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文献研究：王昶撰写《天下书院总志》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学者称兰泉先主。清江苏青浦（今上海）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刑部郎中、吏部主事、鸿胪侍卿、左副都御史，按察江西、直隶、陕西，任布政使于云南、江西，乾隆五十八年，以刑部侍郎致仕。嘉庆十一年六月七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三岁。其一生对文化教育事业致力良多，曾六任顺天乡试及会试考官，门下士二千余人，对书院更为热心，兹据其女婿严荣所辑《述庵先生年谱》将其书院活动简述于下：乾隆十四至十六年，肄业于苏州紫阳书院，师从沈德潜，与同学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升之、曹仁虎、黄文连号为“吴中七子”。四十五年，过济南高庵书院，与院长王元启论推步、历志、天官之学。五十二年，与昆明五华书院院长余庆长等论《尚书》之义及顾炎武之学。次年兴复五华祠宇，以祀书院功臣。同年赴任江西布政途中，过长沙，与岳麓书院山长罗典论《诗》《易》二经；经武昌寓江汉书院，院长为其门人扬伦。五十四年，重修南昌友教书院，并订规条以勉诸生。五十五年，与南京钟山书院山长姚鼐、扬州安定书院山长严云松论学。嘉庆元年起，应两江总督苏凌河之聘，主讲太仓娄东书院两年，其间浙江学政秦瀛曾请主杭州崇文书院，以应苏之约而辞。五至七年，应浙江巡抚阮元之聘，主讲杭州敷文书院三载，所选诸生《西湖柳枝词》，人称“自扬铁崖后五百年无史作者”。

王昶之作《天下书院总志》见于他人著述的最早记录，是阮元所作的《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左侍郎王公昶神道碑》，其云：

公所著书《春融堂诗文两集》，宏博渊推，有关于经史文献，《金石萃编》《青浦诗传》《湖海诗传》《琴画楼词》《续词综》等书刊成，余若《天下书院志》《征缅纪闻》《属车杂志》《朝闻录》等书四十余种，尚待次第刊之。^[11]

秦瀛在《刑部侍郎兰泉王公墓志铭》中也说：

及晚年，（先生）尤阐性命之旨，以宋儒为归。病士习滑坡，风概不立，贻书于余，索《东林志》，欲合天下书院书成一编以蕲。主张名教，盖公之志，既老不衰如是。^[12]

严荣《述庵先生年谱》卷下记载更详，其称：

（嘉庆）七年，壬戌，七十九岁。目疾愈甚，以生平所撰《金石萃编》、诗文两集，及《湖海诗传》《续词综》《天下书院志》诸书卷帙浩繁，尚待编排校勘，不能审视，因延请朱映漘秀才文藻、彭甘亭上舍兆荪及门人陈烈承秀才兴宗、钱同人秀才侗、陶凫香秀才梁各分任之，校其舛误及去取之未当者，刻日排纂。^[13]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王氏自己所作的《天下书院总志序》。在序中他将作志缘由、目的及其志书的体例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交待，兹将全文抄录如下：

乾隆庚子，余按察江西，过庐山，谒白鹿洞书院徽国文公祠，见其废弛玩愒，教者若失其所以为教，学者失其所以为学，心窃悯之，欲收拾整顿，稍复旧观，而旋以忧去。戊申，由云南布政使移任江西，复过庐山，则其废弛玩愒尤有甚于昔者。因思鹿洞为天下书院之首，其废若此，则其余州县书院似此更多，遂取各省志书及府、州、县之志所载书院，汇而录之，将剞劂以贻诸大吏，俾之留心于教养。而明年四月，又以刑部侍郎内召，此书置箧衍者久矣。(www.xing528.com)

夫书院非古也。古之比闾族党，莫不有长，即莫不有教，子弟材质之贤愚，性情之纯骏，地近而易知，人少而易悉，未尝歧教养而异之也。井田废，比闾族党之制不行，于是，始以教养属之郡县。郡县又不能教，至东汉，始设校官。至唐末，校官又旷厥官，而乡大夫之有力者，始各设书院，教其子弟。后乃为郡县者攮为己有，且各请院长以主之。而所谓院长，或为中朝所荐，或为上司属意，不问其人学行，贸贸然奉以为师，多有庸恶陋劣，素无学问，窜处其中，往往家居而遥领之，利其廪给，以供糊口。甚至诸生有经年而不得见，见而未尝奉教一言，经史子集、诗赋古文之旨茫茫无所解。而为官吏者，不加审察，转以人才日众，所取至二三百人，任其佻达，岂不谬哉！夫取一州县之能为文者，始为生员，又取生员之尤俊者，试入书院，此其势，安得复有多人？而生员寒素居多，皆欲先为身家之计，而所谓膏火者，实不足供其仰事俯育，则在院肄业者，必且游闲出入，骛其名而失其实，将所谓群聚州处，赏奇晰疑，审问而明辨，师友之益，从何而取？是以人数益众，学术益衰，学术衰而人才日敞，古之所为善政，今之所为大弊也。

今此书已成，凡规条之详密，议论之纯正，所以明圣贤之教，无所不具。士大夫受地方大吏之任，如能反复读之，以训于州县，究其实必循其名，稽乎古不泥于今，厚其廪禄，而严责以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之效，别之以才质，示之以径途，共归于达材成德，大之裕开物成务之才，小之为专门名家之实，安见三物六行，不如三代比闾族党之教，而造士进士之升，其足为国家用者必多矣。此不独慰二十年来未竟之志，而今之督抚藩臬中旧交颇众，行将以所告之。

嘉庆六年八月，青浦王昶书。

以上王氏自云“课士之暇，随发前此汇录，嘱同志参校考订”，与《年谱》所记请朱文藻等人“编排校勘”相合，皆可证明王昶确曾撰有《天下书院总志》。然《年谱》对其是否刻成未作交待，查光绪《青浦县志》卷二七《艺文·书目》对其下落则有明确的记录：

《天下书院总志》二十卷，俱王昶著（笔者按：前录有《铜政全书》五十卷）。自序取各省志及州县志所载书院汇而录之，后主浙江敷文书院，课士之暇，与同志参考成书。凡规条之详密，议论之纯正，所以发明圣贤之教，无所不具。二书（指《全书》与《总志》）道光二十六年国史馆征取著撰以凭立传，昶孙绍基录副，与已刻诸书同呈。

按，王绍基，字纯夫，“天性纯笃，幼以孝友称，克承家学，好文章而诗亦工。咸丰元年，诏奉举孝廉方正，不起，赐六品顶戴”。“居恒为学，必见诸躬行，尝曰：‘学以存心为本，心存斯，道存时’，本此旨以诲子弟。卒年六十有七。”^[14]

据上可知，王昶所撰《天下书院总志》曾有校刊之议，但无刻本传世；《总志》至少有乾隆间汇录之底稿本、嘉庆间校勘过的正本及道光间其孙王绍基据正本所录的副本等三种版本存在过，此三者皆属“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