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贲亨编刻《道南书院录》
道南书院地处福州光禄坊内，最早建于南宋宝祐六年（1258），祀“道南第一人”杨时，故又称道南祠。明成化元年（1465），以福建按察佥事提督学政的游明曾重建，增祀罗从彦、李侗和朱熹。
嘉靖八年（1529），在道南书院历经六十多年已倾圮无存的情况下，提学金贲亨又重建之，并增祀程颢为正祀。此后，金贲亨编纂《道南书院录》五卷附录一卷，这是一部与书院志书既有关又似无关的书籍。说其有关，是说其内容是有关福建书院的史书；说其无关，是说这部本应刻印在道南书院的图书，成书后却因适逢金氏调官而暂时作罢。金贲亨自序云：“嘉靖己丑，贲亨董闽学事，既作道南书院于会城，以祀四先生而复推四先生之心，以祀明道。于时闽士相与观叹，若向往焉而愧无以道之也。乃与吾友黄君伟节萃五先生言行心法为兹录，将梓而人授之，俾自得师焉尔。稿成贲亨调官江右。未几谢事，乃复与吾友赵君渊、应君大猷订正藏以私淑。”[61]此书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二所录《道南录》五卷。《提要》称“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道南书院在福州，疑闽人所为也。其书节录明道程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子言行，末附祠记始末。道者，公器，传道者，亦统为天下万世之计，不仅求为一乡一邑之荣。况五大儒事迹、著述照耀古今，亦不复藉此以显，是特夸耀乡梓，非为表彰道学也。所见亦云小矣。”对此，清人王棻解释说：“此书为金汝白提学福建时，编此以教闽人，序跋甚明，非闽人所为也。乃江苏巡抚采进本偶缺序跋，故误以为闽人所为耳。”文中对四库馆臣的指责虽未置可否，但其意已尽在不言之中。既然此书非闽人所编，则馆臣所谓“夸耀乡梓”云云，可谓无的放矢，不得要领。
金贲亨编纂的《道南录》后刊行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由道南书院委托建宁知府刘佃刊行于建阳。此即福州名士马森于嘉靖壬戌在《道南祠碑记》所说：“森尝读先生所辑《道南录》，而知先生忧道之心有不容已者焉……。顾当时稿未及梓，今则布之，闽中人人得而玩之，而先生之教昭如一目”[62]中的“今则布之”的刻本。由于此刻本今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有一帙，其详情几乎不为学界所知，对此书院的所在，也出现了是在浙江萧山，或是在福建永安的疑惑。[63]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著录，此刻本线装两册，原为北平图书馆之旧藏，系抗战时期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六十年代由台湾接收的珍贵古籍之一。
金贲亨所编《道南书院录》因其离任而未由其本人在闽都刊刻传播，但无巧不成书，三十三年后，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其仲子金立敬（字中夫，号存庵）亦任福建提学，除将此书印本颁之闽士之外，又将历经三十多年风雨，已破旧不堪的书院加以重修。何乔远《闽书》载：“立敬字中夫，嘉靖二十九年进士，与其父贲亨先后为闽督学使者，以讲学风士，辟书院，遴秀士课董其中。又疏罗、李从祀于朝。虽未俞请，而人谓能继父之志。”[64]福州名士马森《道南祠碑记》曰：
今去先生三十有余岁，先生仲子存庵公复以吾闽参藩，陟董宪学，而多士之慕先生者又以存庵之教如先生焉。郡守吴公崧以多士之追慕先生，益遵存庵之所以教也，实道南书院兴起之自。肆岁久倾圯，隙地或湮，与多士谋请鸠工厘正而葺之，伍公典继之，相厥成功，属森为记。森尝读先生所辑《道南录》，而知先生忧道之心有不容已者焉，盖溺于利欲者一悟即无难变，溺于意见者执迷而不可返，因循前却，涉猎为功，以章句训诂为足以穷遗经，以仪文度数为足以尽儒术，支离汗漫之求，终其身无以入道，又乌知所谓默会诸心以立其本者哉！此先生所以惧而为是录，以明建书院之本意，将以破沿袭沉锢之蔽，而觉之以一其趣也。顾当时稿未及梓，今则布之，闽中人人得而玩之，而先生之教昭如一目。矧存庵公祗遹作求丕承厥志，则多士必有惕然不自安于其心，不徒应之以文，而思所以为用力之地矣。否则，烨然章程，终涉陈迹，向慕虽切，应务则虚，而况于其能真证而自得者乎？噫，自不著不察，日用不知，道在天地间，固亘古今未息也。[65]
（二）《南溪书院志》现存最早的万历刻天启重修本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著录此书说：“明叶廷祥、郭以隆、纪延誉、陈翘卿同撰。廷祥官尤溪县知县。以隆称署县事，疑为丞簿之类。延誉、翘卿则尤溪教谕、训导也。其里贯均未详。南溪者，朱子之父松作尉尤溪，实生朱子于其地。理宗嘉熙初，尤溪令李修，以时方崇尚道学，人争攀附，遂于其地建二朱先生祠，即书院所自昉也。志中载书院额为宋恭帝德祐元年所赐，而李韶所作记在嘉熙改元之岁，已称南溪书院。则初建时已有此名，但赐额在后耳。其书仅记书院之迹，所附诗文，多不雅驯。延誉之序，以朱松、朱子及宋圣宗皆跳行别书，使君臣相并，则欲尊朱子而不知所以尊，悖谬甚矣。”
在此，首先得辨析馆臣著录此书的一个重大失误。馆臣说：“李韶所作记在嘉熙改元之岁，已称南溪书院”。所谓“已称”，实际上仅仅只是记文的题目为《南溪书院记》，而在正文中，无一处称“南溪书院”，而只称“二先生祠”或“是祠”；也就是说，此书院的最早建置是一座崇祀朱氏父子的祠堂！李氏记文原来的题目应是《尤溪新建朱先生祠堂记》或《二朱先生祠堂记》，明人在编纂书院志时，将李韶记文改为《南溪书院志》，这才出现了题为“书院记”，而正文却无只言片语提及书院，文不对题的奇怪现象！
与方溥编本略有不同，方编本为三卷，而万历本则是四卷。由于方溥编本无存，无法对此作出详细的比勘。但二本之间的传承关系还是有迹有寻，大体言之，后本的前三卷基本上保持了前本的框架而新增了某些篇目，而第四卷为新创，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谓的“群贤词翰”会越来越多，不另置一卷则难以容纳的缘故。
万历本的基本情况如下：卷前有万历二十二年（1594）季春知县叶廷祥序。次为目录、形胜总图、韦斋像图、文公像图、纂修姓氏、校锲姓氏和凡例七则。韦斋像图由尤溪县教谕纪廷誉书写《刻韦斋先生像引》，文公像图由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大梁杨四知书写《刻文公先生像跋》。
第一卷为形胜事迹，内容为书院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位置的简介，朱熹生平事迹和《宋史本传》。生平事迹的介绍参考了《朱子实纪》，可视为朱熹的年谱简编。第二卷为建置祀典，内容为书院的创建、扩建与重修，书院的建筑，春秋祭典的仪式和祠田。第三卷为二公诗文，从朱松和朱熹的文集中搜集与尤溪有关的诗作与文章。第四卷为群贤词翰。内容为罗从彦《韦斋记》、石敦《韦诚记跋》、李韶《南溪书院记》、林兴祖《重修南溪书院记》、方溥《南溪书院志后序》，以及明代一批官员、学者的相关诗文。
南溪书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应始于元代。林兴祖在《重修南溪书院记》中说：“皇元混一，尊崇正学，谓文公父子书院宜在尊崇之典。书院设山长，弟子员，上隶延平郡。”[66]这是南溪书院最早设山长，招收弟子的记载。笔者曾研究过福建历代书院的山长，但迄今为止，对历史上何人曾担任过南溪书院的山长却无一发现，而《南溪书院志》对此居然也无一记载。至于书院的师资、学生、教学内容、方法和教材等本应作为书院志的主体部分，一概付之阙如！由此可以作出以下初步的判断——历史上的南溪书院，崇祀先贤的意义远大于教学的意义，也就是说，南溪书院是属于那种祭祀型的书院，而不可以讲学类型的书院视之！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明万历刻本《南溪书院志》的几位编者。叶廷祥，浙江庆元人，万历二十二年以文林郎知尤溪县。郭以隆，赣县人，以沙县丞署尤溪县事。纪廷誉，晋江人，万历间尤溪县教谕；《四库存目》著录，纪廷誉之名误作“延誉”。陈翘卿，漳浦人，尤溪县学训导。陈翘卿《南溪书院志后序》曰：“其志则出于我明方侯溥所纂集。……万历辛卯（1591）岁仲夏，邑有回禄之灾，志板延毁于民家。……始谋诸教谕纪君暨诸绅衿，重梓之议有定画。……于是抄录旧册，正其差讹，补其缺漏，次其简编，付之剞劂氏。……”民国《尤溪县志·政绩志》载：“纪廷誉，字声寰，晋江人。万历间尤溪教谕，学有渊源，才优经济。纂修《南溪书院志》，匾文公祠曰‘万世宗师’，则崇尚正学可知矣。寻丁内艰去。”
（三）朱世泽编《考亭志》[67]
《考亭志》十卷，明朱世泽编，明万历十六（1588）至十七年（1589）刊行于建阳书坊。此书罕见，仅南京图书馆和日本内阁文库有收藏。此外，日本东京内阁文库另存日本宽政七年（1795）据万历刊本传抄本。
朱世泽（1563—？），字仲德，号斌孔，朱子十三世孙。曾任万历《建阳县志》分纂和《蔡氏全书》编辑。在日本尊经阁文库，另藏有明万历版《考亭志》十卷，据馆藏著录，作者著录为“明朱用圭”而非朱世泽。(www.xing528.com)
此外，在《考亭紫阳朱氏总谱》中有朱世泽的小传，其中也提到了朱用圭与这部志书的关系，以及志书的原名：
为继承伯祖朱用圭遗志，以编《考亭阙里志》为己任，《考亭阙里志》编成后，就正于族长朱奎，又进行修改订正。万历乙未（1595），更名为《考亭志》，由督学徐即登刊刻行于世。此外，他还编著《潭阳文献》九卷。明刊本《考亭志》今存于南京图书馆，传为海内孤本。[68]
在这段话中，出现了此书的原名、具体刻印时间和刊刻者等。
先说编者。上文之所以会出现朱用圭所编，实由来有自。在《考亭志》卷末朱世泽《叙锲考亭志颠末》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嘉靖岁在壬子，伯祖用圭公同知滁州事，时适古和雷公官南太仆，司同滁阳，三索《考亭志》，欲以应之而其道无由也。缘卤略其梗概，辱公代修，而公擢大司空北去，仅仅撰序以贻用圭公，不幸用圭公卒，而志终不果辑。
这里说到了朱用圭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在任滁州同知时，曾与时任南太仆寺卿且“司同滁阳”（即同在滁州设司）的雷礼有交集。雷礼（1505-1581），字必进，号古和，江西丰城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官福建兴化府推官，官至工部尚书，著有《皇明大政记》《国朝列卿记》和《南京太仆寺志》等十几种著作。因与这位知名的学者有同官之谊，朱用圭于是与雷礼谈起正在搜集资料欲纂修《考亭志》的意愿，这引起了雷氏的兴趣，此后曾前后三次向用圭索要志书初稿而不得；而用圭只是说起编纂此书的“梗概”即提纲，并希望雷氏能帮助其“代修”，后因雷氏提拔为“大司空”而调离滁州，仅仅留下了一篇序言，又因其后不久朱用圭不幸逝世（又作失明），这部志书最终未能在朱用圭手上成书。这部欲修而“未果”的志书，可能正如赵鸿谦《松轩书录》在转录该书凡例所言，“以雷公礼序诸端者”，而雷序（实为雷礼请何乔远代作序）中恰恰提到了朱用圭与此书的重要关系，这应该是日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将此书著录为“朱用圭（编）”的由来。
朱用圭，一作用珪。光绪《滁州志》载：“朱用珪，字七峰。福建建阳人，由选贡，嘉靖二十七（1548）年任”[69]。朱用圭很重视考亭朱氏的历史文献编纂，曾广为搜集资料，欲编辑《考亭志》，由雷礼请何乔远作序。何序称“朱文公十一世孙用圭嘉靖中丞滁州，其时丰城雷公礼为滁太仆，问及考亭，以为不可无志，预作志序以遗用圭。用圭归，欲成雷公之志，会目失明不果。今其十三世孙弘演始成之，以授乔远，使乔远序。序曰：文公著书立言，有功六经，昭如日月，不待言矣。后生小子平居有疑焉。今日序公之志，不可不论质也。”[70]由此序可知，朱用圭欲编志，因失明而未成，因此序是“预作”，故今存于何乔远《镜山全集》中。
《考亭志》是历史上唯一一部全面记录朱熹考亭书院历史的书院志书。由于编志者距离朱熹的时代已有四百年之久，故志书的编纂有较大难度。比如卷五《及门造士》，辑录朱门弟子共338人，仅列各门人的姓名在各县名之后，而缺生平事迹的基本概况；而且，这338人有不少是在其他地方从学的弟子，不全是从学于考亭的门人，造成这种情况的，恰恰是因为年代久远，原始资料欠缺的缘故。
尽管如此，这部志书仍有不少极具史料价值之处。
一是保留了历史上最完整的描绘考亭书院的平面图。而在此之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比较完整的只是清道光《建阳县志》中的《考亭书院之图》，与《考亭志》中的图相比，县志中的书院图所描绘的不过只是此图的局部，甚至不到一半的篇幅。而在此图中，我们可以由此读到大量的在县志图中所见不到的内容，诸如龙舌洲、鲤鱼洲、盖竹社、沧洲桥、聚星亭、方塘阁和玉尺山，乃至“朱氏子孙世居之屋”等。而《家庙藏文公六十一岁时真影》，将此图与明正德刻本《朱子实纪》中的“太师徽国文公像”[71]比照，可以断定，此图应来源于《朱子实纪》，由此也可以推断，本书卷五《及门造士》中338位朱门弟子，其来源应该是参考了戴铣《朱子实纪》中319位门人、宋端仪《考亭渊源录》[72]296位门人的史料，而略有增补。
二是卷一《沧洲形胜》，对考亭书院的历史沿革，特别是对元明以下对书院的修复，在以往的府县志书中大多语焉不详，而在此志书中有不少珍贵的史料记载；卷四《文公亲书字》，对万历时期，仍在考亭书院存有的刻板，以及各处所题者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罗列，为评判不少流传于今的朱子手迹的真伪，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坐标。
（四）岳和声等纂修《共学书院志》
岳和声等纂修的《共学书院志》（明万历福州共学书院刊本），分为上中下三卷。卷上分为形胜、沿革、规制、先儒、宦绩、祀典、会规、田赋、典籍六门；卷中为艺文；卷下为公牍、善后、题名、器名四门。提学副使岳和声主纂，参加汇辑者有福州知府、同知，闽县、侯官的知县，府学、县学的教授、教谕、训导等一干官员。乡绅林材、陈一元、曹学佺等一批名士也参加了校阅。
共学书院在福建书院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意义在于，开创了福州书院的好几个“第一”。一是创省城书院之先，开清代闽都“四大书院”之先河。二是纂修书院志。《共学书院志》是福州最早，也是福州书院现存最早的书院志书，为清代鳌峰书院、致用书院纂修志书提供了可代借鉴的样本。三是书院藏书和刻书，也开福州书院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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