校刊庄存与书七种，又刻刘逢禄《公羊释例》，上引关于二庄的五条记录。
亦可见李兆洛对庄氏之学的推崇，他在《庄珍艺先生遗书序》中指出“兆洛自交若士、申受（刘逢禄）两君，获知庄氏学者，少宗伯养恬先生（庄存与）启之，犹子大令葆珍先生（庄述祖）赓之者也”[21]，李兆洛的经世思想，可在二庄之学中找到源头。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称誉庄存与李兆洛为“并世两通儒，皆出武进”，魏源是宗主今文经学的名家，所论如此，可知李兆洛治学趋向。欲进一步追溯李兆洛与常州学派之关系，当提及草堂诸子，此一问题，陆宝千有专文讨论。草堂诸子指以江阴祝百十爱日草堂为会聚中心的十二位士人，其中有祝百十、周仪啼、张惠言、张琦、祝子常、陆继辂、陆耀遹、庄绶甲、刘逢禄、洪饴孙、丁履恒、李兆洛。“乾嘉之际，士皆尚文章，驰骛声利。于时常州独多文士，而草堂诸君子独以立身砥行相为蒯切，风尚为之一变。”[22]爱日草堂诸子在砥砺品行、怀经世之志和讲求经世之学方面皆有共通之处，譬如对时务主要是（财政、治安）改革、县政之更化两大问题，提出不少建设性建议。陆宝千指出此种经世精神对于学术的影响，就是使公羊之学“经世化”。[23]李兆洛是爱日草堂诸子的重要成员之一，他早年与常州学派的联系，以及晚年在《暨阳答问》中的诸多主张，足以表明他有力地促进公羊之学的“经世化”。
在常州一地之外的常州学派人物有魏源和龚自珍。龚自珍之学博杂多方，然多有取法常州今文经学者，庄存与孙庄绶甲尽通家学，曾设官于龚家，为龚自珍塾师；龚自珍在京师从刘逢禄习公羊学，己卯有诗云：“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24]又结识宋翔凤（于庭），有诗记之。魏源尝从胡承珙问汉学，从姚学塽问宋学，又受公羊学于刘逢禄，主通经致用，嘉庆末，识龚自珍，遂成至交。“答问”中，李兆洛对魏、龚二人之学能平心静气论其长短，尤其是对魏源辑《皇朝经世文编》的经世之用多予以肯定。魏源除在《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中对李兆洛多有赞誉之外，在《皇朝经世文编》“赋役”“农政”“保甲”“各省水利”四目下选录李兆洛在嘉庆年间所撰文六篇。龚自珍《己亥杂诗》有句云“江左晨星一炬存，鱼龙光怪百千吞”[25]，诗中“晨星”当指李兆洛。常州学派传衍，或家学或师友，脉络清晰，而彼此之间的推赏与确认，也证示众学者虽各有擅长，但也有一以贯之的学术和思想。李兆洛是常州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为多种常州学者的著作作校勘整理，并撰序文表彰；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书院讲学的途径，切实传播常州学术，譬如对学问的经世性强调，对礼的着意讲求，皆有其特出之处。
（四）礼与“礼即理”(www.xing528.com)
《周礼》不可不熟读。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庶务之烦冗，天子兀然一人坐在殿上，教他如何治得。看《周礼》纲纪条目，斟酌安放，无不尽善，乃晓得天下是有个治法。（卷一，第620页）
《周礼》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以本俗六安万民，此等制度极好，然须复乡官方可行得，乡官各治其乡，天子何忧不治，将来其必有行之者。（卷二，第623页）
将来乡官之制自可复行，天下之势必自下而上，方能整齐牢固。自比而闾而族；自族而党，如累棋一般；而后州长乡大夫坐稽其成，故不劳而理。今一县大于古之列国，特设县官一人，与民廓落不相涉，其下更无有分任者，欲坐照四境之情伪，自尔不能。（卷二，第623-624页）
古者设官所以管民，今之设官所以管官。天子管若干官，督抚以下各管若干官，文书告牒至繁至重，实于百姓全不相涉，而百姓乃非其百姓矣。（卷二，第623页）
《周礼》“九两”“两”字极妙。凡物有两则有与，有与则可相扶而不坏。后世有天下者总是单，不是两，即如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后世无之，民无所系属，即有异端起来，鼓其左道以得民，如今白莲教之类。人且翕然乐从，虽禁之不革，是势所必至。（卷二，第625页）
冕之问：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似不必分约礼属行。先生曰：礼即理。天曰文，地曰理，人曰礼，古人制字各有攸当，自宋儒以地理之理作道理之理，六经中理学遂多不可通。（卷四，第627页）
天去人远，条理不可知，可见者文而已，故曰文。地与人近，山川草木举目粲然，其文不待言，然山川有山川之理，草木有草木之理，皆可察识，故曰理。人则法天，文顺地理，故曰礼。子曰克己复礼，约之以礼，颜子曰约我以礼，皆宋儒之所谓理。（卷四，第627页）
《暨阳答问》中讨论礼的答问，至少有二十四条，上文所列关于二庄的几条答问，也在此列之中，占去李兆洛与蒋彤“答问”六分之一的篇幅，这固然与蒋彤精于礼学有关；从另一方面看，礼也是常州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庄存与有《周官记》五卷，庄述祖有《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刘逢禄以《公羊》议礼，卢文弨有《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又有《礼记》和《仪礼》注疏校正各一卷，尝言：“天地间一皆礼之所蟠际乎？五礼之用，犹夫四时五行之成岁功也。”[26]如此种种，与上引李兆洛之论合观，有溯斯礼之源，原设官之意，以显圣王经世之道。李兆洛所论，经世之意颇为明显，他特别对《周礼》中的“九两”加以论说：“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注：两，犹耦也，所以协耦万民；系，联缀也。”[27]所谓有所“两”，则民有所系属而不散，宋代叶时《礼经会元》释此最为明畅：“盖王畿千里之民，天子治之，畿外之民，则分属诸侯矣。有分土无分民，上之人苟无其道，以协耦而联缀之，则天下人心涣散而不相属矣，殆非王者大一统之意。”[28]《周礼》“九两”依次论及土地、爵位、德行、道艺、宗族、财利、吏治、友（相任以事）、富（阜蓄畜牧供给财用），凡此种种，关涉国计民生，“经国之大纲，政事之条目”于此可见。李兆洛在“答问”中所论，是以阐发经典之义来批判或重构现实，其中“九两”“乡官之制”之论，武进盛宣怀称李兆洛“以通天纬地之才，成茹古涵今之学”，在《暨阳答问》跋中予以引录，并称其“似已看到此时局面，而不意变本加厉耳”[29]，指出李兆洛有远见卓识。
李兆洛在论说“礼”时，有“礼即理”之论断，并在追溯字义源流的基础上，指出宋儒所谓的理乃是对礼的遮掩。这两条“答问”并不孤单，它们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有比较特别的意义。清儒论义理，自戴震以降，对宋明儒性即理或心即理之说，皆持质疑态度，戴震于《孟子字义疏证》中强调理在具体事物中；程瑶田承戴震之脉，提出“有物有则”的“物则”观念，使事理更客观化；至凌廷堪，以格物为考订，寻之故训，证明先秦儒家只言礼而不言理，故儒者之学应为礼学而非理学。[30]凌廷堪《复钱晓征先生书》云：
窃谓五常实以礼为之纲纪。……有仁而后有义，因仁义而后生礼。故仁义者，礼之质干；礼者，仁义之节文也。夫仁义非物也，必以礼为物；仁义无形也，必以礼为形。……物者，礼之器数仪节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终身不能尽识者也。盖先习其气数仪节，然后知礼之原于性，知其原于性，然后行之出于诚，皆学礼有得者，所谓德也。……然则圣人正心修身，舍礼末由也。故舍礼而言道，则杳渺而不可凭，舍礼而言德，则虚悬而无所薄。民彝物则，非有礼以定其中，而但以心与理衡量之，则贤智或过乎中，愚不肖或不及乎中，而道终于不明不行矣。[31]
凌廷堪将仁义、道、德、正心修身等比较悬虚之事落到实在的礼上。钱穆以为凌廷堪是“分树理、礼，为汉宋之门户焉”。[32]凌廷堪以礼代理，并非着意于区分汉宋之门户，但与宋人的观点门径确实不相同。李兆洛在“答问”中则将对宋儒的批评表述得更明白（可将此与“汉学与宋学”中部分文字参看）。上引凌廷堪致钱大昕书札时间在嘉庆八年，李兆洛此论在道光三年之后，时间相隔在二三十年之久。嘉道之际，此种崇礼或许是一种思潮，张寿安举出阮元、孙星衍与诂经精舍之崇礼说，许宗彦的礼论以及焦循之舍理言礼，以示崇礼思想之蔚起；而李兆洛“答问”中礼即理之论，以及弟子蒋彤精研礼学，正可以为此蔚起之思潮添一重要证据。崇礼思潮之兴起，正是嘉道之际学术从纯粹的考据之学和悬虚的宋学中走出，而向务实及通经致用之学转变的表征。
（五）荀子·管子·贾谊
贾董尚是荀子传派，于礼乐大原处见得不差。（卷四，第630页）
问：荀子谈礼乐王道，却是衰世之旨。其大旨数端曰分曰辨曰师曰友。盖王化微而后师友之功见于世。先生首肯者久之。（卷四，第630页）
丹棱问：荀子总说礼，礼以定分，故书中多论定分之议，直是函天盖地。先生曰：然。（卷四，第628页）
今之患在不知轻重缓急，治黄河便多少官聚于河，治农田便多少官聚于田，终不济事。天下凡事有机，将其机拨正，方可作事。说话也如此。……况办天下大事，轻者重之，重者轻之，急者先之，缓者后之，全在得机。管子书《开塞》（？）《轻重》诸篇，道理极是。（卷三，第625页）
司徒十有二教，最精以俗教安等语，都是治天下根子。滕文公问为国，孟子开口便说民事不可缓，天下万世大根子俱在于此。管子制国，亦是此意，是实实可见诸施行者，并非空言。（卷三，第626页）
先生曰：贾谊《治安策》，谁不知其好？问其所以好处，又谁人说得出！反覆寻玩，方知其一篇次第，先后缓急，煞有道理。当时列国过制，为汉心腹之疾，故首论之为第一段，论匈奴是第二段，论教谕太子是第三段。若入宋儒手，必以谕教为第一义，以为培养元气。殊不知治国如治病，先发散而后调理。……贾生谕教太子之议，洞彻本原，礼大臣之议，深识国体。而此时侯王僭越，犹抱火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首为痛哭言之，此为识时务。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颈而制其命云云。虽似少年盛气之言，其实并非虚语。（卷一，第622页）
李兆洛在《暨阳答问》中议论荀子的“答问”四条、管子四条、贾谊二条，此类议论可与他让书院生徒所读诸书相映照，其立意大致是在荀、管、贾三人著作与礼及经世的关系。王先谦以为荀子性恶之说，非其本意，“今人性恶，必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旨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33]荀学在清代的复苏，有乾嘉诸学者之功，汪中于荀卿、贾谊之书用力最深，他充分肯定荀子传经之功；凌廷堪《荀卿颂》指出荀子言仁必推本于礼；卢文弨、谢墉合校《荀子》于乾隆五十一年刊刻，卢文弨《书荀子后》以为荀子“其教在礼，其功在学”[34]；王念孙有《读荀子杂志》八卷。张寿安以为荀学在清中叶复兴，乃清代学术思想史上之大事，荀孟地位的升降，不只意味知识界对人性之情欲问题有了正面看法，同时也表明道德实践从内索走向要求外在仪则之途。[35]《管子》一书，在子部法家类内，从礼法角度而言，与《荀子》有内在关联。黄震《黄氏日钞》曰：“《牧民篇》最简明，其要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管子》正经之纲。”[36]贾谊《新书》，有《礼》《礼容经》以及《治安策》诸篇，可见其学精于礼，汪中指出“荀卿授阳武张苍，苍授洛阳贾谊，然则生固荀氏再传弟子也”。[37]李兆洛所论，多有从礼法角度着眼者，故对荀子、管子、贾谊一系，多有好评。
李兆洛重视荀子、管子、贾谊的另一方面，在于三人之学术有经世济时的实用价值，对此点的肯定正是建立在对宋学批评的基础之上。清代学者有规模地整理《管子》《商子》《邓析子》《韩非子》等法家著作，自嘉庆初年始，以《管子》为例，其中以王念孙、王引之、孙星衍、洪颐煊、王绍兰等用力最多。[38]诸子之学地位的提升，与嘉道之际经世实学的兴起是同步的，现实社会的转向与变革，往往求诸于传统中可供转化的思想资源。卢文弨《重刻贾谊新书序》云：“西汉文武之世，有两大儒焉，曰贾子，曰董子，皆以经生而通达治体者也。”[39]李兆洛在“答问”中论说管子、贾谊，皆有针对当下社会之意。常州派学者重视礼又重视《春秋》，其实二者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汪中云：“《春秋》者，秉《周礼》而谨其变者也。”[40]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考》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考》《毂梁荀子相通考》《公羊荀子相通考》三篇，其中后一篇述及《公羊传》从荀子到董仲舒的学术流变：“昔汪容甫先生作《荀卿子通论》，谓《荀子·大略篇》言《春秋》，贤穆公善胥命，以证卿为公羊春秋之学。文惠定宇《七经古谊》，亦引《荀子》周公东征西征之文，以证《公羊》之说，则《荀子》一书，多《公羊》之大义，彰彰明矣。吾观西汉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之学，然《春秋繁露》一书，多美荀卿，则卿必为《公羊》先师。”[41]
（六）时势与人才
我看天下大势如此，似不能久，必须改换局样，方可过下去。兵刑二事，无可变，一切制度总要更张，即孔子所云损益之礼，然反覆推寻，究不得其要。如今须有孟子其人，提调处置畅论一番，自有安顿的道理。（卷三，第625页）
先生一日喟然叹曰：天下困穷如此，将何以富之。丹棱问：即如吾常州目前光景，如有周公出，恐亦没奈何。曰：只要使游食者各事其事，自足相养。如绍兴食于幕，安徽食于商。常人坐食，那得不困？（卷四，第628页）
先生问（龚定庵）：在京师久，必留心当世之务。曰：天下受病处在本原，亦不敢说补偏救弊，总无济事。先生深然其言。（卷四，第630页）
先生与邹润庵论天下时势。曰：……今世非不平安，如有病之人，肥白壮长，皆痰所为，痰不治不久将溃。润庵曰：自汉及明，未有如本朝太平之久者。先生曰：然莫盛于汉，然汉自宣帝以下方为太平。……我朝乾隆时万事并作，天下扰扰，乃其极盛。如今极太平，衰机已伏。润庵曰：如今有张江陵等人物，足以一救否？先生曰：有我世宗之精明，得张江陵等数人，搜剔利弊，整顿法度，再求数百年太平何难？润庵曰：吾先生出用将何如？曰：如今谁可与共事者？且将督抚裁去，司道官裁去，但留一藩台；河上诸官亦裁去，仓漕诸官亦裁去，改长运作兑运，将民船送至淮口，自淮至京师分为三段，随路作仓。今漕船过大尤横，一舟来，民便无所措手足，集而尽毁之。运子或山东人，则归诸山东，凤阳人则归诸凤阳，使耕其田供其税。水手夫则各归原籍，设一武弁督教之，练为精兵，约为数大营，屯扎险要。漕舟不由黄河则御黄坝，可结实筑定，使河不夺淮，淮自归海，则河患可减，设一二员总其事。盐法弊极，只吴见楼一法可用。（卷四，第628页）
人须有胆量，当家然，当国亦然。时事凭你坏乱，有胆量便能立得直。……本朝势如此，拼将此身殉社稷，也只尔尔。（卷一，第621页）
江南之颍凤淮徐，河南之陈州南阳，自古反乱大魁皆出于此。汉高祖是徐州人，明太祖是凤阳人，萧曹辈以及光武二十八将，明开国功臣，东汉党锢中人，多半在此数州间。天下无事，无所用其材。摽掠盗窃，辄就刑诛，亦无所吐其气……自江以南得此种人甚少，饮江水者秀而弱，自子游为文学祖，下则屈原枚乘，以至于今文物特盛于东南，举天下推重文士，文士亦以此自夸，我且问他，浮靡不实，毕竟有何用处。（卷二，第624页）
前古后今，其中必有人维持世道。当极昏乱时，有一人痛发至论，昌明大道于时，虽未见显效，过后思之，幸赖斯人一挽回。其间庶文撑得住，如战国之孟荀，唐之韩文皆是。（卷四，第628页）
人起家巨富，其精神识量必异人，其富之大小随其人之力量为差等。此等有用之材，朝廷收为己用，岂不大益国家。限于科举，留此等在野外，气魄无所发泄出，其智力遂以财横于乡邑，岂不可惜。（卷四，第628页）
蒙山先生曰：天下何尝无人才……先生曰：原是人才不一，须各启一条路与他，桃李有桃李之用，松柏有松柏之用。要强松柏作花，桃李贞节，此必不能。今世用人者，大抵取桃李之材，反望其有松柏之用，如何济得事？（卷四，第630页）
《暨阳答问》中关于礼的“答问”有二十四条，而指涉当下社会的“答问”则有三十条，书院不再与社会隔绝，颇有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遗意。艾尔曼指出：“常州的文学和政治群体包括赵怀玉、黄景仁、洪亮吉、刘逢禄、庄绶甲、李兆洛，他们在18世纪、19世纪之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这一群体的活动，他们与张惠言、恽敬都是常州经世传统、文学风格、今文经学研究三结合的体现。”[42]李兆洛论天下时势，其心情相当焦虑，此从“天下大势如此”“天下困穷如此”“本朝势已如此”等语句中完全显露，指涉当下的社会的“答问”与前所列各项目皆可联成一体，它们之间有因果、表里等关系。以李兆洛特别推崇的“九两系邦国之民”而言，与上引常州“只要使游食者各得其事”、淮徐等地“天下无事无所用其材”相关，他还以史为证，指出“自古反乱大魁皆出于此”，以为警醒；在论及“礼”一节，以白莲教之事来例说“民无所系属”而造成的后果。连同变乱在内，三条“答问”中所讨论之事还涉及治河、海运、漕运、盐务、吏治诸事，而此数事，皆是嘉道年间之紧要事。以变乱而言，有嘉庆元年起历时九年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七年西北边疆张格尔叛乱、道光元年云南北厅彝民起义、道光二年河南安徽白莲教起义、嘉道年间山西先天教起义和天湾天地会起义、道光十一年湖南永州瑶族起义、道光十二年开始的川南彝民起义，等等。接二连三的变化，已使曾经拥有的太平盛世开始衰落，而被李兆洛视为“左道”的白莲教，对“儒以道得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清史研究学者论列嘉庆朝的问题，其中有吏治腐败、河防崩坏、赋税不足、军备松弛等数项，至道光朝，问题没有缓解，反日益加剧，譬如重用庸人贻误国事，漕运衰败（后改行海运），盐政败坏，虽经改革但危机潜在。[43]艰难时势引发李兆洛的思考，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并试图从“本质”“一切制度总要更张”等方面着手。在众多议论中，人才问题最为明显。他既寄希望于有一人（类似张居正）能挺身而出维持世道，又对如何以能力选用人才以及如何尽人才之用提出看法，字里行间，时有急切之意。此与上引文中“民事不可缓”语气一致。至于选用人才，李兆洛之见与龚自珍之诗可谓相互照映。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即写于在江阴与李兆洛、蒋彤会晤前。[44]此种祈求，当不局限于常州学派学人群体，而是一种普遍的声音，譬如，它和陶澍等人道光年间在江南地区整治海运、漕弊、盐务、河工等改革相呼应；就书院讲学而言，与李兆洛旨趣相近的还有汪喜孙。道光十二年汪喜孙应林则徐之聘主讲江苏平陵书院、安徽泾川书院；次年又应陶澍之聘主讲江苏宝晋书院、安徽翠螺书院。在汪喜孙的《从政录》中，收录五篇策问书院秀才文，除第一篇为道德范畴的“迁善改过”之外，其他四篇皆关涉实学。如策问宝晋书院秀才文，考九毂之名，延及种稻。“江南宜稻，然则江南以外稻非所宜与？”策问泾川书院秀才文云：“水利、贡赋、农桑诸大典均出于《禹贡》，通经致用，愿闻其详。”策问翠螺书院秀才文，由汉沟洫之制，进而指向当今水利。“近年江潮盛涨，伤及禾苗。深山蛟发，江水暴溢，开山积土，壅塞江路，江之下游芦洲蔽遏，海水上泛，不能容纳。种毂之法或因时以制宜，堵水之法可因地以参变[45]，斟酌古今之宜，其悉举以对。”学问与民生建立关联，而此种思想是通过书院讲学这一途径传播的。众多论议和实践，似有百川归海之势，从而促进整个学术界向经世之学转变和发展。
原载《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