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前述赵敬襄所修的《端溪书院志》并非尽善，因而时隔未久，在道光年间当地即重新修纂了较为翔实的《端溪书院志略》。
《端溪书院志略》凡六卷，黄登瀛辑，道光二十八年（1848）端溪书院刻本。黄登瀛，号液洲，肇庆高要县人。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叙选教谕。其人在当地颇有威望，县内大小事务多有参与。著有《端溪文述》《端溪诗述》《六榕室诗抄》，咸丰时受命修纂《高要县续志》。
时道光二十六年（1846），端溪书院“颓坯益甚”，署肇罗道赵长龄与肇庆知府杨霈，高要知县赵亨衢捐廉率属，嘱翰林马仪清、拔贡黄登瀛等董理其事。“是冬十一月兴工，越丁未秋八月落成”。院成后，董理者“例将工费大略，列册呈进查核”。此时黄登瀛所想的，不止是将“工费大略”列流水账册进呈，而是想借此机会重修书院志书：“瀛念前此掌院赵竹冈先生有《端溪书院志》一卷，载其集中，院内无版本。且纪事尚简，因不揣固陋，更为辑录。举天章之炳焕，经籍之存贮，建置之增加，经费之久远，皆列载焉……使后有所考，庶游斯院者咸知敬业乐群，载圣泽之汪洋，颂邦君之作育云尔。”[81]
新志成于道光二十八年，凡三册六卷（卷一至卷三为第一册，卷四至卷五为第二册，卷六为第三册）。卷首有黄登瀛自序。卷一为《图记》，有《端溪书院外图》和《端溪书院》图两幅。后有文字，记述主要建筑之高广及沿革变动。卷二为《建置及经费》，叙述书院在清代的历史沿革和经费制度，对书院的招生和考课制度也有涉及。正文中有双行小注，或注明文献来源，或加以考证按语。卷三为《石刻》，分宸翰、记文及附录三部分。宸翰收录书院掞天阁内所藏的皇帝御书石刻，记文收录书院内收藏的各式记文，如何梦瑶《重修端溪书院新建后楼记》《肇庆府知府刘公德政碑记》等。附录收录了部分山长、监院和官员为书院所作的诗文、学规等。卷四为《经籍》，开列“四柜”书籍清单，并简略介绍借阅规则。卷五为《祀典》，分掞天阁祀、景贤祠祀、福德祠祀，记载了祭祀对象及典礼流程。卷六单独成册，前有扉页，题“重修端溪书院经费录”“道光丁未岁”[82]“院内藏版”字样，前为赵长龄《重修端溪书院记》，正文列有宪捐金衔名、司事督修衔名、木料一、石工二、砖瓦三、铁钉四、工匠五、杂支六、支数续记、添置什物附记。其中木料、石工等部分，记载了重修书院时所用的木料数量、石工费用等，甚至从何处购买物料、聘请工匠都一一载明，是一份极为完整的账目清单，对于研究清代建筑史、经济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www.xing528.com)
综合来看，黄登瀛的道光本《端溪书院志略》属于门类体志书，篇幅尽管难称“浩繁”，但却较为完整而正式，主要体现在体例、内容与刊行上。从其体例来看，此志有序，即黄登瀛自序；有图，即《端溪书院外图》和《端溪书院》图；有较为规整的分类，并单独作有目录，即图记、建置、石刻、经籍、祀典、新修经费录附，分类虽然不多，但已初具规模。从其内容来看，在记事上对嘉庆志略加增补，稍显完整。道光志记事起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天章书院创建，相较于嘉庆志，删减了明代初创时的内容。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前的史实，除采摘何梦瑶的《重修端溪书院新建后楼碑记》以外，还参考了道光《肇庆府志》[83]的内容，并且还对府志中的某些观点加以辨析。对于嘉庆志缺略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史实，道光志又依据了道光《高要县志》[84]加以增补。此后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史实，是黄登瀛依据道光《广东通志》[85]《肇庆府志》《高要县志》钞辑而来的，其“间有与府志异者，据院内现行之册籍”[86]考订而成。从其发行来看，道光志是以端溪书院之名义单独成书刊行的，其版藏于书院内，相较于赵敬襄将书院志置于其文集中发行的行为更显正式。
此志刊出后，流传并不广，这与当地在咸丰四年（1854）遭受的战乱有很大关系。战火不仅将书院藏书付之一炬，也将书院所藏的刻版一并焚毁。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长傅维森欲寻此志，院内已无收藏。时任监院的桂垺只好外出搜检，终于从邑人处借来此书，但也仅得一册而已[87]。在民国时出版的《宣统高要县志·艺文篇》中，著录有黄登瀛的《端溪书院志略》：“清黄登瀛辑，未见。”[88]可见，民国时此书在当地已经失传。幸运的是，今日上海图书馆中藏有保存完好的一部《端溪书院志略》，极有可能是如今仅存的原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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