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文献研究：汉学型书院志的内涵变化

入清之后，理学开始衰落，而一种新的儒学形态——汉学又复崛起。新式儒学的出现，有力推动了汉学书院的蓬勃发展，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并取代理学的学术主流地位，在乾隆、嘉庆间达到极盛之势。不同于理学的“道统”建构，汉学力图通过考订古书以申明“家法”，确立自身在整个儒学系统中的合法性乃至独尊地位。汉学的这种理念和逻辑表现在书院志编纂上，主要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汉学没有明确的道统谱系，也未尽力去建构这样一个人物序列，其合法性不是建立在道德生命的实践之上，而是建立在儒学经典的考据、诠释之上。清儒所申明的“家法”，即彼此不同的解经之说。清儒步武汉儒考订、诠解古书，以怀疑为前提，求新、求异，形成彼此不同的众家之说，大异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道统人物既定的形式和言说，无法形成以道德生命实践为中心的历史传承。汉学前后相承的基点是儒学经典中语句、文字、音韵诠释的同异，与理学的信仰体系相比，它更表现为一种方法，而非一贯式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形下，尽管汉学书院也祭祀郑玄、许慎、文翁、尹珍等人，但是其实质只具符号意义，而不像理学道统具有历史性传承。清代以大师称者如阎若璩、惠栋、戴震、钱大昕等，治学方法虽宗汉儒，研究视域及其结论却已与汉儒往往大不相同，即知识的传承亦无法达成。最根本的，知识本身无法带来信仰，许多汉学家本身所宗信的还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经尊服郑，行法程朱”是其内在无法化解的矛盾。同时，汉学家认同儒学、认同经典，其知识传承具有强烈的价值取向，不是纯粹的客观知识。

因此，汉学型书院志编纂基本摒弃了理学书院志最为倚重的人物系统（包括祭祀）。以《学海堂志》为例，其卷目分为图说、文檄、建置、事宜、经费、题名、课业、经板、藏书、石刻、雅集、草木、典守、文澜阁等14个部分，而没有设立人物系统的专章。理学家用以表现其人物的图像符号等，亦被弃置不用，如《学海堂志》中尽管提到“阮元石像”，却只有数行文字，而未将其像影写入志书中。阮元是学海堂的灵魂人物，地位尚且如此，其书院志之不重视人物道统建构可知。再比如，学海堂祭祀汉儒郑玄，其书院志中亦无些许说明，而同样宗师级别的人物如朱熹，紫阳、南溪、诗山等理学书院志都是集中运用各种传记史料极尽表赞之能事。洪亮吉《毓文书院志》虽然设有“人物”一卷，却仅著录有山长、弟子姓名、籍贯、功名等简单信息，与理学书院志形同而实异。

二是，汉学型书院志对于书院沿革及其本身并不太重视。就实质来看，书院与汉学的结合，也并不紧密，汉学家主要师承不在书院，而更为依赖于家学和乡邦文化的熏陶。从教育形式和理念上看，汉学虽然推动了书院向前发展，但是其专经学习、分斋教学也为书院的最终没落埋下了伏笔。^[78]书院固有的通识性教育要求与其有内在冲突，相反现代学校专科教育却与之更为接近。理学传播是依托讲学的，没有书院，理学就失去了阵地；而汉学的传播则更主要依赖于书籍出版，书院只是为其提供了便利条件。祭祀对于理学而言，是信仰的安放、是精神的依归，而对于汉学书院只是其学术宗尚的象征和说明。诸如此类，最终导致汉学型书院志体例或者很简略，或者内在的逻辑性较弱。比如，《校经书院志略》的具体篇目为图、记、奏折、文牍、经费、章程，全志仅有二十页。《学海堂志》较之虽多，却不分卷，体例松散。与汉学在社会学术思潮中的强势相比，颇不相称。

汉学的主要精神和活力都表现在对传统儒学经典的考据、诠释、解构中，故重研究而非讲学，所以，往往集中精力出版课艺、文集、日记等文献。举凡著名汉学书院，几乎均有课艺集出版，如学海堂、诂经精舍、南菁书院、尊经书院、钟山书院、经训书院，等等，这一普遍现象说明，汉学书院对课艺集的重视远远超过了书院本身。究其原因，汉学家的“家法”不是体现于人格中，课艺作为一种可以考据、议论的体裁，对建构儒学的价值更为便利。钟山书院在雍正间传播理学，其志书体例与嵩阳、白鹿洞等传统理学书院志接近，之后汉学大盛，即出版《乙未课艺》集，这一变化生动说明，汉学对书院志体例转换的影响之大。

汉学家申明其“家法”，与理学争儒学正统，编纂、刊刻图书是其主要途径，课艺集实际上也在承担这样一种使命。比如，《学海堂集》卷三、卷四《诗毛郑异同辨》一文，作者曾钊完全抛开了朱熹《诗集传》的诠释维度，而以汉儒的解经逻辑展开考证。又比如《易之彖解》一文，作者郑灏若就指出：“魏晋而下说《易》者，皆训‘彖’为‘断’，谓断一卦之义。以声音为训诂，而于彖字之义终未明晰……”^[79]，并认为清儒段玉裁“假借”说最准确，事实上朱熹即是主张训“彖”为“断”的。^[80]由郑氏之推崇段玉裁可见，汉学人物虽无比较集中的传记，却在课艺论说中以权威面目出现，郑玄、马融等汉儒之外，清儒是其中的重要角色。谨以《学海堂志》前六卷为例，列表一以见其概。

表一 《学海堂集》前六卷清代汉学家举要(www.xing528.com)

续表

清代汉学家就如此“隐秘”地接续了儒学正统，而顾炎武、钱大昕尤为大宗。课艺比传统书院志表达思想观点更为明确、直接，成为超迈诸体而上的一种强势体裁，即反对汉学的学者伍肇龄主持尊经书院时也选阅有《尊经书院二集》。

汉学书院志之既重课艺，又一原因是实重科举。课艺本为考课而作，是科举与书院结合的一个产物，汉学家批判科举之学，其实只是认为科举内容应实以经史而已。从其志书编纂来看，汉学书院对科举也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崇尚心态，极重“题名”，这在传统理学书院志中均未之见。理学讲求反约、反对功利，与科举有天然的内在紧张，即如嵩阳书院编有课艺集《嵩阳书院会业》，却不将其重要内容录入书院志中，而只收录序文一篇，辨明理学、科举关系，劝生徒勿堕入到功利主义中去。汉学书院志却将其突出出来，以科举激励生徒，《学海堂志》就专设“题名”“课业”两章。其中，“题名”共列有赵均、吴应逵、林伯桐、吴兰修、曾钊、马福安……林国赓、林国赞等四十一人，一一标明其功名及为官，如：

黄子高，番禺人，道光己丑科优行贡生，道光十年三月补。

沈世良，番禺人，附贡生，韶州府学训导，咸丰八年十一月补。^[81]

如此等等，“课业”前后共列有二十人，具体如“李能定番禺附生已于乡试中式”“杜文炽广州府学增生习《史记》”“周果顺德学廪生候选训导习《仪礼》”^[82]，皆特意强调其身份等级，须知在清代，廪生、增生、附生在政治、经济双重意义上都高于一般士人。可以断言，汉学书院在批判了性与天道的理想主义之后，倒向现实社会的功利主义，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书院志编纂体例的变化则是进一步逻辑的必然。