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志的定型与大量出现是在明代。这些书院志中年代可考的最早的书院志是永乐年间徐琦的《西湖书院志》，惜已散佚。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制度》一书中曾对明代的书院文献作过介绍，今据此并参照明人的书目，如朱睦
《万卷堂书目》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制成下表，所列书院志，原则上是名称与卷数不同的尽皆录入，但不考虑同一书的续刻、重刻等情况，共六十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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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所录的书院志肯定不是全部，而且在已经刊印的书院志外，应该还有些书院志未及刊印，如刘元珍所撰《东林书院志》[1]，书院志在明代定型并得到发展，明代是书院志的定型时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1）明代方志编撰风气盛行，在嘉靖万历年间达到鼎盛。书院志的编撰主要集中于嘉靖、万历年间正说明了地方志编修对书院志修撰的影响。（2）书院自唐以来，至明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即对单个的书院而言，有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历史亦有近四百年了，需要有种综合的志书来详载书院的历史，而且数百年的发展中，亦有许多可以整理的史迹与史料，即书院的历史既有整理的迫切需要，又有撰写书院志的成熟条件。（3）书院自觉性的增强，这种自觉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书院记这种形式，不过书院记乃记一时一事，无法体现书院的历史发展过程。所谓书院的自觉性，主要是对自身历史的自觉，尽管书院官学化的过程始终在向书院体系内渗透，书院的自由和独立亦不停地受政府行为的干扰，然而政府对它的控制与支持多少保证了它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各项制度的有序运行，这种稳定性导致了书院的自觉性，它在政治上受到间接的控制，而经济上和观念上的自觉性却发展起来了。尤其是明代书院较之与元代，其学派特色又有所凸显，所以自觉意识更强，更注重书院志的撰写。[2]（4）除却这些比较宽泛的原因之外，我们在一些书院志的序中还见到许多更为直接的原因，诸如单纯地为了记载创建经过，或者为创建者歌功颂德，对于甘雨所撰的《白鹭书院志》，《四库总目提要》的撰者这样写道：
万历辛卯，黄梅汪可受为吉安知府，又重修之，雨因撰是志，分沿革、建置、教职、祀典、储赡、名宦、人物、公移、贤劳、义助、纪述、书籍、生祠记十三门。生祠记者，即可受生祠也，至别立一门，此其作者之意不在书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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