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院志编撰与考证：数量厘清、资料整理、全面了解

陈时龙

书院志与山川、寺观、祠庙志近似，于四部入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总目》将书院志归入史部地理类之古迹。以往学者对书院志的史料价值，并不重视。《明史·艺文志》仅著录孙存《岳麓书院图志》一卷、刘俊《白鹿洞书院志》六卷两种；清修四库，馆臣于采进之十种书院志悉不收录，仅存目八种。^[20]然书院初则为宋明理学传播之场域，再则为清代考据学之渊薮，故书院之志，于学术史研究有极大史料价值。学者估计，我国书院志总数量在二百种左右。^[21]那么，明代编纂的书院志有多少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明代书院志十二种；《中国历代书院志》收明代书院志十一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明代书院志二种；《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明代书院志一种。显然，绝大部分明代书院志并没有得到保存。然而，厘清明代书院志的数量，并做相关的考证与资料整理，对于理解明代书院志编撰状况、深化书院史之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这方面，学者们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洪焕椿《浙江方志考》卷十七《古迹志》曾著录浙江境内明代书院志八种；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文献部分涉及明代书院志的条目有六条；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附录《中国书院文献书目提要》介绍了明代书院志四十五种；邓洪波《中国书院史》附表《明代编刻书院文献一览表》则列举明代书院志四十八种。笔者所撰《书院志述略》一文尝列举明代书院志六十四种。^[22]然而，已有研究在考证上不够细致，对诸种明代书院志的卷数、作者、书院位置的介绍多有错误，其数量上也难以反映明代书院志的全貌。笔者借助这些研究成果提供的线索，检阅明人书目、文集及地方志，对八十八种明代书院志作详细考证，以期对明代书院志有更全面之了解。

本文考证的原则是：现存书院志的考证从简，已佚书院志的考证从繁；对业经学者考察过的书院志，重在补充与纠谬，而未经前人介绍的书院志讨论稍详；以“录”“集”为名而实为书院志者，以及有院馆建设之会志者，酌情收入；凡论其志，于书院位置、规制先作一简明介绍；书院之地理位置悉据明代之行政区划；文末附《明代书院志一览表》，以便检阅。然明清文献浩瀚，毕一生之力亦不可尽阅，故舛漏之处必然不少，敬请方家指正。

《首善书院志》一种

京师顺天府，王应遴纂，卷数不详，佚

首善书院在京师宣武门内，天启二年（1622），冯从吾、邹元标、高攀龙等建以讲学之所，天启五年毁于魏党之手。天启末年，薛三省请以书院为祀忠祠，不果。崇祯初年，李之藻请以书院为历局。崇祯末，诸公卿尝以桑拱阳讲学京城而欲复书院，亦不果。书院初创，大学士叶向高为记。叶向高《苍霞余草》卷二《新建首善书院记》：“首善书院者，御史台诸君所创，为南皋邹先生、少墟冯先生讲学所也。额曰首善，以在京师，为首善地也。”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三《请与邹、冯二总宪疏》言书院兴建事甚详：“（冯从吾）公余讲学，苦无栖坐，欲于中西两城择地之稍远市者葺一讲堂。……适臣按巡中城，并谕及臣。久之，不得其处。偶于城隙存有官房数间，尚无售主，臣因举以相复，而从吾不嫌湫隘，出价相偿，遂命司务臣吕克孝鸠工改葺，臣亦窃闻其议。”关于书院之始末，可参见方大镇《闻斯录》及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十六《首善书院》条、刘侗《帝京景物略·首善书院》条。此志为冯从吾门人王应遴纂辑。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王应遴，《首善书院志》。”冯从吾《冯恭定全书》续编卷二《首善书院志序》曰：“首善书院成。或曰：‘是不可以无志。’因命门人王堇父为之。志且成，或曰：‘是不可以无序。’余因僭为之。”据此，书院志系王应遴遵师命而作。然冯从吾以讲学受言官攻击，于天启二年十一月归乡，故书院志之纂成当在天启二年。王应遴曾参与首善书院之讲学，且辑有《冯少墟先生教言》。^[23]应遴，字堇父，号云来，山阴人，与山阴藏书家祁承善，两人“分镜湖而居，居相望也，又总角相善，而更同蠹鱼之嗜”^[24]。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载：“王应遴，字云来，万历戊午（1618）以副榜贡，阁臣叶向高荐授中书，同修玉牒及两朝实录，晋大理寺评事。熹宗朝魏珰乱政，应遴辑真西山《大学衍义》，首列祖宗防近习一款以献，触珰怒，廷杖一百，叶向高、韩爌力救之，免死归。崇祯初阁臣徐光启荐起原职，与修会典诸书，迁礼部员外郎。甲申殉节。”王应遴任光禄寺录事，乃在崇祯五年（1632）。^[25]然而，《明史·申佳胤传》言王应遴甲申殉节时为“大理副”，即大理寺寺副，则应遴官似不止于礼部员外郎。据杨廷福、杨同甫编《明人室名别号字号索引》，应遴，字云来，号冶城老人、云来居士，斋名真如。然既号“云来居士”，则“堇父”为字当更为确切，诸记载或有误，当以其师冯从吾之说为准。应遴为诸生时，尝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受山阴知县余懋孳之嘱而编辑陶望龄之《歇庵集》，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庚午为“吏部听选监生”时，鉴于辽东危急，曾“恭进地图，曰《都城图》，曰《辽东图》，曰《海运图》，曰《奴巢图》。”^[26]其人通经史，精历算，尝与修《崇祯历书》《大明一统志》，亦曾应刘宗周之询而作《庙制》，以证献皇之当祧。^[27]何乔远称他“上穷天文，下达地理，中深史学，而所最留神者在《大明一统志》之书。其书浩瀚汪洋，令人举一帙不能终其条贯”，又著《吟书》，“其事则仿《全唐诗话》，其体则仿《世说新语》”，而于人情物理风谕之道备矣”^[28]。今《明史·艺文志》仅著录应遴著作四种，即“《备书》二十卷、《乾象图说》一卷、《中星图》一卷、《慈无量集》四卷”，而不载《首善书院志》。然据学者考证，应遴精于戏曲，有庄子戏《逍遥游》存，另有《经天该》《王应遴杂集》，皆存日本。^[29]此志已佚，卷数不详。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九十二《艺文志·子部》载：“《首善书院录》，……石埭桂大琏。”然此录既入子部，大约为桂大琏听讲首善书院时记录，非院志之属。

《明道书院纪》一种

直隶开州，龙大有纂，卷数不详，佚

乾隆《长沙府志》卷四十九《艺文·著述总目》：“龙大有，茶陵人，著……《明道书院纪》。”按，明道书院在直隶大名府开州城隍庙东，^[30]祀宋儒程颢，故名。嘉靖《开州志》卷二载：“王崇庆曰：‘此程子伯淳书院也，院立自龙子始也。’”嘉靖《开州志》卷九载刘龙《明道书院记》，曰：“龙君大有自祁更守，谓（明道）先生非诸公可班，宜有专祀，以伸景仰，且欲风励后学为其标准。会得隙地一区，移文所莅，特建祠宇，用严祀事。其后为讲堂、学舍，选境内诸生，延师诲之。”据此，书院为知州龙大有创建。龙大有，字道亨，号云东，弘治十四年（1501）举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官祁州、开州、广德州知州、南京刑部员外郎、平乐知府、大同巡抚，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然或以为明道书院乃奉敕而建。光绪《开州志》卷六《人物·文苑》：“王循古，字宗一，潜心理学，不事举业，斋居十年，著《五经图说》及《帝王忧世心法诸图说》，献世宗。世宗下大臣议。共奏曰：‘此理儒也。’赐处士号以旌之，并下所司修明道书院以教授生徒。”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经解类著录其《五经图说》：“王循吉，《五经图说》。开州人，嘉靖中潜心理学，献其书于朝，锡号处士。”“循吉”盖“循古”之误。据雷礼《国朝列卿纪》，龙大有自正德十五年（1520）任开州知州，嘉靖二年（1523）丁忧离任。明道书院既为嘉靖皇帝命建，则当建于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之后，而书院纪之汇辑，亦不能逾嘉靖二年龙大有离任之时。此纪已佚，卷数不详。

《河东书院志》一种

山西运城，张士隆撰，六卷，佚

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杂志》载：“《河东书院志》六卷，张仲修。”董其昌《玄赏斋书目》卷三亦著录此志。钱曾《述古堂书目》卷四载：“张仲修《河东书院志》，六卷，一本。”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则载：“张仲修《河东书院志》，七卷。”诸家书目著录卷数微异。按河东书院在山西平阳府安邑县西南之运城。运城为明代河东陕西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及巡盐御史驻节地，又名司盐城、凤凰城。刘钧仁《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凌云书房1980年版）释运城名曰：“运城，在山西解县东北四十里，东距安邑十五里，古邭瑕地。元时为路村，姚行简为解盐使，迁治路村，延祐中更名圣惠镇，明、清名运城，有河盐运使驻之。城南盐池，当中条山北麓，产盐极富。”清苏昌臣《河东盐政汇纂》卷二《运治》：“运治建有专城，在解州之安邑县西境。……城虽为盐务而设，然政之大经，靡不建立，悉受成于都转运盐使司。监临侍御，岁一更焉，洵河汾间一都会也。”作为河东都转盐运使司驻地，运城有教育机构，为运学。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十四《河东运司学进士题名记》载：“天下盐运司四，多无学，而河东有学。”运学之外，有三书院，河东书院即其一，正德九年（1514）巡盐御史张士隆建。书院规制宏敞，有院基三十余亩，赡田四十余亩，涵泳山水、亭园、讲经之堂、憩息之所。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十四《河东书院记》载：“正德甲戌（1514）春，御史安阳张子仲修巡盐河东，官吏革愆，商民胥悦。夜读书，昼诲诸河东生，乃从官司之请，作河东书院于上曲。于是诸车人、店人、牙人，愿献木石暨力，诸工师愿献能，诸园薮愿献厥植，乃选义士，命理乃筑，堵周七十雉。”书院规制之宏敞，盖亦得益于盐商之富。吕柟判解州时，尝于书院之中校刊《司马文正公集略》。书院之志，亦御史张士隆纂。崔铣《崔氏洹词》卷一《河东书院志序》载：“张御史仲修巡河东盐，以暇日作河东书院。既成，作志三篇：曰费取诸山野，曰力取诸逸夫，曰范取诸古，曰文翰取诸今之立言者，曰画取诸经史。御史谓贡士樊君茔曰：‘隆也窃惧夫继者或踵予迹，而或隙其术以厉人也，又窃惧夫议者以此为疣事，曰今之学之政之存也，均之重隆之罪也夫，故志之云尔。’”张士隆（1475—1525），字仲修，号西渠，河南安阳人，读书国子监时尝与关中名儒吕柟、马理等讲学，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官至陕西副使，备兵汉中。据《国朝献征录》卷九十八所载朱睦之《四川兵备副使张仕隆传》，张士隆正德七年拜监察御史，八年巡察河东盐法，“暇则建正学书院，聚徒授经”。崔铣《洹词》卷五《亡友张仲修墓志铭》亦称张士隆巡河东盐法之时“以其暇建正学书院”，皆误。正学书院在司盐城运治东隅，建于嘉靖十三年（1534）巡盐御史余光，详下文；河东书院则在运治西北十里处。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十五《艺文》吕柟诗《登河东书院书楼和韵二首》有“离城十里地清幽”一语，足以为证。朱睦《万卷堂书目》虽著录《河东书院志》，而所撰张仲修传则有误。此志已佚，卷数为六卷抑或七卷则不详，而诸家书目主六卷者居多，姑从六卷之说。据薛应旂《方山先生文录》卷九《司马文正公集略序》，吕柟谪解时所校录之《司马文正公集》即刻于河东书院。

《正学书院志》一种

山西运城，王世相撰，七卷，佚

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杂志》载：“《正学书院志》，六卷，王世相。”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亦著录。苏昌臣《河东盐政汇纂》卷二《运治》载：“运学之外，有课业明道之所三。一曰正学书院，在司治东隅，明嘉靖中侍御余公光建。”同卷载余光《新建正学书院记》曰：“路村城旧有运学。其西为解州，有解梁书院，吾师泾野先生所建，萃其州士与其耆蒙，日讲学以明伦。……路村去解，未四十里，风俗乃殊。……既而相其地，则得城东隅三灵庙之废址；相其材，则得宋同知之官舍；相其人，则得牟同知泰。相与协谋，……不数月落成，其制一如解梁。”余光，字晦之，号古峰，南直隶徽州府祁门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大理寺左评事，调南京，嘉靖十二年（1533）擢御史，^[31]次年巡盐河东。余光为吕柟门人，故书院规制悉仿吕柟判解州时所创之解梁书院。书院志则为吕柟另一门人王世相纂辑，而志中亦复采入吕柟判解事迹。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十一《正学书院志序》载：“监生王世相纂辑其事，作志七卷，而都运詹子诸君走使问序。然其志亦采予判解州时事。”张璧《阳峰家藏集》卷二十五《正学书院志序》云：“正学书院，为河东人士作也。孰作之？侍御余子古峰也。曷为志？志正学书院也。然则曷为正学？忧学之不正尔也。学本自正也，而或颇或僻焉者，皆非也。故裂道术者，驳学也。蔑礼度者，诡学也。事章句者，浮学也。是故君子忧之，而示人以标的焉，则是举讵容已哉？古峰奉命董盐政于河东，未旬月，百度咸贞，乃喟叹曰：粤若唐虞故墟，乃或俗浇化漓，其何身之责之逭？兹惟建正学书院于兹，以迪若人士。乃相视得城东隙地创为之，并竖塾学于傍。简厥良，俾游歌其中。河之东彬彬多朴学之士矣。乃国学生王世相者，诠次其事实，为书院志七卷，而都运詹子廷玉则缄致请叙于予。予乃读首卷，曰：恢哉厥址，有堂有斋有田，是儒先之秩祀已乎！读其学范，曰：美哉，范以植标，书以博观，贤以表异，器以识存，然而规制备矣，斯白鹿之遗风乎！读其乡约，曰：卓哉，熙熙乎乡约也哉，范河东者其若是举乎！读其诗歌，曰：伟哉，二南将复歌于今日也乎！读其文翰，曰：硕哉，隽乎信而弗诬，扬而弗谄，其诸乎足以考成也！予何言哉？亦惟畧序其梗概以复廷玉。若夫黜驳还醇，汰浮敦雅，以崇士学也，不诡于斯道。古峰兹院，其权舆也。然则予何言哉！”据此，此志有首卷、学范、乡约、诗歌、文翰诸目。吕柟言卷数为七卷，而《万卷堂书目》称六卷，或以未计入首卷故。王世相生平不详，然其人精医术。《四库全书总目》医开七卷条载：“医开七卷，王世相撰，字季隣，号清溪，蒲州人，吕柟之门人也。官延川县知县。……主滋阴降火之说。”据嘉庆《延安府志》，王世相之任延川知县，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至二十五（1546）年间。又，余光在运城行乡约时，邑人太学生王世相亦襄其事，获选为约赞，曾建“十善”之议，而余光行之。^[32]

《河中书院图记》一种

山西蒲州，吕经纂，一卷，佚

董其昌《玄赏斋书目》卷三载：“《河中书院图记》。”按，河中书院在山西平阳府蒲州城东三里之峨嵋原，正德十四年（1519）知州王俊民、同知吕经创建，韩邦奇记，李梦阳赋。明正德嘉靖间，蒲州科第颇盛，多河中书院之力。康熙《蒲州志》卷十一韩邦奇《河中书院记》载：“河中书院者，故东岳祠也。……吕子毁其祠以为河中书院，生徒入院而习业者几百余人。……吕子者，尝为吏科都给事中。……丙子（1516）出为蒲州同知。吕子毁东岳祠为书院也，乃在明年五月云。……先是时太守适巡下邑，故同知得自治书院事，然卒成之者太守也。”吕子即吕经，字道夫，号九川，陕西宁州人，正德十三年（1518）任蒲州同知，后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嘉靖六年（1527）官云南时尝刊刻日用类书《便民图纂》。太守即蒲州知州王俊民，湖广石首县人，进士，正德十三年任。宋元以来，东岳神崇拜流行，此东岳祠即其一迹。韩邦奇弟韩邦靖曾瞻仰于此，有“蒲州昔年到，曾上泰山祠”诗句。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十四《河中书院题名记》称：“蒲州城东旧有岱山神祠，顽夫常挟神以渔货。男女错杂于路，弗辨也。吕经以祠使其妇人女子群集而奔走，为天下之弊俗，毁之而建书院。”故东岳祠之废，寓士大夫废淫祠、兴教化之意。万历《山西通志》卷十三《学校》录吕经序，曰：“乡人吕氏以谏官谪蒲州，故有庙在峨嵋侧，祀太山也。吕至，移文废焉，曰山川之神，祭不踰境，非鬼而祭，孔门□之。于是废其地，称书院焉，而祀有虞氏于内，曰：蒲，舜都也。配以夷齐，从以王、薛，左之名宦，右之乡贤。量宇聚地，区田祀养，考钟伐鼓，视履迪业。善哉，吕氏知治本矣。夫驱邪以端，拨怪以常，伐慝以昭，破淫以义，以是而教，鲜不率矣何也？四者其本也。然又断之以独，协之以同，行之以勇，三者既获，四本乃立，然后经定程竖，教斯兴矣。故君子不争而騩莫不同，不烦而众莫不从。标立而影随，近声而远应，凡以是耳！”《河东书院图记》乃吕经自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载：“吕经，《河中书院图记》，一卷。”钱曾《述古堂书目》卷四载：“吕经，《何中书院图记》，一卷，一本。”“何中”当为“河中”之误。

《弘道书院志》一种

陕西三原县，王承裕、来时熙辑，不分卷，存

弘道书院在陕西西安府三原县，王承裕建。王承裕（1465—1538），字天宇，号平川，谥康僖。弘治六年（1493），王承裕中进士，侍父王恕还乡。三原诸生秦伟、马理等人从学于承裕，遂假僧舍以居，题曰学道书院。承裕于学道书院后构一室，名弘道书屋。弘治八年（1495）承裕入京，同年以疾归，从学之士愈众。秦伟遂倡议建书院，募款兴工，取普照寺旧址建弘道书院。书院有弘道堂、考经堂、清风轩、明月庵、清谷草堂诸建筑，此后递有修缮，外门曰仰高，中门曰恭敬，后门曰忠孝。光绪《三原县新志》卷六《人物》载：“承裕，端毅公（王恕）第七子也，……作宏[弘]道书院，与群弟子进理学，阐宗旨，受业者率多名儒。著有……宏[弘]道书院志”。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目录提要》云：“《弘道书院志》，明来时熙撰。……是志不分卷，弘治年间首刊于弘道院中，嘉靖年间又有增补本。今上海、东北师范大学等图书馆藏有弘治首刊本，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嘉靖增刊本。”据《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台北“中央图书馆”1971年版），则此志嘉靖刊本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弘道书院志》弘治十八年刻本，收入《中国历代书院志》，不分卷，有正编二，即学规、类定小学规，为王承裕所撰；附录六，即建弘道书院记、出生题名、诗、铭、文、记。志末标“门生来时熙辑录”，则此志当承王承裕命而作。光绪《三原县新志》卷七《选举志·贡生》：“嘉靖间十六人，……来时熙，……训导。”据此，来时熙尝以贡生而官训导。又，马理《来槐亭封君墓志铭》载：“吾邑儒家，称永清里来氏焉。……子春生肃，肃生镗，号诚斋，配王氏，生封君御史焉。封君讳时廉，字庭清，号槐亭，生而庄重如前人。……尝服贾甘肃、维扬、蜀川、荆襄间，……资四弟时熙学，自幼学至为廪膳生不替。”^[33]可知来时熙出自三原永清里来氏，父镗，兄来时廉。

《嵯峨书院志》一种

陕西三原县，作者、卷数不详，佚

晚明学者冯从吾辑《关中四先生要语》，采撷吕柟、马理、韩邦奇、杨爵诸人语录，其题辞内云：“溪田马先生语录，止存数则于《嵯峨书院志》中。”马理（1474—1555），字伯循，号溪田，三原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官至光禄寺卿，其学以程朱为宗，力斥王学。嵯峨书院又称嵯峨精舍，在三原北城西街，为马理居家讲学之所，其名盖取义于邑之嵯峨山。唐龙《渔石集》卷一《嵯峨精舍记》载：“三原马子伯循诵先王之法，希圣贤之轨。典刑所昭，风声斯被。其诸弟子员振衣承响，喁喁以从。其集如云，其立如林。马子敝庐不葺，环堵萧然，而弟子多至，无所栖止，是故来远而居弗宁，教勤而习弗专也。佥事周子宗化行县而知之，忧然用恻，乃议构精舍以尊其教。前令王成章曰：‘此实下吏之阙也。西有浮屠氏之宫，丛秽伏奸，大隳世典，诚易置之，岂惟正之用昌，即邪亦于是乎黜矣！而况民俗罔不厘乎！’宗化曰：‘善。’乃亟命毁之，易地以为基，徙材以为宇，命之曰嵯峨精舍。”嘉靖《重修三原志》卷四《宦迹》载：“王成章，山西太原府榆次县人，由举人初署凤翔府学训导。正德十五年升任今职。”按，王成章为正德丁卯（1507）举人，正德十五年（1520）至嘉靖元年（1522）间任三原知县。周宗化，名镐，号东岗，湖广辰州卫人，正德戊辰（1508）进士，授汤阴知县，尝于嘉靖元年（1522）续成何景明《雍大记》而刊刻之。然周宗化之始任陕西按察佥事，不知始于何时？自王成章任三原知县任期推论，则嵯峨书院之建，当在正德十五年至嘉靖元年间。然而书院志之作者、卷数及纂成时间难详。

《正学书院志》二种

陕西西安府；嘉靖志；万历志；佚

正学书院在陕西西安府，始创于元，祀宋儒张载、元儒许衡及杨元甫。明弘治五年（1492）至十二年（1499），杨一清相继以佥事、副使提学陕西，并于弘治九年（1496）借秦府隙地复建正学书院，李东阳为记。地分三区：中为正学祠，左为提学分司，右为书院。后八十余年间，正学书院颇受提学官员重视，为陕西俊彦肄业之地。其志前后两修：初修于嘉靖间提学官唐龙；再修于万历间提学官段猷显。兹分而言之：

嘉靖志，唐龙纂，卷数不详。唐龙（1477—1546），字虞佐，号渔石、梦渔子，浙江兰溪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殁谥文襄，精于《易》，擅诗文、书法。嘉靖元年（1522），唐龙提学陕西。王志沂《陕西志辑要》载：“时学趋诡异，乃新正学书院，选士群肄之，划其浮靡而约诸理。其所登进，皆一时夙望，后悉为名臣。”唐龙于讲学之余，纂集书院志，嘱关中名儒吕柟为序。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四《正学书院志序》载：“《正学书院志》，自公檄志至书籍志，凡九篇，今山西宪长渔石唐公提学关西时之所编也。”唐龙《渔石集》卷二《正学书院志序》叙此志体例甚详：“《正学书院志》者，志夫正学书院也。……志公檄，明始也；建造，考制也；先贤，纪纪也；学约，崇要也；文若诗，载艺也；人才，兴明效维矣；官氏，班学职修矣；书以实道，以纪事，以崇献昔，不可遗，故以书籍终焉。”据此，吕柟所谓“九篇”者，即公檄、建造、先贤、学约、文、诗、人才、官氏、书籍。唐龙提学陕西，自正德十六年（1520）始。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四《渔石之篇序》载：“渔石者，今陕西提学宪副唐公虞佐之别号也。……公升陕西在正德十六年，其风采勋名在诸二司之前，诸二司或三年而升，或二年而升，或一年而升，同时者已尽其人矣，而渔石子一提学六年而不转。”故此志之作，当在嘉靖初年，即嘉靖元年（1522）至嘉靖五年（1526）之间。

万历志，段猷显撰，卷数不详。此志乃万历间陕西提学段猷显纂。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三《正学书院志序》云：“古今书院皆有志。往余读书正学书院，求其志而不得，近始得于一同志所，盖先督学唐文襄所纂。今八十年往矣。余私欲续之而不果，顷晤今督学青岩段公，言及此志。公欣然谓余曰：‘余自入关以来，即问书院有志否，佥曰无。今从何处得来？是吾道之幸也。若续为纂述，实余今日事。’慨然任之，不月余而志成。纲举目张，星列棋布，眎旧志更为精确于都哉！”检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二《职官》，按察副使段姓者二人，为段猷显、段献显，皆不言居提学道，而佥事更无段姓者。然同书卷二十七《学校·关中书院条》载：“万历三十七年，布政使汪可受……副使陈宁、段猷显为冯从吾讲学建。”据此，则冯从吾所言“督学青岩段公”当即段猷显。据顺治《固始县志》，段猷显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官广德知州、礼部仪制司郎中、陕西提学道。其官广德州时，尝修葺邹守益在嘉靖四年创设的复初书院。光绪《广德州志》卷三十一《宦绩》载：“段猷显，字徽之，号二室，固始人。”青岩抑亦段猷显别号？此志编撰时间不确，然以段猷显万历三十七年（1609）为陕西副使且参与关中书院之建设论，则《正学书院志》之纂辑大约在此时。

《关中书院志》一种

陕西西安府，周传诵、何载图撰，九卷，存

关中书院在陕西西安府城宝庆寺东，万历三十七年（1609）布政使汪可受、提学副使段猷显等为冯从吾、周传诵讲学建。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五《关中书院记》载：“岁己酉十月朔日，右丞汪公、宪长李公、宪副陈公、学宪段公联镳会讲，同志几千余人，相与讲心性之旨，甚且欢然，日晡始别。诸公谓余曰：‘（宝庆）寺中之会，第可暂借，而难垂久远，当别有图之。’明日，即于寺东小悉园檄咸、长两邑改为关中书院，延余与周淑远诸君子讲学其中。”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陕西长安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学从许孚远，以“敬”为宗，为湛门再传，而与东林宗旨密近。周传诵，字淑远，西安左卫人，与冯从吾同年进士，官至湖广左布政，著有《西游漫言草》。清儒王心敬续编冯从吾《关学编》时，颇感慨周氏名之不传：“敬初读《关中书院志》，见中间对联、题咏多淑远先生手笔，至当事助创书院牒县之檄亦多冯、周并推，而少墟先生集中语录之行世者，又多属淑远先生之叙。”据此，此志兼收书院之对联、题咏以及创书院之檄文。据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书目提要》，此志为何载图所撰，有万历毕懋康校本及天启二年南昌官刊本，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天启本有清人陈其荣手跋。又，日本学者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与复社》（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尝引“周传诵等《关中书院志》（万历四十一年序）”（第160页）。据此，此志之作者有两说，版本则有三种：题何载图撰万历毕懋康校本、题周传诵撰万历四十一年序刻本、天启二年重刻本。何载图生平不详。据乾隆《古田通志》，何载图尝任福建古田县典史。此志之编纂时间，约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至四十一年（1613）间。据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所见北京图书馆藏《关中书院志》“卷末有阙叶，全书似不止九卷。崔应骐序（万历四十一）”中的“崔应骐”当为“崔应麒”之误。据吴廷燮《明督抚年表》（中华书局1982年版），应麒（？—1617），字献可，直隶获鹿人，隆庆辛未（1571）进士，万历三十八（1610）年至四十一年（1613）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

《舞泉书院志》一种

河南舞阳县，任柱，一卷，佚

舞泉书院，在河南南阳府舞阳县。康熙《南阳府志》卷二《建置·学校》载：“舞泉书院，在县南三里舞泉之上，计地二十二亩五分。嘉靖九年（1530）知县任柱建，有明道堂、尊经阁、五经馆、礼贤堂、二程夫子祠、正传坊、乐山亭。”书院志亦为任柱所纂。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杂志》载：“《舞泉书院志》，一卷，任柱。”任柱是湛若水的门人。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十八《五经馆记》载：“从吾游以讲圣贤之学者有东莞任生柱。其治舞阳也，民安吏治，乃白方伯于君，创五经馆以教邑之多士，以承于君之德。”民国《东莞县志》卷四十五《选举·举人》载：“任柱，字子直，壬午（1522）科，《易》，萧山教谕，升池州同知。”据嘉靖《池州府志》卷六《宦籍》，任柱于嘉靖十三年（1534）始任池州同知。因此，任柱为舞阳知县至迟不会到嘉靖十三年之后，故书院志当编纂于嘉靖九年（1530）至嘉靖十三年（1534）之间。此志已佚。

《辋山书院志》一种

河南禹州，张鲲纂，不分卷，佚

李舜臣《愚谷集》卷七《辋山书院志》载：“钧州胜地曰辋山者，张子鱼筑室其中，置所藏书万卷，延乡之子弟有才质者得纵观焉。子鱼之为江西宪也，吾从寮末得覩所谓辋山者图及副使周某与吾友刘叔正所为记与述者，知其创建之意。”李舜臣，字茂钦，号愚谷，又号未村居士，乐安人，嘉靖癸未（1523）进士，官至太仆寺卿。舜臣之“志”书院，实为记，故《明文海》乃改其题为《辋山书院记》。然辋山书院于明代实有志，为辋山书院图、记、述之综合。据王昶《天下书院总志》，辋山书院在河南禹州城西，本为清凉寺，明嘉靖十年（1531）州人张鲲改为辋山书院。道光《禹州志》也称建于嘉靖十年，而民国《禹县志》则称辋山书院始建于嘉靖十三年（1534）。此志为张鲲所纂，时间当在嘉靖年间。按，张鲲，字子鱼，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工诗文，与三原马理等合称“八俊”，晚年讲学辋山，一时从游甚众，著有《东山集》《嵩少漫稿》。

《百泉书院志》二种

河南辉县，嘉靖志，万历志，存

百泉书院在河南卫辉府辉县之苏门山下。其地泉散出为百，会而为一，泠然而清，故名百泉。宋邵雍尝居于此，有安乐窝。元儒耶律楚材、姚枢、许衡、窦默等人亦曾讲学于此。明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督学副使吴伯通始于此建书院。正德十六年（1521），御史汪渊、知府翟鹏等续为修缮。崔铣《洹词》卷三《百泉书院重修记》云：“百泉之有书院，自副使吴公伯通始也。百泉出苏门之麓，古之辟地者多居之。……正徳庚辰，知府翟君至，以清严治卫，事明作而民安，乃大有慨于斯，议修之。……知府发帑赢财，市材易甓，檄下知辉县李杰肇事，推官杨惠来责工。”书院虽经修缮，而志仍付阙如。嘉靖十二年（1533），遂有书院志之修纂，再修于万历年间。兹分述如下：

嘉靖志，吕颛、马书林、石砥纂，四卷。此志现存，嘉靖十二年刊本，南京、大连等图书馆藏。明清诸家书目亦多有著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载：“《百泉书院志》四卷。”此志四卷，分沿革、建造、古迹、田、祀典、名贤、学约、文、诗、人才、书籍、器皿十二门。纂志之始末，吕颛《百泉书院志序》言之颇详：“嘉靖癸巳（1533）春，侍御寅斋叶公按辉，参议朱公、佥事郗公从，颛以卫辉知府得侍行云。……召知府语曰：‘美哉斯境！有志乎？’对曰：‘有。’退而进邑志。公曰：‘否。夫书院，学校之翼，风乎化理者也，焉可无表章，况百泉乎？是守、令之责也。’知府唯唯出，语知县马书林、学官石砥，命亟为之。札成，颛语书林曰：‘令视守习，斯其实录乎？’乃稍为删次以复。公可而传布焉。朱公、郗公实赞之焉。”寅斋叶君名照，字景阳，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嘉靖癸未（1523）进士，嘉靖七年至嘉靖十三年间任贵州道监察御史，两巡河南，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此志为卫辉知府吕颛、辉县知县马书林、学官石砥应巡按叶照之索而辑，故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杂志》遂称此志为叶照所纂：“《百泉书院志》四卷，叶炤。”“炤”为“照”的异体字。季啸凤《中国书院辞典》中《百泉书院志》条称书院志以御史汪渊之命而辑，且称前有汪序，误。按，吕颛，字梦宾，一字幼通，陕西庆阳府宁州人，嘉靖癸未（1523）进士，官至应天府尹，著有《世谱增定》二卷、《省垣稿》一卷。马书林，字子约，陕西高陵人，出身商人之家，其父马宪教其读学进学，遣从吕柟学，遂为吕柟门人，以《易》中嘉靖己丑（1529）进士，授河南辉县知县，后历任南京刑部主事、户部郎中、汝宁知府，官至四川按察司副使，尝录吕柟讲经语为《周易说翼》三卷。^[34]另据万历《福州府志》，石砥，字道平，嘉靖十年（1531）举人，官至靖江知县。据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此志有叶子照（当为叶照）、吕颛、马书林序。

万历志，聂良杞纂，三卷。此志存，有万历六年刻本，上海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亦收入《中国历代书院志》。此志三卷，卷一建革、祀典、名贤、学约，卷二文志，卷三诗志。聂良杞自序云：“百泉书院故有志，创自嘉靖癸巳（1533），详具前郡守吕公序中。越四十年，为万历丁丑（1577），乃重修之。大要删繁订谬，定秩编年，而此四十余年来名流杰作，则备采之，以阐扬胜概而表彰风教，亦既蔚然盛矣。已而，又请诸太仆舒公、郡守暴公并序篇首。”太仆舒公即舒化。舒化《重修百泉书院志》云：“旧有志，弗备。令是县者实惟聂子良杞，新而增之。令盖象山先生乡人。”郡守暴公则言此志修成后，次年即为刊刻。按，聂良杞（1547—1619），字汝宝，又字子实，号念初，江西金溪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河南辉县知县，有善政，擢礼科给事中，历云南提学佥事，任间创五华书院，后官至广西布政司参议。同治《金溪县志》卷二十《儒林》载：“良杞自幼笃志好修，潜心性理，尝从罗汝芳参证归仁之学指，为人简淡寡与，惟与邓以赞称莫逆交。”

《岳麓书院志》四种

湖广长沙府，杨溥集、陈论志、孙存志、吴道行志

岳麓书院在湖广长沙府岳麓山，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后得朝廷赐书、赐额及赐田，声名大盛，与石鼓、白鹿洞、应天府雎阳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岳麓书院之志，明清间多次修纂。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书目提要》以为明朝四修：初修于正德年间陈凤梧、陈论；再修于嘉靖七年孙存；三续补于万历十八年知府吴道行；四修于崇祯年间长沙吴道行。考万历年间吴道行续补本，当为陈论志之不同版本，故岳麓书院之明代志实为三种，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皆有著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载：“陈论《岳麓书院图志》十卷，山长，正德甲戌提学陈凤梧属修；孙存《岳麓书院图志》一卷；吴道行《岳麓书院图志》，长沙人，崇祯癸酉修。”此外，弘治间杨溥《岳麓书院集》，从未有人提及。兹分述如下：

《岳麓书院集》，杨溥纂，二卷。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杂志》载：“《岳麓书院集》二卷，杨溥。”此杨溥不知何人。陈凤梧《岳麓书院志序》载：“我朝弘治间通判陈钢乃重建之，而同知杨茂元协力表章，始复其旧。久之，参议吴世忠按部长沙卫，正辟邪陋，规制弗称，议改建于旧址之左。时凤梧适奉命督学其地，力赞成之。……而都指挥杨溥实专董其役。越二载，凤梧以参政分守再至，则殿堂门观焕然一新。”据此，纂辑《岳麓书院集》者，极可能是“都指挥杨溥”。焦竑《献征录》卷五十九韩邦奇《静斋陈公凤梧传》载：“癸亥（1503）九月升湖广按察司提学佥事。……升山西副使督学政……辛未（1511）擢湖广右参政。……壬申（1512）闻韦安人讣。”据陈凤梧《岳麓书院志序》，陈凤梧离湖广提学任后，“越二载以参政分守再至”，则其任湖广提学大约在弘治十六年（1503）至正德四年（1509）之间。杨溥董岳麓书院之役及编辑《岳麓书院集》，大概也在当时。斯集当为岳麓书院最早之志，与陈凤梧、陈论之图志约略同时甚至更早。然陈凤梧、陈论志序中从未提及杨溥的《岳麓书院集》，则当时知此集之存世者极少。杨溥生平不详。

正德《岳麓书院图志》，陈凤梧修，陈论纂，十卷。此志纂成于正德年间。《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岳麓书院图志》十卷条：“书为凤梧属论所修，始于宏[弘]治，成于正德九年。时论尚为学生而非山长，（黄）虞稷亦误矣。……论以斯院肄业之生，撰为是志，故其于书院兴废、山水、古迹、艺文，靡不考订精详。在明人杂地志中，可谓具有条理者矣。”张邦奇《纡玉楼集》卷一《岳麓书院志序》亦称陈论为“陈生”：“岳麓书院创自宋郡守朱洞，……湮沦荒废三百年，通判李刚稍修复，佥事陈公风梧董学政于湖南，为之规画。选诸生充其中，讲明二子之学。以陈生论详雅端敏，使为志。”然《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亦误。此志之编纂，不可能始于弘治年间。陈凤梧《岳麓书院志序》载：“时凤梧适奉命督学其地，力赞成之，乃命攸生陈论领书院事，及行各学，选取诸生有志于学者若干人习静其中。……越二载，凤梧以参政分守再至，则殿堂门观焕然一新。两庑斋舍有未备者，乃发赎金付有司葺之。期于大成。……顾惟论学识端敏，乃以意授之，俾集次焉，而凤梧遽以内艰归矣。今年秋，论徒步千里谒予西郭草亭间，出志，观之考据周洽益惬，鄙意其尤有未莹者，复相与校订，俾适厥中。而城南、湘西二精舍亦附载焉。论将持归长沙，付知府陆相、指挥韩钦捐俸锓梓，置书院中。……正德甲戌秋七月既望后学陈凤梧书。”据此，陈凤梧虽于弘治年间为湖广提学并以陈论“领书院事”，而嘱陈论纂志则在正德六年（1511）任湖广参政之后，故此志之编纂当始于正德六年而成于正德九年（1514）。陈凤梧为志作序时，适在泰和县家中守制。此志卷数当为十卷。由于附录“城南、湘西二精舍”，故亦有“十一卷”之说，如范邦甸《天一阁书目》称：“《岳麓书院志》，十一卷，刊本，明舒诰撰并序。”舒诰实为攸县易舒诰。同治《攸县志》卷五易舒诰《岳麓书院志题辞》载：“提学泰和陈公凤梧孜孜以崇正学为务，慨兹教化本源之地，顾未有志，谓攸士陈论学识端敏，属辑次其书。论自幼奇拔，志古之学，不事举子业，观其书可见其概。”张治《易舒诰传》载：“易舒诰，字钦之，别号西泉。宏[弘]治乙丑（1505）进士。……（正德）七年乞假归省，九年以双亲在堂疏允中养，杜门十四载。……年五十三卒。”同治《攸县志》卷四十九《艺文》还载有易舒诰《寄湛太史甘泉书》：“近陈师鲁监生归，始知动定。”据此，则陈论与易舒诰固曾相识，以故正德九年陈论之志方成，家居之易舒诰即为之题辞。按，陈凤梧（1475—1541），字文鸣，号静斋，江西泰和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抚应天。陈论，字思鲁（又作师鲁），攸县人，师从湛若水。此志刊本甚多。《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关于《岳麓书院图志》十卷条作者称曾见此志嘉靖二十年刊本，且言“附刻禹碑释文及诸家辨论之作为一卷，则嘉靖辛丑重刻时所增入也”。之外，此志有万历年间吴道行续补本，或谓十八年续补本，或谓二十二年续补本。《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载：“《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十卷，明陈论撰，吴道行等续补，明万历二十二年刊本。”故当以万历二十二年为是。朱汉民《岳麓书院》（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亦称：“吴道行，号虚庵，明滨州人，万历间任长沙知府九年，培养人才，万历十八年重修文庙。二十二年，修成《岳麓书院志》，亲为之序，该志现存台湾。”此志亦即后来崇祯年间善化庠生吴道行所称“始于国朝正德学台陈公，订于万历太守吴公”者。徐乾学《传是楼书目》载：“《岳麓书院志》十卷，明陈论、王道行，二本。”则误“吴道行”为“王道行”。吴道行《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序》云：“严为搜访，至期年始得旧本于乡老家，然所载亦略，自宋乾道以迄我朝嘉靖丙戌而已。其遗脱者固多也，于是檄善化、攸县两博士，俾为考订，凡旧者扎未备者，靡不拾而附入于中焉！……凡卷十，凡目三十有六。”亦附入湘西、道林、城南等书院。当时负责续补工作者，有善化县学教谕彭宗旺。崇祯诸生吴道行《岳麓志序》言：“志之创也，始于国朝正德学台陈公，订于万历太守吴公。若翻牍诠叙则古攸陈先生耑其役于前，大都重书院讲学意，而县博彭先生详其事于后。”据民国《庐陵县志》卷十五，彭宗旺为庐陵人，万历十年（1582）举人，万历中任善化教谕，尝与修府志，官至知州。彭宗旺《重修岳麓书院图志》言：“公（吴道行）已纂阖郡志流布，再计岳麓为先贤遗教重地，复命宗旺及昌期踵旧志而续之。”昌期姓徐，广西临桂举人，时攸县教谕。彭宗旺及徐昌期，盖即吴道行所谓“善化攸县两博士”。至此，陈论《岳麓书院图志》之版本演变过程大致如下：（1）陈论纂辑之初刻本，正德六年（1511）至正德九年（1514）辑，陈凤梧、易舒诰为序，附录城南、惜阴书院事；（2）嘉靖二十二年（1543）续补刊刻本，增入《禹碑释文及诸家辨论之作》一卷；（3）万历二十二年（1594）知府吴道行、善化学谕彭宗望、攸县教谕徐昌期续补刊本。

嘉靖《岳麓书院图志》，孙存纂，一卷。《明史·艺文志》著录此志：“孙存，《岳麓书院图志》一卷。”孙存（1491—1547），字性甫，号丰山，南直滁州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著有《丰山集》四十卷。胡松《胡庄肃公文集》卷六《河南左布政使孙公存行状》载：“丁亥（1527）起复，补湖广长沙府。……戊子（1528）冬会入觐，有诏求言，列事二十七上之。……调公荆州府。”据此，则孙存任长沙知府，在嘉靖六年、七年间。孙存修缮书院，在嘉靖七年，亦此志之编纂之时间。祁承《澹生堂书目》：“《岳麓书院图志》二册，十卷，孙存、陈论辑。”孙存为知府时，尝请陈论修郡志，故陈论尝有《复长沙太守孙丰山请修郡志书》。《澹生堂书目》所载十卷本，或系陈论志之孙存刻本。孙存所辑《岳麓书院图志》一卷，大概系孙存补辑的一卷。

崇祯《岳麓志》，吴道行纂。此志乾隆《长沙府志》题为《岳麓全志》，卷数不详。吴道行自序云：“递今人文霞灿，卷帙星陈。兹志且零剥日远。索其旧语，至□□不可识。余惄焉伤之。……缘属儿曹极意参稽，余更举原文删其迂繁，订其讹谬，挈夫纲，析款类，凡山水泉石亭台馆舍之属，简细不遗，而又为之修明文学，标举词咏，旁收二氏以昭揭于世，其亦庶几乎作者之意乎，而行之若可远矣。……崇正[祯]癸酉（1633）皋月长沙后学吴道行撰。”据此，则此志成于崇祯六年（1633）。湘潭周圣楷《岳麓志序》云：“予友吴去怫其尊人见可先生博雅名通，娴于史学，少负其声价。……一旦慨然念麓山有志，非山志也，郡之形势系焉；非郡志也，楚之文宪存焉。于是考其源流，芟其冗复，绘之以图，畅之以论，俾览志者如身在禹碑藏室间。”吴道行（1560—1644），字见可，号嵝山，善化庠生，晚年隐居山中，年八十四卒于明亡之崇祯十七年。光绪《善化县志》卷三十一堵允锡《吴嵝山墓碑》称：“幽居讲学于山堂，志纪其胜迹而不足以竟先生之奇，毕岳麓之事，于是怀忠感赋，绝笔甲申，千秋已矣。”

《石鼓书院志》五种

湖广衡州府，弘治、嘉靖、万历七年、十三年、十七年

石鼓书院在湖广衡州府，始创于宋景祐二年（1035）知州刘沆。宋仁宗赐额，遂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石鼓书院之志，始于明代，前后数修，诸家书目亦多有著录，然版本多不详细。考，石鼓书院明代曾前后五修：初修于弘治年间邓淮；再修于嘉靖癸巳年（1533）间周诏、汪玩；三修于万历己卯（1579）熊炜、王大韶；四修于万历十三年（1585）廖如恒；五修于万历十七年（1589）李安仁、王大韶。兹分述如下：

弘治志，邓淮纂，一卷，清梁廷枏《粤秀书院志·凡例》云：“周诏《石鼓书院志》撰自前明嘉靖，志中已用旧本，则前此已有著录。”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杂志》载：“《石鼓书院志》一卷，邓淮。”此殆即梁廷枏所谓旧本、《四库全书总目》所谓“旧志”、周诏所谓“残本断烂”而“纪载繁芜、淆乱无次”、熊炜所谓“石鼓有志不知始于何年”者。据道光《吉水县志》，邓淮，字学海，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官至温州知府。然而，吴宽《家藏集》卷三十八《温州府新建鹿城书院记》载：“侯名淮，字安济，举进士，为吾所取士。”据此，则邓淮，一字安济。乾隆《衡州府志》卷二十一《职官》载：“（同知）邓淮，……宏[弘]治二年任。”另据嘉靖《衡州府志》卷一《郡邑·职官》，邓淮在衡州府同知任满后，升任温州知府。考乾隆《温州府志》，邓淮任温州知府在弘治十二年（1499），故邓淮任衡州府同知当在弘治二年（1489）至十一年（1498）间。此志之纂，当在斯时。

嘉靖志，周诏修，汪玩纂，四卷。周诏《石鼓书院志序》：“兹岁壬辰（1532）服阙，承乏于衡，政事闲暇，一日同别驾东涯汪君往焉，见其蠧朽倾欹，将帖于地。……于是鸠工市木，乃易厥配，乃正厥欹，藻绘丹雘，焕然一新。因索院志，考其颠末，仅得残本断烂，将不可读。予阅其中纪载繁芜，淆乱无次，览者病焉。病斯湮息无传矣。因属东涯编次而将翻刻之，阅月告成。谓子宜序诸首。……嘉靖癸巳（1533）孟冬月之吉。”别驾东涯汪君，即衡州府通判汪玩。其志阅月而成，周诏序文成于癸巳孟冬，汪东涯志引亦作于癸巳秋八月，则书院志成书于癸巳无疑。后熊炜《石鼓书院志序》言志“至嘉靖壬辰（1532）始一修之”，盖蔽于周诏始任衡州府知府在嘉靖壬辰年，误。《四库全书总目》则径言周诏于嘉靖癸巳任衡州知府，亦误。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卷七载：“《石鼓书院志》，二册，全，嘉靖癸巳，郡守李安仁修。”又以此志作者为李安仁，亦误。此志盖由周诏修，而作者实为汪玩。汪玩《石鼓书院志引》言：“（周诏）以旧本属予校正而将翻刻之。”《四库全书总目·石鼓书院志》四卷条称：“诏官于衡州，因勦取旧志，稍增损以为此编。首地理，次室宇，次人物，次词翰，而附录文移于末。潦草漏略，殊无义例，盖书帕本也。”万历七年（1579）熊炜所作《石鼓书院志序》亦批评周诏之志“详于宦迹而于人物则或有所略，殚于诗文而于理学则漫无所纪”。此志卷数，诸家书目多作四卷，如民国《富顺县志》卷十五《艺文》称“《石鼓书院志》四卷，明周诏撰”；然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谓此志宜为五卷，《四库》不计附录，故为四卷。所谓附录者，盖“文移”一卷。按，周诏，号台山，四川叙州府富顺县人。据康熙《婺源县志》卷三《选举志》，汪东涯名玩，字咏道，东涯乃其号，徽州婺源人，正德十一年（1516）举人，官至建宁府同知。

万历黄志，黄希宪修，王大韶纂，二卷。《四库全书总目·石鼓书院志》二卷条尝提及“熊志”。所谓“熊志”，大概指衡州知府熊炜所修《石鼓书院志》，实际上则是由湖广提学黄希宪主修，王大韶纂辑。熊炜万历己卯《石鼓书院志序》说：“石鼓有志，不知创自何年，至嘉靖壬辰始一修之而其志行，亦不知坏自何年。至万历己卯（1579）始重修之而其志复。……今台宪毅所黄公兵巡湖南，奉敕兼督学校，登石鼓，谒燕居堂，拜三贤祠下，慨焉兴思，悯书院志缺，爰命庠校官托乡大夫王君心雪校讐编辑，越三阅月告成。受阅一过，较之旧志大有不侔焉者矣。”毅所黄公名希宪，字伯容，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康熙《衡州府志》卷九《秩官》称黄希宪万历十六年（1588）任分巡上湖南道兵备宪使，误。同治《金溪县志》则称黄希宪于“万历六年擢湖广按察司副使，整饬衡、永、彬、桂兵备，兼督学政”，与熊炜所叙合，当是。熊炜于万历五年至七年任衡州知府，适黄希宪巡行至衡州而命王大韶修志，故为志序。乾隆《衡州府志》卷三十《艺文》王大韶《石鼓书院志后序》言修志始末甚详：“息园避客五年于兹，偶奉宪伯毅所黄先生命，以《石鼓书院志》属不佞为序正，辞不获命。因阅旧志，简脱字漫，至不可读，是役诚不可已，而不佞非其人也。……黄先生承命视学湖南，慨然以斯道自任，而叹文献之无征，故命不佞以是役，甚盛心也。……不佞穷日夜之力，考诸掌故，粗为删润，复采诸贤教言之在石鼓者备书之，庶诸贤之所为教俟后世于无穷，而士之讲业于斯者，其尚究紫阳为己之旨，绎南轩义利之防，远思文肃置田育士之心，近体宪伯征献作人之意，勿徒绣盘帨而猎声华。……志成，凡若干卷，以复于黄先生。先生命有司刊置书院而不佞敬用序诸末简。”此序与李安仁万历十七年《石鼓书院志》内王大韶之《书石鼓书院志后》迥异，故录于此。按，王大韶，字心雪，号息园，衡州府衡阳县人，嘉靖壬子（1552）举人，尝官泗州知州、建昌府推官。

万历廖志，廖如恒纂。陈文烛《二酉园续集》卷一《石鼓书院志序》载：“书院有志，不知始何时也。嘉靖癸巳（1533），太守周公诏修之；万历己卯（1579）宪使黄公希宪修之。岁乙酉（1585），余同年友廖君汝恒家居重修之，间言于不佞。”“汝恒”当为“如恒”之误。据乾隆《衡阳县志》卷八名贤，廖如恒，号密斋，嘉靖戊午（1558）举人，尝官湖口知县，生平究心理学，师邹守益。

万历李志，李安仁修，王大韶纂，二卷。《四库全书总目·石鼓书院志》二卷条载：“《石鼓书院志》，二卷，明李安仁撰。是编因周诏旧志重修，分上下部。上部纪地理、室宇、人物、名宦，下部载艺文。”李安仁，字裕居，迁安人，万历十六年任衡州知府，乃命王大韶重修院志。王大韶《重修石鼓书院志题辞》：“岁己卯，予奉督学毅所黄公修葺《石鼓书院志》，刷久板糢。一日郡祖裕居李公谓予曰：‘院志系一郡大观，不惟漫漶，即文字题咏人物无关书院者宜删。公留心文艺，再成此美，勿让。’即日奉德意去繁补要，庶乎不甚纰谬。若志颠末，则予前日之序详矣。时己丑（1589）十月哉。生魄野史王大韶书。”据此，王大韶复有“生魄野史”之号。此志较常见，以万历十七年刊本居多。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皆藏。《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历代书院志》亦皆收录。然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石鼓书院志》二卷，题“李安仁等撰，明万历十三年刻本”。按，李安仁于万历十六年始任衡州知府。若为万历十三年刊本，则不当为李安仁纂修；若为李安仁纂修，则断乎在万历十六年之后！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之《石鼓书院志》持论颇为慎重，并未遽断为万历十三年刊本：“《石鼓书院志》二卷，二册，北大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刻本。卷首题：‘赐进士出身中顺大夫衡州府知府迁安裕居李安仁重修，刺史大夫邑人王大韶重校。’按，石鼓书院在衡州，嘉靖间周诏、汪玩曾就旧志重修，此本又万历七年王大韶增修本也。卷端有图，题‘誊录生李命世谨誊’。”以此而论，北京大学所藏当为万历十七年刊本。之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李安仁，《石鼓书院志》五卷。”《浙江通志》亦著录：“《石鼓书院志》五卷，内阁书目，李安仁著。”两者皆称李安仁志为“五卷”，与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记载及诸种存本所言“二卷”有异，不知何故。

《龙洲书院志》一种

湖广益阳县，知县刘激、龙洲七子纂，卷数不详，佚。

龙洲书院在湖广长沙府益阳县东南二里处之龟台山，嘉靖三十一年（1552）知县刘激创建。书院讲堂六楹，号舍六十间，又有尊经阁、五贤祠、名宦乡贤祠。书院建成后，刘激敦请郡人蒋信讲学其中。蒋信（1483—1559），字卿实，号道林，武陵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贵州提学副使，师湛若水、王阳明。蒋信《蒋道林文粹》卷四《益阳县龙洲书院记》云：“江南岸回龙峰，自浮丘蜿蜒而来，舒为龟台，捍江抱郭，势如扼江之状，而十洲者连络萦带，吞吐江心，共为邑左下流锁钥。曰：天作地藏，钟秀之区，其在是矣！卜书院于兹，群多士于兹，庶其有当之者乎？……太史赵太洲贞吉适过而登焉，曰：‘龙峰蟠如，群洲鳞如，曷题曰龙洲书院！’……是役也，经始于嘉靖辛亥（1551）之夏，落成于兹岁壬子（1552）之冬。”赵贞吉复为书院讲堂题额曰“珠渊玉谷”。赵贞吉（1508—1576），字孟静，号大洲，内江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书院志为知县刘激修，龙洲书院肄业学子七人负责纂辑。乾隆《长沙府志》卷三十八李棠《益阳龙洲书院记》载：“龙洲七子集《龙洲书院志》成，益阳令瑞亭刘侯以授之棠。棠得而阅之，志之于形胜、宫室、礼制、艺文、典籍、器用之类，书院兴创之由，论之备矣。棠何言乎！”此记于同治《益阳县志》题为《龙洲书院志序》，当更确切。由序观之，书院志设形胜、宫室、礼制、艺文、典籍、器用诸门，然卷数不明。考民国《富顺县志》，刘激，字惟扬，嘉靖辛卯（1531）举人，官至工部主事，嘉靖二十九年（1550）至三十二年（1553）间任益阳知县，尝修邑志，亦“分门别汇，属龙洲诸子简铨次”。故此志之修纂，上限在嘉靖三十年（1551）书院落成，下限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刘激离任。龙洲七子姓氏无考。

《义聚馆志》一种

湖广衡阳县，宁咸纂，卷数不详，佚

义聚馆在湖广衡州府城南，为衡阳县名儒廖如恒讲学处，创建于万历己亥年（1599）。张居正禁书院后，学者避书院之名而以会馆、精舍名讲学之所。义聚馆名为馆，实为书院。廖如恒，号密斋，嘉靖戊午（1558）举人，官湖口知县，学以阳明为宗，师邹守益，复与李见罗、徐匡岳等讨究性理。康熙《衡州府志》卷十六《人物》载：“（廖如恒）于城南捐赀建馆，为讲学地，一时荐绅子弟游其门者日盛。”义聚馆志，成于廖如恒外甥兼门人宁咸之手。乾隆《衡州府志》卷三十《艺文》王时槐《义聚馆志序》载：“衡阳宁友叔虚过螺川谒予而问学焉。予与相对于西原智度之间者旬有五日。……叔虚受学于密斋廖先生。先生出邹文庄之门，其渊源所自，本于王文成公，则衡阳之学所从来者远矣。自隆庆倡会于石鼓，继卜地于宅西，为共学轩。万历己亥（1599）始辟馆于城南，首捐倡聚者廖先生，而多方经营鬻亩称贷以力成之者叔虚也。馆堂之后，中祀周元公，而以名宦寓暨乡先进诸公留神此学者并祀于左右。郡侯宾岳徐公题其馆曰义聚。月二会，岁二祀以为常。叔虚曰：‘馆宜有志，原一言序其端以告吾衡之诸士，俾知学之不容已焉。’予不得辞。”此序作于万历壬寅（1602），则志当成于当时或稍早。按，宁咸，字叔虚，号大虚，衡阳人，曾入国子监读书，以廖如恒为师，又曾问学于王时槐、李见罗诸儒，喜讲学，万历三十四年（1606）尝赴黄州与萧继忠、王升等人创正宗会馆，欲聚湖广同志为合省之讲会。

《明山书院私志》一种

湖广沅州，作者不详，二卷，存

沅州治北二十里之明山，高千仞，绵亘数十里。州人马元吉，字子修，沈潜理学，为湛若水门人，尝官国子监助教，迁徽府长史，解绶归，隐居明山，学者称明山先生。明山书院为马元吉讲学之处，又名“文清书院”，以祀理学名臣薛瑄故。元吉为湛氏门人，而书院祀薛文清，故后人颇有议论。同治《沅州府志》卷三十三《古迹》引旧志之议论云：“先生此举，独祧增城而祢河津，然则先生之学虽取咎鹅湖而瓣香仍在鹿洞欤？”书院在沅州城西，距沅江仅三里许。钱薇《海石先生文集》卷二十一《文清书院记》云：“然是孰倡之？曰：今少宰甬川张公昔督学于楚，从沅士太学博马子修氏请也。盖沅城有文清而风教渐兴，文清有书院而士习胥振。故中丞雨山郭子署其额，沅守周子设其位。”据此，书院之建资督学张邦奇之力为多。张邦奇（1484—1544），字常甫，号甬川、兀涯，鄞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正德十一年（1516）前后任湖广提学。故书院之建，亦当在正德十一年左右。然而，张邦奇《靡悔轩集》卷一《明山书院记》称书院创于“丙亥”，而正德年间无“丙亥”，抑为“乙亥”（1515）之误？康熙《鄞县志》卷十六《人物》载，张邦奇乡人汪玉（字汝成，1508年进士）“佥湖广按察摄辰沅兵备”，“构书院于沅之明山，日聚生徒讲诵，士多兴起”。此盖为书院之重修。清人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卷二载：“《明山书院私志》二卷，刊本，不着撰人名氏。”此志二卷，上海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大酉书院录》一种

湖南辰州，王世隆纂，卷数不详，佚

崔铣《洹词》卷十一《大酉书院录后语》载：“王子晋叔修学于大酉之阳。取山之静，养其湛寂；取山之奇，代其应用；取山之峻以抗志；取山之列以次进。既优而仕，底绩而迁。海内才大夫、名士诗且文之第山之胜，发王子之道。王子又自晋遣使至邺，俾予缀词。夫王子之问，所以审是也；诸子之言，所以赞成也。”按，大酉书院位置不详，推测当在湖南辰州府大酉山麓。乾隆《辰州府志》卷三十六载：“王世隆，辰州卫人，少英敏强记，为文援笔立就，年十七中正德丁卯（1507）举人，嘉靖丙戌（1526）进士，授刑部主事。……升贵州副使，有风裁。既归，构大酉妙华书院，集诸生讲业其中，湛甘泉为铭其堂。著有《洞庭髯龙集》行世。”大约王世隆尝任山西按察佥事，故有“自晋遣使”之举。

《问津院志》一种

湖广黄冈县，萧继忠纂，卷数不详，佚

问津书院在湖广黄州府黄冈县北九十里处，相传为孔子使子路问津处，旧有先师庙，元末毁。明隆庆初，知府孙光祖重建先师庙。当地阳明学者郭庆、吴良吉与黄安耿定向、定理乃讲学于此。此后，耿定向门人萧继忠（？—1642）继其师之志，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创问津书院。光绪《问津书院志》卷二《建置》载：“（万历）四十三年，郡守王世德详请巡抚提学道，募捐移建孔子庙于院左。……中为讲堂，前为仪门，巡抚熊尚文颜曰问津书院。”邹元标《愿学集》卷五《问津书院记》言创建事更详：“明虽有祠，而湫隘不称。顷侍御彭公昆仲及诸生萧继忠等入而举祀事，四顾愀然曰：‘此非可以妥吾夫子之灵。’谋新之，诎于力，以告郡太守王公。……侍御黄公起士适在里，捐重金佐之成。后为殿，祀先圣；中为堂；前为门；左为祠，祀诸有功兹土，而右祀诸有道，缙绅及弟子切磋于斯。……王公名某，字某，号回溪，浙江永康人，辛丑（1601）进士。”据此，则书院之建，倡议者为萧继忠等人，而知府王世德主持，侍御黄公起士捐金助成。同时协建者，有推官许惠一。^[35]书院建成之后，萧继忠讲学其中。陈文枢《重修问津书院记》载：“天台以地狭欲迁而未能，属其徒萧康侯。久之，与王晋五、孙心易、彭尚宝、方心宇诸人告于郡守。守以下皆助之，遂移建山上，颜曰问津。以康侯为师。”按，萧继忠师耿定向、邹元标，又曾从高攀龙问“静坐”之学。隆万间问津书院之讲学，亦有一定影响，至谓与东林书院齐名。清人孙锡蕃《修问津书院记》云：“先是元庐陵龙仁夫常筑书室于其山之麓，明隆万间邹南皋、赵侪鹤、耿天台、淑台、彭旦阳诸公暨吾邑萧康侯会集讲学其间，彼时冠盖甲海内，与梁溪中分鲁泽焉。”^[36]乾隆《黄冈县志》卷八《人物志·儒林》载：“萧继忠字康侯，性素豪迈，弱冠列弟子员，旋中副车。先是萧文宪为酷吏所毙，其子继元诉于朝，事在孝友传内。吏以继忠为元之从弟也，遂诬以盗，置于狱，榜笞且剧。继忠投狱井，经宿不死，遂读《易》，穷性命之旨。既出，折节力学，适燕都、金陵，抵江右，访求名儒，学益纯笃。后设教白鹿、首善书院。及归，又与同郡王升、黄彦士诸人修问津书院，远近受业者不下数百人。……会魏珰诛，乃免，以讲学终老。”据此，萧继忠讲学问津书院的时间，当在天启、崇祯年间。书院之志，初修于明代，再修于康熙年间，三修于道光年间，四修于光绪年间。清光绪年间王士厘《续修问津院志叙》云：“问津旧志，创修于康熙乙酉，王以三大令手辑，陈仲夔前辈较订之。续修于道光庚子，曹莼江茂才纂。”然而，明人黄彦士之叙已明言“吾郡诸同志以问津书院落成，爰辑院志，命武皋黄子叙数语简端”，则明代有《问津书院志》无疑。黄彦士叙署称“明巡抚中州黄彦士”。黄彦士巡抚中州，乃在天启年间，故志序当作于天启年间。从光绪《问津书院志》卷二《管理·姓氏》来看，万历四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间，书院皆由萧继忠掌祀事，则黄彦士序中所言辑院志之“诸同志”，不能无萧继忠。以此推论，明代之《问津书院志》，当为萧继忠等人纂辑无疑，而黄彦士不过是志序之作者。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书目提要》称《问津书院志》为“明黄彦士辑”，误。

《怀忠书院志》一种

四川忠州，黄器重纂，一卷，佚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怀中书院志》，一卷。”钱曾《述古堂书目》载：《怀中书院志》，一卷，一本。”之外，诸家书目有作“怀忠”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载：“《怀忠书院志》。重庆府忠州。”按，重庆忠州怀忠书院，又名怀忠堂，故“怀中”乃“怀忠”之误。怀忠堂为唐陆宣公贽墓所，始建于元至正元年（1341）知州王崇简。王崇简《创修怀忠堂记》载：“公（陆贽）在忠十年，薨于忠，葬于忠。人心之思慕尤不忘也。按旧志，公墓在玉虚观南三十五步，今之紫极观是也。……余承乏于兹，首先奠谒，因瞻视墓域，有碑遥望有二三字，近视则不可辩，又有石器尚存。黄冠辈恐士大夫时来致祭，不便己私，尽仆之水，盖欲泯其迹。……余既创祠宇，揭堂名曰怀忠之堂，以彰公之志。”时人苟斌《重修怀忠堂记》亦言：“至正改元春，朝旨调官达鲁花赤伯颜至自湔江，知州王崇简先帖木尔至自汾晋。……首先奠谒，得断碑于丛荒，乃佥议捐俸秩咸与维新。”此堂后渐圯坏。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巡抚黄光升重修。陆炳《重修宣公祠墓记》：“都宪黄公升、巡院郭公民敬俱以事至，相与言曰：‘公之祠墓讵可废哉！’于是指画规制，授有司董其役，封墓树碑，卫之以垣，中建堂宇，翼之以室。前开通衢，丽之以坊，轮奂咸新，俎豆具举。经始于己未（1559）仲春，越庚申（1560）夏季而落成焉。……既而绘图至京师，以示余。”记中所谓“都宪黄公升”有误，应为黄光升。黄光升，字明举，号葵峰，福建晋江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任四川巡抚、湖广贵州四川总督，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记中所谓“绘图”，或者为修志之始？其时助役者有“黄知州器重”，见赵贞吉《重修陆宣公祠墓记》。斯志即黄器重纂。同治《忠州直隶州志》卷四《名宦》称黄器重为靖江人，误，当为江西清江县人。朱孟震《朱秉器文集》卷四《亡妻黄宜人行状》载：“宜人姓黄氏，父忠州公讳器重，世为清江东里人。”据同治《清江县志》，黄器重，字懋仁，号举斋，嘉靖庚子（1540）举人。

《鹤山书院录》一种

四川泸州，詹陵纂，卷数不详，佚

书院祀宋儒魏了翁者，多以鹤山名。宋绍定五年（1232），魏了翁以潼川路安抚司知泸州，筑师生之馆，遂为泸州鹤山书院之渊源，又名穆清书院，旋废。此馆废后，至清雍正年间始有重建之举。然明人重理学，于先贤教化遗迹多所留意，故有《鹤山书院录》之辑。《晁氏宝文堂书目》著录此志，而不载作者。同治《饶州府志》卷二十六《艺文·书目》载：“《鹤山书院录》……詹陵。”考同治《乐平县志》卷八《人物》，詹陵字艮卿，邃于学，六经百家，靡不精究，其学宗程朱，以主敬为先，历任郑州学正、泸州学正，官至威远知县。《鹤山书院录》当为詹陵任泸州学正时所纂。民国《郑县志》卷七《秩官志》载：“詹林，江西乐平县人，由举人弘治十五年（1502）任。”“詹林”当为“詹陵”之误。弘治十八年（1505），管旦代詹陵为郑州学正。据此，则詹陵弘治十八年丁忧，服阙后乃改泸州学正，时当为正德初年。书院录之纂辑，亦在正德初年。据《千顷堂书目》，詹陵另著有《家礼祭葬纂原》。

《大益书院志》一种

四川成都，崔廷槐纂，卷数不详，佚

大益书院在四川成都府城东北，始建于正德十三年（1518）提学王廷相，此后屡经四川监司官员增葺，于嘉靖十五年（1536）始臻完备，以“益州蜀古名”，故“命之曰大益书院”。陆深《俨山集》卷五十二《大益书院记》载：“正徳戊寅岁（1518），提督学校佥事王公廷相实始其事，即故少师万文成公之旧寓，前为讲堂，后为燕寝，翼以左右之室，列为五斋，进为先贤之祠，树之门阀，绕以垣墙，于是书院之体位立矣！”朱子学者张邦奇、阳明后学蒋信、胡直诸人，皆曾以提学官讲学其中。书院志纂成于嘉靖二十年（1541）。周复俊《泾林诗文集》卷四《大益书院志叙》：“书院有志，昔未有也。乃嘉靖辛丑（1541）佥宪崔君代摄黉政，始汇稡疏析而志完焉。余不敏，滥膺文役，适观厥成。”所谓“佥宪崔君”，即崔廷槐，字公桃，号楼溪，山东平度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历山西阳曲知县、河北神木县典史、直隶束鹿知县，升四川按察佥事。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崔廷槐另有《楼溪集》三十六卷、《神木县志》（嘉靖癸巳修）。此志卷数不详，然据台北市立图书馆之“明人文集篇目索引”，崔廷槐《楼溪集》卷二十八有《大益书院志小序十首》，故颇疑此志当为十卷。

《白鹿洞书院志》五种

江西星子县，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天启五种，弘治志佚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南康府星子县。《四库全书总目·白鹿书院志》十六卷条叙书院源流甚简洁：“初，唐李渤与其兄涉读书庐山，蓄一白鹿，甚驯，因名白鹿洞。宋初，置书院于五老峰下。朱子守南康军，援岳麓书院例，疏请敕额，遂为四大书院之一。”元末，书院毁，鞠为荒莽。明正统（1436—1449）初年（《南康府志》作于正统元年，而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作于正统三年），南康府知府翟溥福始复其制，后乃递有恢复。书院志屡经修纂，朱瑞熙《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前言》（中华书局1995年版）对书院志前后各种版本皆有交待。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志〉考述》（《教育史研究》1999年第3期）则认为初修、重修的版本达七种，而以此为基础续修、递修及补刊的版本达十四五种之多。其中，明修五种《白鹿洞书院志》分别为：（1）弘治《白鹿洞志》，鲁铎编，袁端校正，八卷，佚，张元祯序；（2）正德《白鹿洞书院新志》，李梦阳纂，八卷，屡经续补，有正德六年、正德八年、嘉靖四年、嘉靖十七年等刊本，李梦阳、周广序；（3）嘉靖《白鹿洞书院志》，嘉靖三十三年（1554）郑廷鹄修，十九卷，又有嘉靖四十五年增补本，有郑廷鹄自序；（4）万历《新修白鹿洞志》，万历二十年（1592）田琯修、周伟等纂，十二卷，田琯序；（5）天启《白鹿洞书院志》，天启二年（1622）李应升修纂，十六卷，有李应升、陆梦龙、夏炜序，故宫博物院藏清顺治年间增补十七卷本。

《白鹭洲书院志》三种

江西吉安府，嘉靖志，万历钱志，万历甘志，佚

白鹭洲书院在江西吉安府，始创于宋淳祐元年（1241）。吉安州知州江万里于城东赣江之白鹭洲建书院，理宗赐额。此后书院数圯于水。明嘉靖五年（1526），吉安知府黄宗明重建；嘉靖二十一年（1542），知府何其高迁建于府治之南，易名为“白鹭书院”。万历元年（1573），书院复建于城北县学旧址，旋因张居正禁书院，题为“湖西公署”。万历二十一年（1593），知府汪可受将书院迁回白鹭洲，复旧名。书院址凡三迁，而书院志前后历经六次编纂：初修于嘉靖丙午何其高、曾洋；再修于万历十四年钱一本、王时槐；三修于万历年间汪可受、甘雨；四修于康熙年间罗京；五修于乾隆年间符乘龙、周作哲；六修于同治年间刘绎。兹仅就明修之志三种言之：

嘉靖志，何其高修，曾洋纂，七卷。此志编辑于嘉靖丙午（1546），系吉安知府何其高修，泰和县举人曾洋纂。刘绎《白鹭洲书院志》卷八《历朝修志姓氏》内将纂者“曾□”之名剜去，不知何故。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杂志》载：“《白鹭洲书院志》，七卷，曾洋。”万历年间，吉安知府甘雨在《白鹭洲书院志序》中说：“仁寿之役，泰和曾孝廉奉阆中何侯命，始创为丙午志。”曾孝廉当即曾洋。考同治《泰和县志》，曾洋为嘉靖元年（1522）举人，官知县，余不详。何其高，字抑之，号白坡，四川保宁府阆中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山东都转运使，嘉靖二十一年（1542）至二十四年（1545）间任吉安知府。何其高离任之时，书院志尚未纂辑完成；曾洋承命而为，乃能有始有终，颇为不易。甘雨以“仁寿之役”赞曾洋之举，实非谬奖。

万历钱志，钱一本修，王时槐纂，二卷。祁承《澹生堂书目》卷五载：“《白鹭书院志》，二册，二卷，王时槐。”王时槐（1522—1605），字子植，号塘南，江西安福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末为陕西参政，以京察罢归，遂不复仕，家居以讲学为业。时槐为晚明理学名儒，其学以良知为宗，师刘文敏、罗洪先。王时槐《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三《白鹭书院志序》云：“白鹭之有书院，旧矣。至嘉靖丙午（1546）始有志。迄今四十余年，志湮废莫有存者。书院且再迁，复增饬祠事，即旧志存，未足备故实也。于是郡侯京口杨公、邑侯毘陵钱公以新志属时槐，辞弗获。既采摭论述，厘为十篇，志之。”据此，王时槐编纂此志，乃受吉安知府杨廷筠、庐陵知县钱一本之托。钱一本（1539—1610），字国瑞，号启新，又号起莘、启莘，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除庐陵知县，征授御史，以建言斥为民，与顾宪成等讲学东林书院。据乾隆《庐陵县志》，钱一本于万历十一年（1583）至十六年（1588）间任庐陵知县，于万历十四年（1586）修缮白鹭书院，遂请王时槐修书院志。王时槐称“厘为十篇”，则此志大约分十门。据甘雨言，此志意在“明正学、维世风”，“故其文皆根极理窟，不为词客之巵谭”，与曾洋所辑志大相径庭，所谓“以孝廉视之，曾径庭不啻矣”。此亦王时槐作为理学家之习态，而同为讲学家之甘雨所乐道者。据彭世华为刘绎《白鹭书院志》所作序，此时白鹭洲书院自白鹭洲徙往城北，故王时槐“有徙非所志之论”。

万历甘志，二卷，汪可受修，甘雨、罗大纮纂。清修四库时，此志尚存。《四库全书总目》《白鹭洲书院志》二卷条：“万历辛卯（1591），黄梅汪可受为吉安知府，又重修之（白鹭洲书院）。雨因撰是志，分沿革、建置、教职、祀典、储赡、名宦、人物、公移、贤劳、义助、纪述、书籍、生祠记十三门。”同治《永新县志》收录甘雨自序，与刘绎《白鹭洲书院志》内所收甘序微异：“仁寿之役，泰和曾孝廉奉阆中何侯命，始创为丙午志。后四十年，院复徙于城北。塘南王先生因之作新志。………（黄梅汪使君）命益亟，既让，弗获，则为藉奏而叙之。”据此，甘雨此志乃受汪可受之命而作。汪可受，字以虚，号静峰，又号黄连居士、三槃居士（据光绪《黄梅县志》），湖广黄梅县人，万历庚辰（1580）进士。甘雨，字子开，号应溥^[37]、义麓、嘉和外史，吉安府永新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至湖南参政。《四库全书总目》称此志修于万历二十年，以汪可受该年任吉安知府。然此志实际当纂修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之后。邹元标《愿学集》卷四《别甘子开宪副序》叙甘雨生平甚详：“丙戌（1586）子开即家起浙宪。明年又以忤权贵人得谪。庚寅（1590）予起家选郎，调南比部。子开亦至。……明年（1594）子开亦以粤督学请归。两人为水边林下游者十余年。”于此可见，甘雨自万历十八年（1590）至南京，万历二十二年（1594）归乡，如何能于万历二十年（1592）为汪可受纂书院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言志有“万历甲午（1594）序”，则此志纂成的确切时间当为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此志之卷数，诸家书目多作“二卷”，唯清符乘龙《白鹭洲书院志序》称“汪志内载山水、形势、人物、艺文，与夫规模、条例、捐金输产者，卷分十二。”观四库总目所言十三门，除却与书院志体例不合的“生祠记”，正合符乘龙所谓“卷分十二”，或者符乘龙以门类为卷数，遂有十二卷之说。此志作者除甘雨之外，还有“吉水给事中罗大纮”，载见刘绎《白鹭洲书院志》卷八《历朝修志姓氏》。符乘龙序则误为“罗纮”。罗大纮，字公廓，号匡吾，吉安府吉水县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礼科给事中，著有《紫原文集》十二卷。

《西原会志》一种

又名《能仁会志》

江西庐陵县，王时槐撰，卷数不详，佚

西原会馆为王时槐讲学之所。王时槐生平见前文。其自京察罢归以后，以讲学为业，青原、白鹭诸会，赖其主持。时槐籍虽安福，而居于府城，遂即庐陵西原山之能仁寺为讲会，故又称能仁会，亦称惜阴会。讲会由王时槐及门人陈嘉谟、贺沚先后主持，“每季月小会，九月大会，四方来学者千百人”。贺沚《西原会馆记》载：“西原惜阴之会，始于隆庆丁卯（1567）。……万历庚辰（1580）乃始有田，癸未（1583）乃始有馆。”会田始于万历庚辰，自陈嘉谟的记载可证。陈嘉谟《念初堂遗稿》（1939年铅印本）载其《惜阴会》诗，序云：“郡西能仁寺，唐吉州司户杜审言诗社也。隆庆丁卯（1567）能仁再举惜阴会。……万历庚辰秋九月，议置会田合馔，兹会复振，凤冈子赋诗志喜，予感而和之。”然惜阴会馆之建，或谓始于万历十二年（1584）。万历《吉安府志》卷十五《学校志》载：“西原会馆，在西原山能仁寺。万历甲申（1584）郡人陈嘉谟等捐金买地共建，题曰求益堂，置田三十亩供会馔。王时槐撰会志。”据此，会馆之建，乃在万历十二年（1584）。此前万历庚辰（1580），有置会田之议。王时槐《友庆堂合稿》卷三《能仁会志序》载：“时槐此生多幸，深沐明师良友之益，既获厕能仁嘉会之末有年矣。兹承诸君子要命，执笔撰次会志，敢敬以务学为要而会友至急者，为吾同志读告焉。”时槐既谓“厕能仁嘉会之末有年”，此志编纂大概在隆庆元年（1567）创会多年后。按，万历《吉安府志》刊于万历十三年（1585），会志既著录于万历《吉安府志》，则会志之纂当在万历十三年前，具体编纂时间待考。

《萃和书院志》一种

江西泰和县，萧叔询等纂，卷数不详，佚

萃和书院在江西泰和县儒学右侧大塔寺旧址。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邑人郭应奎建萃和书院，置赡田，嘱乡绅为志。其志有建置、公卿、文翰、学约、田租、器用、捐金姓氏诸目，曾于拱（字思极，号鲁源，1541年进士）、陈昌积（字子虚，号两湖，1538年进士）序。光绪《吉安府志》卷十九《学校志·泰和萃和书院条》曾于拱《书院志序》载：“吾邑萃和书院，始事者乡大夫，而平川郭公任其劳；主议者台吏监司，而柏泉胡公考其成；襄谋者郡邑守长，而明斋杨公程其功。既而学有约，会有期，岁入有租，所为教养者，亦云备矣。平川公欲传诸久远也，乃属贡士萧子叔询、庠士杨子蒲、萧子景贤、郭子子桢、罗子一俊等为之志。自建置、公卿、文翰、学约以及田租、器用、捐金姓氏咸载焉。志成，诣余请序。”郭应奎（1495—？），字致祥，号平川，斋名兼山堂，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浙江嘉兴府知府，未第时尝从湛若水问学。道光《泰和县志》卷四十八书目著录其《萃和书院约语》。柏泉胡公，即胡松（1503—1566），字汝茂，号柏泉，滁州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时任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富经术，有声望。《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胡庄肃集六卷》条言胡松倡称：“心外无事，事外无心……盖从事于姚江之学者，其功名亦略相仿佛焉！”萃和书院以阳明学为宗旨，从事讲学，而兼有教化乡里之功用。清人刘岵《书院记》言：“时阳明先生良知之学方倡，诸先生因倡以为萃和书院，月朔望讲学其中。切磋之余，民间有难申之隐则就是告理，豪强亦为之敛手，亦治化之一助也。”同治《泰和县志》卷八陈昌积《萃和书院志序》言：“吾邑自有书院，同志诸君第朔望得州处群萃，浃日讨订于此，未尝不以道为志，以圣人为志之训自相淬刮鞭励。……又谓讲学极有益于举业，言文辞皆道心得而终身可行。……书院志成，平川有条约，鲁原有序，胥以见天则为训。乃平川教其门人抵余属言。”按，陈昌积从吕柟讲学于南京鹫峰东所，尝受“质稍颖，恨大鹜露”之训，又“师事邹文庄公，闻性命之旨”，与邹守益、罗洪先讲学。^[38]昌积亦称严嵩为师，尝为严嵩作像赞，称其“状貌清若文忠（欧阳修），而背负若文贞（杨士奇）”，另有《龙津原集》六卷存世。万历十三年（1585），王时槐、刘元卿修纂《吉安府志》，其卷十五内称“萃和书院……详萃和志”，似尚见该志。王时槐《友庆堂存稿》卷一《寿平川郭先生八十序》称：“某曩侍先生于青原山中，幸瞻仪刑，又尝庄诵训词于萃和之编。”所谓“萃和之编”，或即此也。后竟不传，诸家书目亦少见著录者。据乾隆《建德县志》，萧叔询为嘉靖间贡生，万历初尝任建德县学教谕，余无考。据同治《泰和县志》卷八《政典·书院》，天启间魏忠贤毁书院，“萧伯玉先生迎僧伯条居之，因复为寺”。

《求仁书社志》一种

江西泰和县，胡直纂，一卷，佚

求仁书社在泰和县，明隆庆间泰和县高行、信实二乡士绅为胡直讲学建。胡直（1517—1585），字正甫，号庐山，泰和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其学以阳明学为宗，从欧阳德、罗洪先游，为晚明理学名儒，著有《胡子衡齐》《衡庐精舍藏稿》。四库馆臣则言其讲学笃实近理，“未至王学末流之诞放”。斯志胡直自撰，分建置、社田、故族、会规四门，门人邹元标序。《邹南皋先生集选》（万历三十五年余懋衡刻本）卷四《求仁书社志序》云：“予师庐山胡先生髫年博古，壮而嗜道，老而学不倦。乡之士信从者日众，馆舍至不能容。乡人各捐金构屋以居来学者，先生题曰求仁书社，自为志数卷，凡建置、社田、故族、会规。……先生薨，乡人奉先生主祀其中，岁必有会。邹子盖三登其堂。乡父老子弟与会至百人，盛矣！会罢，诸君乃出所为书社志请邹子弁诸简。”郭孔延《资德大夫兵部尚书郭公青螺年谱》（光绪刻本）载郭子章于隆庆戊辰（1568）“至求仁书社师事胡庐山先生。先生教之曰：‘圣学始于求仁，而求仁要在无欲。’”是可见胡直论学之要，及书社取名求仁之故。邹元标言胡直“为志数卷”，然后来流传者似乎竟合为一卷。祁承《澹生堂书目》卷五载：“《求仁书社志》，一册，一卷，胡直编。”据同治《泰和县志》卷八清梁弓之《复求仁书社序》，清代重修求仁书社时，尚见“古志、旧规约”一帙。抑所谓“古志”，即胡直所撰旧志？

《云津书院集》一种

江西泰和县，刘敔纂，二卷，佚

明儒罗钦顺《整庵集》卷九《云津书院集序》载：“《云津书院集》两大卷，为文若诗凡若干首。首宋嘉定进士曾历记，以次皆我朝卿大夫士之作题跋、诗、赋、铭、賛、箴、词，诸体略备。吾泰和有数书院，云津则刘逢原氏所建，于记可考。今其堂构无复存者，而刘之后人乃兴，如合浦令叔正、宾州守中和，皆能自振于时，受知于士夫君子，是以空名陈迹，经数百载重获所托，以垂示无穷，盖亦非偶然者矣。中和既编辑锓梓，尝以求余序，比其属疾垂尽，犹顾嘱其二子充、魁俾申请焉。余重悲中和之志，且旧诺，其忍违也？……魁字焕吾，早领乡书，方需时用，其学行无忝宾州，且尝从阳明王先生游，可谓有志。”按，云津书院在泰和县治南龙洲上，始建于宋嘉定年间邑人刘逢原，名云津精舍。陈献章尝有《题云津书院泰和刘氏》一诗，云：“云津杳何许，试向卷中寻。不睹六经教，空余百代心。嵩阳思识面，白鹿尚遗音。家有鸳鸯谱，何须更问针。”^[39]此志作者刘中和，名敔，乃泰和著名学者刘魁之父。据同治《泰和县志》卷十二《选举》、卷十七《人物》，刘敔，字中和，成化二十二年（1486）举人，“敦行古道，由教谕转县令，有政声”，后官至宾州知州。刘敔此集已佚，其传世文字有《除夕示子诗》一首：“宦邸萧然岁又除，天伦良会足欢娱。新春且遂趋庭愿，来岁还听绕殿胪。勋业岂能追二谢，文章直欲效三苏。区区温饱何须计，清白传家是远图。”又据《邹守益集》（董平编校，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卷六《复云津书院记》，书院于嘉靖丁未（1547）冬曾经刘魁修复。刘魁尝以书信向邹守益请记文，曰：“先考宾州守敔，尝登白沙先生门，与叔祖合浦尹节博图兴复而力弗逮也。乃遍求名公硕流赋咏志跋，以存饩羊之义。”刘魁为正德二年（1507）举人。据唐伯元《工部员外郎刘公魁传》，其“由举人嘉靖间判宝庆，五年守钧州”。从罗钦顺之序推测，刘敔逝时，刘魁“早领乡荐，方需时用”，乃中举之后、未仕之前。以此推论，《云津书院集》之纂，当在正德年间。

《复古书院志》二种

江西安福县，嘉靖志，万历志，佚

复古书院在江西吉安府安福县。安福县于明代为理学重镇，多阳明门人，讲学极盛。书院乃嘉靖十五年（1536）知县程文德（1497—1559，字舜敷，号质庵、松溪）建，有文明堂、茂对堂、尊经阁。其时，邹守益、刘文敏、刘邦采、刘阳等安福名儒皆讲学其中，罗洪先、聂豹、王畿、钱德洪等外地名儒亦纷至沓来。每二、八月，书院大会。迄至晚明，王时槐、刘元卿、邹德泳、邹元标等阳明学者仍讲学其中。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柄政，禁讲学，废书院，乃改书院为三贤祠。稍后，吉安知府余之桢、安福知县闵世翔重修，建三先生祠、二贤祠、过化祠、重德祠，所祀皆阳明学者。万历三十一年（1603），知县潘浚再次重修，王时槐为记。书院有志，前后两修：初修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尹一仁、刘阳；再修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邹德泳。兹分述如下：

嘉靖志，尹一仁、刘阳纂，二卷。乾隆《安福县志》卷五学校志复古书院条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邑人尹一仁、刘阳新修院志。”此志有邹守益序。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一《复古书院志序》载：“嘉靖壬戌（1562）之秋，新刻复古志成。尹郡侯一仁纂之，刘柱史阳订之，诸生黄旦、刘秉亮、谢于鲁校刻之。其首曰训述，曰碑刻，曰书札，曰咏歌，曰报祀，曰经籍，曰堂宇，曰界止，曰田地，曰什物，是惟良师帅所经纶，而严师胜友所赞筹也。其附录曰丈田，曰粮长，曰水夫，曰机兵，曰绝军，曰额丁，曰驿递舡，曰沙米，曰乡约，是惟乡父老所图画，而诹俗询政所稽察也。”据此，则书院志分为训述、碑刻、书札、咏歌、报祀、经籍、堂宇、界止、田地、什物十门，又有附录，载丈田、粮长、水夫、机兵、绝军、额丁、驿递舡、沙米、乡约等与书院不甚相关者。同治《安福县志》卷十一《人物理学》载：“邹守益，……尝建书院，行乡约，并里役，省粮长，清邑戍，复沙米，减额外机兵，复水夫常数，及议带征诸凡切于民者，皆达于部，使郡邑罢行之。”书院志所附录者，虽与书院无涉，而多与邹守益相关者，其体例亦与王世相《正学书院志》附吕柟判解事类似。按，尹一仁，字任之，年十五读书僧舍，以大学致知格物验诸心，求之不合，赴浙江，受业王阳明，讲学南林书屋，用荐官至归德知州。刘阳，字一舒，别字三五，据其《蓬峰翰墨志序》则又号三峰，少受业于阳明门人刘晓，见阳明语录，遂赴虔受学，阳明有“清福人”之喻，嘉靖四年（1525）举人，任砀山知县，擢福建道御史，以病乞休，拜光禄少卿，不赴，辟云霞馆于三峰翠微之处，与乡人讲学不辍。参与《复古书院志》的校刊工作的还有邓周、黄旦等人。同治《安福县志》卷十一载：“邓周，号前川，东乡清陂人，邑廪生，尝受业邹守益，研究道学，不求躁进，与黄旦诸人为友，后共校刊《复古书院志》，极为详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此志，小注云：“别本则有二卷二字。”据此，此志可能为两卷。

万历志，邹德泳纂，四卷。祁承《澹生堂书目》卷五：“《复古书院志》，四册，四卷，邹德泳。”此志乃续尹一仁、刘阳而作。德泳，字汝圣，号泸水，邹守益孙，邹美子，万历十三年（1585）进士，后以建储进谏削籍，家居三十年，讲学复古书院，推本先人遗教，一以忠恕为要，学者称纯道先生，著有《湛源文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其《湛源续集》九卷（崇祯五年刻本）。康熙五十二年《安福县志》卷二《人物·邹德泳》条载：“家居三十年，修复古书院，创同德祠、过化祠、退省轩，续旧志、院规。”据王时槐《友庆堂存稿》卷四《重修复古书院记》，书院之重修经始于万历癸卯（1603）某月，落成于甲辰（1604）某月，而后乃有书院志之重修。光绪《吉安府志》卷十九《复古书院条》亦载：“（万历）三十一年，知县潘浚修；三十三年（1605）续修院志，邹德泳序。”邹德泳《湛源续集》卷二《复古书院志序》称：“昔我先公受学于阳明夫子。……松溪程侯乃即古学宫大创讲院，名曰复古，为多士舍。维时栋宇、膳养、器用、规制，载旧志中，彬彬盛焉。万历壬辰（1592），泳以罪罢归，见王塘南先生于螺川。先生辄以此言，且曰：‘吾吉先辈皆得道于林泉下，子勉之。’泳因念先公之业在于复古而借扫除为封越，遂已居业其间，以便请教诸长者。数年，会潘侯雅意永康教化，而先后按台吴、徐两公洎参知黄公复协潘侯之请，大新讲宇，增置田亩，至今数百里外有以问学至者。顾院志未称，恐失良师帅作兴之意。泳小子其何辞焉！于是祖沿故籍，参酌新规，为之志形胜焉，曰浸废而卒以兴也，其有地灵乎？为之志堂宇，曰恢哉聚义之规也。志会规，曰常而不乱矣。志祀典，曰先哲之明德其百世乎？为之志院田、院山，曰多赖矣！志税粮，曰游食而逃赋者其无愧乎？志公移、碑记，曰当道作兴之化，必世之仁欤？志训述，曰先民之程弗可逾也。志咏歌，曰可勃然兴矣。志札，志经史，曰庶有考乎！志什物，曰典守是也。志劳绩，曰勤矣哉，然劳而不怨！志轮年，曰其久乎？志征善，志镜往，曰德至矣哉。”稍后目录乃备陈“形胜一、建置二、会规三、祀典四、院田五、院山六、公移七、劳绩八、轮年九、经籍十、碑记十一、咏歌十二、书札十三、训述十四、征善十五、镜往十六”诸门。此志已佚。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存《复古书院纪事》一种，约著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有刘元卿、邓仁俊、金锡周序跋及自序，分日纪、羊蔬、厨鸡、识不真、道不远、贵自求、坐移、本无事、八偏、松柏、说去根法、鬼神、观稼、观葛、署中对客、蜂、还金人、述益共十八条。复古纪事虽以纪事为名，而实为邹德泳论学之语，“因人借事，抒所自得”。诚如《刘聘君全集》卷十二《书复古纪事》所言，“其取事也近，其命旨也远”。然读者能藉其所取之事，以窥晚明复古书院之衰败。观羊蔬、厨鸡诸条，则当时书院几同于畜牧之所。

《东山会志》一种

江西安福县，夏梦夔纂，卷数不详，佚

东山会，在江西安福县。嘉靖二十一年（1542），邹守益创东山会，后其子邹善、孙邹德涵、邹德泳、曾孙邹衮等相继创新之。邹衮且为东山会增置会田。王时槐《友庆堂合稿》卷三《东山会田记》载：“昔邹文庄亲受学于越中王先生之门，归而以所闻示邑之仕绅耆旧诸文学。……于是联诸同志会集于东山塔院。已而，门人于塔院之后特建讲堂，月举二会，轮值具膳以为常。公没，令子若孙太常、佥宪迄今太史、侍御遵行之弗替也。盖肇自嘉靖壬寅，既历六十有余年矣。顾嘉会频举而供饩未备，非可垂远。乃公之曾孙郡廪生衮子予氏……割己租四百桶入东山以供会事。议以岁推二友司其出纳，理延四乡士友毕聚以彰同仁广益之谊焉。云屏夏君乃贻书时槐。”云屏夏君名梦夔，云屏乃其号，为邹守益门人，亦专意于东山讲会最久者。邹德涵《邹聚所先生文集》卷四《柬夏云屏》云：“复古、东山会如何？联属之责，专有所望也！”此番会田增置之后，夏梦夔遂辑《东山会志》。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十二《题东山会志》称：“吾邑东山以文庄公重。文庄公之讲学东山也，法堂一启，从者如云。自其当时，迄今六十年所。月两举会，未尝有诎。……云屏夏君复辑为□（会）志。志成，余得读之。”邹德泳亦有《书东山会志》一文，云：“予从子子予之输田东山也，曰是昔我佥宪大人劝学志也，吾母孺人实成之，余其遏佚是惧。于是同志共高其议而扬之令。令曰：‘是广吾风教也，尾其券而署之。’山鹊夏云屏氏曰：‘将先师文庄实赖焉，遂志其始末而寿之梨枣。’”^[40]据此，《东山会志》之编纂，当在万历三十年（1602）左右。

《复真书院志》四种

江西安福县，有书院录、会册、书院志、续志四种

复真书院在安福县南五十里处。嘉靖三十七年（1558），安福南乡学者于北真观旧址建书院，以为讲学之所。书院规制甚为严整，有萃胜楼、聚奎楼、砥德砺材堂、藏书阁，藏经史典籍数千卷。讲学盛时，书院每岁一大会、三小会。邹守益、刘文敏、刘邦采、罗洪先、聂豹等名儒皆曾讲学于此，故邹德泳称复真书院为“吾乡理学之宗”。崇祯年间，邑人朱世守、王绩灿修复；清康熙四年（1665），邑人王吉、周焕重修。清人王吉《新修复真书院志序》言：“惟是书院从未有志，虽嘉靖间创置有录，万历、天启间会册有卷，然挂一漏万，且于崇祀诸先生嘉言懿行、爵里世系概无传纪。”^[41]同时王谦言《复真志序》亦言：“复真之有志自今日始。”按，王吉，字枚臣，清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历官光泽知县。康熙五十二年《安福县志》卷四《人物》载：“（王吉）纂修《复真书院志》，极为详明。”王吉复书院，纂院志，固有功于书院，而遽言明代无志，则失之武断。据郭汾《复真书院志序》，此前其舅父张荔波先生曾对郭汾说：“乃高王父九溪公与家秋渠公讲学，尝欲修书院志而力不逮。”^[42]秋渠公即张崧，著有《安福丛录》。邹德泳《湛源续集》卷二《复真续志叙》言：“维时前茅则狮泉、两峰、三五三先生，中权则松岩、一庵二先生，而塘南先生其后劲也。惟约司寇受学塘南先生，而上溯松岩先生，家学自为大行，即慨然继述大业。……书院时兴时替。当崔魏毁较日，复真不免。司寇百计维之，已复增田置器，联同志会讲益密而复真始有志。偶一日，与其兄惟寅氏搜得先文庄真迹一幅，喜同拱璧，即摹而入之梓，因附以所增田亩及诸什物，续为一志，而出以示予。”据此，除却王吉所言“创制有录”“万历天启间会册有卷”外，尚有书院志二种。兹排比如下：（1）书院创置之初，有相关纪录，姑名之为《复真书院录》，推测大约编定于嘉靖三十七年后数年；（2）《复真书院会册》，为万历、天启复真书院讲会之记录册，涉及书院的建置、祭祀等问题。乾隆《安福县志》卷五《学校志·书院》载：“（聚奎）楼后为堂，祀邹守益，附以朱调、王钊、王铸、朱叔相，本旧志；刘晓、刘肇衮、王曒、朱意，本复真会册。按会册载此四人而邑志不载，邑志载王铸而会册不载。”显然，乾隆年间地方官员修志时，还可以比对旧县志与《复真会册》关于复真书院的祭祀方面的记载之差异。据彭廷珍宣统元年《复真学堂志》内所辑王应礼天启癸亥（1623）《复真会册跋》，《复真会册》乃“朱中丞公略本青原册式而汇增之者也”，约成于天启壬戌（1622）。^[43]朱中丞即朱世守。（3）《复真书院志》，朱世守纂，见前引邹德泳序。此志当成于天启末年或崇祯初年。（4）《复真续志》，朱世守纂，见前引邹德泳文，以偶获邹守益手迹而续为志。按，朱世守，字惟约，号玉槎，安福县槎江人，万历乙未（1595）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师同乡王时槐，讲求性命之学，所著另有《铨曹疏略》《潜泳斋诗集》《遁斋诗集》《春霁堂诗集》。^[44]文秉《烈皇小识》记崇祯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刑部失囚事云：“先是，边警猝至，士夫有潜遣家眷南归者，右侍郎朱世守以借轿与御史刘廷佐家眷出城，刘止罚俸，而朱降二级调用，得免此祸。”今《复真书院录》《复真会册》及朱世守所编两种明代书院志皆未见，而清人王吉纂辑之《复贞书院志》十卷尚存六卷。

《识仁书院志》一种

江西安福县，吴云纂，卷数不详，佚

识仁书院在安福西乡九都，万历辛卯（1591），乡人王师仁捐金百两建，以为刘元卿讲学之所，后祀刘元卿。安福讲学自嘉靖以来即斐声海内，然安福西乡则无讲学。自刘元卿倡学西乡，安福西乡之讲学始盛，复礼、识仁、中道等书院相继鼎建。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七《识仁书院记》载：“邑西故无书院，有之自隆庆壬申（1572）始，所谓复礼书院者。乡故险远，去廓几二百里，去书院多者百里，少者八九十里，往必宿聚粮，士以故鲜至。……孝廉刘子孔当（字任之，号喜闻，1557—1605）、周子惟中（字惺予，1588举人），二子乃请诸乡大夫父老士，各捐金有差，卜地东江市民居加新之，不数月而书院成，题其名曰识仁，然后乃西乡二百里内屹然两书院相望。”书院有志学堂、复初堂、传心堂、养性斋、依仁堂、辅仁堂等建筑。此志乃明代吴云撰。同治《安福县志》卷十八《艺文·书目》载：“明，《识仁书院志》……吴云撰。”吴云，字天门，号舫翁，据《清人别集总目》，又号舫云、蓊水，安福县西乡雅源人，贡生，精书画，有文征明、董其昌笔意，晚年隐居武功山，其学以程朱为宗，尝仿程朱语录体例而为《学舫》，然《四库全书总目》言其书“议论颇多迂诞”。吴云还著有《灵谷寺志》十六卷、《天门易学》《天门诗文稿》。《明史·艺文志》收录吴云《天文志杂占》一卷；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收录吴云《天文志》十二卷，不知是否为同一人。吴云活动的时间，约在明末清初，清初尝与施闰章讲学青原山，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为“国朝”人。吴云在清初尝为吉水遗民李锡庵痛悼亡国之诗集《南音集》作序，则其亦以遗民自居。《识仁书院志》纂修于明末，还是清初？从现有材料尚无法推定，姑著录于此。

《复礼、识仁、一德三书院会录》一种(www.xing528.com)

江西安福县，刘元卿撰，卷数不详，佚

复礼书院，在安福县治西二十五都东林观之右，始创于隆庆壬申（1572）。倡建书院并讲学其中者，为刘元卿。元卿字调父，号旋宇、泸潇，安福西乡人，隆庆四年（1570）举人，后以累荐征召为国子博士，擢礼部主事，寻引疾归。元卿始从刘阳，复问学于耿定向及许孚远，为阳明后学，故复礼书院祀王守仁、邹守益、刘阳、耿定向四人。识仁书院始末见前文。一德书院，又名一德会馆，在西乡三十二都，创办时间不确。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九《一德会规引》说：“迩日吾里抑何其会之数也！曰丽泽，曰志仁，曰陈氏家会，曰杨氏家会，乃今王、严、张、谢则又有一德会，是何其会之数也。”据此，则一德会馆是数姓合讲之会所。此三书院，皆刘元卿讲学之地。张夏《洛闽源流录》卷十七载：“刘元卿……于所创复礼、识仁、中道、一德诸院，岁有常会。”此录极可能为刘元卿自纂，今佚。《刘聘君全集》卷四《复礼、识仁、一德三书院会录序》云：“首肃规，规肃而敬业矣；而时警之难，故次颂警；道德一则风俗同，善其□也，故正俗次之；创造之难往矣，而难守成，匪难于守，其所创造也者，以建置、纪述终焉。录凡五章，章各有引。”据此，此录分“肃规、颂警、正俗、建置、纪述”五章。

《道东书院志》一种

江西安福县，刘淑唐撰，卷数不详，存

道东书院，在安福县治东，万历二十一年（1593）刘淑唐建，万历三十二年（1604）周懋相迁建。乾隆《安福县志》卷十九王时槐《道东书院记》云：“吾邑东里之有道东书院也，始于万历癸巳大尹养冲刘君，皆乡同志共成之。岁集邑之先达英贤，相与砥切于正心修德、端论厚俗之学。……岁甲辰，鹤峋周君以读礼家居，乃躬历近地，纵览其胜。越半里许，得夷旷之壤名曰沙园，询之形家，质之士友，皆以为吉，乃谋之养冲君，欣然有当于中也。……乃移旧院于兹地。中为讲堂，后为会馔堂，前为门庑，左右协厅各五。规制宏备。经始于是年九月，成于十二月。”刘养冲名淑唐，养冲为其号，安福东乡阳屯人，万历癸酉（1573）举人，尝任祁阳县令，归乡后倡讲学，殁祀道东书院。书院建成后之七年，刘淑唐作志。同治《安福县志》卷十七《艺文》王时槐《道东书院志序》云：“万历癸巳，东乡建道东书院，岁集四方贤士讲肄其中，时槐得乐观其成，追陪群彦之后，一登其堂而请正焉。辛丑（1601）秋，养冲刘君贻书，示以志草，属时槐为序。不得辞，乃僭为之言。”是志体例、内容不详。康熙《安福县志》卷一《建置志·书院》载：“院田粮，载《道东志》。”同治《安福县志》卷十一载：“据《道东书院志》载，刘肇衮栎冈人。《复真会册》载下南乡厚村人，讹。”据此，《道东书院志》内应有《院田粮》《人物》诸目。又按，同治《安福县志》卷十二《人物·孝友》载：“高之驹，字驰凤，嘉林人，国学生，州同职。年十五随父蒸以选拔廷试，父卒于京。……族祠毁八十余载，捐赀倡建，敛租充祭，复倡修道东书院，重订院志。”（第233页）按，据安福县县志办公室姚义兴先生说，曾在安福县私人藏书家处见《道东书院志》，但不知是刘淑唐明志，还是高之驹的清代志。

《明新会志》一种

江西永新县，余懋衡撰，卷数不详，佚

康熙《婺源县志》卷十一《艺文》：“《明新会志》，余懋衡。”余懋衡，字持国，号少原，徽州府婺源县人，万历壬辰（1592）进士，授永新令，遂创明新书院，敦请邹元标、刘元卿等人讲学其中。邹元标《愿学集》卷五《明新书院记》载：“禾川余侯嘉与邑人士，黾勉明徳，吉郡诸缙绅先生知学者，侯皆礼而致之。丁酉（1597）春，予始获偕诸长老同盟至。是日，簮裾云集，歌咏盈野，盛矣！□罢，各充然有得，谓昔兴文馆僻而不便来学，请更诸爽垲者。侯乃以旧黉宫隙地新辟公馆者分其一，请于当道，当道报曰可。颜曰明新书院。”据此，明新书院建于万历丁酉（1597）。据同治《永新县志》，余懋衡任永新知县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二十六年（1598）间，故此志之纂，当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十六年之间。据道光《婺源县志》卷十五《儒林》，崇祯间，诏复余懋衡官，部覆以“理学节概，远溯紫阳遗范，近在邹（元标）、冯（从吾）伯仲间”，可见其学之大概。

《郑溪书院志》一种

江西永宁县，龙遇奇纂，卷数不详，佚

郑溪书院在江西吉安府永宁县，龙遇奇（1571—1620）^[45]创建。邹元标《愿学集》卷五《郑溪书院记》载：“先是，永新少原余侯（懋衡）倡明新会于禾川。诸在座者曰：‘宁与永新，兄弟之国，冠带之盟，惜不得与其间。’众佥谓其邑人物淳庞、山川卓诡，必有明德君子应时起者。乃不久而今侍御紫海龙公起，秉质清淑，操行纯粹，自为令以至巡方，皆以学与士民相为煦沐。……会公报命还朝，乞归。日与里父老子弟游，察其朴而易入也，与之语学，诸父老子弟听公教指，相率捐金助公创谈学馆于郑溪之墅。万山萃，一水潆洄，雅称胜地。”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三《郑溪书院志序》载：“岁丙辰（1616），（龙遇奇）按秦归，创建郑溪书院。郡邑同志讲学其中，甚盛举也。南皋邹公为之记，而复性堂公自为记。今按淮归，纂志以垂不朽，而函书命余为序。”据此，郑溪书院之建当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书院志为龙遇奇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载：“龙紫海，《郑溪书院志》。”龙遇奇，字才卿，号紫海，万历辛丑（1601）进士，历官金华知县、监察御史，喜讲学，巡按陕西时尝与冯从吾讲学，著《圣学启关臆说》三卷。万历四十六年（1618），龙遇奇巡盐，奏立盐政纲法。又据《四库全书总目·愿学集》八卷条，《愿学集》乃龙遇奇巡淮盐时所刻，序中有题为“己未（1619）”者，则万历四十七年（1619）龙遇奇仍在巡盐任上。冯从吾称其“按淮归”后纂志，则书院志既可能纂成于万历四十七年，更可能纂成于龙遇奇逝世当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

《怀玉书院志》一种

江西玉山县，夏浚纂，八卷，佚

怀玉书院在江西玉山县怀玉山之宝刚峰麓。宋儒朱熹尝讲学于此，后来有司及门人扩而大之，置田以供四方来学者，门徒日众。宋末，书院废，为僧人所据，入明后历有兴建之举。嘉靖三十三年（1554），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沐废寺，檄府县兴复。嘉靖三十七年（1558），书院建成，一仿白鹿洞规制，有崇圣殿、崇贤祠、报德祠、明德堂、易简堂、敬一楼、居仁斋、由义斋、忠信二号舍诸建筑，院田三十三顷有奇。此后，书院屡请钱绪山、邹守益、王畿等讲学，习称怀玉大会。此志为夏浚所纂。同治《玉山县志》卷八《人物》载：“夏浚字惟明，号月川，嘉靖进士，授海盐令。……擢广西参政。致仕家居，著有《月川类草》《怀玉书院志》。”同书卷九《艺文》亦载：“《怀玉书院志》，明夏浚撰。”夏浚有史才，《明史·艺文志》另著录夏浚《皇明大纪》三十六卷，而祁承称其于万历四十六年二月初三日获书《皇明大政记》六卷，以补之前所得之陶别驾处之残阙十六卷之本，称该书“考据详核，信而足征”，故夏浚为“本朝一良史也”^[46]。按，夏浚为嘉靖己丑（1529）进士，之前尝入学南雍，师湛若水，又曾问学于王阳明。嘉靖《邵武府志》有夏浚序，署“嘉靖癸卯（1543）秋八月辛丑赐进士第中顺大夫奉敕视学福建按察司副使玉山夏浚书”，则夏浚曾任福建提学副使。斯志体例，夏浚《月川类草》卷五《叙怀玉书院志目并凡例及八志小叙》言之颇详：“建置实托于名山，故首志山川；自宋儒创建草堂，嗣复拓之为书院，中兴兴废废凡几，而道之隆污、政之修堕系焉，故受之以沿革；礼，为学者动必释奠于先师，而后行事，故受之以祀典；建事必重始谋，故受之以院牒；养士必有所资，故受之以院田；士有所养矣，必学于古训乃有获，故受之以经籍；教规、文翰，皆以羽翼经籍而匡佐名教焉者，故受之以教规、文翰终焉。”据此，该志分山川、沿革、祀典、院牒、院田、经籍、教规、文翰八门。书院志成后，夏浚曾将此志付邹守益检阅并请序。《月川类稿》卷十《简邹东廓先生二》：“山院志稿，烦检。……山院志序，颛人拜领。”《邹守益集》（董平编校，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卷四《怀玉书院志序》盛赞书院之形胜，亦叙及志之大概：“庚申（1560）之春，绪山子复约于怀玉，同志自远而集凡百余人。……予谒书院多矣！白鹿幽而境未爽，石鼓奇而基未弘，岳麓壮而局未端，兼之者其怀玉乎！……月川宪学志以垂来范，凡八卷。”八卷之目，与前引夏浚所称八志小例同。邹守益此序，意味着当嘉靖三十九年（1560），邹守益赴怀玉会时，已见夏浚所纂之书院志，故此志之纂当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之间。此志已佚。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书目提要》及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皆称有钱德洪纂、邹守益序之《怀玉书院志》，当误。

《象山书院录》一种

江西金溪县，程秀民纂，卷数不详，佚

此录所记，乃金溪县象山书院。宋儒陆九渊号象山，故其讲学遗迹多有以象山名者，其间最著名者为贵溪县之象山书院。陆九渊尝讲学于贵溪县南三峰山下。宋绍定四年，提刑袁甫具疏请于朝，即其地建书院。理宗赐额“象山书院”。入明以来，贵溪象山书院经江西提学李梦阳之手，规模渐大，故后来论象山书院者多指贵溪象山书院。然而，陆九渊故土金溪县有象山书院，祀象山，以杨简、傅子云配。陈九川《明水陈先生文集》卷七《叙象山书院录后》（丙申1536）云：“慨夫象山书院东南洙泗而复鞠为禅居，庸非吾徒之耻哉？其地今属贵溪，窃尝窥恢复之而未有所遇。今三衢程毓贤氏之为金溪也，始创书院于南垧而复招相释奠。……录成，后此以答程侯之嘉命。”陈九川此序，于史实不合者有两处，大概是没有亲见书院，而只是因人请托而为序。其一，金溪象山书院乃在县西二里外之刈鹅墩，而非南垧；其二，创建书院并纂辑《象山书院录》的金溪知县程秀民字“天毓”，而非“毓贤”。王昶《天下书院总志》载：“象山书院，在县西门外二里，明嘉靖年间知县程秀民以西升废寺改祀象山先生，两傍翼以号舍，栖来学者。”嘉庆《西安县志》卷三十四《人物·文苑》载：“程秀民，字天毓，号习斋。”《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亦称程秀民“字天毓”。程秀民中嘉靖十一年（1532）三甲进士，授金溪知县，官至云南参政。据说，“父老言治金溪者，以秀民为最”。官湖广按察副使时，程秀民建清献书院于衡山，祀宋赵抃；知金溪时，程秀民建象山书院，置学田以给廪饩，复辑书院录。明人王萱《象山书院录序》云：“嘉靖壬辰（1532），三衢程侯辱临我邑，景行前修，表章正学，乃大建书院于郭之南，专祀先生，而尊崇之盛始得视建安焉。……书院录成，侯属以序。”^[47]时程文德过金溪，得亲睹斯录。程文德《程文恭公遗稿》卷十三《象山书院录跋》载：“象山书院录成，迁客适归自岭南。道金溪，思先生故里，慨然以吁。顾问仆夫祠墓所在，瞠然莫能对也。已见栋宇一区，翼然道左。问之，曰：‘此象山书院也。’亟往瞻拜，则程侯所新创，而亦莫可稽也。比至，侯出示录。乃知建置之由焉，知叙述之备焉，知赋颂之侈焉。”按《松溪程先生年谱》，程文德于嘉靖十四年（1535）九月十二日辞广东信宜书院，十二月初五日抵家。以此推论，程文德见到《象山书院录》，当在嘉靖十四年。据此，此录纂辑当在嘉靖十一年至十四年之间。

《丽阳书院志》一种

江西乐平县，作者、卷数不详，佚

丽阳书院在乐平县治东，万历二十四年（1596），知县金忠士建。初，乐平有宋杨简祠，后圯。万历乙酉（1585），钟化民新其祠，与史桂芳（惺堂）、夏子羽讲学其中。知县金忠士以祠隘不能容，为建书院。金忠士自记云：“壬辰（1592）春，不佞叼第，需次天曹，分符得乐平。……思与民更始，先奉圣谕以开民心，次讲明正学以端士习。中复杂为诗歌，刊布四境，令家喻户晓，以期不负圣天子委任至意。期年而后，士民骎骎向善矣。比岁乙未，不佞入计还，觉习俗渐移。……遂上其事于监司，既蒙俞允，且锡冠服奖之。邦本诹吉鸠工聚材，略基址，具畚筑，平板干。甫星周而工告成，……虚院名以请。余不敢私，题曰洎阳书院，从其地而名也。……经始于乙未年（1595）八月十三日，落成于丙申年（1596）九月十二日。”书院规制壮丽，有明德堂、主敬轩、存诚斋、慎独斋及寝房三十六间。据清初董秉纯《春雨楼删稿》卷一《乐平县修慈湖书院记》，明人陆起龙曾为洎阳书院作记，“溯源于慈湖之教，序大夫之造士与所以讲学甚详且悉”。后人慕金忠士之德，易名“丽阳”。据清初翟凤翥《涑水编》卷一《复洎阳书院序》，书院当时为“讲乡约、育人才地”，而天启间赖王邦本之后人捐金输价而不毁。金忠士，字符卿，号丽阳，徽州府休宁县古楼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所著有《旭山集》。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四《送藩伯丽阳金公晋秩兵备榆林序》称其为“名御史”。此志不知为何人所纂，然晚明名儒史桂芳有序。史桂芳《皇明史惺堂先生遗稿》卷二《丽阳书院志序》云：“今金丽阳以兴起斯文为已任，乐平士人向学者日众，祠隘不能容。余门生王邦本捐六百金为书院。……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据此，此志约纂成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

《荣塘龙光书院志》一种

江西丰城县，徐即登纂，四卷，佚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载：“《荣塘龙光书院志》，四卷，在丰城。宋绍兴时里人陈氏构，万历壬子翰林院检讨丘士毅远程。”据道光《丰城县志》卷五，丰城县儒学西有龙光书院，始建于嘉靖年间，殆即下文所言潘姓知县所建者，而王昶《天下书院总志》称“嘉靖十年知县沈熹改建于儒学西”。^[48]然荣塘龙光书院为陈氏所建，非官府所建，且不在县城，而在距县城二十五里之登仙乡。据此，明代丰城龙光书院于嘉靖年间一度迁建于县城，后乃回迁至荣塘。此志所记，乃荣塘龙光书院。道光《丰城县志》卷二十《艺文》徐即登《重建龙光书院记》云：“荣塘为古丰治地，诸山前峙，一水绕流，蔚然一方形胜。乃环荣塘而居者，陈氏也。荣塘之陈氏，盖自晋以至于今，称故家也。陈之先自俛者尝捐己赀以创书院，其后国学录宗强偕其兄必强复增廓之，充以义田，联以经师。四方来学者胥馆谷焉，甚盛举也。书院初名义学，其龙光则自宋高宗赐额始也。中祀先师神像，亦自请于高宗，从阙里来者也。……历世久远，累遭兵燹，屋宇鞠为蔬圃，而圣像岿然独存。俛之裔孙泰，构别馆祀之。嘉靖初，潘令颖奉上檄，改建书院于今邑中，迎祀圣像。无何，易主之议行，陈氏复迎回于旧馆。……别馆之祀，陈氏终嫌其弗称也。于是良策等十有二人醵金举息，十年间累至数百，乃庀材鸠工，即故址复建书院而祀先师于其中。中为庙四楹，覆以龛室，妥圣灵也。前为门，题曰龙光书院，仍旧额也。后为讲堂，匾曰仰止，示所宗也。左右列号舍若干间，便民业也。挹山带川，缭以周垣，护以松竹，仿佛昔日规制之盛。始自戊申年（1608）之八月，迄于十有一月而功告成。乃卜于明年仲春之上丁移奉圣像于庙，敦不佞登主其祭。”据此，荣塘龙光书院始于宋代陈自俛，朱熹尝为陈自俛之龙光书院讲堂取名“心广”，并作《龙光书院心广堂记》，明代陈氏后人复建于万历戊申年。书院有志，丘士毅序。丘士毅，《龙光书院志序》云：“己酉（1609）之春，匡岳徐师会讲于此，士毅从焉。……方今承止修之学而得其宗者，吾师也。吾师还里之年，适书院落成之日，于是俨然主鬯以妥圣灵，四方同志不谋而集。……陈氏子孙肯堂，以绳祖烈宾礼师儒、羽翼圣统，行当有以文章道德振扬令绪者，兹可券而俟也。事具吾师自为记中。已复胪列故实，而自为之志，命士毅序之。”据此，此志为徐即登纂。其编纂时间，当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左右。按，徐即登，字德峻，号匡岳，丰城人，万历癸未（1583）进士，官至福建提学副使，喜讲学，初从徐鲁源，以求仁为宗旨，后乃从李材讲止修之学，发明师门之旨甚多，著有《来益堂稿》八卷。

《经归书院录》一种

江西都昌县，陈伦纂，卷数不详。佚

经归书院在江西南康府都昌县治西南里许，始建于元至顺年间陈澔。^[49]陈澔，字可大，号云住、北山叟，学者称经归先生，故书院或名云住。明弘治十五年（1502），江西提学副使邵宝命知县王珀建祠致祭，仍称经归书院，后递有增修。书院有录。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书目提要》著录：“《经归书院录》，不着撰人姓氏。书当成于明代。……都昌陈氏宗谱卷首之二载有《经归录》，或即此书。”今陈氏宗谱笔者未见。考同治《都昌县志》卷九《儒林》载：“陈鸾，经归先生七世孙，天性醇谨，读书好礼，恂恂夔夔，见者莫不器重，谓信秉礼家子弟。正德初，提学李梦阳召而亲教之，纳诸生中，使周旋揖让听讲。子伦，亦彬彬儒者，能以礼世其家学。提学陈海山、郡守佘应桂给以田，俾业洞学，辑有《经归书院录》（刘稿称据黄坤书院录序补）。”同书卷十一黄坤《经归书院录序》云：“（陈澔）先生生于宋季，历元至明成化间几三百年，无有祠之者。祠始于宏[弘]治辛酉宗师二泉邵公也。……嗣是则中丞王公克斋并迁今基，新构者则先令杨公昱、后令区公益也。梓录者，嗣孙伦。伦父鸾、坤及见之，与伦皆恂恂夔夔信秉礼者子弟。隆庆庚午宗师海山陈先生、郡守仰山佘先生以田给之，俾业洞学。同学诸生给租养，皆灼然录中矣。”考同治《南康府志》卷十二，佘应桂于隆庆年间任南康知府。故此录作者当为陈伦，时间约在隆庆或万历初年。此录于清初犹存，文德翼曾亲见。文德翼《求是堂文集》卷二《经归书院录序》云：“经归书院录者，录祀陈云住先生于乡，冠以残篇断碣，而士大夫歌泳附之者也。……德翼□□之春，客于昌邑，幸与先生之十四世孙素诚、素养游，得览前录，备知所以兴废。”文德翼，字用昭，江西德化人，崇祯七年（1634）进士，授嘉兴府推官。据同治《都昌县志》卷十一，文德翼此序撰于康熙五年。

《岭表书院志》一种

广西梧州府，陶谐纂，六卷，佚

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载：“《岭表书院志》，六卷，陶谐。”岭表书院在广西梧州府治东南，创建于明嘉靖年间。至于其创建的具体时间，同治《梧州府志》的记载互相抵牾。卷五《公署》载：“察院行署，在城内东南，本总镇旧署，嘉靖十八年（1539）改为岭表书院，于院建凤栖亭，三十一年（1552）改为察院行署。”卷六《学校》则说：“岭表书院，在府治东南，明嘉靖十一年（1532）都御史陶谐因总镇府旧址改建”。比较而言，后者的记载更可信。岭表书院为时任兵部侍郎、左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陶谐所建，是无疑义的。据应槚、刘尧诲《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一，陶谐以嘉靖十一年任，至十四年（1535）以忧回籍。因此，岭表书院应当创建于嘉靖十一年，而不可能是嘉靖十八年。万历二十七年《广西通志》卷十二亦载：“岭表书院，在梧州府治东南，旧为太监府。嘉靖九年裁镇守内臣，十一年都御史陶谐建。今为察院。”书院创建后不久，即于嘉靖三十一年改为察院公署，后不复重建，存世仅二十年。书院存世虽短，然有书院志之创，亦缘其为陶谐所重，又为阳明门人程文德讲学暨两广生员肄业之地。程文德官至吏部侍郎，德行、文章为世所重，为安福知县时尝修复古书院，见前文。同治《梧州府志》卷十五《寓贤》载：“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官翰林编修，以言事诖累谪广东信宜尉。时督府陶谐建岭表书院于苍梧，集两粤士就业，延文德典教事。诸生从游，成立甚众。植竹院后，作栖凤台。”此时程文德谪于岭南，遂受陶谐之命主教岭表书院。姜宝《松溪程先生年谱》载：“（嘉靖）十二年（1533），先生三十七岁，二月十二日自潞河发舟取道归省，十二月十九日至梧州，谒总督军门陶庄敏公谐，公留以主岭表书院。……序岭表书院志。……十三年甲午，先生三十八岁，九月二十九日辞岭表书院至信宜。”据此，此志当纂辑于嘉靖十二年。程文德《程文恭公遗稿》卷六《岭表书院志序》云：“岭表自秦汉而来，书院未之前闻也。继自今作人者常有若南川公者乎？翊而振德，常若今日之同志乎？……志既成，庸属诸末简以为二三子勗。”南川公即陶谐（1474—1546），字世和，号南川，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著有《南川稿》《陶庄敏集》。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还著录陶谐《南川奏议》二卷。

《道乡书院志》一种

广西平乐县，龙大有纂，卷数不详，佚

道乡书院，在广西平乐府北关外，明嘉靖九年（1530）平乐知府龙大有建。初，宋人邹浩（字志完，号道乡）谪昭州。嘉靖六年（1527），兵备副使李如圭获见道乡书院断碑，而书院始建之地及兴废年月不可考。嘉靖九年，提学道黄佐属知府龙大有建书院，以祀邹浩，中为堂五楹，左右号舍二十楹。道乡之名，则源出于邹浩之号。书院在明万历年间改为七贤祠，后废，清代重建，乾隆年间为粤西四大书院之一。光绪《平乐县志》卷十《文艺志》张治《道乡书院记》载：“嘉靖庚寅（1530），平乐道乡书院成，其守龙子道亨走使以书告予。……先是涔涯李公掘地得断碑，识其刻曰道乡书院，意前此其有建乎！兴废不可考矣。会董学泰泉黄公按行郡，以命大有曰：‘惟汝庸揭潜昭德，以程有象，俾正厥向往亦汝庸。’大有曰：‘唯。’乃访公之故居，披厥蕴崇，得旧址爽垲可屋，佛宫道舍与祀佛典者，毁之。厥赀可材。……乃慕义劝分角费程力，号工授方，五月而役成。”故万历《广西通志》卷十二《学校》亦称此院乃“嘉靖九年（1530）提学佥事黄佐建”。书院志为龙大有所纂。乾隆《长沙府志》卷四十九《艺文·著述总目》载：“龙大有，茶陵人，著《平乐政事录》，……，《道乡书院志》。”龙大有著有《明道书院纪》，生平见前述。观张治之记，抑“汝庸”亦龙大有之字号？龙大有与安福名儒邹守益曾共事于广德州。嘉靖五年至六年，龙大有任广德知州，嘱邹守益修《广德县志》，未终稿。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十一有《赠龙道亨之平乐四首》诗，其中云：“道乡亢吾宗，忠简昌吾乡。”则龙大有莅任之初，邹守益已提及邹浩，容有后来建书院以祀邹浩之举。据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二《广德州志序》，龙大有嘉靖丙戌（1526）任广德知州，次年即“陟南都以去”。据雷礼《国朝列卿纪》，龙大有于嘉靖七年（1528）任平乐知府，十二年（1533）升广西副使。然而，雍正《广西通志》则称龙大有于嘉靖十年任广西兵备副使。大致推断，此志当成于嘉靖九年至嘉靖十年间。光绪《平乐县志》卷十《文艺志》龙大有《谒七贤祠有感》：“异代远闻风，何期今拜公。百年生气在，千古此心同。寒色孤地月，清声五岭松。高山怀仰止，祠近凤凰峰。”据此，则书院当时已有“七贤祠”之称，似不待张居正毁书院之后！此志不存，卷数不详。

《道乡书院志》又一种

广西平乐县，莫华纂，一卷，佚《仁文书院志》一种又名《天心书院志》

道乡书院始末，见前述。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载：“《道乡书院志》，一卷，莫华。”莫华生平不详。光绪《平乐县志》卷七《选举志·举人》载：“莫华，嘉靖十六年（1537）丁酉科，澄迈知县。”光绪《澄迈县志》卷六《职官志·知县》载：“莫华，……嘉靖二十七年（1548）任。”当嘉靖九年（1530）书院初建之时，莫华当为平乐县诸生。抑此志乃莫华承龙大有之意而纂，而与前述龙大有《道乡书院志》实为一种？史料欠缺，难以考实，姑两置而并存之。

浙江嘉兴县，岳元声、岳和声纂，十一卷，存

此志所记乃浙江嘉兴县仁文书院，非江西吉水县仁文书院。前此论著多误。此志现存，上海图书馆藏有明万历刻本，且收入中国历代书院志，原不应有此错误。万历刻本题“岳元声编，岳和声订”，分形胜、建置、先儒、院规、官师、艺文、祀典、书籍、公移、院田、讲义十一门，前有姚思仁序、岳元声答问。姚序曰：“余同年双乐水部诠次其事。”双乐水部，即岳元声，字之初，^[50]号石帆，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曾任工部都水司郎中，官至南京兵部侍郎。任郎中时，岳元声极论赵志皋、石星误朝鲜事，遂被赵志皋于万历乙未（1595）借机勒令致仕，居家讲学二十五年，以毋自欺为宗旨。岳和声乃元声胞弟，字之律（陈田《明诗纪事》称其字尔律），号石梁，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另著有《共学书院志》，见下文。书院在浙江嘉兴县，万历三十二年（1604），嘉兴知府车大任、嘉兴知县郑振先创建，推官曹光德为置义田，奉祀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四先生，有仁文堂、崇贤祠、有斐亭、放鹤亭诸建筑及号舍。车大任《仁文书院记》释书院之名云：“自其浑然全体而言谓之仁，自其灿然昭列而言谓之文。仁不可骤至，文先之；文不可忘本，仁主之。仁文非有二也。”^[51]车大任，字子仁，号春涵，湖广邵阳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官至江西参政。郑振先，字太初，武进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教谕诸元道亦有功于书院。光绪《嘉兴府志》卷四十二载：“诸元道，字留方，余姚人，万历举人，任嘉兴教谕，……属郑令创仁文书院设义田，以垂永久。”书院又名天心书院。清儒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陈祖武点校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卷三十三：“嘉兴作天心书院，缙绅岳石帆纠人士讲学其中。”康熙《秀水县志》卷二《学校》载：“仁文书院，一名天心。”故《仁文书院志》又名《天心书院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天心书院志》一种，称“岳和声撰”，实即此志。此志之编纂时间，当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书院建成以后。

《虎林书院志》一种

浙江钱塘县，聂心汤，一卷，佚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聂心汤，《虎林书院志》，一卷。”虎林书院，在浙江杭州钱塘县清河坊北，万历三十六年（1608）、三十七年（1609），浙江巡抚甘士价建，钱塘知县聂心汤经纪其事。康熙《钱塘县志》卷四《学校》聂心汤《虎林书院记》载：“明初儒道大典，其最著者为王文成公，浙产也。其后先公兴者，彬彬多礼乐之士，而会城讲院未辟，四方学者至未有宁宇。会前抚台虔南甘公节镇兹土，……探讨文成之学，召小子心汤同诣勋贤祠，诸生会讲，观者如堵。祠故天真书院也，去城二十里而遥，舍傍无居息处。已又会诸生于钱塘邑庠尊经阁，而地隘弗称。乃卜讲堂于城中，得抚院旧府，轩敞开旷，于会讲居息咸宜。于是檄藩臬郡邑谋改建焉。命心汤拮据其事，受命兢兢，……前为大门楼，署曰虎林书院。中因仪门趾改建明贤堂，礼国朝两浙理学诸公，左右仍为门，延以修庙，中为疑道堂，堂后为友仁堂，重门洞开，可坐数百人，以便会讲。堂之左右为门，曰左绳，曰右准，各建三馆，各有堂有室。缭以周垣，以待诸士肄习及四方来学者。最后为藏书楼，贮经史语录。……经始戊申（1608）嘉平之月，落成于己酉（1609）春仲。”所谓抚院旧府，本为元平淮行库，明正统以后镇守太监多驻于此，故名。改建后的虎林书院，有明贤堂、凝道堂、友仁堂、藏书楼诸建筑，无锡顾宪成为之撰记。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十一《虎林书院记》云：“中丞紫亭甘公丙午（1606）持节来抚浙。……时诣天真书院而论学焉，已而以为是去省城稍远也，再诣钱庠尊经阁，又以为是稍局。……因议改建，佥曰莫若旧时抚治便。公往阅之，信，遂改为虎林书院，而属钱塘令聂侯经纪其事。”然书院虽讲理学，亦关注举业，而甘士价亦时集诸生会课于此，存世有《虎林会课》，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本，存美国国会图书馆。^[52]甘士价，字维藩，号紫亭，江西信丰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官至浙江巡抚。聂心汤（1576—？）^[53]，字纯中，新淦人，万历甲辰（1604）进士，令钱塘六年（1605—1610），升工部主事，历营缮司郎中、赵州知州。斯志撰成时间，当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至三十八年（1610）间，即书院建成之后，聂心汤离任之前。

《西湖书院志》一种

浙江仁和，徐奇纂，卷数不详，佚

西湖书院在南宋为太学，在元为书院，以刻书称于世，明洪武十三年（1380）改为仁和县学。嘉靖《仁和县志》卷五《学校》载：“（洪武）十二年，教谕沈尊、训导卜野、瞿佑病其（旧学）卑隘，知宋太学在前洋街者入元改为西湖书院，元亡书院亦废而庙学尚存，尊等言于大府，改建仁和县学。”此志洪焕椿先生《浙江方志考》著录，以民国《杭州府志》卷八十七《艺文》“《西湖书院志》，南京兵部尚书徐琦良玉撰”之记载为实，而推断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四著录此书时“误琦为奇”。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目录提要》沿其说，且言“永乐年间，琦成此志，纪元代西湖书院之盛”。按，徐琦（1386—1453），字良玉，钱塘人，以祖徐德谪戍宁夏，生于戍所，永乐十三年（1415）中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贞襄，前后历事五朝，两使安南，于宣德八年以使安南功落戍籍，又请天下卫所视府州县例立学，盖亦留心学术者。然嘉靖《仁和县志》卷十三《经籍》载：“《西湖书院志》，仁和徐奇编，孔氏孙公镇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徐奇，《西湖书院志》。仁和人。”康熙《仁和县志》亦载：“《西湖书院志》，仁和徐奇编。”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四之记载，盖援引嘉靖《仁和县志》之语——“《西湖书院志》、嘉靖《仁和县志》。仁和徐奇编”。此数种记载皆言“仁和徐奇”，而不言“钱塘徐琦”或“尚书徐琦”，则民国《杭州府志》之记载反成孤证。考仁和县确有徐奇其人。嘉靖《仁和县志》卷九《人物·文学》：“徐奇，字伟卿，号中谷，仁和义和坊人，徙居武林门外宝庆桥东。为人古朴，诸小学及纪传等书知训解，颇善古文，不慕荣富，隐居教授。尝与修两朝实录，素好作诗，宗尚陶靖节，是以其诗平稳浅显，句亦老成易晓。常与士大夫交相唱和，求题卷册者日无虚焉。”所谓“修两朝实录”，在明代实录修撰史中为一种特殊说法，指宣德初年同时开修太宗实录及仁宗实录，或天启年间修万历、泰昌两朝实录。此当指前者。张辅在实录修成后上表皇帝，说：“宣德元年五月，敕修两朝实录。”嘉靖《吉安府志》卷十《人物》称王直“初与修之两朝实录”，后来又参与“宣宗实录”。袁袠《皇明献实》称李时勉“预修两朝实录”。黄润玉《宁波府简要志》称周翰尝“预修两朝实录”，皆指此而言。然而，《太宗实录》卷首所载“修纂官”名氏中却未见“徐奇”。估计所谓徐奇与修之两朝实录，大概是为地方政府收集整理呈报中央修纂实录的地方采访册而已。然徐奇既与修两朝实录，当为精通仁和之地方典故者，则编辑《西湖书院志》似亦不难。那么，《西湖书院志》之作者究竟是钱塘徐琦？还是仁和徐奇？笔者以为应该是仁和徐奇，原因如下：第一，钱塘徐琦官至尚书，若有院志之作，传记中当有体现，即使失载，一般情况下很难误为“仁和徐奇”；倒是徐奇缺乏显赫的地位，可能在记载流传中误作“徐琦”。第二，从时间顺序来看，嘉靖《仁和县志》、康熙《仁和县志》《千顷堂书目》在时间上比民国《杭州府志》更接近于书院志的写作年代，恐怕是民国《杭州府志》人物志中既失载仁和县徐奇，而艺文志遂将《西湖书院志》置于徐琦名下。第三，嘉靖《仁和县志》为嘉靖九年贡生沈朝宣的个人作品，较为严谨，不似集体修志粗滥，而沈朝宣亦尝修《仁和志》十四卷，于仁和人物应颇熟悉。当然，最能坐实仁和徐奇撰《西湖书院志》的关键，在于“孔氏孙公镇刊”六字。按，仁和孔姓为孔子后裔，如孔克愚、孔谟等人。“孔氏孙公镇”之“公镇”为名？为字？则不可知。遍查诸种资料，“孔公镇”事迹终无考。饶是如此，仁和徐奇作为《西湖书院志》真正作者的可能性更大。从其参与修两朝实录一事来看，徐奇活动的年代，大概在宣德年间，故《西湖书院志》亦可能编纂于宣德年间。

《瀛山书院志》二种

浙江遂安，万历志，天启志，佚

瀛山书院在浙江严州府遂安县瀛山，渊源于宋詹安之双桂堂。淳熙年间，詹安孙詹仪之以理学显，与朱熹、吕祖谦等人讲学，于朱子格致一义有商补之功。朱熹诗句“问君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即咏双桂堂旁之方塘。明隆庆二年（1568），周恪，为遂安知县，次年登瀛山，访其遗址，遂命诸生方应时、方世义修复。工自七月二十八日始，八月二十九日竣，有格致堂、登瀛亭、二贤祠二十四楹，缭以周垣，额曰“瀛山书院”。后人追念其创建之功，增祀周恪于书院，改二贤祠为三贤祠。周恪，字有之，号少峰，宁国府太平县人，阳明门人周怡之弟，亦笃信良知之学。王畿《瀛山书院记》云：“不肖求友一念，老而弥切，何时策杖瀛山，相与登格致堂，问活水之源，申究先师与晦翁证悟之因，以助成弦歌之化，非徒一笑而已矣。书此以为左券云。”王畿既有登临之愿，周恪遂于隆庆四年（1570）延请王畿赴瀛山书院讲学。稍后，钱绪山应方应时、方世义之请，亦讲瀛山书院，撰《三贤祠记》，以“诸生服膺朱子，不泥其中年未定之说，而复因周子之政以追原王门之学”为劝。此二种记文，入清后被当地学者视为阳尊朱子而阴奉阳明之文。方迈在《读瀛山书院及三贤祠记》中说：“瀛山书院为紫阳讲学之所，而作记之者王龙溪、钱绪山，则皆阳明之徒，与紫阳为敌者也。故其记中之语，阳尊紫阳而实阴奉阳明，所谓微其词以见意者，毫厘千里之辨，安可习之而不察乎？”陆登鳌《瀛山书院记辨》亦谈及此。现存四刻《瀛山书院志》不载王畿、钱绪山之记文，良有以也。民国《遂安县志》收入二种记文，于今日学者明了当时阳明学之扩张，不无意义。^[54]书院万历间遭撤门额，而侥幸不毁，后屡经修缮，入清之后规模渐大。今考瀛山书院有志数种。章法《四刻瀛山书院志跋》说：“《瀛山书院志》，始刻于方以中先生；再刻于愚谷方公；三刻于昭方公。今为银峰（方祖德？）、貂山诸君子所续修，而以中公裔孙绂章（方宏绶）复勤纂集，其体裁多属予友毛十三佩芳（绍兰）手定。”《四刻瀛山书院志》今存《中国历代书院志》有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影印本。以下仅就其明代之两种作若干考证：

万历志，方应时纂，卷数不详。此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卷十四载：“（方应时）著……《瀛山书院志》。”民国《遂安县志》卷七《人物·理学》载：“方应时，字以中，锐志潜修，一宗紫阳之学，故在诸生即力请邑侯复瀛山书院，建格致堂以祀文公，举孝廉，则延钱塘王先生汝止登格致堂讲学不辍。迨令长泰，……擢丞肇庆，……升南缮部郎。……仿文公家礼刻《复古维风录》《瀛山书院志》《读书漫兴稿》。”据《四刻瀛山书院志》所著录方应时之传记，方应时号养吾、止庵，隆庆四年（1570）举人，其学以紫阳为宗，还著有《孚格公移》。此志为方应时致仕归乡后所纂辑，有毛一公序，余炶跋。当时参与修志者有毛一公、方世教（少吾）、方世敏（愚谷）、方世效（南升）等人。毛一公，字震卿，号明斋，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汉阳府推官，擢工部给事中，以争国本罢归，里居二十余年。毛序作于万历壬寅（1602）。余炶《书瀛山志后》称：“以中刻《瀛山志》将成，以书走南康，索余言为书此。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夏四月下浣之吉余炶有孚甫书于白鹿洞中。”据此，此志当刻于万历三十年（1602）。此志之体例、卷数不明。按，方世教，字少吾，尝以贡生任云南布政司都事；方世敏，字愚谷，详下文；方世效，字南升。三人皆方应时子。

天启志，方世敏纂，卷数不详。此志即二刻《瀛山书院志》，纂修于天启二年（1622）。是年，方世教捐赀修格致堂，周以垣墙，而“贡生候选训导”方世敏遂重辑院志。清代方氏后人宏绶《四刻瀛山书院志序》称：“万历之志，缮部公一生精神所聚；天启之志，愚谷先生劳揣摩焉。”当时参与纂集者除方世敏外，还有贡生王国材、泰和县教谕毛国祥、邑庠生蒋干等人。顺治年间三刻《瀛山书院志》出后，此志与万历志遂为湮没，卷数及体例亦皆不可考。“中国书院文化数据库”著录此志，云：“志虽不存，然世敏自订学规，分格致、立志、慎修、戒傲、安贫、会文、尊注、通务、知命、惜阴十条等反映当时教学情况的资料多保留在五刻《瀛山书院志》中。”五刻《瀛山书院志》，笔者未见，亦不知何人所续！

《安定书院集》一种

浙江湖州，胡乐心，卷数不详，佚

安定书院在湖州府治西北，祀宋儒胡瑗。宋熙宁五年（1072），胡氏门人知州孙觉上疏请建。宋神宗遂诏有司建祠，春秋致祭。淳祐五年（1245），太守蔡公节于城西报恩坊官地宏扩其制，创屋四百七十楹，置禾田一百亩。明洪武初年，载于祀典，令每岁春秋本府率僚属致祭焉。其后宣德、天顺、弘治、嘉靖、隆庆诸朝皆有修缮。同治《湖州府志》卷十八《学校》文嘉《安定书院图记》云：“宋熙宁五年，湖守孙公觉，公之高第也，上疏请于神宗，建先师安定书院，帝从之。诏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卜地于学宫之右偏，祠堂三间，绘塑像容。前厅三间，堂名明善。东西两厢，即经义、治事之两斋也。……淳祐五年，太守蔡公节于城西报恩坊官地宏扩其制，创屋楹四百七十，置禾田一百亩，礼请双峰饶先生、九峰蔡先生讲艺。”文嘉，字休承，官和州学正，文征明次子。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此集：“沈桐，《安定书院集》。”所谓“沈桐”，盖“沈秱”之误。沈氏为湖州大族，然考诸地志，有“沈秱”而无“沈桐”。乾隆《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四：“《安定书院集》《吴兴艺文补》，沈秱序。”董斯张《吴兴艺文补》虽作“沈桐”，而所收沈桐《陈方伯祠堂记》中则称：“吾乡贤士大夫繍山陈先生税驾之明年，会指使者羊公观风于吴。羊固洛阳人，溯渊源之自，雅重先生之高，特祠于东林山之阳祀之。命不消秱为记。”记中沈桐自称“秱”，则“桐”乃“秱”之误无疑。光绪《乌程县志》卷十四载：“沈秱，字时秀，号观颐，珍孙，归安籍，嘉靖己未（1559）进士。……晋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仅三月，乞归。……博闻玄览，于阴阳勾股独探其精。”又考《嘉靖三十八年进士登科录》，沈秱生嘉靖十年（1531）四月十三日，二十九岁中进士。沈秱有《观颐集》二十卷，亦不传。《吴兴艺文补》卷三十七沈秱《安定书院集序》云：“弘治间，郡守何公以先生庙貌俎豆虽有司存，而体魄神灵非亲裔莫妥。檄原籍，得先生云孙某者，为置田宅，给衣巾，俾守祠墓。某再传为乐心氏某者，惧文献之日湮，与守之不易，乃裒集所藏像、赞、制、诰、铭、传、碑、记、族谱、公移之类凡若干首，总名之曰安定书院集，而问叙于余。”据此，则《安定书院集》之作者为胡氏后人“乐心氏”，而沈秱仅为序。乐心氏姓胡，名不详，其纂辑《安定书院集》之时间不详，然自沈秱生平推论，当在万历年间。《吴兴艺文补》卷三十八张朝瑞《宋登科录后序安定书院刻》自称巡守两浙时，“一刻于衢州之孔氏公署，一刻于湖州之安定书院”。则安定书院一度为刻书之场。

《崇正书院志》一种

浙江金华，胡僖、胡应麟纂，十一卷，佚

浙江金华府有二崇正书院，一在金华县，一在东阳县。金华崇正书院，渊源于元朝浙江行省所建之四贤祠，祀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诸先儒。明成化二年（1466），宪宗应浙江按察佥事幸访奏请，赐额“正学”。商辂《商文毅公全集》卷二十四《重建正学祠记》云：“正学祠在金华郡诚东一里，郡守李嗣奉敕建，以祠先儒何文定公、王文宪公、金文安公、许文懿公。……成化丙戌（1466）李以郎官出守，首访遗迹，意图规复，适佥宪辛君访按郡，守以其事白之。辛欣然曰：表章先贤，风励后学，吾辈职也，且四贤著述有功圣经，固宜从祀孔子，况书院乎？即具实以闻，诏从龟山杨氏之例立祠，乡郡春秋致祭，赐祠额曰正学云。……经始于成化戊子（1468）秋九月，讫工于是岁冬十月。”万历元年（1573），巡按御史谢廷杰增祀章懋于其中，称五贤祠。十七年（1589），知府张朝瑞廓而新之，仍称正学祠。祠后建经义、治事二堂，又建尊经阁、游息亭，外折而出曰礼门，内辟而入曰义路。堂左右分列斋舍九十八间，为郡士游学之所，名曰崇正书院。此书院于万历间为金华府著名的讲学之所，兰溪名儒徐用检尝三赴其地讲学。另，金华府东阳县东北三里处亦有崇正书院，明万历年间知县吴翰祠建，祀许谦、叶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胡僖，《崇正书院志》，十一卷。”万历《兰溪县志》卷五、光绪《兰溪县志》卷五《人物》载：“胡僖，……所著有诗文集、书院志。”前人研究多以胡僖书院志所记乃东阳崇正书院。然光绪《兰溪县志》卷七《经籍》载：“《崇正书院志》，十一卷，胡僖辑。《见金华县志》。”乾隆《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四亦载：“《崇正书院志》，十一卷。《金华县志》。胡僖辑。”此志既载于《金华县志》，则书院当在金华县无疑。按，胡僖（1523—？），字伯安，一字子祥，号公泉，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官至云南按察副使。当其为诸生时，已为邑人唐龙及提学雷礼所激赏，其子胡应麟为著名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六十有《参知淮甸张公以〈崇正书院志〉属予校定且命赋诗寄以七言一律》，同卷有诗《淮甸张公旧守吾州，将由上考擢行省参知，闻余僦居武林夙驾见枉且邀饮署中，并命舟资送京口，感其厚遇，赋谢此章》一诗。张朝瑞（1536—1603），字子桢，号凤梧，淮安府海州人，隆庆戊辰（1568）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出守金华府。焦竑《中宪大夫南京鸿胪寺卿张公朝瑞墓表》载：“（金华府）有先贤祠日圯，公葺之，更拓为书院，置田二千余亩，延师儒，贮载籍以教。语具《崇正书院志》中。迁济南兵使者兼治河。……居无何，湖中民变起，上下嚣然，复假公参知以填之。……公淮安海州人。”据此，胡应麟所谓“淮甸张公”者，即张朝瑞。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载：“张朝瑞，……所著辑有……《崇正书院志》……等书。”据吴晗《胡应麟年谱》，胡应麟于万历二十年（1592）游杭州，与冯梦祯、沈德符诸人为净土之会。推测张朝瑞与胡应麟在杭州相见且以崇正书院志属其校定之事，当在此年。张朝瑞有主持修书的习惯，在金华时曾命诸生唐邦佐等人重辑《金华正学编》，有万历庚寅（1590）序，而对于自己所新修的崇正书院，或欲借胡应麟之编辑而增重耶？果真如此，则《崇正书院志》当为张朝瑞主修，胡应麟纂辑，时间则在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然而，为什么诸种书目皆以为乃胡僖所纂？据《胡应麟年谱》，胡应麟于万历三十年（1602）逝世，时年父亲胡僖八十岁。抑胡僖哀应麟之逝，而为其续成《崇正书院志》，亦未可知！谨存疑于请，请教方家。^[55]

《天真书院志》一种

浙江钱塘，谢廷杰、孙应奎辑，四卷，佚

天真书院，或称天真精舍，在浙江钱塘县龙山之南，天龙寺之东。此地尝为王阳明讲学之所。阳明卒后，门人王臣、薛侃、钱德洪、王畿等于嘉靖九年（1530）醵金鬻寺僧地创书院，建阳明祠堂、藏书室、传注楼，置膳田以待四方学者。阳明门人孙应奎、管州皆曾掌祭事。其地“因祭立会，因会订学”，遂为浙江讲学一大重镇。万历十二年（1584）后，书院易名勋贤祠，且得朝廷赐额，有司春秋致祭。精舍之志，创于隆庆末年，阳明门人孙应奎辑。孙应奎《燕诒录》卷六《天真书院志后序》云：“天真立精舍以祀阳明先生，久矣。兹曷为而志也？志以永精舍以存先生之学也。……江右固先生道业所最着，而虬峰侍御君则身被而心悦之者。辛未（1571）之秋被命按淛，首以兴学崇道为务，乃谒先师祠，正祀典、置赡田、饬祠宇，倡议仿白鹿洞规作天真精舍志，以诏四方。……某欣然乐而辑之，是故稽故实以着始经，经敛散以豫藏，核图籍以抑暴，严袝位以责实。此大较也。”侍御虬峰，即巡按御史谢廷杰。据同治《新建县志》，谢廷杰为著名文学家谢一夔之孙，字舜卿，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官至大理寺丞。嘉靖四十二年（1563），谢廷杰任黟县知县，修碧阳书院以“敦讲学之会”，汪尚宁为记，具载嘉庆《黟县志》。《明史·艺文志》著录其《两浙海防通考》十卷。此志殆由孙应奎受谢廷杰嘱托而作。孙应奎（1504—1586）^[56]，字文卿，号蒙泉，浙江余姚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山东布政，晚年乡居三十年，绍讲阳明良知之学。此志则其居乡时所作。孙应奎《燕诒录》卷五《与南屏管子行·六书》载：“精舍之志，图以永精舍而传道脉，故记载条节，悉依故实以信将来。独石佛一段，议论颇触忌讳，殆冀其反于正，而非以招其过也，盖亦无待于招而人莫不知之者也。矧稿裁自虬峰，某友亦已披阅，非吾二人之私见附会。今复有删润之议，则删润之而已矣。苛可以永精舍而传道脉，虽悉去其旧，不留一字，何害哉！”大概志由孙应奎纂辑，经谢廷杰裁定，而阳明门人与议其间者颇多。《燕诒录》卷六有代人作《天真书院志前序》，云：“（阳明）先生没，而及门之徒思慕不忘，随在建学舍聚同志而致精之，以传先生之学。若吾江右被道泽尤深，故学舍尤盛。今天真固先生崛起之地，所当示意于及门者。而精舍之建，虽诸君子渐次作兴，然犹不能无遗慨焉。夫祀典不正，则无以示正。庙貌不饬，则无以示仰。诸蓄不广，则无以示守。……于是谋于先生之门人某，檄官司之守兹土者，以正祀典，以饬祠宇，以增土田以永居守。然非志无以诏远也。于是作《天真精舍志》，与《白鹿洞规》并传。此志出而四方学者不其兴乎？……是故志之不可已也。志成，敢序之以传焉。”此序当为孙应奎代谢廷杰所作。按，谢廷杰隆庆六年（1572）于应天府编刻《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此志之刻，则当在谢廷杰按浙之年，即隆庆五年（1571）。《千顷堂书目》卷八载：“《天真精舍志》，四卷。”或即此志。

《鹿城书院集》一种

浙江温州府，邓淮纂，不分卷，佚

鹿城书院在浙江温州府城东北隅，明弘治年间建，祀二程、朱熹及张南轩门人在温州府者。吴宽《家藏集》卷三十八《温州府新建鹿城书院记》载：“弘治辛酉（1501），吉水邓侯来为郡守，凡所以惠乎民者既无不至。间考诸书，竦然兴叹曰：此邦先哲之盛如此……此其责不在我而谁？永嘉令新安汪君循好贤方切，乃奉侯之意，择地于郡之鹿城，躬自计度，创为书院。作堂若干间，中奉四先生，旁则诸贤列侍。像设既完，……又辟馆舍若干间，使士之学于斯者居之，其规约仿白鹿洞而行。”书院有志，亦知府邓淮纂。嘉靖《温州府志》卷七《书目》载：“《鹿城书院集》，邓淮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邓淮，《鹿城书院集》。知府。”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载：“《鹿城书院志》，□卷，邓淮。”《续通志》则曰：“《鹿城书院集》，无卷数，明邓淮纂。”邓淮尝修《石鼓书院志》，生平见前文。道光《吉水县志》卷二十二《人物·宦业》称其“为政根本经术，勤恤民隐，虚心延访，能洞知利病，时称其明如古镜”。此志至清代中期编修四库全书之时仍存。《四库采进书目》云：“《鹿城书院集》，不分卷，明邓淮辑，一本。”《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鹿城书院集》条言：“辑诸人志铭、家传及其遗事绪论见于志书语录中者，汇为此编。”故四库将此集归入传记类。其书今佚。光绪《永嘉县志》存邓淮、王瓒二序。邓淮序云：“夫温之号小邹鲁者久矣。……予假守此邦，寤寐诸儒，而推本其所师，即欲为创书院，采摘其行事问答，汇为一帙。而同寅李君增、刘君塘、何君鼎皆韪其事。于是白于侍御陈公秉衡、宪副林公舜举、赵公栗夫，悉蒙嘉诺而藩臬诸公无间言焉。永嘉令君循乃相厥费，度材择良于鹿城，卜吉孟春，不五越月而书院成。尊程、朱、张子四先生南乡[向]，其高弟门人东西乡[向]以侑焉。师友一堂，宛然当时气象。……书院落成，即采温之有志于学者讨论其中，使密迩诸儒，兴起其善，则此邦正学之传不待外求而自有余师矣。此书院之所以创也。呜呼，书院创矣，而诸儒之事行问答未之统一，学者难于遍览，爰命郡邑诸博士采辑数月，始克成编，复谬加改正，梓示同志，曰《鹿城书院集》。”据此，书院集之编纂，亦多藉郡县诸生之力，而邓淮总其成。邓淮于弘治十二年（1499）至弘治十六年（1503）间任温州知府。《鹿城书院集》之纂，当在其时。

《贞义书院集》一种

浙江永嘉县，张孚敬纂，卷数不详，佚

贞义书院，在浙江永嘉县五都姚溪。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张孚敬，《贞义书院集》。”此集于嘉靖《温州府志》卷七《书目》则作“《敕建贞义书院集》”。光绪《永嘉县志》卷七《书院》载：“敕建贞义书院，在五都姚溪，邑人大学士张孚敬未第时溪浒读书，及入相，奉敕建，院名贞义，堂名抱忠，今废。按张氏《闻知录》，有罗峰书院在瑶溪山中。考《广舆记》，初名罗峰书院，嘉靖时赐名贞义。瑶溪即姚溪。《闻知录》两载之，疑误。”贞义书院初名罗峰，嘉靖皇帝赐名“贞义”。其赐名始末，嘉靖《温州府志》（1537年刻本）卷一言之甚详：“敕建贞义书院，……在大罗山东。嘉靖七年（1528）三月初四日，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臣张孚敬奏，奉圣旨：‘卿所奏足见笃学以勉后来之意，书院名与做贞义堂，更做抱忠堂，仍着彼处有司就其书院中盖敬一亭一座，以置朕之五箴；抱忠堂等处或有损坏，亦与修葺，完日具奏。’又初八日奉圣旨：‘卿当时学首，博识多闻，以勤励克笃其初，而又加敬慎以饬其身，力辅朕躬，尽心职务，专以王道匡朕，兢栗自持，又虑后学恐废，特以堂院名额为请，朕亲撰以赐，于卿才德学行，未足以尽褒示，览所陈谢，具见勤诚，朕知道了。’又初九日工部奏，奉圣旨：‘是，这系敦崇正学、风励斯文盛事，便行浙江布政司着该府官亲诣姚溪地方，就贞义书院中建造敬一亭，并将书院及抱忠堂门坊墙屋等项或有损坏就行修理，若旧规卑隘不称，即便作新建造，务须宏丽坚固，用垂永久，仍委的当官一员在彼督工，责限完报具奏，不许迁延。’又四月二十八日臣张孚敬为灾异修省奏乞停止工役，奉圣旨：‘这事已有旨了，况亭座系置朕之箴石，其他不过量加修葺，卿可勉承朕意，勿得再辞。’又奏，奉圣旨：‘这亭座之建，卿前以疏来辞，朕以此非他邪异浪费之比，有旨不允，复何又有此奏，卿可勉承朕意，慎有固辞。’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回奏敕建贞义书院工完，奉圣旨：‘这书院堂斋既盖造完备，有司还督令地方人等用心守护，若有损坏，随即修补。’”为一贞义书院之修缮，圣旨前后六下，足见嘉靖帝对张孚敬之宠任。张孚敬（1475—1539），本名璁，字秉用，号罗峰，后以议礼受宠，赐名孚敬，改字茂恭。张孚敬《太师张文忠公集》卷四《请赐书院额名》云：“乃于西去臣居十五里许地名姚溪，建为书院一区，以为藏修之所，并会学徒讲学于其间。……敢乞圣慈光，赐书院额名，臣当择前地，愿自盖亭树立箴石，则圣谟之盛，不独行于通都大邑之间，而又有以被于深山穷谷之中矣。臣愚不自知，谨复将旧所作《姚溪书院诗文录》分二卷装成一帙，进呈上座圣览，以亮臣之初志，而非敢徼名于今日也。”此集乃张孚敬自纂，颇疑即其《请赐书院额名》疏中所言“《姚溪书院诗文录》二卷”。今佚，卷数不详。

《五峰书院志》一种

浙江永康县，陈时芳纂，卷数不详，佚

五峰书院在浙江永康县东五十里处，原为朱熹、吕祖谦、陈亮旧游之处。正德年间，邑人应典（字天彝，号石门，1514年进士）师余姚王阳明，得良知之学，建丽泽祠。后来，知府姚文炤即此建书院。清程尚斐《五峰书院志》卷八《建置》记载：“嘉靖丙申（1536），太守姚公（文炤）命耆老吕瑗建，原名桃源丽泽精舍，洪公垣记，嗣守陈公京书今额。”时洪垣任永康知县。程文德“待次祭酒家食时”，与友人周桐（岘峰）、应廷育（晋庵）会讲于此，定祀仪：每岁重阳日祀朱熹、吕祖谦、陈亮，次日祀王阳明，三日祀王、金、许诸儒。此后，应、程、卢三氏创置会田，以资岁会。姜宝《松溪程先生年谱》载：“二十四年乙巳（1545），先生（程文德）四十九岁，二月赴广任行，次衢州，得报，升南国子祭酒，于是复还家，四月十四日履南雍任”。据此，程文德“待次祭酒家食时”，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二月至四月间。阳明门人卢可久（字德卿，号一松）、周莹（字德纯，号宝峰）、周桐等人皆讲学于此，推广阳明之教，故五峰书院讲学之宗旨可知。此志作者陈时芳，字仲新，号春州，东阳人，师事杜惟熙（字子光，号见山），而惟熙师事卢可久，故为阳明四传。清程尚斐《五峰书院志》卷四序辑入天启五年陈时芳之《五峰书院志序》。据自序言，陈时芳“讲论之暇，试访遗踪，后生辈至有不能举其梗概者，则凡建置巅末、断简遗文，行且日就消沉，可念也”，于是“不揣芜陋，思托管城子记之，暇日颇留意搜采。世远言湮，十仅得其三四，漫加诠次，潦草成编。首曰五峰纪事，次曰五峰渊源录，而凡诗若文有关五峰及一二轶事，亦附录之，总名曰《五峰书院志》”。此可见书院志之大概。此志已佚，卷数不详。

《南溪书院志》二种

福建尤溪，弘治志、万历志；万历志存

南溪书院在福建延平府尤溪县公山之麓。书院本为宋郑义斋故宅，以朱熹诞于此，后人即其地建祠，祀朱熹父子。民国《尤溪县志》卷四载：“康熙丁酉，邑令李修即其地为祠，合祀韦斋、文公。德祐元年，理宗赐额曰南溪书院。”此段记载有误，所谓“康熙丁酉”，实为嘉熙元年丁酉（1237）。《四库全书总目》《南溪书院志》四卷条辨其始修及赐额事曰：“嘉熙初，尤溪令李修以时方崇尚道学，人争攀附，遂于其地建二朱先生祠，即书院所自昉也。志中载书院额为帝显德祐元年所赐，而李韶所作记在嘉熙改元之岁，已称南溪书院。则初建时已有此名矣，但赐额在后耳。”四库馆臣以书院赐额者为宋恭帝赵显。然德祐元年（1275）适逢元军顺江而下、宋蒙交战最酣之际，能留意斯文如此？考，《南溪书院志》卷二《建置》“宋嘉熙丁酉邑令李公修始建，德祐元年赐额南溪书院”下有小注，称“理宗御书”，颇疑书院赐额乃尊崇理学的宋理宗所为，时间当在淳祐元年（1241）。此后，书院兴废无常。明正统末年，书院毁于寇；景泰初年，巡按御史许在达檄有司重建，仅构一祠，岁久复濒于摧压。明弘治十一年（1498），知府孙衍嘱知县方溥扩建南溪书院，拓东西宽二百有余尺，南北深亦近二百尺。此后明清地方官员对书院递有增修之举。书院初修之志不知始于何时。明方溥《南溪书院志后序》言：“余平居读朱子大全集，题尤溪县学观大阁诗，注云见《南溪书院志》，则是南溪书院旧尝有志矣，但未之见也。逮余承乏知县事，谒祠退，随索于邑之士夫家，乃莫有以应者，岂中更盗火，遂泯没而无传邪？”初修之后，书院志复曾经三次修纂：一修于弘治年间方溥；二修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叶廷祥、纪廷誉诸人；三修于清康熙年间杨毓健。以下就明修两种言之：

弘治志，方溥纂，三卷。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南溪书院志》，三卷，方溥。”何海《南溪书院志序》云：“弘治庚申（1500）春，走以纂修郡志，寓延平，适尤溪令方君惟博亦以职事至，过谈间，出所辑《南溪书院志》示走，曰：‘南溪书院，礼祀朱韦斋靖献公先生、晦庵先生，旧矣。近者……料理之余，掇拾自宋以来记载暨二先生游寓时遗墨，与夫前后诸名公记述题咏，萃而录之，非关于是祠者弗取也。既成，分三卷，名曰《南溪书院志》。子幸为我较正，并丐一言于卷端，将寿梓以重不朽焉。”方溥《南溪书院志后序》言：“祠志阙而弗修，恐后之司风教者无以为其似，续引长助，遂不自揣，偕僚友参订商确，编次二先生遗文及古今名公纪述题咏之有关于是祠者，萃为一帙，分三卷，每卷则虚其篇末以俟续者，曰《南溪书院志》，而属沙阳掌教何君海校正锓梓以传。”万历年间，陈翘卿作《南溪书院志后序》，称颂方溥之志“详载先生往行遗迹而元爱尊崇之徽号、宦是邑者建立之盛典，与元往来者吟咏赞美之词章，罔不备述焉”。按，方溥，字惟博，新城人，始知婺源，即尝修葺文公祠，弘治九年（1496）始任尤溪知县。斯志之作，在弘治九年（1496）至弘治十三年（1500）间。

万历志，纪廷誉、陈翘卿纂，四卷。《四库全书总目》《南溪书院志》四卷条称：“明叶廷祥、郭以隆、纪延誉、陈翘卿同撰。廷祥官尤溪知县，以隆称着县事，疑为丞薄之类。延誉、翘卿则尤溪教谕训导也。其里贯均未详。”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卷七《志乘·部福建》载：“《南溪书院志》，一册，全。南溪即尤溪县朱晦庵诞生地也，教谕纪誉修。”此数种记录皆有误，所谓“纪延誉”“教谕纪誉”者，均为“纪廷誉”之误。民国《尤溪县志》卷七《政绩》载：“纪廷誉，字声寰，晋江人，万历间尤溪教谕，学有渊源，才优经济，纂修《南溪书院志》。”纪廷誉以举人任尤溪教谕，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至二十三年（1595）。时参与修纂书院志者，尚有县学训导陈翘卿。陈翘卿，字惰夫，漳浦人，万历十七年（1589）至二十三年（1595）任尤溪县学训导。民国《尤溪县志》卷九《艺文志》陈翘卿《南溪书院志后序》言：“其志则出于我明方侯溥之所纂。……万历辛卯岁（1591）仲夏，邑有回禄之灾，志板延毁于民家。……始谋诸教谕纪君暨诸绅矜重梓之。……于是抄录旧册，正其差讹，补其阙漏，次其简编，付之剞劂氏。并图韦斋、晦翁二先生像于志首。”盖此志重修之由，以原板毁于火。重修之书院志，较旧志似无甚大变化，仅于卷首绘有朱熹父子像。卷首有叶廷祥序，言：“甲午（1594）春，荷命承乏宰尤邑。……顷邑博声寰纪君、惰夫陈君暨弟子员郑、杨、田、詹、蔡等以南溪乘告竣，请序于余。”据此，则叶廷祥至尤溪时，《南溪书院志》业已重修完成。今所见万历刻本天启重修本《南溪书院志》四卷于每卷下题“明万历甲午岁孟陬月吉重修”。大约正月重修院志之时，叶廷祥尚未到任，沙县县丞郭以隆署尤溪县事，故志末有郭跋。纪廷誉《南溪书院志序》说：“沙县贰尹郭公以选贡来署邑篆，雅崇正学，留意纂修，亦有联句题于祠之堂，并不佞俚句附刻简末。”修志姓氏中题“尤溪知县浙庆元叶廷祥、署尤溪县事沙县县丞郭以隆”，亦志书署名之常规。此志现存，有万历二十二年（1594）刻本，存国家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内；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浙江图书馆藏明万历刻天启重修本”，分《形胜事迹》《建置祀典》《二公诗文》《群贤词翰》四卷，卷首题“典史太湖仇时举督理工务”。按，仇时举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为尤溪典史，则斯志尝续刻万历末年，而志中万历三十六年（1608）黄如松《题朱夫子南溪祠》、史炼《和次韵》、万历四十三年《书院议改儒学记》等文，则大概系天启间陆续刻入。然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纪誉，《南溪书院志》，别本有二卷二字。”据此，则此志尚有“二卷”之说。

《共学书院志》一种

福建侯官，岳和声等纂修，三卷，存

共学书院在福建福州府。万历八年（1580）裁怀安县，并入侯官县，怀安县学遂废，为军器局者数年。万历二十二年（1594），巡抚许公孚远、提学副使徐即登拓其地为书院，改明伦堂为时习堂，列左右号舍百余间，扁曰共学。万历四十六年（1618），提学副使岳和声复书院规制，构求我轩于堂之后，建道南翼统祠，计费银一千一百余两。叶向高《苍霞余草》卷一《共学书院记》载：“许敬庵先生来抚闽，始修道南之业，与学使者丰城徐公即怀安旧庠辟为书院，名曰共学。时与士大夫诸生讲说其间。余亦逐队往听，无能有所发明以称先生意。然闽人自是亦稍稍好言学矣。嗣后二三学使益润饰之。至石梁岳先生大为充拓，讲堂号舍，规制焕然，纤悉俱备。集八闽诸生之俊，横经较艺，旬日则为会以讲学，微言奥义，无不剖析。……自藩臬大夫与郡邑之吏、黉序之长、乡之缙绅，无不赴焉。……亡何，先生以迁秩去。闽人既不胜山斗之思，而先生亦恐兹会之渐以弛废也，乃综其事之巨细为十四款，款为之说，凡可以征往而诏来者，无不毕具，曰共学书院志，而属余序。”此志现存，三卷。所谓十四款，即形胜、沿革、规制、先儒、宦绩、祀典、会规、田赋、典籍、艺文、公牍、善后、器用、题名诸目。诸家书目著录，多题为“万历刻本”，而此志卷首载纂修人姓氏：“提督学校副使岳和声纂修，福州府知府张泰顺……候官县知县孙国桢汇辑”，府县学官亦多参与校阅，诸生陈殷荐等诠次。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言“《共学书院志》，孙国桢所纂”，盖源于此。此志卷下《公牍·修复书院公移》称：“诸生中选文行俱长者司之总，递年一值者一人，曰院长。而各主一社者八人，曰会长。……一切事宜，即令院、会长辑为志书，共上、中、下三卷，见付剞劂杀青未竟。”则此志之修撰，显系一集体工程，而具体工作者为书院诸生陈殷荐等人。卷下题名中载：“会长……陈殷荐，四十七年。”据此，书院志的具体纂修时间当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又，此志卷上《典籍·书目》末注明书院藏书及“共学书院志刻板”皆藏于“时习堂左边耳房”，则此志之刊刻或亦于书院之中。

《道南书院录》一种

福建福州，金贲亨等纂，五卷，存

台北市立图书馆编《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载：“《道南书院录》五卷，明金贲亨撰，明嘉靖三十八年刘佃刊本。中图。”《明史·艺文志》载：“金贲亨……《道南录》五卷。”《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二《道南录》五卷条载：“不着撰人名氏，亦无序跋。道南书院在福州，疑闽人所为也。其书节录明道程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子言行，末附祠祀始末。”洪焕椿《浙江方志考》认为书院在萧山境内，而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目录提要》认为书院在福建永安，皆误。民国《临海县志》卷三十七著录此书，且收魏濠、刘佃、应大猷、杨诏、舒春芳诸人序跋。舒序云：“嘉靖己丑（1529），临海一所金公董闽学事，乃作道南书院于会城以祀五先生，又谋纂其言行心法以启闽后学。书未成，而公移官江右，未几勇退林下，复与竹江赵公、容庵应公考订成帙，以藏诸家。迨丁未（1547），公门人福清魏君濠从仕于台，乃复请公所藏，梓之，名曰《道南录》，以授同志。顾是录始集于闽，梓行于台而尚未广布于闽也。今年秋七月，公仲子少参君立敬与春芳会晤于建阳，一见有若旧识，乃出《道南录》授予以别。时予值有督兵之役，……冬十月，予复督兵入境，又获晤少参君子延平，辱延款，竟日不倦。临别，复诣余请曰：‘往吾父……复集其言行为录，与所撰写序记及答黄孟伟书，皆因近时学士大夫之疑，且俾后之人知大贤非天成而凡有志者皆可为。……近持以示建宁太守刘君佃，刘君遂请锓梓以广其传，而某窃闻吾景仁尝究心于是，惟勿靳一言以序之。幸甚。’”魏濠《识后》则云：“龟山之道，传自程门，祀四先生而不及明道，是忘本也。乃即道山书院故宇，崇明道为正飨，以四先生配，易其名曰道南。”王时槐《友庆堂存稿》卷八《存庵金先生行状》载：“先生讳立敬，字中夫，姓金氏，学者称为存庵先生。……升福建督学宪副，以一所公旧居是职，其教旨具见《道南录》中，重梓以颁示诸生，复修道南书院以崇祀典。”据此，则道南书院乃金贲亨提学福建时即道山书院改创。此录编辑之始，在金贲亨任福建提学时，后以移任江西提学而辍，家居时复与赵竹江、应容庵从容校订，藏于家。嘉靖丁未（1547），魏濠初刻于台州，嘉靖己未（1559），其子金立敬嘱建宁知府刘佃再刻于建宁府。金贲亨（1483—1564），字汝白，号一所，台州府临海县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官至福建提学副使。汪道昆《太函集》卷十《寿一所先生八十序》云：“今上初，临海金一所先生来视闽学。……其后三十年庚申（1560）先生仲子复来视学。仲子奉先生约法，士帅教如初。又明年，先生春秋八十矣。”赵竹江（1483—1537），名渊，字宏道，台州府临海人，正德戊辰（1508）进士，官至四川左参政，著有《竹江集》。应大猷（1487—1581），字邦升，号容斋，仙居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此录之辑，当始于金贲亨视学福建之时，而成于赵竹江逝世之前，则大致在嘉靖八年（1529）至嘉靖十六年（1537）之间。金贲亨又有《学易记》《台学源流》七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当明中叶正心学盛行之时，故其说调停于朱陆之间”。

《明宗书院志》一种

福建兴化府，陈经邦纂，卷数不明，佚

明宗书院在福建兴化府城西门之洞头桥，原为射圃。万历乙未（1595），分守徐即登、延丰城李材集诸生讲学，以城中书院阙如而假之梵宇，殊非居肆之规。于是林鸣盛议改射圃为书院，守道郡县暨乡缙绅捐金协建。徐即登建明宗书院，莆田人程拱宸（1568年进士）“入租百石供讲诵”。按，李材字孟诚，丰城人，学者称见罗先生，万历十五年（1587）到二十一年（1593）系诏狱，后戍镇海卫，乃得便讲学于莆田。徐即登亦丰城人，字德峻，号匡岳，万历癸未（1583）进士，官至福建提学副使，尝创建共学书院。其学初从徐鲁源，以求仁为宗，后乃从李材讲止修之学。光绪《莆田县志》卷九载：“徐（即登）为碑记，复命人纂《明宗书院志》，郡人尚书陈经邦为之序。”民国《莆田县志》则云：“徐自为记。郡人陈经邦纂《明宗书院志》。”陈经邦（1537—1615），字公望，号肃庵，嘉靖乙丑（1565）会试第二人，选庶起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致仕后林居三十年，所著颇多。据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十三《保肃庵陈公墓志铭》，陈经邦致仕后，于公门绝无造请，“直指陆君欲志八闽，郡守马君欲志莆，皆请公总裁，公俱不应”。陈经邦既不愿与修省志、县志，何以愿纂《明宗书院志》？观徐即登《来益堂稿》卷七《答陈肃庵》《贺陈肃庵寿诞》诸文，极恭敬。颇疑此志之纂者另有其人，而陈经邦不过为序而已。

《崇正书院志》一种

福建长汀，陈洪范纂，卷数不详，佚

崇正书院祀朱熹、杨方、文天祥诸人，在福建长汀县，始建于嘉靖庚戌（1550）。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称《崇正书院志》为杨昱所纂。按，杨昱，字子晦，号东溪，汀州卫人，正德十四年（1519）举人，历龙南学谕、朝城知县、都昌知县，晚年讲学东溪，得程朱薪传。光绪《长汀县志》卷十一《崇正书院条》下载杨昱《志序》之大略，而乾隆《汀州府志》卷三十九杨昱《崇正书院志序》较为完备：“吾汀鄞江之阴、苍玉之巅，有地高明蔚宛，亦郡之胜也。旧有浮图之居在焉，图经所谓东禅寺是已。嘉靖庚戌（1550），僧徙寺废。仁和华山陈公适领郡符至，乃遍请允诸司，改为崇正书院，扁其堂曰明德^[57]，以聚讲课，旁建号房若干间，以居诸生。因堂左之室頞高杰者修饰为三贤祠，崇祀郡人考亭高弟杨淡轩而溯及朱子，又以文文山尝建纛于汀，亦取埒祀之。既落，集郡九庠高弟诸生使藏修游息于中，籍其田以供具之。政暇必躬诣讲改启迪，由是士争濯磨，骎骎日知向往。复惧创置之实，久或湮也，乃次其修建之由、庐田之数、立教之法，掇淡轩之诗文与朱、文二先生作之关是者洎院傍石刻，为志以传，使某言弁其首。”据此，志盖由知府“仁和华山陈公”所作，而杨昱仅为序。华山陈公即陈洪范。康熙《仁和县志》卷十七载：“陈洪范，字锡卿，嘉靖二十年（1541）与弟洪蒙同举进士，授工部主事。……四十年（1561）擢四川副使备兵威茂二州。……卒年五十有六。”

《水西志》二种

南直隶泾县，嘉靖志，万历志，佚。

水西书院在宁国府泾县。初，王学门人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等人相继讲学于宁国府泾县之宝庆寺，水西讲学一时名盛天下。嘉靖三十二年（1553），知府刘起宗、泾县知县邱时庸于寺西创明道堂、明德堂、熙光楼、仰止堂及号舍，祀王阳明，名水西精舍；嘉靖四十一年（1562），知府罗汝芳复于寺东建退省所、思默楼、怀德祠，易名水西书院，后以张居正禁讲学而废。万历十三年（1585）至万历十五年（1587），知县张尧文偕缙绅查铎、翟台重修。书院前后三次修志：初修于明代嘉靖年间贡安国；再修于万历年间萧之望；三修于清初左士望。论者以明人所修之志粗疏，至清人左士望之《水西志》三卷，始孚人意，称其“仿县志体，分门别类，附以诗文，则较旧志为差详焉”。按，左士望，字稚姜，博雅工诗文，鼎革后不应试，惟事著述，尝与修《泾县志》。兹就明代二种水西志言之：

嘉靖志，贡安国纂，不分卷。万历《宁国府志》卷九《学校》载：“嘉靖壬戌（1562），知府罗汝芳益增葺之。……详《水西精舍志》，贡安国辑。”然嘉庆《泾县志》卷二十六《艺文》则曰：“明嘉靖间贡安国有《水西精舍志》，名为志，实记也，且蹈袭邹东廓之记，窜易字句。今其文钱志节录于山川门水西山下，虽非全豹，可见一斑。”所谓钱志，即钱人麟所修乾隆《泾县志》。乾隆《泾县志》卷一《山·水西山》载：“水西精舍，详学校，并宣城贡安国志，记见下。”其下略载贡安国的《水西精舍记》：“水西山在赏溪之西，岩壑幽邃，下瞰溪流，三寺建焉。左白云山，右湖山，三峦并峙，而精舍一垄岿然居中。宝胜寺枕其左趾，浮屠在右。其下葛仙井，前为凌风台。水西、白云之间，曰崇庆寺。白云之麓，曰西方院。院外临溪而台曰刘遗民钓台。台北小桥曰潄玉桥，跨溪，可坐而憩。旧有要领亭，今废。循溪而入，有坞，深可二三里，曰水西坑，当崇庆寺之后，溪石可磴可步。溪中行数百步，曰溅玉亭，小洞幽闲，水珠下溅，旧尝建亭跨其上。洞水清沉，至今可玩。亭北两山之间，辟基宽广，是为秋霜阁之址。阁左旧又有云锦堂、锦照堂。坞窅而隘，数转始穷，乃有西峰庵，今废。西方院之左，旧有白云寺，多美茗，不种自生，唐人称白云茶院。后方塔而白，古称白塔清泉，以此寺后旧有东峰亭，山左小溪出焉。循溪而入，曰白云坑。湖山之坞，曰湖山。坑大视水西坑，而邃密过之。泉源涓涓从石罅出，坞外为桓公庙。”以乾隆《泾县志》不易见，故书于此。然自“水西精舍，详学校并宣城贡安国志，记见下”一语，则贡安国当有志，断非嘉庆《泾县志》所云“名为志，实记”。乾隆《泾县志》卷九《艺文·著述》亦明载：“《水西书院志》，贡安国辑。”况邹守益之记作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而贡安国之志当成于罗汝芳嘉靖四十一年（1562）修书院之后。其间建置不无差别，何能全“蹈袭邹东廓之记”？乾隆《泾县志》卷三下《水西精舍》条具载邹守益之《水西精舍记》可资为证，而清嘉庆年间儒者厌薄明人讲学之粗疏可知！贡安国，字玄略，号受轩，宁国府宣城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贡生，授湖口训导，升国子学录，出任东平知州。其为诸生时，即从邹守益、王畿、钱德洪等人讲学，而学宗伊川，尝主白鹿洞书院，归乡后主志学书院，颇受提学耿定向、知府罗汝芳礼重，为宣城讲学领袖人物。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贡安国另有《学觉窥豹》六卷。

万历志，萧之龙纂，不分卷。萧之龙生平不详。嘉庆《泾县志》卷十五《例仕》言其为泾县田中都人，崇祯初贡生，官至光禄寺署正。嘉庆《泾县志》卷二十六《艺文》称：“万历间萧之龙刻《水西志》，略不涉山川人物，仅录诗数十首文数篇而已。”当万历间，萧之龙不过一诸生，遽欲为堪称理学渊薮之水西修志，故不能免其草率。诗数十首，文数篇，则此志当亦不分卷。万历五年《宁国府志》著录贡安国《水西精舍志》，而不及此志。以此推论，此志若果修于万历年间，大约亦当在万历五年以后。

《紫阳书院集》一种

南直徽州府，程曾、方琚纂，四卷，佚

王守仁《阳明全书》卷七《紫阳书院集序》（乙亥）称：“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内，乃大新紫阳书院，以明朱子之学，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于是校士程曾氏采摭书院之兴废为集，而弁以白鹿之规，明政教也。来请予言，以谂多士。……兴废之故，程生之集备矣，又奚以予言为乎？”乙亥，即正德十年（1515）。按，明代徽州两所紫阳书院，一在婺源县，一在府城。府城之紫阳书院始于宋代嘉定十五年（1222）县令彭方所建之文公祠，后乃即祠建书院，理宗赐名为“紫阳”。此后屡经毁复，位置亦迁徙无常。明正德十四年（1519），知府张芹将书院迁建于紫阳山阿，所谓名实相符，而旧址皆废。“豫章熊世芳”所修缮之紫阳书院即此。顾清《东江家藏集》卷二十《紫阳书院集序》言：“新安郡守熊侯重作紫阳书院成，院之诸生程君师鲁……乃考诸紫阳遗文、朱子实纪以至金石之所刻、公牍之所具，凡关于斯院者，手编录之，分为四卷。又取宋以来儒先奠享之文，与夫序、启、铭、诗之类别为附录，以次其后，总名之曰《紫阳书院集》。将刻梓院中，而告于翰林修撰唐君守之。守之自书院而登名者也，间以示予，且传师鲁意属为之序。……熊侯名桂，字世芳，洪都新建人，今为山东布政司左参政。程君名曾，其字曰师鲁，力学慕古，不徇时名，所著述甚富，此盖其一云。”按，程曾为休宁人，余无考。《“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史部三收方琚，《明经书院录跋》云：“琚尝叼养紫阳书院，与程君师鲁手编成集，已刻梓矣。”则当时偕程曾编辑《紫阳书院集》者，另有方琚。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十五《科第》，方琚，字世良，入国子监，正德间中顺天乡试举人，官至福建兴化府通判。

《明经书院录》一种

南直婺源县，胡浚、余罃等，六卷，存

明经书院始建于元，在南直隶徽州府之婺源县。县北三十里，有地名考川，胡氏居焉。元至大年间（1308—1311），胡淀、胡澄捐赀建屋二百间，置田三百五十亩。知州黄惟中聘胡云峰掌教事，为请于朝，赐额曰“明经”，设山长一人，纳之于元朝官方教育体系中。元末，书院毁于兵。成化庚子（1480），胡云峰裔孙胡浚呈请合族重建，得到官方支持，“岁佥门役一人，以供其事”，后圯。万历甲申（1584），知县万国钦谕合族重建，玺卿潘士藻记。潘士藻《暗然堂遗集》卷四《重建明经书院记》载：“豫章万侯为我婺，以经术宣教化。……会胡之彦咸来言，愿以私财恢复旧制。……盖甲申（1584）五月初二日始事，八月二十六日落成。”按明经书院有录，始于正德年间。据《“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史部地理类专志载，台北市立图书馆藏“《明经书院录》六卷三册”，题为“程美等编，明正德十年刊嘉隆间增补本”，有汪玄锡、胡浚、潘珏、方琚等序跋，所署年月最早为正德九年甲戌（1514），最晚为丙子（1516）。由此可见，此录之编辑及刊刻，在正德十年乙亥（1515）前后。前引方琚《明经书院录跋》云：“琚尝叼养紫阳书院，与程君师鲁手编成集，已刻梓矣。今仰山先生又汇集明经书院，亦入刻。”据此，此录编者为“仰山先生”，即胡浚。汪玄锡《明经书院录序》亦云：“云峰氏明经书院毁于元季，至八世孙仰山先生濬谋复其旧，经营五十余年，始为大备。先生恐先德之弗彰，而念厥功之不易就也，乃出家藏文字，令门人余罃等采其有关于书院颠末者，录为一帙，命玄锡序之。”由此可见，此录乃胡浚命门人余罃等编辑。胡浚《明经书院录引》则言：“黄门汪天启、知县潘希玉、进士潘希和、教谕程时彦、举人余宗器从游书院，睹厥成功，乃相集其故实与诗文之有关于书院者以为录，凡六卷，示予，捐赀刻梓以传。”此数人者，殆即所谓诸门人，如余宗器即余罃。录成之后，大约续有增补，亦有续刻。万历十二年（1584），知县万国钦修缮书院后，书院录大概曾经重刻。婺源人潘士藻《暗然堂遗集》卷二《刻明经书院录序》云：“自有宋以我明，理学诸公身都大位，为世儒宗，聚徒讲道之所，不过曰精舍、山房而已，未有以书院赐额及其身存者，况云峰先生未通朝籍者哉！……知者惩往而戒来，于是溯开先之迹，叙建置之由，与后来弃异即同之颠末，并为斯录，与族人士共守之，以永葆睦协之好。意甚厚也，而予为申之以感与同人之义。”此录编纂者既为胡浚及其诸门人，而台湾藏版乃题为“程美等编”，则殊不可解。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十五《选举》，程美，字希大，婺源龙山人，弘治十七年（1504）举人，罗山教谕。抑程美即胡濬《明经书院录引》所言之“教谕程时彦”？胡浚，字德渊，号仰山，成化十九年（1483）以《春秋》中应天乡试举人，历官崇阳知县、惠州府教授，著有《仰山家范》；余罃，字宗器，以《春秋》领乡荐，授广昌知县，有平濠功。时明经书院之所以聚集众多门人，殆以胡氏擅《春秋》，有《春秋》学之传统。

《二张书院录》一种

南直婺源县，张文化撰，不分卷，存

二张书院在徽州府婺源县游汀。宋末元初，张学龙及其侄张存中以儒学鸣，与胡云峰斯文契谊。成化庚子（1480），胡氏建书院以请祀典。张氏族人乃遂有援例请祀典立书院之举。正德十二年（1517），张氏嫡孙张荫请立“双贤书院”以祀张学龙、张存中二人。知府张芹、府通判署县事周勋赐额“二张书院”。然张荫随即逝世，书院有名而无实。嘉靖九年（1530），张荫之子张弧再请以己资建书院，置祀田以奉祀二祖，得允，据此，则书院之建在嘉靖年间而非正德年间。张弧（1499—1566），字志远，号苍谷，后来还曾为婺源紫阳书院捐田三十亩。洪垣曾有诗咏二张书院：“紫阳遗响未曾荒，心法相传有二张。谢客著书绳圣武，授徒讲学淑贤良。傲时尚宿文山恨，范我全删管子方。当路移文新庙貌，本来道脉自悠长。”此录为张弧之子张文化所辑。从万历十七年（1589）起，张文化主书院祀事，至万历二十七年（1599）止。此录殆其间所辑。录不分卷，多载张氏诸人传记、书院及立嫡奉祀公移、诗文，末附二张集补。此录现存，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柳溪书院志》一种

南直休宁，汪尚和纂，二卷，佚

弘治《徽州府志》（1502年编）卷五载：“柳溪书院。柳溪本在邑（休宁）西门外。元季养晦先生汪洗自柳溪迁居邑南川。国朝，其六世孙尚和筑书室，中奉先世遗墨，讲学于此，名曰柳溪书院，示不忘本也。宗人按察副使舜民记。”汪舜民《静轩先生文集》卷十《柳溪书院记》云：“柳溪书院者，休宁川宗侄尚和讲学之处也。……其祖存志翁学行尤粹，尝建思亲亭。没既十年余，尚和讲学亭中。一夕梦翁以诗诏之，有此地迁居有柳溪之句，既觉，奉以告其伯父分轩处士及其父维则处士，重葺斯亭，增以室屋，四旁植柳，中藏先世遗书若干卷，请篁墩程内翰题其楣曰柳溪书院，示不忘本也。养亲暇则与族之后进相就讨论，维则处士复置田若干亩，以给学者。尚和欲为久远计，乃以记见属。”汪舜民《静轩集》正德六年（1511）张鹏刻本既载此记文，则书院之建，当在正德六年之前，而此志所撰年代，也大约在正德年间。明人书目有以《柳溪书院志》为“汪尚”所纂者。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杂志》载：“《柳溪书院志》，二卷，汪尚。”“汪尚”当为“汪尚和”之误。康熙《休宁县志》卷六《学林》载：“汪尚和，字节夫，孝友曲至，不干禄仕，有志理学，简求身心，尝游甘泉、阳明、泾野诸公之门，所著有《紫峰家训》《畜德录》《紫阳道脉录》四卷。”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卷五《紫阳道脉录序》载：“休宁人汪尚和年已五十余，常数及予门。一日出所辑朱夫子授受诸贤名姓行实一帙，曰《道脉录》，谓予曰：‘尚和亦尝从学于阳明王先生。先生讲知行合一之义，切中时学浮泛之病。顾学者听之不审，传之太过，遂至于贬吾朱夫子焉。尚和是以深痛之，仿《伊洛渊源》，有是录也，使天下后世知朱夫子与一时门弟子问答者固非若今之论矣。’”王阳明与汪尚和亦有赠和之作，如《题岁寒亭赠汪尚和》诗。然汪尚和虽从学王阳明，与闻知行合一之旨，所著《紫阳道脉录》则与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对垒。

《虞山书院志》二种

南直苏州府常熟县，嘉靖志，万历志。

虞山书院在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常熟县于宋代有文学书院，祀孔子门人言游，至明宣德、正统间，易名学道书院；嘉靖乙丑（1565），知县王叔杲重建书院，复改名文学书院；万历三十四年（1606），常熟知县耿橘重建，始以地为名，称虞山书院，祀伏羲以下圣贤若干人，约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于此，为东林讲学之重镇。按虞山书院有志两种，为嘉靖年间钱璠志、万历年间张鼐志。兹分述如下：

嘉靖志，钱璠纂，卷数不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钱璠，《虞山书院志》。[一]别本有注文云，字国用，常熟人，仁夫子，正德己卯（1519）举人，云南府通判。”康熙《常熟县志》卷二十三《艺文》载：“《虞山书院志》，……钱璠著。”同书卷十七：“钱璠，字国用，正德己卯顺天中式，初任奉化县。……在任六年，……以奉化志疏略混淆，乃稽核订正，去取精严，有俾风化。暇日留心书史，以资仕学。擢云南府通判，致仕。所著有《五经旁注》《古文会编》《诗义释义》。”考光绪《奉化县志》，钱璠于嘉靖十二年（1533）任奉化知县。据此，钱璠生平主要活动，当在嘉靖年间，此志之编辑亦当在嘉靖年间。然而，万历年间虞山书院修志，却全不见钱璠纂志之痕迹，抑当时修志诸人未见此志？然书院于正德及嘉靖初年以“学道”为名，万历年间始以“虞山”为名，而此志何以名“《虞山书院志》”？抑黄虞稷等为改其题名？

万历志，耿橘修，张鼐等纂，十卷本、十五卷本。万历《虞山书院志》有两种版本，为十五卷本、十卷本。天津图书馆《（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备载两种版本：“《虞山书院志》，十五卷，明耿庭怀修，陆化熙等编，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虞山严柟刻本，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虞山书院志》，十卷，明张鼐等撰，明万历刻本，南京图书馆。”十五卷本题为耿庭怀修、陆化熙纂。耿庭怀即耿橘，号蓝阳，直隶献县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至三十五年（1607）任常熟知县，尝辑《常熟县水利全书》十二卷。光绪《常昭合志稿》卷十四《学校》载：“三十四年知县耿橘重修，更名为虞山书院，撰《虞山书院志》十五卷。”陆化熙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然而，后来整理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虞山书院志》，十五卷，明张鼐等撰，明万历刻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则又题为“张鼐”所纂。张鼐（1579—？）^[58]，字世调，一字侗初，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擅诗文，小品文极精致，曾讲学于虞山书院。祁承《澹生堂书目》载“《虞山书院志》，六册，十五卷，孙慎行编”，则似乎又以“孙慎行”为作者。孙慎行字闻斯，号淇澳，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此志作者标榜甚多，究竟纂集者为何人？检阅中国历代书院志影印南京图书馆明万历年间刻本，此志作十卷，分地胜、古迹、建置、先贤、祀典、宗像、院规、文移、官师、书籍、什器、树艺、院田、会语、艺文十五目，有孙慎行、张以诚序。各卷下参与编修姓氏众多：大抵裁阅者为孙慎行，参阅者为张鼐，校梓者为严柟，校阅者合各卷计有三十六人之多，而陆化熙亦列名其间。若卷四《院规》则题“知县耿橘具草，教谕黄家谋编次。训导化大顺、朱朝选抄录。”卷七《会语志·官师》则题“属吏耿橘录”。张鼐《宝日堂初集》卷六《与耿蓝阳书》言：“书院志序，舟中仅成章耳。中间详论道脉开塞者，以此志非一方之书，且门下作者，意原在学问大同处也。云物符应，叙中言之而不得详，盖此须属大老笔传信。吾辈年少言轻，世人将视为点缀文具耳。院规叙，敢再一发明数语附上。”同书卷十一复收录十五篇《志叙》，则《虞山书院志》诸志前所谓“张鼐曰”者。据此推论，万历《虞山书院志》之编纂系一集体大工程：主修者耿橘，汇辑者则诸生参与讲学者如陆化熙等人，孙慎行大约即张鼐所称适合为志作序的“大老”，而张鼐居发凡起例之功。故张以诚序中亦仅言：“诸友虑其或湮，为志志之。”此志编纂之始，当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以前，初刻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严柟，作十五卷；后续刻者合十五卷为十卷，即今所谓“万历刻本”者，而十五目及十五篇志叙则隐然透露其初十五卷之本来面目。

《东林志草》一种

南直无锡县，刘元珍纂，卷数不详，佚

明代东林书院，为人指为党人之渊薮，最为有名。书院始创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高攀龙等讲学其中，一时东林讲学誉满天下。书院有志四种，始修于明刘元珍，再修于清康熙年间严珏，而三修于康熙年间高攀龙之侄高世泰，四修于雍正初年高氏后人高嶐等。其始末民国《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言之甚详：“《东林书院志》二十二卷，清雍正初年修乾隆间刊本。清无锡高隆[嶐]等辑，许献重修。明季东林震撼朝局，而其发源之地，则为无锡东林书院。顾东林书院志自明万历迄清雍正，作者有四，而皆传世甚鲜。创始者为刘元珍，其书成于明万历甲寅（1614），惜属稿未梓。明末严珏因雠订刘氏原稿，附益成志二卷，附东林辨既或见，凡三卷。清康熙己酉（1669），攀龙从子世泰辑为数卷，亦未刊订。雍正中世泰孙山隆[当为嶐之误]等又增辑之，广为建置一卷，院规一卷，会语一卷，列卷六卷，祀典一卷，公移一卷，文翰四卷，典守一卷，著述一卷，轶事二卷，至乾隆间邑人许献重为增修，体例如旧，前有乾隆十一年任兰枝、乾隆元年赵国麟、雍正元十年刁承祖、张师载等序、自序、总目、凡例，于是东林之志始完备。自乾隆重修之后，嗣响无人，既雍正乾隆本，亦渐稀觏，殆以当时列于禁书，遂乏传本，加以讲学者继起无人，驯至中辍。光绪中虽曾有翻刻之本，然流传亦不甚广也。”严珏修志，即以刘志为底本。严珏《东林志序》：“万历中载，邑先辈顾端文公泾阳先生属刘本孺先生撰东林志，而高忠宪公景逸先生为之序。时方属稿，未梓，且谋始则备，未及兴废大都也。余小子珏……因为雠订原稿，附益成书。”今严珏志二卷暨雍正时所纂之志存，而刘元珍初修之志稿已佚。按，刘元珍，字伯先，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与顾宪成等东林讲学，学者称本孺先生。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八《列传二·刘本孺先生传》附许献按语说：“会顾泾阳先生倡复东林书院，先生实捐赀筑讲舍……既而泾阳遂属志于先生，甲寅（1614）先生志成，景逸先生为之序其所以志，而先生自序复大阐一时明善同人之旨，厥功伟矣……皆实录也，惜先生原志以未付梓，遂令后之学者无从得见。”则此志有高攀龙序、自序。高攀龙序云：“顾泾阳先生始率同志谋诸当道而一新之，又属志于刘伯先。伯先志成，以谂于予曰：‘请言所以志！’……今夫东林之志汇矣。堂室则志，什器则志，图书则志。”^[59]又，刘元珍自序中自署“东林居士”。

附录：明代书院志一览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原载《明清书院文献与书院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