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中央图书馆收藏《中国书院文献研究》

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清不著撰人”的《天下书院总志》，虽暂无缘得见其真面目，但广文书局本（以下简称广文本）既为其照相影印本，则完全可以等而视之。据以考究，我们可以断定台北馆藏善本（以下简称馆藏本）即王昶所撰，其理由如下：

第一，馆藏本的编排体例与王序中的规定相合。馆藏本分省按府县（州、厅）编排各书院，院名之下先记其历史沿革，后附有关记、序、学规等文献。所附文献，一般皆标明出处。如饶阳县近圣书院附赵南星记，标明采自《畿辅通志》，丰城县贞文书院附欧阳玄记，标出《江西通志》^[15]；松江府华亭县九峰书院有赵骥记，出自《松江府志》^[16]；九江府德化县濂溪书院收朱熹、崔棆奇、宋犖、高植等人所作记，皆标采自《德化县志》^[17]。上述只是随手翻得，通观全书，可以看出馆藏本是以各地省志为基本材料的，不足则补以府、州、县志，也兼用一些文集资料。这与王昶序中所谓“取各省志书及府、州、县志之所载书院，汇而录之”相合。

第二，从内容的详略及材料的取舍中也可以看出馆藏本出自王昶之手。（一）馆藏本有十二卷，加卷首（记康雍乾三代有关书院之诏令及御制诗文），实为十三卷，著录直隶、江苏、安徽、江西、河南、山东、福建、湖北、湖南等九省书院，其中江西四卷，江苏两卷，湖南、湖北合为一卷，余皆一省一卷。若以广文本所标页码计，除卷首21页外，九省合为1106页，平均每省为122.88页。而上述各省所占的实际页数则分别为36、146、48、520、94、42、98、16、106，超过平均数的只江西、江苏二省，余皆不足。首尾两端的江西、湖北，各占平均数的423%、13%，相差数百倍，悬殊极大。造成这种情况，各地书院数量本身多少不一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尽然，如湖北江夏县录芹香、濂溪、江汉、东山四院，仅用1.5页，而江苏青浦县同样只收有孔宅、清忠、惠来、青溪四院，篇幅则达8页，后者比前者多了5.3倍。究其原因，则是江夏四院仅记其沿革，而青浦四院则附有多篇文献。又如武昌府所辖六县一州，有书院十三所，所占篇幅4页不到，而苏州府所辖七县凡二十所书院，所用篇幅则60页有余，前者比之后者院数仅少七所，篇幅则差十五倍，问题的所在仍是所录文献的多寡。然则也不是无献可征，苏州虽为江南名城，江苏巡抚驻地，武昌则更号华中重镇，开有湖广总督、湖北巡抚两处衙门。文化是同样发达的。因此，我们只能认为这种情况反映的只是作者对各地情况熟悉程度及对各地资料掌握多少的不一。江西一省篇幅差不多敌于其他八省亦属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们注意到王昶为青浦县人，年青时肄业苏州紫阳书院，而其作《天下书院总志》更直接发端于两宦江西的感慨，就会自然得出王昶即馆藏本作者的结论。（二）馆藏本收录学规的少数几所书院与王昶的游历“巧合”。查馆藏本仅于卷二、五、六收有沈启元太仓州《娄东书院规条》、王昶江西南昌《友教书院规条》、朱熹及胡居仁的庐山《白鹿洞书院教条》等三院四个学规，这与王昶掌教娄东、修复友教、两过白鹿的经历恰好对号。这种“偶然巧合”的情形，也令我们得出王昶为馆藏本作者的“必然”结论。

第三，如果上述材料还不足证的话，那么下引文献则可视为“铁证”。馆藏本卷一北京首善书院条下有一段作者按语，其云：

按首善书院为邹忠介元标、冯恭定从吾两公讲学之所，以继东林者也。而经营创建，则吕公克孝之力。公举万历二十五年乡试第一，为福清叶文忠、秀水朱文悟所取士，既官工部司务，实董其役。落成，文忠撰记，董文敏书于碑。是时，巨珰宵小睥睨充斥，而公勿恤。盖吾乡先正崇正学而励风节如此。后公以郎中出榷淮安关务，阉人有请，拒而不听，卒坐以侵冒，罢归，数椽不庇风雨，时称为清吏。^[18](www.xing528.com)

既谓吕克孝为“吾乡先正”，那么能查实吕氏籍贯即可解决作者问题。虽然遍查有关历史人物辞典及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引得等，都不得克孝记录，但在光绪《青浦县志》卷一八《人物·儒术传》中，我们则找到了这样的记载：

吕克孝，字公原。父锦，官金华通判，称循良。克孝举万历二十五年乡试第一，主考官朱国祚、叶向高甚器之。选如皋教谕，训士先德行后文艺，纂辑邑乘，简核有法。迁国子监助教，工部司务。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建首善书院讲学，克孝与周宗建董其役，干鱼脱粟，比墁工匠，石无加味也。擢营缮司郎中。末几，朱童蒙、倪文焕上疏诋为伪学，元标等皆罢。克孝己出榷荆关税，魏忠贤怒之，坐以侵冒。罢归，著书自娱，卒年六十有六。

可以看出，《总志》之吕克孝即《县志》之吕克孝，故《总志》作者为吕氏同乡即青浦人则不会有异议。王昶既为青浦人，又有撰写《天下书院总志》的打算、记录并留有《天下书院总志序》，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王昶即馆藏本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