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文献研究：整理国故的新形态

早在清末，进化观念就借助“新史学”等理论从逻辑上打破了儒学原来宣称的对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永恒意义。民国肇造以来，随着新式学校大规模引进，以及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儒学作为一种信仰和价值体系在士人心目中发生了彻底动摇和崩解。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以“整理国故”的思路，又给了传统儒学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然而，传统文化由之也成为待“解剖”的尸体，^[83]迅速退化为一种纯客观的知识体系。

这也给书院志编纂的原有体例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书院志编纂的内在冲动已经不再是突显、传递具有“永恒”意义的“心传”和“家法”，书院及其历史等相关文献已成为一种佐证以往历史的“材料”。在胡适“批判那些先导的理论和方法”的呼吁下，儒学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与书院志编纂的关系被迅速解除，书院志原有义例由是即无立足之地。可见，这种“整理”事实上已经转变为一种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在时代大潮的作用之下，书院志编纂也遵循这样一条思路。

“整理国故”对传统和历史试图探究、展示其进化的形式和法则，背后其实已有先导的理论，就是当时居于强势的西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书院制史略”的演讲具有开创意义。胡适以变化发展的眼光，阐述了书院由精舍而来的漫长发展历史，表扬了书院代表时代勇于议政和自由讲学的精神，认为“吾以今日教育界提倡道尔顿制，注重自动的研究，与书院制不谋而合”^[84]，旨在说明整理书院文献这一“国故”的意义，并突显传统与西方近现代文明的一致性。这种调和有力地缓解了时人内心中的矛盾和焦虑。民国书院研究者几乎也都抱以这样的心态，并有意或无意地实践着胡适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据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之所收录民国书院志，罗列如表二，以兹说明。

表二 《中国历代书院志》收录民国时期书院志一览表

续表

以上七部书院志，除《复性书院讲录》之外，均与胡适“整理国故”的思路接近。作者中既有闻名学界的大师，也有不见经传的一般学人，这种不约而同的取向，足以说明书院志内涵和外延在时代思潮中的巨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注重区域性的史料整理，对相关文献进行专题研究。柳诒徵、王兰荫、吴景贤对江苏、河北、山东、安徽等地书院的考察即是如此。明清书院志基本是一院一志，或一院数次修志，两院合志的情形虽有而极少。明清两代书院修志，尤其是理学书院纂修志书，书院是作为儒学道场而出现的，当时书院虽然多达数千所，但是并非每所书院都有这样的传统和使命，因此纂修志书的书院毕竟只是极少数，合志的意义不大。唯有清人王昶《天下书院总志》与专题研究稍为接近。《天下书院总志》共二十卷，乃集各省府州县方志中史料而成，包括“各书院历史沿革、历代有关书院之诗文，间收学规、章程”^[85]。王昶身为汉学家，关心典章制度，留意书院亦在情理之中。同时也说明，民国时期书院整理与研究与清代汉学在逻辑、方法上有承接关系。(www.xing528.com)

二是排比材料，采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从形式上看，民国时期书院志的编纂，是直接传统汉学之余风，以材料排比为主要方法。以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为例。该书院志的特点一是大量引用方志、书院志、正史、政书、年谱、文集、书札、笔记等各种史料，二是对各种散见的书院如茅山、晏殊、金渊、龟山、城南、遂初、北府、明道等涓滴不遗地加以收录，力图勾勒江苏一省书院全貌。写作方式是排比材料对正文语句进行佐证，列举数条如表三：

表三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引征材料举例

纵览全志，从明代以来如《东林书院志》《钟山书院志》《宝晋书院志》《虞山书院志》等都有引用。该志重点突出明代东林书院、清代钟山书院，以彰显书院和学术的变迁关系。王兰荫河北、山东两省书院志则完全是以一省诸州县为界域进行资料排比，论述文字几乎没有，实属资料汇编。魏颂唐《敷文书院志略》，不分卷，内容有纪述、碑文、题咏等，从形式上看，略接近于传统书院志，其主要意图只是搜集文献而已，如“纪述”部分即排比诸方志史料。这样，归纳和演绎就成为书院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传统儒学则被打成“玄学鬼”，退居于文化界域的边缘。

第三是从基本精神和原则上对儒学道统体系（理学）和价值体系（汉学）进行批判、解构，剥离其与书院之间的关系，大力削减可资彰显儒学“道统”“家法”的史料。比如，书院志中的祭祀、人物传记之类无论史料之有无，尽皆不录，即如碑记往往申述道统，是理学书院志收录的重点，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却仅存其目，而“不录全文”^[86]。民国时期的志书编纂将重点放到了书院沿革和制度上，着力突出经费、学田等经济要素。比如保定莲池书院，王兰荫所运用的史料有雍正《畿辅通志》、光绪《畿辅通志》、光绪《保定府志》等，介绍了书院地址、修建情况、万卷楼藏书情形，其他如汉学家黄彭年编《莲池书院肆业日记》等都不提及。再如深县文瑞书院，对其书院钱息及各盐当承使钱文之数目共二十九条，极为详细地进行罗列，书院记两篇则仅其存目。^[87]又如安平县武定书院，一一详列其新旧地亩数及生息款项，并且用括号进行长篇文字说明，虽有记五篇，亦仅存其目。^[88]

吴景贤《安徽书院志》亦采用这一思路。比如，对于明代讲学甚盛的复初书院，仅以数行文字述其沿革而已。对于明清两代以讲学而著称的紫阳、还古两书院亦仅述其沿革，其他方面则不加提及。^[89]对比施璜《紫阳书院志》《还古书院志》大力表彰理学道统的努力，两者意趣差别之大，可得而见。

与胡适等西化派不同，新儒家对儒学的态度、对中西文化的看法颇有不同，马一浮学宗汉宋，尊尚六经，故其《复性书院讲录》仍然与明清时代书院志的传统体例基本相同，其内容则由《开讲日示诸生》《学规》《读书法》《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以及主体讲义等部分构成。对于新儒家而言，儒学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信仰和价值体系，是有生命力的而待解剖的“已故”国史。因此，新儒家着意刻画理想中的宋、明大儒讲学的书院，对清代书院则评价甚低，如钱穆“清廷虽外尊程、朱，而于北宋以来书院讲学精神，本人心之义理，以推之在上之政治者，则摧压不遗余力……讲学之遗规尽坠”^[90]之说即是如此。然而，由于清代书院史料最为丰富，却又是志存“国故”一派所乐于致力和用心的。

与此相关，书院被作为一种可以脱离儒学的教育组织进行诠释，以便进入到近现代学术体系中去寻找其存在位置。比如胡适《书院制史略》即以西学为参照系将书院教学方式与道尔顿制对比，将课艺集与博士论文对比。邓之诚《清季书院述略》也有“英国导师制度，正由吾国书院脱化而成”^[91]之说。吴景贤《安徽书院志》则明确指出“当中国未举办新式学校之时，书院就是我们的学校”，表示纂修《安徽书院志》是“意在祖述文献，用校新猷”^[92]。即便是新儒家，就其史观而言，也往往将书院作教育机构来看。^[93]这样，当书院在近现代学术体系中找到其“位置”时，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进一步消减了。也正是这样，以历史学，尤其是教育史为切入点，文献的搜集、编排、判定、阐述也成了书院学研究的中心。书院志的内涵、外延由之表现出强烈的史学特征，并以其史料的性质、内容、形式等为中心不断进行着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