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文献研究：书院课作中的学术含量与发展趋势

书院课作中的学术含量，由书院的性质及山长的学术追求决定。专课古学的书院，如下编《清代东南书院课艺提要》中所列的诂经精舍、惜阴书院、南菁书院、学古堂等，生徒之为学，有向专精研究发展之趋势；而在其他书院，如要在讲学与考课中容纳学术，则主要看山长的学术兴趣和识见。嘉庆十二年，五十一岁的凌廷堪回歙县主讲紫阳书院，欲以实学开导其乡人。

伏思紫阳书院为一郡英髦所集，昔江慎修、戴东原、金辅之（榜）诸先生皆常诵习于此，流传至今，不乏鸿通之彦，其中兼有耆旧宿学名辈在某之前者，幸得朝夕接教，庶几勉其所未至。倘有议论纰缪，评点失当之处，伏祈面加训诲，不啻百朋之锡矣。除每月初三日课期应请府宪出题考试阅定外，其十八日课期，谨遵功令，窃拟现条于后：初课（此月十八日）四书文一篇，试帖诗一首（已进八韵未进六韵）；次课（次月十八日）试策一篇，经解一篇（或律赋一篇，如有不喜作全卷者，任作一题皆可）；又次课（又次月十八日）杂文一篇及古近体诗（如有不喜作文与古诗者，即近体诗亦可）。三课以后，周而复始。^[147]

凌廷堪努力作此改革，当由学者的职志及其歙籍推动。凌廷堪是汉学系统中人，邃于《士礼》，潜心史学，上文提及江永、戴震、金榜，已略示皖学脉络，而三人皆诵习于紫阳书院，回溯前贤，因而更有担当学统传续之责。又凌廷堪弟子张其锦于凌氏年谱中录凌氏与毕子廉（锷）书札：“淳安方君朴山（楘如），吾乡素奉之为山斗者，其文集中诋排宋儒不遗余力，盖朴山为西河（毛奇龄）弟子，故坚守师说如此，乃其主讲紫阳，从未一言道及，其卑视吾乡，以为不足与语者何如？然则弟之厚待吾乡反遭骇怪何也？朴山之薄吾乡至此，而吾乡尚有依草附木，以借其渊源为荣者，一何可笑。”^[148]凌廷堪这段话表明了他与方楘如学术见解上的不同，其中似乎夹杂著地方学术之争。凌氏之言行，有维护徽州学术之倾向。而维护性的言行的具体表现，在于紫阳书院考课的调整，而他的调整，并不波及书院考课的整体结构：首先，官课依旧章；其次，“初课”仍以举业为重，“次课”“又次课”才及学术，而这两次考课，生徒仍有选择之余地。但就是这种有限度的调整，也遇到不小的阻力。“自开课以后，始则大哗，继则信疑各半焉，而先生教思之诚终不稍懈。”^[149]阻力之产生，或许是因为凌廷堪之考课不是以举业为中心，大异于惯例；或许是因为凌氏之见解不同于一般，不能取信于人。张其锦编凌氏年谱“嘉庆十二年”一条中，详录凌氏此年二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共九次的课题，这些课题的拟定与评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位学者的见解。

（三月十八日）策问题：我高祖纯皇帝钦定《礼记义疏》内《中庸》《大学》二篇，前全载郑氏注，后全载朱子章句，不加论断，原欲令学者自择，究之二家之说孰长，请各据其异同之处，直抒所见，以仰副圣朝崇尚经学之至意。……

评王国翰卷云：《论语》皆孔门遗训，其中无一理字。《易》《书》《诗》《春秋》《仪礼》《周礼》，唯《诗》有“我疆我理”，《易大传》有“理得”及“穷理”“顺理”等语，然古人皆作条理解。至天理人欲四字，始见于《乐记》，亦汉儒采诸《文子》，去圣人则已远矣。童而习之之书，不可草草看过。

评曹振镈卷云：变《易经》文，标新立异，极于王柏，遂为圣门罪人矣。指点体用（体用对举，本六祖语，九经三史无此文也），论性谈天，极于白沙，遂为禅家别子矣。有志者当知所择焉。

六月十八日已进题：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遵朱注）；未进题：是惑也，诚不以富（遵朱注）；诗题：赋得温故知新得通字；策问题：朱子《论语集注》所引诸儒之说，其名字爵里可得闻欤？注中引经引子引《说文》《释文》及经史以证者，明用何氏《集解》及暗用者，两义并存，未经折衷，及疑而未定者，明以来讲家、时文家误会注意而妄说者，能悉数之欤？经解题：《郑风·蹇裳》解。^[150]

三月二十八日策问题，凌廷堪以《大学》《中庸》为问，让生徒比较朱子章句和郑玄注之异同，其中暗含理学、礼学的评判；而他在评语中对“理”字在经典文本中使用情况的梳理，意在指出“天理人欲”之“理”乃后起之义，有“以礼代理”之意，理学中谈性论天，亦非儒学所本有，故对王、曹二生有批评之语。^[151]这些题目和评语，可见凌氏讲学对朱子之学的偏离，他讲学遇到的阻力，主源可能在此。在六月十八日题中，两处标明“遵朱注”，策问题又是以考证之法读朱子《论语集注》，似又表明他在讲学中对朱子之学的某种认可。依违之举，是凌廷堪对汉学与宋学、礼学与理学、学术与举业、个人治学路向与乡贤学术传统等诸多问题衡量调适的结果。

策问题往往能体现出题者的学识，题目中已将问题的脉络呈现，已隐含某种学术或价值取向。凌廷堪就是用这种“问”与“论”兼具的题目传播自己的学说。而这种“问”“论”相结合的考课形式，在一些以古学为重的书院常被采用。《云间书院古学课艺》中策问题涉及《诗序》《尔雅》《唐书》以及经济、吏治、音律、井田、钱法、桑棉等，问题涵盖面广，非专攻举业者所能为。山长所拟“策问”，有时也被编入其文集，高均儒《续东轩遗集》第三册收录东城讲舍丙辰丁巳两年策问，包括《易经》之流传、策学、史书之长短、选举之法、弭盗，每条策问在三百字上下。下录一条关于对策的策问：

问：策学之名著于汉贾谊之陈《治安》，董仲舒之对《贤良》，彰矣。夫策者，谋也，谋而得之事，求其是以见策之实效，果肇自汉乎？就汉言之，贾董而外，以策显于时著，更有若干人，何人近贾，何人近董，孰为最优？就贾董言之，《治安》之所陈、《贤良》之所对，其体似异，其义果有可通乎？推之以观二子之所著述为篇者，其诣果孰为优乎？循策之名，既有所谓对，又有所谓射者，其体果奚别乎？核策之实，将行其言，获其益，以收效于天下也，其弊有剽窃空疏杂霸迂阔之类，果何以除乎？抑矻矻研求贾董，即可以免蹈其弊乎？策特盛以汉，而汉以后取士之制必有策，或质素或文丽，不胜枚举。且即汉而约征，以究贾董之深微，藉探策学之原始，冀去其弊取其益以程其效，仰副皇朝制策试士崇尚实修之至意。明其体者，盍举其义焉。^[152]

贾谊《治安策》、董仲舒《贤良对策》文气笔力，堪称典范，一直为后来文家推重。高均儒以二名篇设题，问及策学源流，贾、董策对之比较和策学之用，关于对策这一文体内外纵横的多个问题皆网罗其中。此题除考察生徒关于对策这一问题的识解外，还促使生徒知贾、董二文之所以大气包举，是由于“其学深造自得，故能左右逢源也”^[153]。由两汉之文章，进而认识到文章中的学问。还有一点是“崇尚实修”，贾、董二家之文，明达治体，有益于当世，有利于天下。学问须关系国计民生，前列云间书院和东城讲舍的策问题，有一些类似的题目。策问题中的经世意识，至光绪年间愈显清晰。浙江《若溪书院课艺》共收十六篇课作，分为论、策两类。四篇策中有两篇直指当世之事，其一为：

问：方今海表群雄环峙，地最近而势最逼者，日本也。考《明史》嘉靖朝已大为中国之患，其生心窥伺始自何年？谁实启之，能溯其根源欤？迹其壤，地偏小，不及我版图什一，今且凭陵恣肆大邦，盟会谓为讲求西法之效，则比年以来我政府何尝不力求自强，悉索以事征缮，何彼利而我钝欤？将欲畏天之威以保天下，何道之从，而可以补东隅之失？有能知彼知己，究其故而亲切言之者乎？愿抒所见毋隐。^[154]

《若溪书院课艺》出自监院孙德祖之手，孙氏光绪十七年于书院创设小课，专课诗赋，光绪二十四年七、八两月增课论策两次。此条策问的拟定，当有感于甲午战争中国之惨败，策问中在梳理日本窥伺中国的史事外，更在寻求自强之对策。这种类型的题目与新式的格致书院课艺题目相近。^[155]而在策问之外的课作，如上海求志书院、辨志文会以及上海敬业书院^[156]诂经精舍晚期的课作集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关心世事之作。中国近代经世思潮主要是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兴起，其传播方式有多种，书院可作为一个考察的途径，书院之讲习是经世思潮向中下层知识分子扩散的方式。

书院生徒潜心学术之过程，在李兆洛主讲暨阳书院时与生徒的交流记录《暨阳答问》中可见，在俞樾主讲诂经精舍时章太炎所作的札记和陈汉章的日记中、在刘熙载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时陈宗彝的日记中也可见。日记札记乃生徒学习之记录日积月累之呈现。如《诂经精舍八集》卷四收录了章太炎的两篇札记，皆是探讨《周礼·秋官·掌戮》中“髠当为完，《汉书·刑法志》正引作完者。使守积以声言之，髠字或体作髡，从声完，亦从元声，固得相通”。每二篇接续：“前说谓髠即是完，继而思之，髠字明憭之完字，何欤，疑仲师所谓完，即《说文》之耏，而其意亦以王族当宫而降者。……康成亦以王族当宫而降者，而以髠为本字，不知形之可以代宫者，以其形貌相似耳。若髠头何足以相代乎？一字之异，去须去发之小殊，而义之出入如此，然后知司农读髠为完，其说至精。”^[157]章太炎第一篇札记已将问题解决，然仍有一丝虑惑，继而思“仲师”（谭献）之改定，思其改定之缘由，最后深信郑玄说之精当。两篇札记包含了一个生徒的学思过程。

南京图书馆稿本《南菁书院日记》一册，生徒名仅能从日记中“樾谨案”（或许是许樾）中得知一点信息，此日记实际上就是读书札记，写在印有“南菁书院”的红格稿纸上，结合《南菁讲舍文集》，可知此乃当时南菁书院通行的研习方式。这位名为“樾”的生徒所作札记全属文字训诂，其中关于《说文》者条数最多。“济盈不濡轨解”一条札记，引用江（朱？）氏《群经补义》、李氏《毛诗紬义》、焦氏《毛诗传疏》、李氏《诗经异文假释》、胡氏《毛诗后笺》、陈氏《诗毛氏传疏》、宋氏《过庭录》；而“我祖底遂陈于上解”一条，在日记中有一稿、二稿、三稿，其勤苦之用心，藉此稿本保存其原状。稿本中所谓“黄师”评语，当出自经学名家黄以周之手。

苏州《学古堂日记》学风全承诂经精舍，而在学习制度上采用河北莲池书院读书日记之法，融合两家书院之长，其学术研究亦具特色。学古堂的学长是雷浚，斋长为章钰、胡玉缙、吴寿萱，胡、章为学古堂高材生，钱塘诸可宝为诂经精舍弟子，长于训诂词章六书九数，亦理董学古堂事。《学古堂日记》将光绪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五年生徒所作札记按专书（兼及类别）编选，得《周易》二种，《尚书》一种，《毛诗》九种，《周礼》一种，《仪礼》二种，《礼记》三种，《孝经》一种，《尔雅》七种，《说文》三种，《史记》二种，《汉书》四种，《通鉴》一种，《史表》三种，《文选》一种，算学三种，丛钞六卷。此处“种”即一生徒所作专题札记。《尚书》一种，即收昆山余宏淦一人札记，札记前有林颐山叙：“中唐故训渐疏，因有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之语，岂知王莽拟大诰，以告天下，妇孺咸知，后世视为佶屈者，令汉人读之，不皆文从字顺乎？吴县雷甘溪（浚）先生尝谓昆山余茂才宏淦治《尚书》，每于估屈处引申，使之文从字顺，颐山亦从是企茂才。”^[158]

下录余宏淦札记二条：

绍闻衣德言

《伪孔传》：继其所闻，服行其德言，以为政教。

案《伪孔》以衣训服，因衣、服二字往往连文，故为此望文生训，非经意也。近儒江氏读衣为殷，孙氏训衣为依，平心论之，孙说是也。盖江之读衣为殷者，不过因《中庸》郑注而云然耳，不知《中庸》壹戎衣即此经之殪戎殷，故郑读衣为殷。此经衣德言无作殷德言者，不必效其侧也。孙氏读衣为依，其证有三：《说文》八篇，衣，依也，象覆二人之形，是衣本有依义，证一；《礼记·少仪》“士依于德”，正与《论语》之“据于德，依于仁”一意耳，彼处皆作依，则此处亦当作依，证二；《学记》不学博依，注依或为衣，则古依亦有作衣者，证三。观此三证，孙说信矣。

乃或亮阴《无逸》

《传》乃有信默，郑注“谅暗”转作“梁暗”，楣谓之梁暗，谓庐也。武丁尤丧，居倚庐，柱楣不言政事。案信默之解，与下文不言复。此经亮阴，当以郑注倚庐为确，详见汪王段孙诸书。或字《伪孔》训有，《史记·鲁世家》亦云乃有亮暗。窃谓或即域之本字也。《说文》戈部：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又出域字云或，或从土，是或乃本字，域乃后起字。域训居，《孟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注域民居民也。《史记·礼书》“人域是域”，《索隐》：域，居也。此经或字当亦训居，谓武丁居梁暗之中耳。《商颂》“正域彼四方”，言商之兴微子，殷其弗或乱，正四方言。商之亡，《诗》作域，《书》作或，实，一字也。《大戴》“分符篇”大道之邦或，《太平御览》引作邦域，亦可为域古作或之证。^[159]

《学古堂日记》中，《毛诗》日记有九种，《尔雅》有七种。《尔雅》一书颇受重视。其中有陆锦燧之作，陆序云：“夫欲通传注之诠释，为经籍之枢要，莫如读《尔雅》……《尔雅》与《诗》实相表里，而蒙谓《雅》与《说文》尤相表里也。何者，《尔雅》所详皆字之用，《说文》所详，皆字之体，如初基皆始也。”^[160]将此论与上引余宏淦二札记所用之方法并观，可见学古堂诸生治学之次第，与乾嘉学者通行之法相合。王仁俊《读雅日记》自序云：“近读蜀大字注本，就阮本斠其异同，成校勘记三卷，乃专以许书校雅故，求其正字，凡群书所引异文逸文古注，亦条记之。其已见邵、郝、戴、钱、臧、二严、龙、黄、马、叶诸儒，及阮氏所刊《经解》，王氏所刊《续编》者，不敢剿说，有所从违，谨质疑谊，以就正君子。”^[161]综观《学古堂日记》，“大约校勘必致精，纂录必举要，考据务详确而惩武断，义理尚平实而耻空谈，条贯本末，兼综汉宋，实事求是，期于心得，以上企孟氏详说反约孔门博文约礼之训”^[162]。以考据见长的学术，必须要比较文本，参酌众说，如果书院没有丰富的藏书，这种求实的学风也不易形成。前举暨阳书院、诂经精舍，以及本章涉及的《南菁书院日记》稿本，皆能反映出书院藏书是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

学古堂藏书精良，统计《学古堂藏书目》，经部八十五种，史部一百四十一种，子部一百八十六种，集部一百一十三种，丛书五十六种。集部之中，有几种书值得特别留意，如《诂经精舍文集》《学海堂初集》《学海堂二集》《学海堂三集》《莲池书院日记》《莲池书院课艺》《莲池书院课艺二集》《莲池书院课艺三集》《莲池书院课艺四集》《南菁札记》，它们对生徒而言，有指示为学方向之用。丛书数量不多，但涵盖面极广，如《通志堂经解》《经苑》《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以及《平津馆丛书》《经训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这些书足供生徒博览；而就专精而言，以《说文》为例，学古堂藏书中有徐锴《说文系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汲古阁说文订》、桂馥《说文义证》、钮树玉《说文校录》、钱坫《说文荐斠诠》、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李富孙《说文辨字正俗》、沈涛《说文古本考》、张行孚《说文发疑》、黎永椿《说文通检》，这些著作与藏书中其他文献相结合，为生徒的专精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保障。

书院课作集的学术价值，除诂经精舍、南菁书院等极少数书院外，常被忽略，以为此类文字乃生徒之作业，或以为其出自年轻的读书人之手。书院生徒课作的价值大致有三：其一，是研究其时书院师生讲习的重要材料，由此可见学术思想的传播动向；其二，对于某一生徒而言（特别是日后学有所成的生徒），这些课作是研究其学术历程的原始文献；其三，有一定数量的课作本身就有很强的学术性，它们是清代学术史整体研究不能忽略的材料。清代学术史研究当然是要重视名家专著，但其时学术研究的一般状况也应在研究范围内。包括生徒课作、清人笔记、清人文集中的零散文章皆应全面梳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清理学术遗产的工作。

生徒课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在讨论诂经精舍课作集以及前文分析《学古堂日记》时，已有程度不同的探究。下再举《正谊书院课选》中的一篇课作，此课作有山长冯桂芬的评语。

鹑鸟解

潘锡爵

《诗·鄘风·鹑之奔奔》，毛公无传。《魏风·伐檀》“胡瞻尔庭有县鹑兮”，《传》：鸟也。《小雅·四月》“匪鹑匪鸢”，《传》：雕也。同为鹑字，且雕亦为鸟，前既训为鸟：何以后复训雕，知其前后异训。考《鄘风》，《释文》：鹑，音纯，鹑鸟。《说文》：，属。《尔雅·释鸟》：鸋，鹑其雄鶛，牝庳。又云：鹑子，鳼。备详鹑鸟种类名号，并不名雕。又《仪礼·公食礼》：鹑鴽；《礼·内则》：鹑鷃。郑氏无注。贾公彦《仪礼疏》引《庄子》田鼠化为鹑，《月令》：田鼠化为鴽，谓为鹑鴽一物。又《尔雅·释鸟》：鴽，鴾母。又云鴽子，鸋。《疏》引李巡注：鴽，一名鴾母，亦无名雕者。《小雅》，《释文》：鹑，徒丸反，字或作。《正义》，《说文》：鹑，雕也，从鸟，敦声。下引《诗》“匪鷻匪鸢”，即用《毛传》为训。又鹑，或作，《说文》：鵻，祝鸠也。重文作云。鵻或多隹一，一曰鹑字。《六书故》云：唐本隼从隼，从卂省。李阳冰曰：隼，孔省声。按《说文》不以隼为鸷鸟，《诗疏》引《说文》乃曰：隼，鸷鸟也。《说文》固多异本耶？案：戴说非也。盖此当衍字，而鹑即鷻之隶变。《采艺》《正义》所云：鸷鸟也一句，或本在其下，而脱去耳。《玉篇》鸟部不收鷻字，亦以隶变之鹑为鵻，从鸟之复而删也。盖《说文》无鹑字，隹部雞、雏、雕、雁、、、雇、，重文皆从鸟，下无重文。依《说文》《鄘风》《魏风》，鹑字宜作，《小雅》鹑字宜作鷻；隶变混为一字，皆作鹑。故焦下鹑字当为鷻之隶变，似无疑义。至左氏僖五年《传》“鹑之贲贲”，杜注：鹑，鹑火星也，下文有鹑，火字。当是。据《尔雅疏》：鹑即朱鸟也。火属南方行，因名其次为鹑火。《传》即用《鄘风》文，则鹑亦当作《说文》之，非《说文》之鷻矣。

山长冯桂芬评曰：

推演具微，心得，非剿袭者可比。惟以鹑当朱鸟，终觉未妥。经传鹑鸟有三：一为鹑，《说文》作鵻，云属也；一为鸷鸟，《说文》作鷻，云雕也，引《诗》“匪鷻匪鸢”，又隼下云一曰鹑字；一为凤皇。《埤雅》引《禽经》赤凤谓之鹑，（今本《禽经》，伪书，无此文）《鶡冠·度万篇》：凤皇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崔豹《古今注》以《曲礼》朱鸟为鸾，又一说）以鹑为凤，方与苍龙、白虎、元武相称，解者或以？鹑当之，本陆氏佃、沈氏存中之说，辄谓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于理为短。或次鸷鸟当之，本近人焦氏循、段氏玉裁之说，据辀人鸟旟七斿以象鹑火，注鸟隼为旟，又以《左传》童谣与《鄘风》文同为证，不知《考工》龙旗鸟旟、熊旗龟蛇并列，以熊旗注熊虎例之，是以鸟为凤而增隼，亦犹熊之增虎而四者正与四宿符合。至《鄘风》自指乘匹，童谣自指列宿，文同不妨义异，无庸牵合附会。诸卷多见到者，而往往不备，附识于此。^[163]

生徒潘锡爵和山长冯桂芬考辨之鹑字，在《诗经》中出现三次，即《魏风·伐檀》：“胡瞻尔庭有县鹑兮？”《鄘风·鹑之奔奔》：“鹑之奔奔，鹊之疆疆。”《小雅·四月》：“匪鹑匪鸢，翰飞戾天。”鹑字究作何解，历来论说颇多，以下以追溯法举二文为例，以见《正谊书院课选》中相关研究的价值。林家骊在2002年发表的《〈诗·魏风·伐檀〉中的“鹑”作“雕”解》一文，以为《伐檀》三章中针对《伐檀》三章中似有递进关系的三个句子，提出新解，此三句即是：“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胡瞻尔庭有县特兮？”“胡瞻尔庭有县鹑兮？”貆、特都是稍大的兽，鹑（鹌鹑）则小而贱，通观三章，似有不通之处，林文从文字学和《诗经》内找出多条证据，以为现在通行的名家注本，如高亨《诗经今注》、余冠英《诗经选》、程俊英《诗经译注》等，将“鹑”释为“鹌鹑”皆不妥，并提出新说，以为“鹑”作“雕”解使诗意明显。

林家骊的考释大致有三个步骤：其一，引《说文》段玉裁关于“鷻”的注解，又引王念孙《广雅疏证》：“《说文》又云：鷻，雕也。引《诗》曰：匪鷻匪鸢。《小雅·四月》传云：鹑，雕也。雕，贪残之鸟也。《释文》云：鹑，或作。按从敦声，敦与雕古声近，故雕谓之。《大雅·行苇》篇：敦弓既坚。《周颂·有客》篇：敦琢其旅。《正义》并云：敦、雕古今字，是其例也。”结论是鹑、雕为古今字，将“鹑”误释为“鹌鹑”大约从孔颖达《毛诗正义》始。其二，《伐檀》之主旨为刺贪，若释为“鹌鹑”，则与貊、特不配。其三，《诗经》中“鹑”字凡三见，另二处见于《小雅·四月》《鄘风·鹑之奔奔》。《四月》中的“鹑”，《毛传》《郑笺》已有定解“雕”；《鹑之奔奔》中的“鹑”，王国维《沈司马石阙朱鸟象跋》中以为作“鷻”作“雕”解。^[164]以上摘录，皆为要点，总体看来，考论严密，确实解决了问题。但此文未能注意前辈学者于省吾所撰《双剑誃诗经新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泽螺居诗经新证》已基本解决此问题。

于省吾先以甲骨文和金文，及《小雅·四月》“匪鹑匪鸢”之例，指出《伐檀》中“鹑”与“雕”通，又举三证以明之：

按鹑所从之享，古文字作，《说文》讹作，隶变作享，与享受之享混淆无别。字习见于卜辞、金文，晚期金文孳乳为，与即今“敦”字。《四月》称“匪鹑匪鸢”，敦字《说文》作鷻，是其证。此诗之鹑与雕通，今举三证以明之：《行苇》的“敦弓既坚”，敦弓《荀子·大略》作彫弓，《公羊传》定四年注作雕弓，这是第一个证据；《有客》的“敦琢其旅”，《释文》谓徐音彫，孔疏谓敦、雕古今字，这是第二个证据；《说文》谓“鷻，雕也，从鸟，敦声”，又“雕，鷻也，从隹周声”，以鷻、雕互训，是鷻（省体作鹑）即雕，这是第三个证据。……如果是拳头大的鹌鹑，不仅不显眼，而且与貆、特并列，显得不伦不类。^[165]

于省吾是著名的古文字专家，在《诗经》之鷻，他利用文字学的方法对《尚书》、诸子等经典有一系列豹“新证”。《泽螺居诗经新证》颇有影响，亦多引用者；此书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不是难得之书，寇淑慧编《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也收有此著。若更往前追溯，于省吾在1935年的自印本《双剑誃诗经新证》卷一“胡瞻尔庭有县鹑兮”条中已解决此问题。

比较林家骊、于省吾二家之论，林氏所说三点中除引王国维一文外，基本上未出于省吾范围，只不过展开更充分。于文之长处，在义理之推测外，更重文字演变（特别是隶变）这一思考路径。而此法在潘氏文中已采用，并得冯桂芬的充分肯定。潘氏的结论：《鄘风》《魏风》中的鹑字宜作，《小雅·四月》中的鹑字宜作鷻，隶变混为一字，皆作鹑。潘氏仍守他在文章开头处提出的“前后异训”，信《说文》“，属”之说，而与《四月》之“鹑”意思不同。而于省吾能进一步，是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鹑所从之享，古文字作，《说文》讹作，隶变作享……字习见于卜辞、金文，晚期金文孳乳为，与即今敦字。”如果《说文》将形讹为，而与即敦字的论断成立的话，那么潘氏鹑字二解完全可以合一。潘氏之所以没能前进一步，是对字在卜辞、金文中的演变源流缺乏了解，而这正是于省吾的长处。

而对于潘文末尾补论《四月》中鹑是朱鸟，冯桂芬以为不妥。王国维《沈司马石阙朱鸟象跋》云：“罗参事（振玉）跋以朱鸟为鹑，为《小雅》匪鷻匪鸢之敷，其说是也。鹑火，而陆元朗于《诗音义》乃以为鹑鸟，沈存中辈遂承其误。今观此画象，与汉朱鸟诸瓦，知汉人皆以鹑为鷻，非康成之创说矣。”^[166]潘氏推导在起始处无问题，但用“《传》即用《鄘风》文”，而定鹑为，故冯桂芬疑之。冯氏通《说文》，曾刊刻《说文解字》，又教其子习《说文解字》，有《说文部首歌》，故其评说自具学理，且有引申潘文之意，如总结鹑有三说，指出陆、沈二家说短于理，而关键处在于《考工记》那段文字具有条例性的理解，凭此理解，将鹑解为凤，则龙旗（苍龙）、鸟旟（赤凤）、熊旗（白虎）、龟蛇（玄武）正与四宿合。此说不同于潘氏，与王国维说亦异。

经学是一种积累丰厚的学问，每一个字的解释前人皆有或多或少的研究心得，后人的每一步都在这一基础上展开，无论是非，皆可作为参考。潘锡爵之文与冯桂芬之评判，已有不少好的见解，也有一些不同于晚近学者的判断，但它们都有启迪之用。从《诗经》“鹑”字研究的历史来看，潘锡爵之文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但因这一文章隐藏在不大为人留意的课作集中，其价值因而被遮掩。

原载《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释】

[1]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张天杰、肖永明：《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条主线》，《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2期；张天杰：《清初理学家的“由王返朱”心路转换》，《阳明学刊》2015年。

[2]王畿撰，吴震整理：《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19页。

[3]杨守仁修，徐楚纂：（万历）《严州府志》，见《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41-543页。

[4]仓修良：《方志学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5]右侧《瀛山书院记》见刘从龙等纂修，刘闳儒、毛升芳续修：康熙《遂安县志》卷十，清康熙二十四年增修本。

[6]曹梦鹤等修，孔传薪、陆仁虎纂：（嘉庆）《太平县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6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7]黄居中：《千顷斋初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18页。

[8]方宏绶等：《四刻瀛山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页。

[9]黄居中：《千顷斋初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18页。

[10]方宏绶等：《四刻瀛山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11]方宏绶等：《四刻瀛山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12]方宏绶等：《四刻瀛山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437页。

[13]嵇曾筠修，沈翼机纂：（雍正）《浙江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24页。

[14]黄居中：《千顷斋初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20页。

[15]黄居中：《千顷斋初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20页。

[16]方宏绶等：《四刻瀛山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17]方宏绶等：《四刻瀛山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18]欧阳英修，陈衍纂：（民国）《闽侯县志》，见《中国方志丛书》第1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第273页。

[19]欧阳英修，陈衍纂：（民国）《闽侯县志》，见《中国方志丛书》第1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第273页。

[20]罗柏麓、姚桓纂修：（民国）《遂安县志》，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1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848页。

[21]罗柏麓、姚桓纂修：（民国）《遂安县志》，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1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849页。

[22]罗柏麓、姚桓纂修：（民国）《遂安县志》，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1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849页。

[23]罗柏麓、姚桓纂修：（民国）《遂安县志》，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1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849页。

[24]罗柏麓、姚桓纂修：（民国）《遂安县志》，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1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849页。

[25]葛韵芬纂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六十四，1925年刻本。

[26]罗柏麓、姚桓纂修：（民国）《遂安县志》，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1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849页。

[27]王华宝：《中国的书院志及其学术价值》，《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28]主要有陈时龙《书院志述略》（《湖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王华宝《中国的书院志及其学术价值》（《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与黄建年、陶茂芹《书院志归类研究：以方志和地方文献目录为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3期）等总论文章，以及李才栋、胡昭曦、钱茂伟等分别介绍单一书院志的论著。

[29]赵宁：《长沙府岳麓志》，见赵所生、薛正兴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30]耿介：《嵩阳书院志》，见《嵩岳文献丛刊》第4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1]吴国富：《庐山与明代思潮》，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

[32]书院弟子：《姚江书院志略》，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33]朱堂霞：《潜溪书院志略》，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6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07页。

[34]书院弟子：《姚江书院志略》，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35]周在炽：《新修宁乡县玉潭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05页。

[36]孙慎行等：《虞山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37]毛德琦、周兆兰：《白鹿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38]赵宁：《长沙府岳麓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39]王华宝：《中国的书院志及其学术价值》，《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40]施璜：《还古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页。

[41]班书阁：《书院藏书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第3期。

[42]严珏：《东林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7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43]张寿安：《打破道统 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

[44]学术界一般将课艺集也视作书院志，但其并不记录书院历史，如学海堂在四集课艺之外，复有《学海堂志》，其内容分为图说、文檄、建置、事宜、经费、题名、课业、经板、藏书、石刻、雅集、草木、典守及文澜阁十四个部分，与以人物传列为中心的理学式书院志之不同显而易见。

[45]施璜：《紫阳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9页。

[46]李安仁：《石鼓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47]方洪绶：《瀛山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

[48]毛德琦、周兆兰：《白鹿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49]施璜：《紫阳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9页。

[50]毛德琦、周兆兰：《白鹿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51]毛德琦、周兆兰：《白鹿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52]戴凤仪：《诗山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30页。

[53]李安仁：《石鼓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54]周在炽：《新修宁乡县玉潭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页。

[55]赵宁：《长沙府岳麓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56]戴凤仪：《诗山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41页。

[57]严珏：《东林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7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58]施璜：《还古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页。

[59]王会厘：《问津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64页。

[60]戴凤仪：《诗山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41页。

[61]戴凤仪：《诗山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51页。

[62]耿介：《嵩阳书院志》，见《嵩岳文献丛刊》第4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63]耿介：《嵩阳书院志》，见《嵩岳文献丛刊》第4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www.xing528.com)

[64]施璜：《还古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页。

[65]施璜：《还古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页。

[66]施璜：《还古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页。

[67]戴凤仪：《诗山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41页。

[68]朱熹：《濂溪先生祠堂记》，见《濂溪志八种汇编》，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69]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2页。

[70]陈时龙：《书院志述略》，《湖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71]王阳明：《象山文集序》，《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

[72]耿介：《嵩阳书院志·窦克勤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73]赵宁：《岳麓志·丁思孔序》，《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74]陆振岳：《方志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375页。

[75]王胜军：《明道继统：书院志编纂与理学道统的建构》，《湖北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76]兰军、邓洪波：《书院文献编纂与尊朱辟王实践——以瀛山书院为中心的讨论》，《湖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77]唐治：《东山书院志略》，《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99页。

[78]王建梁：《清代汉学与书院互动之规律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1期。

[79]阮元：《学海堂集》，《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80]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64页。

[81]阮元：《学海堂志》，《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293页。

[82]阮元：《学海堂志》，《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296页。

[83]钱玄同：《青年与存古》，《钱玄同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84]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3期。

[85]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96页。

[86]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87]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311页。

[88]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317页。

[89]吴景贤：《安徽书院志》，《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9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页。

[91]邓之诚：《清季书院述略》，《书院与文化传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页。

[92]吴景贤：《安徽书院志》，《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93]张君劢：《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设立》，《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8页。

[94]梁章钜：《制义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95]潘遵祁：《紫阳书院课艺序》，见《紫阳书院课艺》卷首，同治十一年刻本。

[96]梁章钜：《制义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97]吴左泉：《紫阳书院课艺》，同治十一年刻本，第3册。

[98]梁章钜：《制义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99]梁章钜：《制义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

[100]吴超编：《紫阳书院课艺八集》，光绪十八年刻本。

[101]张惠言编：《七十家赋钞》卷首，光绪丁酉刻本。

[102]屠倬编：《紫阳书院课余选》卷首，道光四年刻本。

[103]朱珔编：《正谊书院小课》卷首，道光十八年刻本。

[104]潘务正：《清代（顺治朝至嘉庆朝）翰林院与文学》，南京大学中文系2006年博士论文，第136-137页。

[105]表中所录编选者大多为书院山长。编选者是否翰林出身，参照朱汝珍辑《词林辑略》，广陵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06]可参见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105页。

[107]杜堮：《紫阳书院课余选序》，见《紫阳书院课余选》卷首，道光四年刻本。

[108]胡敬编：《敬修堂词赋课钞》卷首，同治十一年重刻本。

[109]《宋怒集》，下册，胡珠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79页。

[110]《宋怒集》，上册，胡珠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页。

[111]这五篇赋未选入《宋怒集》，只列入“未入选诗文编目”，它们是《拟苏黄州〈前赤壁赋〉》《陆郎怀桔赋，以陆郎怀桔欲归遗母为韵》《拟欧阳子〈秋赋〉》《鸣虫赋，以灯草虫鸣为韵》《拟庾子山〈小园赋〉，以题为韵》。见《宋怒集》，下册，第1057-1058页。

[112]《宋怒集》，下册，胡珠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61页。

[113]《宋怒集》上册，胡珠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0-261页。

[114]马叙伦：《召试经济特科平阳宋君别传》，见《宋怒集》下册，第1074页。

[115]陈黻宸：《征君宋燕生墓表》，见《宋怒集》下册，第1076页。

[116]《宋怒集》下册，胡珠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76页。

[117]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3页。

[118]《惜阴书院西斋课艺》中收有《兰亭修禊赋，以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为韵》四篇，刘寿曾一篇的评语是：“不屑模山范水，大气鼓铸，囊括一切，而题中真情景，仍不为议论事实所掩，潘江陆海，同非涓滴所能拟也。”冯煦一篇的评语是：“合纂组以成文，列绵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于司马论赋之旨，可谓得其迹矣。”汪宗沂一篇的评语是：“引据博洽，如数家珍，气机亦极浏亮。”卢崟一篇的评语是：“一片天机，活泼泼地。”如将四篇同题赋作及其圈点、评语作比照阅读，当更便于具体掌握作赋之法。见《惜阴书院西斋课艺》卷二，光绪四年刻本。

[119]《鸳湖书院课艺》，第一册，道光乙未刻本。

[120]朱一飞：《律赋操金录》，乾隆壬子刻本。转引自詹杭伦《清代赋论研究》，第272-273页。

[121]邝健行：《科举考试文体论稿》，台北：台湾书店，1999年版，第110-111页。

[122]见《惜阴赋钞》第1本，南京图书馆藏钞本。

[123]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87页。

[124]这三篇赋作的解读，得许结教授指教，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在此谨申谢忱。

[125]朱珔编选：《正谊书院小课》卷四，道光十八年刻本。

[126]梁章钜：《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页。

[127]梁章钜：《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页。

[128]梁章钜：《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29页。

[129]《苏轼诗集》卷二十，见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8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130]《惜阴书院东斋课艺》卷六，光绪四年刻本。

[131]以上解说得冯乾博士帮助，只在少数字句上稍有改动调整。特此说明。

[132]王士祯：《渔洋山人古诗选》卷首，同治五年金陵书局刻本。摹拟古体问题曾向莫砺锋教授、张伯伟教授、巩本栋教授请教，以下简论，已融合他们的意见。

[133]朱鹤龄：《愚庵小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7页。

[134]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见《清诗话续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9页。

[135]冒春荣：《葚原诗说》卷四，见《清诗话续编》下册，第1615页。

[136]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见《清诗话续编》下册，第2334页。

[137]施补华：《蚬慵说诗》，见《清诗话》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84-989页。五古为何要学唐宋，汪辟疆亦有论说：“五言古诗有四境界：汉魏一也，六朝二也，唐三也，宋四也。汉魏间古诗意味最高，最难学，学则仅得其皮也，神采不可企。六朝人五言古辞采过缛。唐人有汉魏六朝格调，而神采不同，亦意境高耳。宋人则意境尤高，格老气苍，又善出新意。故五言古诗惟唐宋人尚可学。至汉魏六朝则惟有涵泳其味而已。”《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00页。

[138]《鸳湖书院课艺》，第3册，道光乙未刻本。

[139]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91页。

[140]《崇实书院课艺》卷六，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141]蒋德馨编：《正谊书院课选》不分卷，光绪二年刻本。

[142]以上所举，仅限于东南地区，湖南《沅水校经堂课集》中有滕树春《论诗绝句，限咏国朝人》二十首，唐赞揆的同题之作八首。见胡元玉订《沅水校经堂课集》，不分卷，长沙梁益知书局刊本。

[143]《上海求志书院课艺》，戊寅春季课艺，不分卷，清刻本。

[144]黄安涛：《诗娱室诗集》卷五、卷六，清刻本。

[145]屠倬编选：《紫阳书院课余选》卷二，道光四年刻本。

[146]《紫阳书院课余选》卷二，《惜余春慢》一词与周密《惜余春慢·避暑和韵》以及厉鹗《惜余春慢·戊戌三月二十二日泛湖用清真韵》最后三句长短不同。

[147]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民国间影印本（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07-408页。

[148]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民国间影印本（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14页。

[149]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民国间影印本（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14页。

[150]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民国间影印本（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10页。

[151]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第84-85页。

[152]高均儒：《续东轩遗集》，第3册，光绪七年刻本。

[153]吴孟复、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纂评注》上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67页。

[154]孙德祖编：《若溪书院课艺》不分卷，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155]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格致书院课艺一览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385页。

[156]《敬业书院新艺精选》中关于“论”的课题有“各国海权考”“英日联论”“各国度量衡同异辨”“平米价议”“避疫说”“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等；“策”的课题有“问印花税利弊若何”“问西国哲学源流”“南北形势异同策”“问西国法律异同”“上海修濬水利策”“问各国宗教互有不同果以何教为切实有用”等。光绪癸卯上海书局石印本。

[157]俞樾编：《诂经精舍八集》卷四。

[158]雷浚、汪之昌编选：《学古堂日记》不分卷，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刻本。

[159]雷浚、汪之昌编选：《学古堂日记》不分卷，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刻本，第1册。

[160]雷浚、汪之昌编选：《学古堂日记》不分卷，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刻本，第11册。

[161]雷浚、汪之昌编选：《学古堂日记》不分卷，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刻本，第15册。

[162]吴履刚：《学古堂日记跋》，见《学古堂日记》卷末。

[163]蒋德馨编：《正谊书院课选》不分卷，光绪二年刻本。

[164]林家骊：《〈诗·魏风·伐檀）中的“鹑”作“雕”解》，见《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第112-114页。

[165]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8-109页。关于“牵”字的衍变与辨析，可见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5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4-558页。

[166]王国维：《观堂别集》卷二，《王国维遗书》第4册，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